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抒情诗，应该是“烈性酒”或“浓缩铀”，而不是可以豪饮的加糖白水、可口可乐等一次性消费的软饮料。它以质而非以量取胜。就那么不起眼的短短几行，一旦和读者遭遇，当即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读者的阅读记忆和审美心理以重创，从而烙下久久难忘的印象。二十世纪的白话小诗，就是新诗中的“烈性酒”和“浓缩铀”。
　　从形式的角度审视二十世纪白话小诗，其艺术优势便在于——行少字少，篇幅短小。诗歌是最精炼的语言艺术，把诗写得尽量短些，符合诗艺的质性。白话新诗使用现代语言来写，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生活与情绪。由于现代汉语不如古汉语简约省净，而现代人的生活、情绪比之古人又更为繁复复杂，新诗在表现上便往往出现诗句与篇章冗长芜杂的毛病，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新诗的艺术质量和阅读欣赏。如何把新诗写得短一些，精粹一些，有效地克服新诗外部形式上的弊端，便成为提高新诗艺术品位、增强新诗的可传诵性、为新诗争得更广大的读者的关键所在。
　　不只是新诗，古典诗歌中真正脍炙人口的作品，也大多不是那些长篇的古风或歌行，而是五七言绝句和词曲中的小令。即便同为名篇，但能被一代代读者记忆和传诵的，也多是短小之什而非鸿篇巨制。高适的《燕歌行》是唐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思名将，安边关”的题旨，与同是边塞诗派诗人王昌龄的《出塞》之一完全相同。但高诗是七言歌行，篇幅长达二十八句，不要说一般的读者，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一定能够完整记诵。王诗是七言绝句，篇幅短小，仅四句二十八字，加之音律谐畅，情调悠然，无须专业研究者，普通的读者甚至孩童都能背诵。初唐诗人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和盛唐王维的《杂诗》其二，均写居京思乡，见乡人询问家乡的情况，两诗虽题材全同但表现全异。王绩的诗是五言古体，长达二十四句，一口气问了十四个问题。王维的是五言绝句，只在诗中含蓄地问了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浓郁的乡情尽在不言之中。王绩的诗基本不具备可记诵性，王维的诗则令人过目难忘。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唐诗人元稹的五绝《行宫》，只用四句二十个字就完成了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四十多句数百字的篇幅所表达的情感内涵。
　　上举例证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深刻的：新诗欲与古典诗词争读者，希望在于精短的小诗。与古典诗词中的绝句、小令这些古代的“小诗”相比，新诗中的小诗尽管是白话的、口语的，没有固定的字句和韵脚，不讲平仄格律，自由而无严格的规范，背诵起来困难多一些；但它的字少句短无疑给读者提供了记忆的方便。统观二十世纪中国白话小诗，以一二行或三五行者居多，字数则从十几字到二三十字不等，最长的也不过六七行四五十字。小诗中的短者如二十年代汪馥泉的《嫁妹》，八十年代陈知柏的《给步鑫生的谶言》，皆为独句小诗。像《给步鑫生的谶言》第七首：“名声如同寡妇”。全诗仅一行六字，类同格言。小诗中的尤短者当推北岛组诗《太阳城札记》中的《生活》，全诗仅一“网”字。二十 世纪新诗作品之中，真正能够让读者背诵下来、流播人口的，多是这些一二行十数字或三五行数十字的短章小诗。
　　二十世纪白话小诗吸引读者的艺术优势，不全在它精短的形式，更在它内涵意蕴的“集中”。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在致朱自清的信中就曾指出：短诗篇幅虽小并不容易做，它“所表现的，只有中心的一点。但这一点从千头万绪中间挑选出来”，它的艺术特点在于“集中”。对此，朱自清深表赞同：所谓短诗的短，和短篇小说的短一样，行数的少固然是一个不可缺的元素，而主要的元素即在俞平伯所谓的“集中”，不能集中的虽短，还不成诗。对表现上“集中”的短诗，朱自清明确地表示：“我喜欢这种短诗，因为它能将题材表现得更精彩些，更经济些”(《杂诗三首序》)。“精彩”和“经济”，也就是“集中”的意思。陈良运认为：“现代短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是蕴含在它的意蕴之中。因其短，字句少，其意蕴就要求浓缩得更紧一些，分量就显得更重一些。”(《现代短诗的艺术魅力》)小诗因为篇章短，字句少，都是将丰厚的意蕴高度浓缩于有限的字句之内，故其表现上多为“瞬间切入”中心，使小诗成为典型的瞬间艺术。周作人在二十年代初就说过：小诗“不适于叙事，若要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却很擅长”(见周作人一九二?年前后译介日诗之文章)。吕进也说：“小诗的最大特征是它的瞬时性。”(《关于小诗的小札》)小诗表现片刻的体验，刹那的顿悟，一时的景观，让读者从有限中领受无限，从刹那中体悟永恒。俞平伯先生所强调的“集中”，具体落实到二十世纪短章小诗的创作实践上，便是“瞬间切入”和“高度浓缩”的表现手法。
