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与李商隐一起被人誉称“小李杜”。他的七绝如《泊秦淮》《秋夕》《遣怀》《赠别》《山行》《清明》等等千古流传，脍炙人口。他不只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文士，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政治谋略家，只是由于没有机缘用事，才干没有充分彰显，鲜为人知。他的一些咏史诗，体现了军事政治谋略和诗文才华的完美结合，独具卓见又富有文采，备受推崇，被人称为“二十八字史论”。但也有的咏史诗没有被后世正确理解，长期流传的解释，不一定符合杜牧原意，杜牧反而因此备受非议。如历代有多位诗评家说：“牧之处唐人中，本是好为论议，大概出奇立异。”“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好异而叛于理”，“其间有不顾理处”等等。仔细考究杜牧的一些咏史诗，澄清误解，力争还其原意，对正确理解杜牧其诗其人是有必要有意义的。
　　
　　一
　　
　　杜牧咏史诗遭到批评最多的是《乌江亭》，原诗是：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据《史记•项羽本纪》：秦末群雄并起，项羽在初期，所战皆胜，“号称霸王”。但后来与刘邦楚汉相争，先胜后败，项羽在垓下被汉军围困，四面楚歌，大战失利。“项王自度不能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项羽带领残部冲杀汉阵，三杀而三胜，“汉军皆披靡”。“项羽乃欲渡乌江。乌江亭长倚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由于项羽死得壮烈，后世都目之为英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此诗代表了后世人们对项羽的景仰。
　　杜牧的《乌江亭》诗独持异议，认为项羽不能正确对待兵家一时的胜败，不能正确认识失败的主观原因，不能正确分析全局形势；丧失了包羞忍耻的大丈夫的气概，丧失了坚韧不拔的斗志，丧失了继续战斗取得胜利的机会。
　　后世诗评家对此持批评态度者居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安石的《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 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 肯为君王卷土来。
　　
　　后人以为此诗是专为批评杜牧而写。宋代学者胡仔认为“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即使少数欣赏杜牧咏《乌江亭》诗的人，也只是欣赏他在主观上提倡了勇敢振作的精神；在写作艺术上有“死中求活”之意。其实仔细研究杜牧的诗文身世，就会感到杜牧的独异见解，出于他以深厚的政治军事素养，对楚汉战争作了深刻研究，是一种真知灼见。
　　先说杜牧的深厚军事政治素养。杜牧的祖父杜佑曾任宰相，著有《通典》200卷。“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杜牧自幼博览群书，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怀有经邦济世之志。他在23岁还未出仕时，为讽喻“宝历（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就写出了纵论兴亡大事、视野广阔、议讥深刻的《阿房宫赋》，发出了震撼古今的感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⑥这篇赋使杜牧一举成名。被时人誉为“真王佐才也”。
　　杜牧所处的晚唐，藩镇跋扈甚至叛乱，是国内不安宁的主要问题。杜牧叹息“韩彭不再生，英魏皆为鬼。……夷狄日开张，黎元独憔悴”。他在未取进士前，径自给不遵朝命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书，责以大义，表现了布衣青年论列国家大事的胆识。
