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名作欣赏》2007年第11期）从作品清晰可见的审美叙事来看，“悯农”主题是确切无疑的，它把偏僻乡村里人们的基本生存所面临“弱不禁风”的窘态，这一在主流叙事看来并非典型的问题，一五一十地揭示了出来：如不堪一击的家庭经济、在粗糙简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情景下所必然引发的老弱病残际遇以及由此所折射的人性的复杂丰富形态等等。近些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节奏的加快，小资、反腐、财富等都市题材小说正红红火火，作为时代感性生存的心灵记录，越来越多的作者在青睐这些不乏卖点的题材，这自然是好现象，但是因为对题材的陌生，作为一个高考恢复后侥幸“出村进城”的城乡两栖人，笔者却对都市里的“一声叹息”之类，兴趣不大，倒很容易就被《母亲》发出的另一类“一声叹息”击中，在笔者看来，该作品通过母亲一家所承受的苦难撞击，传达的可不仅仅是当下仍难以“时髦”起来的“悯农”的主题，而是从三个层面呈现了基于“悯农”而滋生的人生虚无而不自由之悲，导引我们不得不去进行具有人类普适意味的美学拷问。
　　
　　一、《母亲》发出了另一类沉重的“一声叹息”
　　
　　《母亲》叙述的是一家典型的穷山村农民的“因病而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被打入了国民待遇另册的乡村母亲梁秀英，一个哪怕年轻时出集体工，能像男劳力一样挣到12工分，能以寡妇之身当爹又当妈，拼命养大五个孩子的精明强干女人；一个未生病时，给大家带来的是“团聚感和幸福感”的女人，如今却明显苍老而且还“不识时务”地生重病了；这个昔日“大家的纽带”， “变成废人了，成了一座山，压在五个子女的心头”，结果是在终因无钱医治的等死状态中，在过大年的那天，在“村里响起一阵一阵的团年鞭炮声”中，在子女们的犹豫矛盾中，母亲决绝地自行了断了生命。如果说都市里的小资男女是为“饱暖思淫欲”这一更高层级的人性欲望，而发出了人生而不自由的“一声叹息”，那么，这位平凡农妇梁秀英，则以其非正常的死亡，向社会爆出了一声另类的人生无地自由的沉重叹息：喝下羊角七毒药后，“他们的妈身体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果实炸裂的声音，就像美妙的秋天的声音——他们的妈，皮肉像干裂的土地，一块一块地炸开了，像大火崩豆一样地炸开了，像鞭炮一样地炸开了”。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但却可以有限度地选择死。母亲在留恋生的本能中大声号叫，但在生来贱命的社会逻辑的推进下，她最终惟有认命，当她的幺儿青留踟蹰着不忍对妈灌下毒药的时候，“妈突然伸出一只手来，一下子就抓住了那个碗……三口两口就喝下去了”。母亲的无私母性的本能再次让儿女们免除了法律和良心的谴责。
　　 是呵，这是多凄凉的一幕？亲生的儿子要无奈地弄死折磨透了儿女们的老病母，于是五个儿女统一了思想，“让妈早一点解脱是好事不是坏事”，以此宽慰自己，让不安的良心稍稍喘口气。对此，我们能肤浅地谴责谁呢？人伦和孝道，在这里显得十分虚弱，具体人性的两难选择，透过悲情审美的叙事，已经失却一般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善良的人们，虽然从内心深处没有不期待这只是日常生活里特例中的特例，但睁开眼来看，千万别以为《母亲》只是极端的个例，不然，文学审美的灵敏触角，是不会如此真切地伸向这一并非各方讨好的素材的。其一，农民自己并不是心甘情愿去忤逆几千年中华文明相沿承袭的孝道和做人的良心和本分。母亲生病的两年来，青香的大幅度消瘦之身就是表征。其二，乡村基层组织：乡政府和村委会也不会喜欢这类给自己脸上抹黑的叙事，因为对于按人头摊的“修路集资款”，村长也很无奈：“唉，都是本家亲戚，哪个为难哪个，希望理解” ……“只有我先垫付了才不扣我的工资，可我已经垫付了一千多块啦！”其三，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热火朝天的时候，《母亲》不时出现一些让一些人听来十分刺耳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对白：
　　
　　“不一样，不一样，哪能一样呢。这不是公路，是我们乡通往外面的致富路，光明路，幸福路……”
　　“就不能免吗？”
　　 会计说：“除非是烈属，残疾军人，老红军，老革命，退休干部……”
　　“就没有老农民？就没有像我妈这样得了重病的老人？”
　　 “人家只讲那些对国家做过贡献的人……”
