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艰涩而深刻的作品，围绕着对它的解读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论。本文认为，乔伊斯对犹太问题的关注是解读《尤利西斯》的切入点。在国内外“乔学”界，虽然有研究者指出了布卢姆的犹太身份，但是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这一“文化身份”的意义，并且对文中随处可见的犹太文化的描写没有足够的重视。要深入解读乔伊斯，这一问题不容忽视。其实，乔伊斯就这一问题做过解释。他在一封信中谈到，《尤利西斯》是“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他将以色列和爱尔兰并置在一起，赋予了它们史诗的意义。从这一层面来解读作品，会给我们带来更开阔的视野。可见乔伊斯并不像其他一些爱尔兰作家一样，沉浸在民族主义的漩涡中，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诉求。
　　
　　一
　　
　　在乔伊斯的一生中，尤其是在创作《尤利西斯》前后，都同犹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人一直对犹太问题极其热心，并经常接触犹太人，这促进了他对犹太人处境的思考。另外，他还思索过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无疑这对《尤利西斯》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乔伊斯对犹太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他认识或接触的犹太朋友，一是他阅读的关于犹太文化的书籍。彼得·寇斯特罗指出，在塑造人物时，“乔伊斯得向都柏林的另外一群边缘人汲取灵感，这些人也就是他比较熟悉的犹太人”。其中就有一家是姓布卢姆的，而乔伊斯一家和布卢姆家是相识的。除了布卢姆，艾特尔·斯格密兹也为乔伊斯提供了许多关于犹太文化习俗的信息，也是一个重要原型，他的“祖父来自匈牙利。他具有布卢姆式的胡子，而且和布卢姆一样有一个妻子和女儿。他曾经问斯坦尼斯拉斯：‘告诉我一些爱尔兰人的秘密。你知道你的哥哥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那么多犹太人的问题’” 。
　　著名传记家艾尔曼相信乔伊斯还依靠了西奥多·迈叶和奥斯卡洛·威斯，他们都是《尤利西斯》中犹太文化典故的信息来源。艾尔曼写道：“他原有的对犹太民族性的好奇心，以前在的里雅斯特的时候在斯格密兹的身上表现过，现在又转向了威斯。”
　　同时，乔伊斯还曾收集并阅读了大量有关犹太文化、历史的书籍。在他的图书中有许多关于犹太教的书籍。如R·波特的《巴沙巨城》，据研究，《尤利西斯》中的一些情节，尤其是第八章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奥特·威尼格的《性与人格》一书也影响了乔伊斯。他从书中看到一种理论：犹太人是天生女性化的人。这种理论明显是对犹太人的歧视。为了展示他们对犹太人的歧视，乔伊斯把这种理论运用到了布卢姆身上。此外，乔伊斯还在苏黎世购买了T·赫兹尔的《犹太国》，一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的政治书籍，萨克的《锡安主义与犹太未来》，该书主要讨论了犹太人面对的许多偏见，还记录了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移居地的观点和计划。
　　出于对犹太民族的特殊情感，在关注犹太文化的基础上，乔伊斯还不断思考犹太人的种族特性。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乔伊斯经常和他的朋友和客人谈论与他这部小说相关的问题。其中一个话题就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相似，这是乔伊斯一贯坚持的观点。他宣称，他们在许多地方是极为相似的：被压迫，沉迷于幻想，对合作思想有强烈的兴趣，渴望理性的规则。”只要浏览一下它们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民族确实有着非常相似的历史遭遇，在世界历史上，它们都疏远于处于优势的欧洲文化，处于“他者”的地位。乔伊斯还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很感兴趣， 如在一本书上看到的“带着辫子的中国犹太人和具有蒙古特征的蒙古犹太人”，乔伊斯从中看到了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相互交融的状况。
　　而欧洲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思潮更引起了他的关注。为何许多欧洲人都把犹太人作为“他者”(the other)而加以歧视甚至驱逐呢? 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差异到底何在呢?据研究，欧洲人排斥犹太人的原因大概有几个方面。
　　宗教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十九世纪受基督教教育的人都要接受如下教条： 犹太人的流亡是对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惩罚；犹太人还因为他们的物质主义倾向而拒绝了耶稣对他们的拯救；犹太人不再是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了，他们已被基督教的子民取代。他们指控犹太人有世界阴谋，要破坏基督教和世界。
　　其次是经济原因。欧洲人普遍认为，犹太人重物质，贪财吝啬。爱尔兰人格利菲思曾表达了对犹太商人的极度不满：“爱尔兰的犹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经济罪人，他自己不创造财富——他只是从别人那里攫取——他是最成功的外国货的销售者，他是不公平的竞争者，他曾经并且永远是外来人。”而且他们相信，一些犹太商人掌握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他们的阴谋就是要制造骚乱，并推翻政府，夺取权力。另外，一些种族科学家从伪科学的种族主义出发，提出了一种“犹太种族病理学”。他们认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有着一种超越文化的、根深蒂固的生物学上的差异，而且是不可同化的。这使得印欧种族或雅利安人的后代取得了超越他们的特性，因此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
　　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乔伊斯注意从各方面了解关于反犹主义的信息。除了当时引起重大轰动的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对他的直接影响，他还从书中寻找依据。他有几本书是研究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敌视态度的。其中一本是斯第德的《哈博斯堡君主政权》。书中对犹太人的性格、文化的描述具有“模式化”的倾向，带着一种无意识的种族歧视态度。因此，乔伊斯对欧洲反犹思潮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一九?三年他回到都柏林，当爱尔兰人还在浑浑噩噩中度日的时候，他是极少几个能清晰认识爱尔兰的反犹思想的人物之一。当时的雷莫瑞克发生了强烈的反犹运动，“犹太商人受到抵制，甚至伴随着暴力活动。”甚至有些商店打出招牌：“本店不用犹太人，只雇佣爱尔兰裁缝。”