　　先看“瞬间切入”。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片刻的体验，侧重于心理和情感。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一首是广为传诵的名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小诗以近乎完美的词藻音韵，摹写日本女郎告别时刻“一低头”的温柔情态和珍重再见的话语，而有千种缱绻柔情流溢于字里行间，使人血热心颤。片时分手的温情与缠绵的体验感受，在完美的诗艺表现中，定格为人貌人语人情人性的永恒美善。宗白华的《系住》仅只两行：
　　
　　那含羞伏案时回眸的一瞬，永远地系住了我横流四海的放心。
　　
　　异性的魅力有多大?女性的魅力有多大?羞涩的魅力有多大?美的魅力有多大?有诗《系住》为证。诗写爱情心理中片刻的体验，但瞬刻即永恒。少女含羞伏案时回眸的一瞥眼波，竟能将“我横流四海的放心”永远地“系住”，那一瞥异性的羞涩眼波，包含着怎样的勾魂摄魄的巨大征服力量呵!宗白华是“五四”一代人，那是从传统中走出的一代人，是解放了的一代人，是被外部世界的进步文明深深吸引的一代人，是放眼天下足历万国的一代人。诚如诗中所言，那一代人生着一颗“横流四海”的放逸之心，怀着一腔刷新古国、再造文明的雄奇之志，他们见多识广、目标远大，并非足不出户、见闻寡陋、胸无大志、易于就范之辈。然而这一切，在女性的羞涩之美的不可抗拒的魅力面前，都无济于事，“我”还是轻易地被媚惑，永久地被俘虏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异性相吸，毕竟深合天道人情呵!这首小诗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五四”一代诗人对人性的直接大胆的表现，对爱和美的崇尚，对男女之大防的礼教的蔑弃，都充分地显露在这两行纯美的诗句之中。
　　二是刹那的顿悟，侧重于智性的悟得。王蒙的《西藏的遐想》之五：“人/追求/生活//生活/追求/什么”。人生本无意义，人们通过对生活的追求赋予人生以意义，至此，人也就因生命的充实而不再追思了。其后果是造成了人类智性的重大遮蔽，人们总是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情况下而欣欣然心满意足，到此为止。智者王蒙在天高地迥、宗教氛围浓郁的西藏，在生活因过度荒凉而近乎止步的地方，刹那顿悟，直逼终极地冷然一问：“生活/追求/什么”已是勘破三昧之言。徐玉诺的《夜声》：
　　
　　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
　　什么也不能看见；
　　只听得……杀杀杀……
　　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
　　
　　《夜声》由听觉切入表现。抒情诗人摹写夜晚的声响，不外乎微风低语、虫鸣唧唧、蝉唱蛙鼓、夜莺啭啼之类，甚或能从一片清幽的月光中听见叩响银币的叮当声，无非一种良好心境与安谧环境的诗意契合。尽管据茅盾先生说：玉诺也“是个Diana(月亮神)型的梦想者”，但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兵匪横行的河南农村的徐玉诺，环境与心境都不允许他有如此妙曼的兴致。所以，在四面如漆的漫漫长夜，诗人盈耳“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这声响虽不悦耳，不动听，但更真实，更本质。这里表现的已不单纯是诗人“像猎人搜寻野兽一样特别灵警”的作诗“感觉”(叶圣陶《玉诺的诗》)，而是诗人对那个兵匪横行的黑暗残酷的时代的典型感受。诗人通过瞬间即逝的听觉印象，对这个吃人时代的本质真实作了深刻的揭示和典型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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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从社会层面理解此诗外，也可以从生命哲学层面对诗意作一更宽泛的领悟。生命是一个时间过程，时间一分一秒不停地流逝，正是在一口一口不停地啮食着个体生命，每个个体生命都是在时间的不停流逝中消耗殆尽的。寂寞的黑夜里，人类生命并没有停止被啮食，仍在无形地损消着，尽管看不见，但敏感的诗人竖起灵耳，却听得了盈耳的“时代吃着生命”的“杀杀杀”的“声响”，并从中瞬间直觉到黑夜同人类生命消亡的联系。这种直觉把握的确颇富深邃的生命哲学意味。宜乎闻一多把“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推为“声响的绝唱”，把《夜声》推许为“超等的作品”(《致梁实秋等人的信》)。
