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一月，《诗刊》在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诞生。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使《诗刊》一问世就产生了远远超出文学艺术界之外的巨大影响，产生了令人激动的社会效应。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曾是它最尊贵的作者和读者。
　　这是一本硕果累累的刊物，也是一本与时代同行的刊物，当时代需要的时候，它会发出有力的呐喊，与人民同悲欢，与时代同歌哭。它像一条多次在风口浪尖行驶、多次跨越激流险滩的航船。《诗刊》已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对外展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下面选取《诗刊》五十年中各年代有代表性的作品予以评述，以此纪念《诗刊》所走过的五十年不平凡的岁月。
　　
　　五十年代
　　钟声(组诗)
　　□严 阵
　　
　　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
　　
　　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
　　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
　　
　　飞吧，鸽群
　　
　　飞吧，鸽群，按照自己的心意，
　　我的祖国把所有的天空全交给你，
　　能对你说出这句话，我多么自豪，
　　祖国啊，是你给了我这种权利!
　　
　　登上最高的山顶
　　
　　登上最高的山顶，透过茫茫的云海，
　　祖国所有的山峰，都在眼前展开，
　　它起起伏伏，直伸到千万里外，
　　像被一张巨犁所翻起的无数土块。
　　
　　真像曾经有人撒过种子啊，
　　真像曾经有犁儿将它耕耘过，
　　看，所有的珠宝全都熟透了，
　　正等着我们这一代把它收获。
　　
　　钟声又响起来了……
　　
　　钟声又响起来了，太阳又升起来了，
　　习以为常的笑声和歌声又闹起来了，
　　在所有人们的心目中，
　　这是多么平常的一天。
　　
　　我们生活中这最最平常的一天呵，
　　就是战死的同志曾经向往的未来，
　　记住吧，记住这句话，
　　你就会懂得如何将它珍爱。
　　——选自《诗刊》1957年创刊号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开始。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中国当代诗歌迎来了第一次繁荣；而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的《诗刊》，自然也成了显示这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颂歌”与“战歌”，是五十年代诗歌的两大主题和两大范式。《诗刊》从创刊号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号，在半年时间的六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颂歌式、战歌式作品，如臧克家的《在毛主席那里作客》、冯至的《在外文印刷厂》、蔡其矫的《山水》、甘永柏的《欢呼早起的太阳》、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李瑛的《军港》、邹荻帆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柯蓝的《早霞短笛》(散文诗)、张永枚的《螺号》、闻捷的《生的召唤》、袁鹰的《诗山》等等，它们以诗的形式发出了时代的强音，艺术地展现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精神风貌。
　　严阵(1930- )是当时年轻的歌唱者队伍中的一员，他在《诗刊》创刊号上即亮出了自己的音色。他的《钟声》由四首短诗组成。从这组诗的语言、意象看，它们可谓单纯而不简单，具有朴素、真切、自然的艺术魅力，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到亲切、美好。第一首诗只有两句，却是一幅鲜明的时代画卷：“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诗情饱满，画意也浓郁；语言高度概括，其概括又相当准确。第二首《飞吧，鸽群》也只有四行，它在鸽子、天空构成的特定关系中展开诗思。天空的祥和、辽阔使鸽群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飞翔，喻示着在新的国度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驰骋才力。第三首写登上高山的情怀，洋溢着耕耘播获的欣喜之情。第四首写到钟声，照应总题，其中表达了“日子虽然平常却是得来不易”的哲思。整组诗从不同角度表达抒情主人公的自豪、热爱之情，声声歌唱都是祝福祖国的“钟声”。诗人的音色已成为时代的音色，《钟声》显然可以看作五十年代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六十年代
