《封锁》写于1943年战时“孤岛”的上海。可以说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张爱玲小说技法的使用非常明显，甚至是有意为之。我们看不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里那个“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娓娓道来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而更多的带着明显戏谑心理的旁观，所以闹剧式的开场和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成全了《封锁》。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另一类风格。
　　
　　一、电影分镜头和戏剧手法让小说别开生面
　　
　　先让我们逐一看看小说人物的出场：小说一开头是都市街道的场面，一辆辆电车没完地像曲蟮一样地运行着，突然道路封锁，车停了。随即戏剧性场面因为封锁而开始发生。商店关门，行人发疯一样地奔跑呐喊，慌作一团。
　　如果说小说的前三段属于封锁时期的总体描写，属于“面”，那么紧接着的描写就属于“点”了：作者的笔锋一下子转到了一辆电车上。但即使是点的描写，作者也将她的描写分出了层次，即电车上总的景物和局部的景物，然后到某一景物的特写。这样的描写好像电影的镜头，从全景到中景到近景，最后落实到特写。
　　于是我们随着作者的描写看到了电车里的各种景象：昏昏欲睡的各位乘客，无聊的开电车的司机，站在电车门口聊天的公事房职员，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的夫妇。当这些都描写完后，作者才写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吕宗桢。一家银行的会计。我们看到在描写吕宗桢的时候，作者不仅留意到他手里买的菠菜包子，还乘机对他拿着包子时空虚无奈的心理进行了刻画。
　　接着是一个老头，老头旁边是女主角吴翠远。对吴翠远的交代笔墨明显增多，而且很巧妙地指出了她的身份：“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翠远隔壁是老奶奶，怀里抱着个孙子。
　　电车里还有一个医科学生在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简图。引来三三两两观看的乘客。
　　而在抬头之际，吕宗桢看见了他太太姨表妹的儿子董培芝。那是个他不愿意看见的人，因为他认为那小子正准备挖空心思追求他的女儿。
　　至此，作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为我们描画了电车里的人物景象。出场人物不可谓不多。场面不可谓不庞杂。似乎一切都静静进行，平安无事，像极了我们目睹的日常生活。
　　至少有10个人物已经出场。看上去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的。但董培芝的出场恰恰造成了故事今后的戏剧场面。因为要躲开董培芝，吕宗桢坐到了对面的吴翠远的身边，为了让董培芝知难而退，他又假装和吴翠远套近乎，而没曾想竟然就和吴翠远假戏真做起来，彼此间因为突然的封锁和对前途的渺茫产生了恋情。这多少有些离谱的故事却因为戏剧化的写法和作者匠心独用的刻画让读者产生了相信：动乱时期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如果说单单因为封锁因为躲避熟人而假戏真做有了戏剧的味道，那似乎还是平淡了些，故事的高潮出现在，当封锁的铃声刚刚解除，小姐翠远发现刚刚还在对自己信誓旦旦的男人突然挤进人群不见了，她心里还在想着那得到自己电话的男人如果和自己联系了该怎么办？内心荡漾着一丝少女的羞怯和幸福呢，可抬眼却看见那男人并没有下车而是又坐回原座位了，这个情节如果单纯从戏剧的角度看，没有太大的冲突，但却给人物内心造成了巨大的落差：多情的翠远在那一刻是最失望的，刚刚被耸动起来的少女之心再一次冰冷彻骨。小说这样写道：“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所以我们看到的戏剧冲突在这篇小说中不是通过舞台人物的动作而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内心起伏。通过他们邂逅相遇，从陌生到产生好感到最后动了恋情的一系列过程，展示了他们内心的变化，高潮出现在封锁解除后两人突然的视若路人的戏剧性表现。
　　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借助电影和戏剧手段的高明。只是在戏剧冲突的表现上，她突出了对人物内心的活动罢了。而这就构成了小说戏剧化的表现方式：“一部小说里的那么多内容，既然不是戏剧演出，不是舞台场面，就往往倾向于画面，倾向于某人心中的反映。”①
　　
　　二、生活现实和艺术真实的巧妙结合
　　
　　“闹剧式写作蓄意打破情节布局、人物塑造的窠臼，务求出奇制胜、耸人听闻。我们读者也许会对其玩世不恭，戏谑惫懒的倾向，表示不满；但隐含于其下的另一种创作意识形态，却不容我们忽视。”②我觉着在张爱玲的这篇小说中不能忽略的创作意识就是对生活现实的态度。即怎样从日常平庸的生活里发现可能，怎样在叙述中让这种作家认为的可能成为可信的东西。卢伯克曾经发挥詹姆斯关于小说宛如真实的概念，他认为小说凭借那么一种理想的艺术形式，便能尽善尽美地对读者呈现出宛如真实的幻象。③