　　“农民就没有给国家做贡献？一到老了就像棵烂白菜帮子扔了。扔了也好呀，还不想扔，还想榨出二三两油来！”
　　
　　青香是母亲惟一吃上了国家粮的女儿（可惜命运不济，仍未真正走出乡村，还遇人不淑，婚姻不幸），她说出了许多看穿了一些中国特色的事理的人的心声，因而心情更加悲怆。事实上，看似田园牧歌一样的乡村，在无灾无痛的和煦阳光下，生态尚能基本平衡，但一旦有些风吹草动，平衡就会打破，正如李昌平在《农民的组织化有利于巩固政权》一文中所坦言的：
　　
　　农民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生态，当我们破坏生态时，生态会自我调整，最大限度地承受和化解“痛苦”，我们一时感受不到生态的报复。但生态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脆弱的生态将爆发毁灭性的报复。
　　
　　 中国农民历来都是自生自灭的庞大的一群，以往靠乡村社会宗族网络自发地维系，但因封建等级森严密布，所以不乏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悲惨农民；到了新中国，实现耕者有其田，但这期间也曾走过不少弯路，特别是在如何对待占我国公民大多数的那些农民的“人”的问题上，至今还是十分突出的现实问题。秦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农民问题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而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组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极低，导致农民的权利太小，这是有道理的。文学的审美感性使命，促使其不会放过现实生活的任何蛛丝马迹，《母亲》的叹息和“号叫”，正是一种农民权利的审美表达。所以《母亲》让人不时听到这另类的叙事声音，使读者的心自始至终都揪得紧紧的：
　　
　　“……把娘摁紧一点……别让她喊啊……”大哥颤抖的声音。
　　“妈正在叫唤，喊，哭诉……”
　　
　　 二、《母亲》的审美叙事呈现了一种公民女性主义模块，尽管它还只是一种“非典式”的
　　
　　 一般地说，公民女性主义审美叙事，其终极指向是人际（含各种形态的性际）“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但由于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还相当薄弱，所以只能说还是一种理论期待视野中的理想化模块，因此，就算《母亲》审美价值导向公民女性主义，小说主要的篇幅用于母亲和青香两代女性，但仍只是“非典式”的公民女性主义模块，暗藏于审美主体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中。
　　《母亲》中的小女儿青香，曾两次听到《女人歇不得》的山歌，这首山里的女人世代流传的辛酸的山歌，其实像一种“奇妙的隐喻装置”，安插在文本中，发出了一道道公民女性主义的性别指令：女人的含垢忍辱、含辛茹苦程度，正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表象指标！《女人歇不得》又何尝不是指代了一种乡村几千年来相沿承袭的女人灰色生存的历史事实？那不过是一代代母亲、准母亲们日常人生经验的凝结：
　　
　　太阳歇得么？——歇得；
　　月亮歇得么？——歇得；
　　男人歇得么？——歇得；
　　女人歇得么？——歇不得！歇不得！
　　女人歇了大人娃子没衣穿，
　　女人歇了没得饭吃，
　　女人歇了大人娃子没衣穿，
　　女人歇了这个家也就歇了。
　　——女人歇不得！
　　太阳歇了哟还有那个月亮，
　　月亮歇了哟还有那个太阳，
　　男人歇了哟有女人，
　　女人歇了哟，日子也就歇了！
　　
　　母亲梁秀英和小女儿青香身上，就是集中体现了这“歇不得”人生逻辑的，小说表层的叙事早已告诉了读者，但这里笔者尤其想要指出的是，这两代女性，不管生活如何风雨飘摇，社会地位如何微不足道，但她们作为公民个体（她们自己也许并无现代“公民”这一清晰的概念），又都无一例外地有自己的个人权利意识和承担义务，令人格外感佩。如母亲夭折的改嫁之念、一个人辛苦拉扯大儿女们、病中为子女的良心开脱罪责而不可思议地主动赴死，青香的毅然决然离婚、在艰难挣扎和矛盾中的尽孝服侍病母行为、与会计村长就老病母的欠公路集资款起争执，等等。