　　冬夜杂咏(选五首)
　　□陈 毅
　　
　　1960年冬夜大雪，长夜不寐。起坐写小诗若干段，寄兴无端，几于零乱。迄今事满一年，不复诠次。送登《诗刊》，以博读者一粲。
　　1961年12月1日仲弘记
　　
　　青 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红 梅
　　
　　隆冬到来时，白桦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秋 菊
　　
　　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
　　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
　　
　　幽 兰
　　
　　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
　　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
　　
　　含羞草
　　
　　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
　　鲁连不帝秦，田横刎颈死。
　　——选自《诗刊》1962年第1期
　　
　　《诗刊》从创刊至今，在坚持新诗为主的同时，也不忘给当代旧体诗创作提供交流的园地。有人甚至说，《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十八首诗词并非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与首任主编臧克家同志早已做出的“《诗刊》要为旧体诗留下一席之地”的编辑决策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诗刊》旧体诗栏目从两个页码，到四个页码，再到现在的八个页码，体现了《诗刊》对延续传统诗歌形式的重视。当前旧体诗创作的繁荣发展，与《诗刊》多年来的坚持是有密切关系的。
　　早年《诗刊》曾多次发表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作品，这是《诗刊》的荣耀和光荣传统之一，也显示了《诗刊》规格之高。几十年后品读它们，依然能感受到它们的隽永和亲切。
　　陈毅是毛泽东的部下和战友，他也和毛泽东一样爱好诗词创作，两人还曾以书信形式交流诗艺，毛泽东的“诗要讲形象思维，要用比兴”的著名观点就是在一封与陈毅谈诗的信中提出来的。毛泽东诗词技艺超群，气盖古今，而朱德、陈毅等人的诗词也各具特色。
　　陈毅《冬夜杂咏》在《诗刊》一九六二年第一期发表时，整组诗计二十八题三十七首，这里节录的是排在前面的五首。之所以节录这五首，是因为它们题材相近，都是咏物诗，且都是吟咏自然界植物。其中《青松》一首知名度最高，它和《梅岭三章》《题西山红叶》《赠缅甸友人》等诗一起构成了陈毅诗词的代表作。
　　这五首诗的最大特点是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五首诗都是通篇运用比兴，形象含蓄，诗意饱满，而其内涵所指又能从字里行间较为明显地流露出来。其中第五首《含羞草》稍为特殊：由物及人，且举了两个历史人物为例进一步深化主题，其实它也是通篇用比。
　　五首咏物诗的特点之二是立意和境界的高远。青松、红梅、秋菊等植物的坚贞品性，也是人的高尚情操的象征。
　　读陈毅这组咏物诗，其蕴藉典雅会使我们联想到中国诗歌自《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其格调又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当代情怀。其技艺娴熟，表达自如，无疑为当代五言绝句的写作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新经验。
　　
　　七十年代
　　团泊洼的秋天(节选)
　　□郭小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诬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颓，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眼睛，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选自《诗刊》1976年第11期
　　
　　《诗刊》的创刊给中国诗人带来了喜悦，使大量优秀作品得以发表与传播。一九五七年中国诗歌在题材、风格诸方面呈现了初步的多样化景观，《诗刊》的创刊与此不无关系。进入五十年代以来已经很少动笔的一批诗人，如陈梦家、汪静之、穆旦、杜运燮、饶梦侃、林庚等人，都在一九五七年的《诗刊》上发表作品，证明当时诗歌环境的宽松和态势的良好。但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诗刊》旋即在七月号刊登“反右派斗争特辑”(并将此字样以醒目字体打在封面上)，其反应之快令人咋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给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包括诗歌界以沉重打击，一大批诗人遭到冲击与伤害，相继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失去他们“政治生命”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继续歌唱的权利即艺术生命。
