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毛诗大序》中曾说过一段意思大致如下的话：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一国之事系一身之本，谓之风。这说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可以体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形态、价值指向。有一个历史时期，“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理论观点十分流行，后来，虽然对这一理论观点作了许多的修正，但通过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总是能看到一个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生形态、价值标准，并因为与其后阅读者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的同质同构或异质同构而影响其后的阅读者，这一层意思，还是一直为大家所接受所认可的。然而，每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说总是多如牛毛吧，但也总是让人眼花缭乱令人应接不暇的，如是，哪些作品可以作为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就成了一件非同小可之事，而各种选本的出现，也就体现了对此的重视与切实的努力。今人公认唐朝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盛世，但我们对唐诗的认识、理解，也只能是通过《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及唐代各诗人的文集而进行，至于那流失、湮没于岁月长河的唐代的好诗，尚不知有多少。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无可奈何的憾事，但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无法补足的永久的遗憾，人们会越发尽力去做好那在文学之大河、长河中的沙里淘金之事。
　　文学的历史是如何在一代代的“层累”中形成的，或者说，是如何在“文本的历史”与“历史的文本”中形成的，我们暂且搁置一边，仅仅就我们所亲身感受、体验、经历过的而言，面对今天堪称多如牛毛的文学作品，哪些作品可以称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我们最大的感受我想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惶惑”，而且，这种“惶惑”又是从来没有过的。
　　远的不说，就拿建国后的作品来说，不管你对《创业史》《红旗谱》《雷锋之歌》《林海雪原》等作品作何评价，褒也好贬也好，但你都得承认，这些作品是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你可以谈沈从文家信如何存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并以此构成了其时代价值，你也可以谈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是如何的深刻，但你总不能将其作为体现了那一时代精神特征的代表性作品。说到底，乌托邦也好，红色也好，对现代国家的想象也好，那一时代占据时代主导位置的，还是在《创业史》这类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与完备。现在开始“重回八十年代”，体现了重新梳理、认识那一时代的努力与冲动。我们如果取一个视角，即通过对新时期至今的获所谓国家级大奖(如历年的全国中、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文学作品的重新认识，来看取那一时代的对文学作品评判的价值尺度、文学观念，当会有新的认识与收获。但你可以说，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怎样因仍采用“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之继续的模式，因而其文学价值当应大打折扣；你也可以说，当年将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入选全国短篇小说奖，而将其《草原上的小路》落选是多么不应该，是重蹈了茅盾当年评价冰心之错误的覆辙，但你又不能不承认，是类如《冬天里的春天》《剪辑错了的故事》，而不是类如《草原上的小路》，体现了那一时代(尽管是局限多多)的时代特征、价值指向。在那一时代，如何选取体现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有争论，而且争论或许还很是激烈，也不是说没有一点“惶惑”，但“惶惑”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而且成为一种主导倾向的。或许还可以补充一句，争论与“惶惑”是完全不同的，争论是因各自的明确的评价对象及对这一对象的价值指向不一而发生，而“惶惑”则是因为失去了明确的评价对象及其价值尺度、标准而发生。