　　杜牧26岁考中进士，开始了仕途生活。他最初十年为洪州、宣州、扬州地方官的幕僚，却十分关心朝廷庙堂的谋划。他希望自己能以兼备文武的方式实现人生抱负。他为此很下了工夫。他“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专事姑息”，“朝廷吊伐之道未甚得所”，写了一篇《罪言》。意思是“国家大事，牧不当言，言之实有罪”。此文从历代成败之史实论说山东（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之重要，由于朝廷自安史以来没有控制山东，以至藩镇叛乱不绝。杜牧为朝廷提出三策：“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他批评此前十余年朝廷三次收赵皆败，都因“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为“浪战”。杜牧总结宪宗时平定藩镇叛乱的经验，提出应从整顿法令，选用贤才，加强军备，积蓄财富入手，以求“自治”。他还“伤府兵（制）之废坏”，国家之兵，“居内则篡，居外则叛”，“卒伍庸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呼吁恢复唐开国之初实行的十六卫军事制度，消弭藩镇之祸。他还有鉴于往年两河盗起，朝廷战必挫北，故不议诛洗，束兵自守，而行姑息之政，作《战论》《守论》。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与“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勘其事迹，究其成败，形势虚实，随句解析，为《孙子兵法》作注三卷。他的这些论政论军的文章，没有引起当时朝廷的重视，但后世却有很高的评价。供帝王研读的严谨史书《资治通鉴》，不惜用将近三千字的篇幅摘编了这些文章，其篇幅只少于该书摘引唐朝名相陆贽的奏议，而超过摘引名臣学者韩愈的文章。从杜牧到司马光经历200年，政治家兼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历史的眼光对杜牧这些议论时政的主张给予肯定，充分证明杜牧见识的高远正确。
　　杜牧的《乌江亭》作于37岁时由宣州赴京途中。此时他正是成熟有为之年，以其谋划全局的胆识，对项羽当时的处境和面临的形势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当时刘邦虽然战胜项羽，但项羽的巨大影响仍在，刘邦并没有稳定地取得全局最后胜利。比如项羽败后，鲁公就不降刘，直到刘邦拿出项羽首级才肯投降。当时韩信在齐，彭越在梁，陈稀在代，郑昌在韩，贯高在赵，臧荼在燕，黥布在淮南，这些大将和王侯并不诚服刘邦。项羽死后，刘邦迅速解除韩信的兵权，加强对其他王侯大将的控制，但后来这些王侯大将仍相继谋反。不难设想，如果项羽占领江东，呼应全国，有项羽这面旗帜在，各路地方势力都会加大对刘邦的离心力，刘邦当时很难稳定地控制全国，天下之胜负还难于最后定局。按照杜牧的主张，项羽不应该在失败后一死了之。而应该“包羞忍耻”，也就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改弦更张，任贤用能，收拾民心，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当然是否能卷土重来，杜牧说得很有分寸，要看事态的发展。“卷土重来未可知”，并没有肯定项羽必能“卷土重来”。两千多年后，毛泽东评论胡仔等人的说法为“此说亦迂”。据此推断，毛泽东应是赞同杜牧的观点。
　　作了以上的讨论，我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杜牧的《乌江亭》诗，基点是积极进取，审时度势很有见地，主张在事业遭到挫折时应该坚韧不拔，实事求是地寻找出路，这既不叛于理，也不是出奇立异。
　　
　　二
　　
　　杜牧另一首被误解较多的诗是《赤壁》，原诗是：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此诗通常被解释为：诗人赞赏周瑜巧妙利用偶发东风的机遇，发动火攻打败曹操。诗人以小见大，从一个戟头引出赤壁大战的场景；再以小写大，以二乔为喻，写出了周瑜保家卫国获得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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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研究杜牧的诗文，就会有另一种看法。杜牧是尊崇曹操的，他在感情上喜爱曹操，行事上认可曹操，“东风不与周郎便”，应是揶揄周瑜侥幸取胜，为曹操的失败感慨惋惜。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杜牧一生最得意的著作是为《孙子兵法》作注。他自撰的墓志铭，对所有诗词文赋均未置一言，唯一提到的著作就是《注孙子》。杜牧《注孙子》，是在曹操编注《孙子》的基础上作的。杜在此书序言中，欣赏曹操自诩曹注孙子是“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极力推崇曹操：“（孙）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曹）所为注解，十不释一。此者，盖非曹不能尽注解也。余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今新书已亡，不可复知。余因取孙武书备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分为上中下三卷。”可见在研究《孙子兵法》上，杜牧是继曹操之路走下去的。杜牧与曹操志同而道合，他站在曹操的角度观察赤壁之战，惋惜叹息曹操的失败是顺理成章的。