　　小说《封锁》就是带着明显戏谑倾向的作品，两个陌生男女由于特殊的机缘坐到了一起，本来毫无好感竟然因为客观条件的逼迫（董培芝要来找吕宗桢，吕宗桢不得不假戏真做，而因为封锁和生存大形势的恶劣，小姐翠远误将吕宗桢的做戏当成了真诚），男女主人公竟然谈起了恋爱。让人不由得在看到男主角笨拙表演的同时为女主角的多情而嬉笑，进而为乱世中的乱情而感到悲哀。原来爱情是可以这样速成的。而整个事件的发生中，最不知情的受害者应该是翠远。年轻的大学女教师。她多的是对吕宗桢的同情，由于善良的本性，她竟然轻易地听信了男主角的倾诉，认为他是个单纯的好人。
　　小说戏谑就在于：女主角从一开始就是严肃的淑女，包括到最后感觉到受骗时也只是内心震了震，表面上仍旧保持着单纯和镇定。而这样的单纯却不经意地遭受了来自封锁解除后的感情打击。她还能对这世界保持单纯的认识吗？
　　小说的戏谑在于：男主角眼中的女子从像“牙膏”一样没有款式，到后来变成了眼中盛开的“花蕊”；刚刚还在车上对着女子大吐婚姻的苦水的男主角，一旦封锁解除后回到家中，那女子的脸就已经模糊了。
　　小说的戏谑在于：面对着读者都明白的男主角的骗局，女子竟然感动得哭了，“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的哭。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的脸上。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小说的戏谑还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生的有些不合情理。“异性相互吸引的过程，正是从肉体的美而开始的。但是，获得肉体的美不是最终目的——不是这一过程的唯一目的或本质。我们真正渴望得到的是幸福与快乐，是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能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要求。”④而在小说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男主人公一开始完全没有为异性吸引而是别有目的。至于最后他在幻想中对翠远产生过瞬间的好感是否真实也是问号。而男女主人公自己先已经陶醉在他们预设的虚幻中，彼此看到了对方的好，几乎是在瞬间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在恋爱了，这有些背常理的事件本身就带有戏谑成分。
　　不禁要问：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该怎样处理？
　　“文学的独立人性书写，是虚拟化的，它并非与现实对应或应在历史中加以实现，独立的文学人性书写，由于它的虚拟化性质，与现实人性具有一定距离，不能直接与现实人性相叠合，但它同时包含着人性的历史因素和生命因素。同时呈现着人性与历史的关系，人性和生命的关系，人性与群体的关系和人性与个人的关系。”⑤是的，作家作为独立的个体她完全有能力对现实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描写。甚至她可以将对乱世的理解放在一个停止的电车上加以表达。关键是她的表达在戏谑中达到了可信，或者是让读者感觉到那是一种可能。
　　因为小说的背景放在一个特殊的乱世封锁期，小说男女间片刻里发生的故事也有了可能的前提。这也许正是作家精妙的构思所在。也就增添了小说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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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喻让叙述魅力丛生
　　
　　“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这是在写寂静。原本抽象的一种景象，通过张爱玲的笔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感官享受。原来寂静就是枕头里芦花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实在是在暗沉沉的夜里才能听见的，是孤枕难眠时辗转反侧的感受，是那种极度的孤独和寂寞，是万物无声后的声音。无声胜有声。
　　描写阳光中的城市，张爱玲干脆拟人化了。把无聊而无生计的城市比做一个不能想象重量的巨人，留着口涎在阳光下沉睡了。这里作者其实是将一个巨大的虚无的城市概念形象化具体化为一个可感可知的慵懒的人。同样是用实写虚。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在表现吕宗桢眼中的翠远时，作者动用这样一个比喻，实在是令人吃惊，原来比喻可以这样使用。原来可感触的有生命的物什可以用毫无生命的物件做比，而且如此贴切和逼真。手臂像牙膏，取手臂的白和牙膏的白，但手臂像挤出的牙膏就不单单是静态的手臂的描画，而是将手臂动态化了：柔软无力好似牙膏。这还不够，张爱玲又将整个女人比做牙膏，而后点睛的一笔是“没有款式”，原来，在这里，把身体比牙膏不仅找到的是本体身体和喻体牙膏之间“软弱无力”的神似，更主要的比较点是“没有款式”，这是张爱玲比喻出人意料的地方，她总能看到事物之间常人看不到的相似处。