　　不是吗?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或许正应了陈思和的那句话，我们从一个“共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无名”的时代。就当下的文学作品而言，似乎没有了公认的名作、代表作，至于“经典”，那更是天外之音了。过去，对文学期刊，曾经有过“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之说，后来，《钟山》《大家》《山花》也曾独领风骚，最不济，还有《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可供你把握当今小说创作的脉搏。翻翻这些刊物，再看看几种年度的小说选本，读读几篇对长、中、短篇小说的年度综论文章，谁也会觉得对把握当下的小说创作脉搏充满了底气。但现在却不行了，都说文学已经边缘化了，但现在的小说作品真是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你读几家名刊的作品吧，那边缘偏僻省份的文学刊物，会说他们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会说名刊仰仗的是“话语霸权”，而且，这些刊物也真的是有好作品刊发其中的。你把眼光投向主流媒体吧，一个响亮的声音会在你耳边响起：真正的声音在民间。但当你面向民间时，你才又发现，民间也是形形色色，且早已如武林之地，各有高手入居门派之中。你读纸质媒介吧，业内人士会告诉你，网络小说才代表了今天真正的创作潮流，他们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创作，而当你将目光投向网络小说时，好心的专家会提醒你，那只是一种随意之作，是当不得真的。当你翻阅各种纸质期刊身心疲惫之时，你偶然走进书店，放松一下自己，你却突然发现，有那么多的小说，是通过民间渠道发行的，且发行数量远远地超过了所谓有刊号的正规期刊的发行。当然不能说，发行量大的就是作品质量高的，但面对这些作品，你心里就不由得不担心，不读一读这些作品，能说是对当今的小说创作有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吗?还有各种各样的奖项，也不由得不让你心生狐疑，譬如上海作协曾邀请全国百名批评家评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大小说，评选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但评选下来，非议多多，如更为年轻的一代批评家谢有顺就认为：“这次上榜的十部作品……它们的文学灵魂却几乎都停留在八十年代，用它们来代表九十年代，太过单一而勉强了——九十年代文学内部的前进和变化，显然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还有的批评者认为，由于所邀请的批评家，上海的占了相当一部分，所以，对所推选的作品，难免上海作家的作品就占据了先天的优势。这些批评意见自然不无道理，如果所邀请的批评家更为年轻的一代居多，或者北方的批评家居多，或者女性批评家居多，那结果可能就真的会大不一样，但那样评选出来的，就没有了与所邀请的批评家构成相对应的偏颇了吗?评奖尚且如此，各种选本、排行榜，要想不出现这样的偏颇，恐怕就更难了。于是，有了“一个人的排行榜”“一个人的电影”这样的评选称谓，意在突出评选的个性及其特征。这样的称谓，也是将今天各种奖项、选本、排行榜的个性特征推向极致的结果。就是说，现今的任何的一种奖项、选本、排行榜，均只能代表某一群体的价值标准、价值尺度，而不具为全社会所认可的权威性。但这样一来，你在面对这些奖项、选本、排行榜时，也就对之失去了过去年代那种完全的信任。就以我现在手边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选编的《二??六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及我将要论及的中国小说学会评选出来的十部上了二??六年度排行榜的中篇小说的相对应为例：在中国小说学会所评选出来的十部中篇中，就有《连翘》《失败之书》《跑步穿过中关村》《单双》《小男人》这样五部作品，没有被列入《精选》作为“附录”的《二??六年中篇小说目录》，价值尺度不一是正常的，但悬殊如此之大，就总让我这样的读者，对《精选》选编者的所选视野产生了某种疑虑。
　　我们或者这样说，当今所有的奖项、选本、排行榜，其价值指向及其所奖、所选、所排行的视野对对象的覆盖性，都因不具权威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公信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至少有这样两个，一个是如上所说，现在各种形式的小说“铺天盖地”，任谁也不可能对其作全面的阅读。一个是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如福柯所说：话语即权力。当今各种利益集团，都有着自己的话语代言人——虽然份额、强弱不同，因之，也就难有统一的标准与尺度。这自然是好事，也预示着某种生机与活力，但也如我前面所说，在我们判断哪些作品可以称之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时，心中充满了“惶惑”，至少像我这样的读者是这样的。我就是以这样的“惶惑”心态，开始了我对中国小说学会所评选出来的二??