　　杜牧有一篇《题荀文若传后》，评论曹操杀荀文若之事。据《三国志•魏书》：荀文若为曹操主要幕僚，早年追随曹操，曾建议曹操奉迎天子（汉献帝），“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成就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胜局。此后曹操征袁绍、伐刘表，荀在关键时刻都有过极重要的建议，曹操对他极为倚重，封侯、守尚书令，结为儿女亲家。但后来荀不同意曹操晋爵魏国公，“太祖（曹操）由是心不能平”，“（荀）以忧薨”，也有传说荀是被迫自杀，后人因此多批评曹操。杜牧极力为曹操辩护，说荀文若为曹操划策谋天下时，就已经明确地将曹操的事业比为汉高祖开国、汉光武中兴。而今事就功毕，又不同意曹操晋爵，实难自圆其说。特别是针对六百年来人们对曹操的种种非议，杜牧痛加批驳。如对把曹操和司马懿相提并论，杜牧认为“东汉崩裂纷披，都迁主播，天下大乱，操起兵东都，提献帝于徒步困饿之中，南征北伐，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业；司马懿安完之代，窃发肘下，偷夺权柄，残虐狡谲，岂可与操比哉！”如对说曹操杀人多而不讲文德揖让，杜牧义正词严地认为，“若使操不杀伏后，不诛孔融，不囚杨彪，从容于揖让之间，虽惭于三代，天下非操而谁可得之者？纣杀一比干，武王断首烧尸而灭其国。桓灵四十年间，杀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坛禅父天拜郊乎？”杜牧还进一步发论：“假使当时无操，献帝复能正其国乎？假使操不挟献帝以令，天下英雄能与操争乎？若使无操，复何人为苍生请命乎？”杜牧对曹操的敬佩与偏爱溢于言表，他和曹操是心有相通的。
　　杜牧还有一首诗：《肃霜阪》：
　　
　　荆州一万里，不如蒯易度。
　　仰首望飞鸣，伊人何异趣。
　　
　　是说曹操占领荆州后，得刘表大将蒯越（字异度），越“深中足知，魁杰有雄姿……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曹操收得蒯越后，写信给荀文若：“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 曹操封蒯越为侯，任为光禄勋。后蒯越临终上书曹操托以后事，曹操回信“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杜牧的诗表现他对曹操的求贤若渴非常向往，对蒯越受器重的遭遇也非常羡慕；深深叹息自己为什么就遇不到像曹操那样的明主，而只能是另外的遭遇！
　　曹操南征刘表，刘琮投降。当时的形势对曹操是极有利的。但是曹操骄傲轻敌，没有先集中力量剿灭刘备，而是企图一下子消灭刘备与孙权，结果丧失有利战机，促成吴蜀联盟抗曹。即使如此，曹操仍然占有优势。由于曹军感染时疫等等原因，曹操仓促决定撤军。正在此时周瑜利用偶发的东风乘机进攻，曹操疏于防范，大战失利，与到手的胜机失之交臂。实事求是地说，曹操是完全有可能避免赤壁失败的。如果曹操当日取得胜利，意味着没有后来的三分局面，曹操的功业更早成就，晚年也更潇洒享乐。由于上天不给曹操机会，未能“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当然为曹操惋惜之至。
　　杜牧的这些感慨，也可能是有感而发。他当时任黄州刺史，很是尽忠尽责，“遵行国风，彰扬至化。小大之狱，必以情恕；孤独鳏寡，必躬问抚”。遇旱祭神祈雨安民，又多次上书朝廷言事。但是朝廷并未给他任事的机遇。天不假愿，对曹操对杜牧都是如此，杜牧的《赤壁》深为曹操惋惜。这样来理解《赤壁》，可能更符合杜牧的原意。
　　
　　 三
　　
　　杜牧还有一首《题商山四皓庙一绝》，也与许多人见解不同：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据《史记•留侯世家》：刘邦以太子刘盈为人柔弱，欲易另一个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刘盈的母亲吕后请张良出主意，张良建议吕后迎请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位隐居商山的四皓来辅佐太子。四皓素为刘邦所重，但刘邦多次请他们不来。刘邦病重以后，急欲废太子。大臣进谏刘邦都不听。某日太子侍酒，四皓随从太子。此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皆白，衣冠甚伟。刘邦惊问四人姓名，才知四皓已归附太子。刘邦认为太子羽翼已成，难于更动，打消了易立太子的念头，便请四人好生辅助太子。世人以四皓保全太子，避免了刘邦废嫡立幼之乱，因此誉四皓为安刘功臣。