　　三是一时的景观，侧重于意象和画面。又可分为自然景观和人世图相两类。柯原《街头》摄取的是人间世相：“这是什么书?/——《丑陋的中国人》。/真他妈的!/尽给中国人抹黑!/呸!”一幅精彩的街头速写，一幅传神的“丑陋的中国人”的漫画像。那口吐脏话者貌似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认为坚定崇高的爱国者，但其言行适足证明了自己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丑陋”的中国人。柯原在这首小诗中抓拍街头一景，颇肖患某种痼疾的国人之嘴脸。以不加议论的客观描写去针砭讽刺，见出诗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良苦用心。读这首小诗，让我们想起一幅很有名的漫画：街头的维纳斯塑像前，走过一个衣冠君子，看到半裸的维纳斯，痛心疾首的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赶紧给维纳斯穿上遮体。围观者看着光了上身的他，他则看着穿了上衣的维纳斯，怀着崇高的道德感，十分满足地离去。那幅漫画与这首小诗，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舒婷《黄昏剪辑》之四则摄取自然景观：
　　
　　马尾松恳求风，
　　还原他真实的形状。
　　风继续嘲笑他。
　　马尾松愤怒地
　　——却不能停止他的摇摆。
　　
　　一幅黄昏风景速写。文字构成的画面寄托的是人世的寓意。树欲静而风不止。“马尾松”的存在是一种被动的生存、扭曲的生存。蛮横的“风”，改变了马尾松的“真实形状”，马尾松不论是软弱地“恳求”，还是“愤怒”地抗议，均告无效。面对客体的异己力量，作为主体的马尾松，无法主宰自我，无法保持自己的尊严。被扭曲，被嘲笑，被摆布，被捉弄，仿佛早已命中注定。“恳求”已有几许可怜，“嘲笑”更带几分可恶；但“马尾松愤怒地/——却不能停止他的摇摆”之中，又包含着几多被动生存者的无奈和可悲。试问个体的人，在社会这个巨大的异己力量面前，谁不是一个被动的生存者呢?诗中有诗人生活经历的投影。作为思想和艺术的探索创新者，舒婷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蒙受各种误解、猜忌、中伤、围攻，联系诗人的这一段遭遇，知人论世，读此诗时当别有会心。
　　再看“高度浓缩”。又分为四种情况。一曰时空浓缩，即在极有限的字句内容含极广大的时空幅度。臧克家的《三代》：“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仅用六行二十一个字，就凝缩了农民一家三代、其实也是世世代代生生死死离不开土地的沉重命运。父子祖孙三代人次第更迭，绵绵不断。这种延续循环叠印构成了东方农民生命生存生活的模式，它已经程序化。祖孙三代相继浓缩了世世代代的相继，一家人的命运象征着无数农民的命运。六行诗由三组排比句构成，凝炼整饬。没有主观的议论，也不见外露的抒情。然而，艰辛忙碌，痴顽麻木，沉重苍凉，尽在其中。此诗以少总多，是一幅东方农民生存的写真，一部东方农民命运的史诗。刘大白的《旧梦之群》之三十六：
　　
　　少年是艺术的，
　　一件一件地创作；
　　壮年是工程的，
　　一座一座地建筑；
　　老年是历史的，
　　一叶一叶地翻阅。
　　
　　小诗由三个比喻构成整齐匀称的排比，分写人生三个不同年龄段的特征，在此姑称之为“诗的人生三段论”。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对人生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大量描述说明中，这首六行小诗堪称精要确切之最。少年阶段，阅历不广，经验不丰，人生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每做一件事都是第一次新鲜的尝试，就像从事艺术创作一样。文艺创作除了不事沿袭、注重独创的尚新特点外，就是高度重视想象、幻想，而热衷想象、追求幻想也正是少年人的心理行为特征。虽说不切实用，但确美妙无比。人到中年，理想色彩渐褪，务实主义大增。不再编织青春期的五彩梦幻，转而注目现实的目标，并用踏实勤恳的劳作，去一件一件地完成。就像建筑工程一样，一砖一石地构筑起人生的亭台楼厦，而人的一生的基本框架格局，亦在这一阶段实打实的垒砌中大致成型。人到老年，既乏少年人的热情憧憬，又无壮年人的经营心力，不能奢望未来，也无力把握现在，所以只好回忆过去聊充慰藉。而老年人已然经历了人生诸事，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正好供“一叶一叶地翻阅”之用。这首小诗启示人们：少年时代一定要敢想敢做，为青春涂抹一片多彩多姿的斑斓；壮年时代一定要务实劳作，为自己也为他人筑起遮风挡雨的栖息家园；老年时则应回首人生路，好好省视总结一番，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二曰重大题材浓缩，即用极有限的字句，表现那些在常规情况下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完成表现的重大题材。