六年度十部中篇小说的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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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无奈”成为了一时代的普遍的精神特征，理想退场、激情不再、新写实、躲避崇高、告别革命、人文精神大讨论……不一而足。这看似是政治激情消退的结果，其实是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却缺乏相应的精神资源的必然。罗伟章的《我们能够拯救谁》将这种“无奈”展示得可谓淋漓尽致。你看，黄开亮尽管在最初也曾想“以人为本”，阻止学校开除犯有过失的万丽君，但最后却也终于无奈地认可了对万丽君开除的事实。一方是鲜活的青春生命，这生命的青春之花因为生长环境的恶劣，从而导致自身病态的开放；一方是合理却又是冷酷的社会行政规则，二者相撞的结果，只能是前者的落荒而逃——万丽君终于去做了陪酒女郎，而黄开亮最初对开除万丽君的阻止，也因此显得那么软弱与苍白。你看，黄开亮不是也曾试图改造导致万丽君青春之花病态开放的恶劣环境吗?他力图制止学校的老师在家里为学生包伙甚至纵容学生消费烟酒以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但最终不是也以惨败而告终吗?良知终于不是经济利益的对手。认真追究下来，甚至以人之生命法则向社会法则、经济法则宣战的黄开亮，其自身也深隐着社会法则、经济法则并在其身上发挥着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上。黄开亮最初真诚地以为自己娶跛腿的江佩兰，是因为爱怜，也确实想以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社会的承认，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内心深隐之处，也确实有着以江佩兰父亲为矿务局副局长为炫耀的因素；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升迁确实是与其岳父的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事。他最后的出走而在出走途中又不知何去何从，正是我们今天不知何去何从的“无奈”之精神状态的活写真。
　　相较《我们能够拯救谁》对当今“无奈”状态的再现，《连翘》以其对困境中人的顽强的生存之力及这生存之力对人的命运的改写，为当今的“无奈”状态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也因与将不如意的现实在精神上理想化的传统相吻合而为当今社会所欢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寻红，虽天性向往生命之美，却因家贫而早早坠入生活的粗陋之中，其母亲意外遭雷击而死，其弟弟不但未能升学而使为全家所寄之希望破灭，且后来又因车祸而双腿残疾。寻红的心中恋人王二海，最初因寻红家境贫寒，虽然王二海向寻红家求亲，但终被拒绝，导致王二海与另外的女孩子相爱，从而给寻红以巨大的精神打击，及至后来王二海也因车祸而精神失忆，几近植物人。小说就是这样着力渲染人生之不如意，人生之大苦难，但在这不如意大苦难中，小说强调的是人之顽强的生存力，强调的是人对这不如意这大苦难的抗争，一个希望破灭了，总会有新的希望在前头，人生的长河就是这样在流淌着，以至于代代无穷。小说的结尾，寻红不但以自己的生命温情，让王二海恢复了健康，而且有情人终成眷属。乐观的结尾，虽显得肤浅，但因与在精神上超越现实的中国审美传统相吻合，而给当今人们困顿的心灵以温馨。
　　《小男人》则以卑琐之态而将当今的“无奈”推向极端。男主人公袁庭玉的懦弱、卑琐与几位女主人公如王南风的霸道、苏小妹的呆痴、老女人老郁的无耻，其相互之间的纠缠，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了当今男女的“不在”及因各自的“不在”而让对方在无对象中失却自身，这或许正是当今国人生命存在之灰暗、卑琐一面的极端展示。
　　对当今精神特征的把握、触及、展示，是这次中国小说学会所列排行榜中中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对当今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形态、风貌的关注，是其又一个特点。
　　《锈锄头》在结构上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小说写一个乡下进城的农民石二宝入豪宅盗窃，被豪宅主人李忠民发现。李忠民曾为下乡知青，回城后虽然成为富人，却对自己的知青经历和乡下生活难以忘怀。在被石二宝捆绑无奈之际，他以自己对乡下生活的怀念之情，赢得了石二宝对自己的同情，最终得以下手杀了石二宝，却在杀了石二宝之后，为自己的良心所无法承受。你不能说，李忠民对自己乡下生活的怀念之情是虚假的，你也不能不承认，是乡下的生活使得李忠民得以成长起来，但最终的悲剧却又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必然的。在这其中，城乡的差距，城乡的文化形态，城乡的利益对立，人性与利益的冲突，种种解释，似是似非，但当今社会的矛盾、形态、风貌的复杂性却也正在这其中得以耐人寻味地展示，这正是这篇小说意蕴丰富之处。与之相似，《命案高悬》的故事也同样曲折，而且，在曲折的情节构架这一形式中，也同样内蕴了当今社会现实的复杂。在吴响对尹小梅死因的追问过程中，社会下层人之生存、法之缺席、权之无度、欲之泛滥、真之尚存相互缠绕。在这相互缠绕中，人之生命、生命意义的“在”与“不在”，都令读者回味再三，对尹小梅死因的追问，其实也就构成了对当今人之生命形态之所以如此存在的追问。