　　杜牧不同意此种看法，因为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刘邦死后，由于刘盈柔弱，吕后专权。吕后死后，掌握大权的吕产吕禄拥兵欲乱，刘氏天下几乎不保。幸得太尉周勃设计进入禁卫军掌握了军队，下令军士当面表态：“拥护吕氏的袒右袖，拥护刘氏的袒左袖”。军中皆左袒，周勃得到禁卫军拥护，诛杀了吕产吕禄，保全了刘氏的政权。杜牧认为真正安刘的是周勃和他所掌控的军队。没有军队的保障，刘氏政权才真正不保。四皓虽然保全太子的继位，并未进一步为太子谋划长治久安之策。而是“安车留不住，功成弃如遗”，一走了之。所以杜牧认为四皓似为安刘实为灭刘。
　　其实，杜牧在这首诗里表达的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为政者必须知兵。“大圣兼该，文武并用”。杜牧处在晚唐乱世，痛感当时缙绅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亡失根本，斯最为甚”。杜牧希望朝廷能做到“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因为“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
　　杜牧在注《孙子序》中写道：兵者，政事也。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堪任其事。其所出计划，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杜牧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治国的金玉良言。
　　他在仕宦的20多年里，针对当时军政大事，不断上书朝廷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他任黄州刺史时，正值泽潞藩镇势力抗拒朝命，大臣们意见不一，杜牧上书提出用兵谋划，“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李）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杜牧这篇《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也被《资治通鉴》摘载。“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西北黠戛斯破回纥，回纥种落溃入漠南。杜牧又上书司徒李德裕，指出以前处置回纥之误，“自两汉伐虏，皆是秋冬，驱中国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时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畜肥草壮，力全气盛，与之相较，胜少败多”。杜牧献策“今若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饬诫誓，仲夏潜发……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今冰合防秋，冰消解戌，行之已久，虏为长然，出其意外，是为上策”。李德裕称赞杜牧的建议。次年，杜牧移任池州刺史，针对当地十五年来江贼盗劫客商、杀人越货的情况作了调查，分析其组成和流窜规律，上书朝廷在宣、润、洪、鄂及淮南设立共40只船、1200人的巡检军队，并添置官渡，便利商旅，弭绝盗贼。朝廷完全采纳杜牧的建议。杜牧的这些作为，证明他确实有运筹帷幄的才干。杜牧的观点是：“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这些观点应是百世不移的正确治国理念。当时朝廷正是多事之秋，君王频繁更迭，大臣只以拥戴为功，没有长治久安之策。有的大臣甚至以不知兵为词。杜牧公然评说“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杜牧的这些观点不仅对他所处的晚唐乱世是适用的，以此诠释四皓没有安刘的史实也是十分恰当的。讥其“好为议论”，“出奇立异”，只是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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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杜牧以上三首咏史诗，看出了他的经国济世的不凡抱负和志向。“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表现了他的治国安民的抱负。但是杜牧一生没有得到重用，所以他常常流露壮志未伸的惆怅。