　　一九六二年底，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出，全国政治形势再次发生变化，诗歌创作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如：政治抒情诗大量出现并成为诗坛主流，创作中的概念化、雷同化现象日趋严重；诗的想象方式和象征体系也发生重要变化，红旗、红日、太阳、朝霞、朝阳、风暴等词汇在诗歌中频繁出现，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内涵。包括《诗刊》在内的许多文学刊物在“文革”之前陆续停刊，中国新诗进入损失惨重的十年浩劫时期。
　　从一九六三年到文革十年，许多诗人淹没于政治洪流之中，充当了单纯的“宣传鼓动员”的角色，写下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产品。随着这段历史的结束，他们又连人带诗一起消失了。
　　在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又到七十年代的特殊历史进程中，既能感应时代的风云，唱出时代的强音，又能以富于个性的歌唱，走进读者的视野与记忆之中的，当首推战士与诗人郭小川。
　　郭小川(1919-1976)无疑是新中国第一代诗人中最有影响的一位。他与《诗刊》的关系也是格外密切的。在《诗刊》创刊的第二期，他就发表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长诗《致大海》，随后又在一九五七年四期发表叙事长诗《深深的山谷》，在七期和九期也分别发表了作品，在十二期又发表了另一首叙事长诗《白雪的赞歌》。这样他在一九五七年的《诗刊》共发表作品五次，其中有四次都是发表长诗，显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与激情。
　　写于一九七五年的《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发表于《诗刊》一九七六年十一期，此前作者已因粉碎“四人帮”带来的巨大兴奋而突然离世。
　　团泊洼位于天津静海。这个小小的地方，因为一个诗人的一首诗而名气大增。当年设在那里的“五七干校”，是“拯救有罪灵魂”的场所之一。当年这样的场所在全国处处可见。团泊洼见证了诗人的一段生活，孕育了一首不朽的诗篇，它已经和诗歌联系在一起。
　　我曾多次寻思：诗歌的郭小川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且愈来愈远，但郭小川的诗歌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被人遗忘，而仍然在一定的场合和范围内被人们饶有兴味地阅读和传播着，这是何故?我想，是否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寻找答案：第一，源于一颗真诚而伟大的心灵，源于一颗永远火热的心和永远火辣辣的诗情；第二，源于战士与诗人不回避生活矛盾，并将矛盾痛苦的心灵和复杂丰富的情感作为深入开掘对象的勇气；第三，源于诗人注重传统更注重革新的精神，源于诗人对艺术独创性的追求，和对诗歌表现形式的不懈探求；第四，源于诗人寻求“大我”与“小我”得以和谐统一的努力；第五，源于诗人以诗歌征服读者，让诗歌走向大众的诗歌传播理念，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取得的丰硕成果。
　　对于《团泊洼的秋天》的文字本身，不用我多作解释，读者心中自有评判。不可否认，这首诗有它的时代局限性，有它之于今天的不入时处与不谐和音，但它那出色的描绘、精辟的议论、火辣的诗情、讲究的形式、美妙的音节，还有，它所表现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思索，以及其中显示出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坦荡的心灵，高尚的情操，这一切，谁能够不表示尊重?又有谁无动于衷?
　　
　　八十年代
　　小平，您好!(节选)
　　□简 宁
　　
　　假如我能代表人民
　　(我是说假如，实际上
　　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学生
　　也是一个憨厚得像一头牛的
　　老农民的孙子)
　　假如我能代表人民
　　我要喊你亲爱的孩子
　　(原谅我
　　我已经不再习惯
　　把所有站在高处的人
　　都称为父亲)
　　……
　　真想这么对你说
　　但是我一个人
　　不能代表人民
　　而且您是个老人
　　我年轻得几乎可以做您的孙子
　　走在人群里我只能恭恭敬敬地
　　举起我的敬意
　　小平您好
　　——选自《诗刊》1985年5期
　　
　　十年一觉诗歌梦，神州吹来温煦的风。
　　一首《小平，您好!》的诗，出现在八十年代的《诗刊》上。它以新颖的视角，陌生化的言辞，带给人非同一般的感受，堪称新的时代背景下领袖题材诗歌的新收获。