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选取的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题材，鼓舞“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奋起抗战是其主旨，这一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题旨，诗人仅用五行三十五个字就完成了表现，用今天的眼光看，这首短小的“街头诗”的艺术容量和艺术生命力，甚或超过了他那首长达数百行的相同题材之作《给战斗者》。韩瀚的《重量》，讴歌张志新烈士献身真理的壮烈崇高，鞭挞芸芸无数的苟活者的卑琐可悯，谴责“四人帮”一伙封建法西斯专制的血腥残暴，如此重大的主题也只用了五 行二十八个字的经济笔墨，字字都有“浓缩铀”般的千钧之力!王在军的《椅子》，六行五十四字，浓缩了一部几千年人类社会号称英雄豪杰的野心家之流的相斫史。贾平凹的《题三中全会以前》尤为奇作：
　　
　　在中国
　　每一个人遇着
　　都在问：
　　“吃了?”
　　
　　贾平凹是出色的多产小说家，偶尔为诗，也同样出色。贾氏迄今见诸报刊的为数不多的诗作，像《老女人的故事》《单相思》等，首首都是佳作。尤其是这首《题三中全会以前》，堪称杰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据资料说，中国人的嘴加起来面积有四点五平方公里之大。这是一张足以吞噬一切的巨口。中国历史几千年，摆在统治者和老百姓面前的最大课题就是吃饭问题，老百姓有饭吃则不生乱、不造反，统治者让百姓有饭吃则国家治、天下安。然而，纵观几千年历史，历朝历代又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首要问题。丰年里半年糠菜半年粮，荒年则草根树皮无所不吃，直到人相食。长久的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积淀为中国人的潜意识心理，浮现在语言上，就是所有的中国人见面打招呼的礼貌用语：“吃了?”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中国人见面时无不用这句问话表示彼此的亲热问候和关怀爱护。这句中国人异口同声使用频率最高的话，也曾频频出自我们的口，我们却从来不曾品咀过它的滋味。经贾平凹把它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让它直截了当地凸现在一切语言之上，便产生出触目惊心的阅读效果。它引发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对国民的性格和命运，进行深重的反思和痛彻的解悟。粗看这首诗，每一行文字几乎都不能单独称为诗句，全诗也没有多少一般意义上的诗意可言。但与诗题结合起来看，这些最朴实、平常、司空见惯的文字便释放出巨大的意蕴张力。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土地给农民，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这个历史性的老大难问题，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吃饭问题在中国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它无疑是属于重大题材。贾氏只用了四行十四个字就完成了对这一重大题材的表现，可谓举重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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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曰理思浓缩，即对某种思想或哲理作高度集中的表现。小诗因形式精短，有时类同格言警句，所以这类浓缩理思的作品在小诗中也格外多。冰心的《繁星》三四、五五，《春水》三三，朱湘的《当铺》，鲁藜的《泥土》，卞之琳的《断章》，流沙河的《虞美人》，林希的《土》，周梦蝶的《角度》，非马的《脚与沙》、顾城的《一代人》等，都是这类作品中的翘楚。试看朱湘的《当铺》：“美开了一家当铺/专收人的心。/到期拿票去赎，/它已经关门。”咀味此诗，对“美是难的”当别有会心，追求美，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且一旦付出即无法挽回。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则以相关的两组美丽意象，喻指矛盾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揭示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互相联系的永恒哲理。林希的《土》：“附着在大地上/你是土壤//沉浮在空间里/你是尘埃。”一样的“土”，自甘下位，成为万物赖以生存的“土壤”；高自位置的结果，则变成有害的“尘埃”，走向自己的反面。可见位置的高下绝不等同于价值的高下，高位不一定有价值，下位不一定无价值；甚或，高位没有任何价值，下位则具有最大的价值。这首四行二十字的小诗，从中心意象“土”派生出两个对比性的意象“土壤、尘埃”，提醒人们对价值观要进行严肃的审视和选择，其讽喻世人之意至深。周梦蝶的《角度》更是益人心智：