无不令人唏嘘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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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母亲》的性别叙事，也没有一味简单地指斥或拔高哪一性别的伦理意义，而是实心实意地呈露了脆弱的社会保障机制下农民的匮乏情形与恐慌心理。如，大哥，他不过是一位又老又病又弱的农民，自己已是58岁的弱劳力，外加女儿杏儿的先天性心脏病，至今无钱根治；二哥，务农兼做生意，生活难见起色，但，给妈治病的钱，总是由他和青香出大头；小弟成家困难，被岳父家打伤脑壳，脑子不灵光，结婚之后至今居无定所，在深山打栽树的临工，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出于人性中本能的自我保护，对“大家”，小弟的老婆也是个厉害角色，指望不上，也没什么可以指望；大姐呢，远嫁另一穷乡村，家有待参加高考的儿子，也是愁事多多。然而就算这样，在母亲恩情的天然照拂下，这些农民还是尽了自己本分的。正如二哥的哭诉：“哪个不孝？都抢着尽孝，你二哥我的表现你也见着了，良心扪在中间，没一个不尽孝的……种田的啊，再这样下去，一家家都要家破人亡……”令人沉思。
　　
　　三、《母亲》不仅仅是在“悯农”，表象的文字背后是更宏大的中国公民社会问题
　　
　　小说审美的作用力在于以润物无声的形象思维对人对社会发生影响。《母亲》之所以撩拨我们的阅读兴趣，也许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在“悯农”的背后，它直逼了农民的权利这一大社会现实难题。
　　作为“出村进城”者，笔者从个人的经验不难得知，中国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不一定表现在农村，不一定只是种田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以此为网结牵扯到更多方面的社会生态问题。农民生态出现了大漏洞，生活保障体系极度虚弱，又没有利益诉求的主体组织可以信赖，问题便接踵而来了。
　　
　　“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民主政府主要体现公权力，公民社会主要是体现公民权利尤其是结社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老百姓就没办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制衡权力。”“如果农民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维权，即便是民选的官员也可能滥用权力损害农民利益。”（语见秦晖访谈录《为什么需要有农民的组织？》）
　　
　　小说中母亲被重病击倒后，支撑她的，首先是家人，五个子女各有各的实际困难，勉力进了两次医院，都只能在“钱被洪水卷走了一样”的无助情形中逃出“抢钱”一样的医院。再有则是像韩伯这样的“友人”援一下手，但毕竟很有限，他能怎样？“一进医院，一与病入膏肓的妈挨近，他就遽然间苍老了。他们的时代过去了，完了。”“像偿还了良心的欠债一样，空了荷包就走了。”再次是找村长，但村长不催交款就是好的啦，他在虚假的“小康标准”下将就当着村长一职，自然是没有什么底气：“你的妈不是五保户，咋个补助呀？村里没钱，如今三提五统都取消了，税也取消了，还倒给你补助！”不过他倒是因熟悉村里情况，丢下一句“咱村里穷死的多”的话，让大哥这个原本经济上千疮百孔的“孝子”，不无反讽意味地“高兴”了一回。如此脆弱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人人自危不在情理之外。
　　人生真的虚无而不自由么？当基本生存的自由都难以保障时，如何求得更高层次的权利？《母亲》的审美叙事以另类的“一声叹息”提醒了社会：让公民“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任重而道远呵！
　　作者万莲子系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编审，文学博士；作者颜琳系广东仲凯农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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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莲子　颜　琳： 不仅仅是悯农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