　　在诗人的遣词造句中，动词被认为是最富于表现力的。相形之下，形容词被认为是苍白无力的词性。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在《词义的变化》一文中，曾谈到诗歌运用形容词所造成的弊端。他说：“在将修饰语(多由形容词充任)用俗了的文风中，这些定语在它们的使用意义中，即成为传统用法，已不起什么积极作用。”就是说，形容词的堆砌、滥用已无新意可言，已成为惯常化。托马舍夫斯基举例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诗歌中出现“姑娘”一词时，往往用“年轻的”、“温柔的”，或者“亲爱的”作修饰语。而这样的修饰语几乎对所有的姑娘都适用，所以根本达不到陌生化目的。
　　但是，如果把“亲爱的”这样的修饰语用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而且称邓小平为“亲爱的孩子”，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简宁的《小平，您好!》就是这样做的。
　　这首诗是作者看到邓小平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后，根据自己的联想和思考写下的。它在一九八五年第五期《诗刊》首发，后被收入《1985中国新诗年编》(花城出版社)。
　　上面说过，形容词对写诗不利，一般不要用。但这不是绝对的。像《小平，您好!》这首诗就用了不少形容词。如“苍老”、“年轻”、“妖娆”，都用来形容祖国，“苍老”形容过去的改革前的祖国，“年轻”、“妖娆”形容改革后的祖国，都比较妥帖。最值得称道的是，诗中以“亲爱”、“天真”、“娇憨”等词描绘邓小平，而且“亲爱的孩子”、“天真的孩子”之类的称谓在诗中反复出现，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是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邓小平是“亲爱的孩子”；对祖国母亲而言，邓小平是“天真娇憨的孩子”。“小平”，这是全中国百姓对这位风云人物的称呼，这样喊他，“就像呼唤自己孩子亲切的乳名”。这首诗，既是对邓小平这一政治人物的客观写照，又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思。不仅提炼了生活事实，而且探触了所写人物的内心，也袒露了作者自己的心灵。这首诗的成功，你可以看作是由角度新、构思巧所带来的，但是，它和形容词的陌生化使用及其连带的对人物的新鲜称谓也确实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几个最平常不过的形容词，在特殊语境下又放出了它的巨大能量。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形容词虽然常常造成惯常化，但奇迹也在富于创新精神的诗人手中出现。
　　由《小平，您好!》一诗，我又联想到一首歌唱邓小平业绩的歌曲《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尽管有不少优点和成功处，如旋律流畅优美，歌词中以“春天”为喻也比较妥当，但是其歌词整体看来是比较陈旧和空泛的。这里也用了不少形容词，却没有陌生化可言。诸如“奇迹般地崛起一座城，神化般的出现座座金山”之类的词句，虽是歌颂小平同志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但这样的词语用在哪位革命家身上似乎都可以。因为它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作者的主观情感也没有释放出来，它传达的只是一种公众化的浮泛情感。
　　 [##]
　　诗与歌的分化也与此可见一斑。歌词走向大众、汇入流行文化的海洋后，诗越来越成为“看”的形式，诗人也越来越成为思想者的角色。
　　
　　九十年代
　　一个人老了(节选)
　　□西 川
　　
　　秋天的大幕沉重地落下。
　　露水是凉的。音乐一意孤行。
　　他看到落伍的大雁、熄灭的火、
　　庸才、静止的机器、未完成的画像。
　　当青年恋人们走远，一个人老了，
　　飞鸟转移了视线。
　　……
　　更多的声音挤进耳朵，
　　像他整个身躯将挤进一只小木盒；
　　那是一系列游戏的结束：
　　藏起失败，藏起成功。
　　在房梁上，在树洞里，他已藏好
　　张张纸条，写满爱情和痛苦。
　　——选自《诗刊》1993年1月号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快速发展，流派纷呈，诗潮更迭，命名不断，令人眼花缭乱。从新时期开始时候的轰鸣巨响，到九十年代的渐趋平静，可以找到清晰的脉络。这样的发展变化在《诗刊》上也得到了明显的呈现。
　　西川是八十年代以来的重要诗人之一。无论是将他纳入朦胧诗浪潮之后的“第三代诗”的阵营之中，还是把他归入与“口语写作”相对应的“知识分子写作”的群体之中，似乎都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相信“优秀的诗人其实都是难以归类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就未必一定要给西川贴上一种标签。贴标签只不过是为了研究、概括的方便。而历史会不断校正我们的说法和做法。