《尖叫》写的是当今严重存在的家庭暴力问题，且将这一问题呈现到了令人怵目惊心的程度，虽然由于对人物心理缺乏深入的挖掘，使得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未能超越当今各种社会写实纪实栏目、文字对此类家庭暴力问题的展示，因而使得小说的文学力量因缺乏这种超越而大打折扣。相较于《尖叫》的直露，《跑步穿过中关村》对社会底层生活的描写则要鲜活丰富得多。男主人公敦煌与女主人公夏小容、七宝，夏小容与敦煌、旷山的情感纠葛，他们在京城的漂泊生涯，他们的生活姿态、境况，他们对人生感受的甜酸苦辣，都与这个时代“小人物”初次步入现代社会的体验相通，而在今天，“小人物”又是一个多么大的社会群体啊。社会底层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将《跑步穿过中关村》列入排行榜，可以见出评委对小说再现社会现实功能、属性的重视。
　　《双驴记》在艺术形式的出新与内容的厚重的结合上，是相当成功的。小说将高度的象征化、寓言化与具体实在的逼真描写作了水乳交融的有机的结合。黑六、黑七是两头出身有钱人家的驴，作品通过马杰与这两头驴相互的折磨，对一个时代人们的仇富及变态在相互折磨中体现自身存在的心理，对相互折磨给相互关系的损害，作了生动形象的体现。这是对过去一个历史时期的再回首，也是对今人的一个警示。
　　
　　三
　　
　　这次中国小说学会所开列的中篇小说排行榜中，没有以情爱、官场、经济物质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这无论如何是个缺陷。一个时代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其前沿性、敏感性、丰富性、微妙性，总是率先会在两性情感中给以鲜明、集中的体现。“五四”时代的“人的解放”，不是率先表现在情爱生活之中吗?而当今中国所发生的社会根本性转型，不也造成了当今中国整个社会的情感性动荡吗?惜乎此次的中篇小说排行榜中，没有反映这方面生活的小说。在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观念蜕变的剧烈，在官场中有着最为突出的体现，这也是今天的官场成为整个社会所谈论的对象原因之所在，惜乎此次的中篇小说排行榜中，也没有反映这方面的小说。经济物质生活，第一次在中国得以公开地畅通无阻，经济物质因素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民族原有的人际结构、观念形态，其对人性激活的积极作用与对人性锈损的消极作用，构成了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精神表征，惜乎此次的中篇小说排行榜中，反映这方面的小说，也是缺席者。二??六年度的中篇小说，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没有描写出众者?抑或是中国小说学会此次的排行榜评委，在这方面有所疏漏?我更愿意将原因归之于后者。因为在我看来，这次列入排行榜中的《单双》《失败之书》，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较之于反映情爱生活新的动态、观念的《第三地晚餐》，如能列入排行榜，倒更有说服力。还有，即使是反映社会矛盾时代特征类的小说中，傅爱毛的《嫁死》较之此次中国小说学会入选排行榜的小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还有一些小说，较之于这次列入排行榜中的小说，也更为优秀的。在我看来，对作品见仁见智，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恰如我在本文第一节所说，各种利益集团，均有着自己在文化界的话语代言人，因之，使得当今的评价对象、价值尺度，都难得有着统一的标准。面对此种现实，在做评奖、选本、排行榜活动中，不妨有着不同的特色鲜明、价值取向鲜明的评奖、选本、排行榜的评选者，大家争奇斗艳，共同打造文学的春天。但类如中国小说学会这样的全国性的学会，要对某一年度的小说创作做全面的评价、厘清，如何能够体现其全面性，体现对年度全国小说的方方面面的客观评判，体现其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权威性，形成某种公信力，就是一件颇令人困惑的事了。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传播时代，排行榜无论排得如何，作为一种信息，都会引起相应的关注。但我想，如果能够在发布了这样的信息之后，仍然要将这信息不断地予以强化、扩散，让接受者能够接受、乐于接受，当会更好吧?而予以强化、扩散的手段，在我看来，是多种多样的，譬如，组织一批对作品到位的、具备一定深度的评析文章，让读者明了这些作品何以能够榜上有名，其榜上有名的标准是什么，这些作品对去年的超越是什么，创新之处何在，其深刻处何在等等。类如这样的工作，对提高这些排行榜的公信力、权威性，对弱化当今读者把握当今时代代表性作品的“惶惑”心态，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吧?类如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给予认真地研讨，实际地践行。
　　(责任编辑：原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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