　　“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情人眼中出西施，当男主人公开始对翠远瞬间产生了好感的时候，眼前的原本没有款式的女人竟然有了出众的地方。在人物肖像描写的同时其实作者已经透露出主人公内心的变化。用人比物，而且比做花朵的比喻很多，然而将静态的花让她充满生机起来却不是所有的作家能做到的。这也是张爱玲比喻中常见的策略即化静为动。“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这哪里只是一张脸，分明看到的是风情万种。
　　“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可爱的女人”这也原本是个抽象的概念。但作者将她比做了空气，而且是冬天里从嘴中呵出的，就让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实在、可感起来。那份疼爱和爱怜，那种小心和楚楚动人皆因为这个比喻表露无疑。
　　“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铃声本来是可听的，在张爱玲眼中是可以感觉和可以看见的。于是铃声是“冷冷”的，是“虚线”。
　　
　　四、不能忽视的“象征”
　　
　　好作家的作品总是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在《封锁》这部八千余字的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象征让作品的主题深化而且多意。不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战时封锁时电车里的故事，而有另外的深意。那就是在突然的事件面前，当正常的秩序被打乱时，人类的各种表现。
　　原本下班遵照妻子嘱咐买了包子回家的吕宗桢在封锁的短暂时间里，因为偶然事件，那就是躲避正在伺机追求自己女儿的假想敌“董培芝”而和翠远坐在了一起，然而戏剧性地他竟然让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动了心思。那是纯洁的感情。而这样的感情注定在封锁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是短命的。
　　因为封锁，人们的命运好像突然停开的车被阻断了。好像命运之手要改变已经在行驶的人类的命运。而在这样的时候无聊和绝望的人们会用无聊和绝望对抗空虚。比如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他想到了要找个妾，他抱怨着自己的妻子，感受到身边少女的温存，而且两人“恋爱着了”。他说了许多他自己的事情和单位的事情，让少女感受到他的单纯。
　　我们可以说，尽管最初吕宗桢是想演戏，但后来当他发现找到了可以交心的异性时，也是动了真情的，否则他不会要姑娘的电话，看姑娘好像“风中的花蕊”，而且想到了娶她。如果说最初的他是虚假的，那么到后来他则是在真实地表现着自己的真诚，让读者好像要看到一则浪漫的爱情童话。然而那毕竟是在封锁时间。一切都是来去匆匆。如同翠远认为的：“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
　　而封锁解除后，一切都恢复到轨道上，电车继续开动，如同历史的车轮继续行进时，一切都恢复原貌，曾经的甜言蜜语，曾经的信誓旦旦都是空。作者是否在暗示什么？历史抑或是看不见的人生？！
　　尤其是最后一段，作者描写了一只乌壳虫，从房间这头爬到那一头，灯一开就不动了。小说借主人公的口吻：“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看似在写一只爬虫实际是在进一步象征战乱时期生存的人们：人类如同那爬虫为了生存已经不会思考也不懂得思考了。“然而思考毕竟是痛苦的。”作者为读者找到了一个理由。然而战乱时期的爱情，战乱时期的人性在偶然的封锁里虚伪地生长着，即使偶尔有过单纯和真诚的表达，但都不会长久，人类将如同爬虫苟且活着。一切都好像大梦一场。这种意识似乎在作者的散文《惘然记》已有表达：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⑥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①卢伯克：《小说技巧》，《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②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页。
　　③《〈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中译本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④艾布拉姆森：《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⑤徐肖楠：《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命人格品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3月。
　　⑥ 张爱玲：《惘然记》，《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四》，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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