　　《一个人老了》是西川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号的《诗刊》。这是一首思考人的存在、人的生命过程的作品。叙述的冷静，设喻的新颖，结构的跳跃，内涵的丰厚，是它的鲜明特点。西川曾在《诗探索》一九九四年二期发表一篇题为《诗歌炼金术》的文章，其中一些观点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写作。他说：“诗歌能够揭示出人类灵魂中最隐晦的东西，把它摆放到阳光下。这种揭示本身与人类幸福有关。”可见他对诗歌作用的理解，也表明了他所追求的方式。
　　他的目标是很高的：“凡二流作品都可以如法炮制。诗歌绝不向任何非诗的势力低头。”他长期追求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我一直在试图描述海市蜃楼。”尽管困难，尽管难得一见，但他要努力等待、寻找、把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也时常能够得到和呈现，给诗界带来欣喜。
　　他非常注意诗歌的整体感：“诗歌内部蕴藏着一股偏离诗歌的力量。作为整体的诗歌对于这股力量的纠正产生诗歌的张力。”他坚持一种智性写作，追求技艺的磨练。虽然他并不否认诗歌的激情，但他对激情有自己的理解：“必须培养想象的激情，但不应宣泄激情，而应雕塑激情。”以此我们感受到他与海子的区别。
　　读西川的诗，也许我们不会太激动，但我们会感到充实，感到欣悦。他的诗重在启示，他在以特殊的方式与读者一起思考。
　　人生苦短。敏感的诗人似乎在提示人们寻找永恒的东西。
　　
　　一个人老了，在目光与谈吐之间
　　在黄瓜和茶叶之间
　　
　　是啊，一个人的老去，就在日常生活之间，在不知不觉的举手抬足之间，甚至在我们的养生保健之间。
　　对于一个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而言，他的老去也在读诗与写诗之间。
　　诗人会老，而诗歌永远年轻。
　　生命更替不已，诗歌代有才人。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诗刊》的明天，诗歌的明天。
　　让我们的想象穿越时空，尽享生活之灿烂。
　　
　　二???年以后
　　百年之后
　　——致妻
　　□大 解
　　
　　百年之后 当我们退出生活
　　躺在匣子里 并排着 依偎着
　　像新婚一样躺在一起
　　是多么安宁
　　
　　百年之后 我们的儿子和女儿
　　也都死了 我们的朋友和仇人
　　也平息了恩怨
　　干净的云彩下面走动着新人
　　
　　一想到这些 我的心
　　就像春风一样温暖 轻松
　　一切都有了结果 我们不再担心
　　生活中的变故和伤害
　　
　　聚散都已过去 缘分已定
　　百年之后我们就是灰尘
　　时间宽恕了我们 让我们安息
　　又一再地催促万物 重复我们的命运
　　——选自《诗刊》2004年第1期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一年，即世纪之交的两三年里，全国范围的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新世纪的诗章。《诗刊》也不例外。它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号就发表了程维的《告别与眺望——作别二十世纪》这首酣畅、大气、沧桑与梦想交织的诗作，随后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集中推出了《倾听新世纪的足音》诗歌专辑，发表了丁芒、朱增泉、苗得雨、张学梦等二十三位诗人的作品，后又在二???年八月号头条位置刊发了汗漫的长诗《初春之书：祈祷》。这些以新世纪为主题的作品虽不乏对人类生活的沉痛反思，但总的说洋溢着欢呼、憧憬的欣喜格调。
　　大解的《百年之后》写于二??三年，首发于《诗刊》二??四年一月号。其诗情的触发和完成显然跟“一百年与一百年相遇”的世纪氛围有关。不过，经过了步入新世纪两三年的情绪沉淀，这首诗显得格外从容、内在，它虽然采取的是“赠给妻子”的个人化角度，但由于感受深，诗意足，笔法老到，使诗凸显出一种荣格所谓的植根于人类记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阅读之下，一种全人类的普遍情感在我们身上回应。这就是共鸣。
　　确实，此诗的成功在于高度提炼，节制有度。从“我”和妻子，到“我们的儿子和女儿”，再到“我们的朋友和仇人”，最后到“干净的云彩下面走动着新人”，其间过渡非常自然，而弦外之音又弥漫于诗的字里行间。“我们”一词的含义可以具体缩小为“我和妻子”，也可以无限扩散为“所有的人”。
　　笔者与大解相识，还曾因工作与其在新疆同居一室数日，深感其诗如其人。此诗令我深深地感动。“百年之后我们就是灰尘”，而时间又“催促万物，重复我们的命运”，“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春风一样温暖轻松”。是的，读着这样温暖而有力的诗句，我想，感动的又何止是我一人?
　　一首短诗，唤起人情感如此，看来，诗的潜移默化力量真是不可低估。
　　亲爱的读者，愿你远行的路上永远有诗陪伴!
　　(责任编辑：吕晓东)
　　

• 杨志学： 五十年长河撒满诗的珍珠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