　　
　　战士说，为了防卫和攻击
　　诗人说，为了美
　　你看，那水牛头上的双角
　　便这般庄严而娉婷的诞生了
　　
　　水牛头上的双角，庄严而娉婷。它的锋锐劲挺，既能作为防卫和攻击的战斗武器；它的曲线弧度，又能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水牛的双角，具备双重的功用和价值。战士从战斗的角度，强调它的武器功用，认为它是为了战斗而生；诗人从审美的角度，强调它的美感价值，认为它是为美而生。立场不同，角度便有差异；角度不同，所见自是各别。尽管面对的是同一对象。战士和诗人偏执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说的虽然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水牛的双角不管那么多，在战士和诗人各执一词的时候，它只管自然而然地生长。它的“庄严而娉婷的诞生”，并不是为了什么，而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合乎自然也就合乎“道”，也就既合规律又合目的。
　　《庄子》云：“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拘于虚(一隅)也。”如此说来，战士和诗人尚处在拘于一隅的乡曲之士的水准，并不解“道”之为物，纯任自然，并不为“什么”所囿，所以，他们都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去辨证全面地看问题。而水牛头上的双角，生于自然，妙合大道，循其规律，充满自信，全不睬各执一端的“拘墟之士”的片面说辞。它只客观地呈示着“庄严”与“娉婷”的有机统一，大辩不言，让不同立场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任加评说。
　　四曰情感浓缩，即把饱满到可以漫溢泛滥的强烈感情作凝聚收敛的处理，这类小诗多为言情之作。冯雪峰的《山里的小诗》：“鸟儿出山去的时候，/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说山里的花已开了。”此诗是冯雪峰“湖畔”时代的作品，意象婉美，其情感浓缩得力于诗人极为含蓄蕴藉的信息传递方式。情诗也可以写得如此纯美超逸，不落迹象，真令人叹赏!夏宇的《甜蜜的复仇》：“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要把爱人青春的身影腌制风干，作保鲜处理，供老来下酒佐菜，以为暮年的慰藉。以极端的方式“复仇”，暗传爱到极时无以形容之甜蜜、爱惜。此诗格奇，匪夷所思。闻一多的《国手》，则显示了这位被现代史定格为“狮子吼”式的斗士诗人，其生命底色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情至上主义者：
　　
　　爱人啊!你是个国手；
　　我们来下一盘棋；
　　我的目的不是要赢你，
　　但只求输给你——
　　将我的灵和肉，
　　输得干干净净!
　　
　　《国手》选自闻一多诗集《红烛》的“青春篇”。诗以下棋为喻，抒发对“爱人”真诚热烈的爱。“国手”本指棋艺高超，全国一流。这里喻示在诗人的心目中，爱人具有天姿国色，令人倾倒，魅力无穷。向“国手”挑战下一盘棋，勇气可嘉，结局堪忧；但出人意料的是，诗人的“目的不是要赢你，/但只求输给你”。这种心理违反“下棋”的常情，但合乎痴爱的逻辑，突兀奇特，引人注目，却又“反常合道”，是这首小诗最“出彩”的地方。诗人接着表示：这盘对弈，不仅“求输”，而且要输得彻底，输个精光，将自己的“灵和肉”，都“输得干干净净”!也就是说，“我”要将自己的一切都拱手奉献给“你”。诗人不想成为胜利者，赢取爱人，而是让爱人赢取自己；不是占有爱人，而是让爱人占有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爱人、爱情的巨大魅力在起作用，更表现了“五四”一代新青年的男女平等观念和对女性的真诚尊重。在两性关系的“对弈”中，女人是男人的真正的“对手”，甚至是比男人棋艺更卓异优秀的“国手”。这种爱情观，就不是持有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者所能想望、梦见的。这首诗不仅构思奇妙，而且饱含着与传统情感价值观相悖的全新的情感价值观。由比喻构成的这首小诗，是爱到极处掬出心来的祈愿。作为情诗，《国手》的浓郁热烈程度，可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女王》比美，而表现上的简约似又过之。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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