“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长恨两手空，不得一马捶。” “何当提笔待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 在《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长句》中，他甚至发出“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的呐喊， 表达自己也是不怕死的勇士，只是未得君王任用的愤懑。杜牧有一首《肃霜骏》：“瑶池罢游宴，良乐委尘沙。遭遇不遭遇，盐车与鼓车。” “盐车”“鼓车”出自《战国策》，都是感叹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杜牧的怀才不遇，主要原因：一是身处晚唐衰落混乱的年代，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朋党争斗，皇室倾轧。他一生50年间，经历了八个皇帝，其中两个为宦官所杀，三个为宦官拥立，一个为宦官迫使退位。比较有为的宪宗、武宗有一些善政，可惜前者为帝时杜牧尚未入仕；后者只在位6年，杜牧当时为朋党所累，外逐州县，杜可谓生不逢时。二是不由自主地陷入朋党漩涡。杜牧入仕不久即为牛党首领牛僧孺掌书记，虽然杜牧并不自认为朋党中人，但却被人视为牛党。与牛党对立的是李德裕，他虽有作为，但树立朋党十分厉害，杜牧四次给他上书进言，他可以“素奇其才” ，采纳杜牧的主张，却不给他重用的机会。杜牧评论李“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其中”。杜牧中年外任州官时很想调入朝廷得到重用。晚年再次入朝以后看到朋党倾轧、朝官难于自保的严重情况，又三上书启求外放州郡，实在有不得已避祸的意思。三是杜牧自身的原因，他性格“疏野放荡”“不拘细行”，《唐才子传》形容他“风情颇张，不能自遏”。在扬州牛僧孺幕时，供职之外出没娼楼无虚夕。牛密派街卒保护他，如是数年。杜牧33岁出任侍御史，牛设宴饯行，劝他以纵逸为戒，杜牧开始尚有辩讳，牛命人取出当时报帖数十百，都是记载“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等，杜牧才感服。杜牧后来有诗：“十年一觉扬州梦”，对年轻时的作风表示忏悔，可惜迟了。
　　杜牧临死前，烧掉自己的大部分著作，现在《杜牧集》里相当大部分诗是后人搜集补充的。杜牧最看重的《注孙子》并未广为流传；而他自己烧掉、不愿流于后世的某些诗，后来却被找到了，且流传甚广，这些当然都有违杜牧的本意。《旧唐书》对他的记叙过于简略，只说他“自负经纬才略”。《新唐书》对他的评叙比《旧唐书》高，肯定他“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其通古今，善处成败，甘（杜牧的朋友李甘）等不及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杜牧事实上的肯定，比《新唐书》又更高一些。后来的《唐才子传》，主要从才子一个侧面，记叙他的风流事迹，难免以偏概全。由于以上多方面原因，杜牧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不是论列大事的军事家政治家，而是风流倜傥的诗人文士。只有为数不多比较客观的史学家公正评价杜牧。如清代学者李慈铭说：“校《孙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杜牧）真用世之才。” 全祖望的《杜牧之论》也说：“杜牧之才气，其唐长庆以后第一人耶？读其诗、古文、词，感时愤事，殆与长沙太傅不相上下。”这些评论都很得当。如果杜牧得遇曹操，他可能成为荀文若、郭嘉之流？他得遇汉文帝景帝也可能成为贾谊、晁错之亚？历史上的事当然不能讲“如果”，古往今来无数潜在的英雄豪杰，由于没有实现抱负的机会而被埋没，车载斗量，不可计数，这是历史的局限和个人的悲剧。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的阶段，才能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的条件。杜牧的遗憾是不足为奇的。
　　杜牧有一首《送国棋王逢》，以“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 盛赞王逢的棋艺。行事为人，坚守大哲学家、周朝史官、老子李耳的学说；作战用兵，不亚于汉朝大将军霍去病的勇敢和谋略。这两句诗既表达了杜牧对此二人的赞美，也体现了杜牧本人人生的追求。千年之后以此二句评价杜牧，力求全面正确认识杜牧，杜牧九泉之下应会感到欣慰。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退休人员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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