　　
　　二
　　
　　乔伊斯对犹太问题的关注，为我们理解《尤利西斯》中的相关描述提供了依据。这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对布卢姆的犹太身份的强调，以及对反犹思想的展示。
　　乔伊斯把布卢姆确定为犹太人，有着他的创作动机。一九?四年的一天，乔伊斯在都柏林街上和人发生冲突，一位中年人亨特把受伤的他扶起来送回了家。后来他听说亨特是一个受到歧视的犹太人，而且妻子对他不忠，亨特的精神更是令乔伊斯感动。他对弟弟说，他想就此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是《尤利西斯》。后来，他又想把它写成中篇，直到一九一四年，乔伊斯才动手写这个题材，不过已经是一部长篇巨著了，题目仍然是《尤利西斯》。可见乔伊斯把布卢姆写成一个犹太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突出他虽然受人欺凌但仍然具有强烈人道情怀的精神状态。乔伊斯曾经对一位丹麦的评论家说：“你得自己尝到流亡的滋味，才能理解我的书。”
　　事实上，在阅读《尤利西斯》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布卢姆整整一天的意识流动中，对犹太问题和犹太人命运的思考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它们散见在小说的各个章节。这足以说明作者的机心。例如，在第四章，布卢姆看到了几张报纸，他认真地阅读着报上的信息，并勾起了对犹太人流浪命运的思考：“那一方土地生育了最古老的民族，第一个民族。最古老的人民……在世界各地流浪。”在第七章，当他看到排字工人倒排的“派特里克·狄格南”时，不禁想到了犹太人的历史，从出埃及，到世界流浪，到重建家园的理想。布卢姆对犹太文明的依恋，对故国的忧心可见一斑。第十七章是总结性的一章，布卢姆一天的活动便和犹太人罪赎式的精神祭祀与民族历史对照起来。这些思考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此不详细列举。这正反映了布卢姆的民族根性和身份认同，所以一位犹太学者指出：“无论一个犹太人已经离开他的血统、他的信仰、他的民族有多远，只要有人在凌晨敲一下他的房门，哪怕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地狱，他也会即刻重新变成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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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对的，就是乔伊斯对爱尔兰人的反犹活动的描写。反犹主义的代表主要有马利根、戴汐以及聚集在小酒馆里的一批闲汉。对爱尔兰人的这一特征的描绘，展示了他们的狭隘视野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因为犹太人施行割礼，所以马利根称上帝为“包皮收集家”。其他的一些爱尔兰市民对犹太人的态度与马利根几乎如出一辙，如第十二章中提到的鸨母、邋遢女人们和小瘪三，都对布卢姆充满歧视。戴汐校长是反犹主义的代表。他将欧洲的诸多问题都归因于犹太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犹太人成了帮，他们就能把国家的元气吞掉。……犹太商人已经在下毒手了。古老的英国快完了。”在戴汐眼中，犹太人理应受到惩罚，无家可归。当斯蒂芬离开他的时候，他追了上来，说爱尔兰之所以被称为唯一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是 “因为爱尔兰从来没有放他们进来过”，这种幽默在我们看来显得格外狠毒。
　　所以学者安索尼·朱立斯指出，乔伊斯通过布卢姆的形象表达的是对反犹主义的驳斥，“《尤利西斯》因此不仅对文学，而且对犹太人都是一个好消息。这部小说是一种美学的、道德的胜利”。而布卢姆则成了世界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犹太人典型。
　　
　　三
　　
　　面对欧洲日益明显的反犹思潮，乔伊斯作了深入的思考，表达了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他又超越了单纯的种族问题，反映了普遍的现实批判意识，表现了自己的精神逾越。
　　犹太问题并非《尤利西斯》关注的绝对中心，其批判的重心实际上是爱尔兰的精神瘫痪以及遍及欧洲的狭隘思想。犹太问题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其他民族的缺陷。尤其是爱尔兰人，虽与犹太人同为受压迫者，但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是乔伊斯不能容忍的。所以说，乔伊斯的犹太意识，是以其现实批判精神为依托的，他是伟大的精神叛逆者，他负起了道德的重担，清醒地面对自己的祖国，用流亡和艺术，揭示民族的痼疾。
　　爱尔兰社会封闭保守的思想、狭隘的观念令乔伊斯难以忍受。他年轻时接受的是严厉的教会教育，并且被迫接受普遍公认的价值标准，这激发了乔伊斯的反抗：“教堂对缓解她的羔羊的精神和物质需要无所作为，而只是鼓励一种敬畏和卑躬屈膝的态度，这有什么用呢?” 他的矛头指向了教会的虚伪。同时他对所谓的爱尔兰文化和民族复兴进行了尖锐的嘲讽。那些所谓的文化复兴者，沉迷于爱尔兰过去文化的荣耀，以致忽视了人们现实的生存需要。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又是片面化的、狭隘的。“这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结果变成了和压迫者一样的极权主义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运动，让他们来解放人民会有什么好处呢?” 不甘于被限制在这样狭隘的空间之内，他要脱离这瘫痪的状态，为了惊醒处于“精神瘫痪”的祖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他选择了流亡。他不愿再去为他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是家、祖国或者教堂。这正是乔伊斯反叛精神的体现。
　　乔伊斯用流亡展示自己的反抗与叛逆。然而在艺术表现上，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爱尔兰(主要是都柏林)为背景的。这正是他的寓意，即以此来影射整个欧洲。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是欧洲的象征，“爱尔兰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一个威胁艺术家的自由和完整性的地方……剥夺了艺术家的独立，滋生了地方主义的偏习。”深感于此，乔伊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以“一种无畏的现实主义，像易卜生那样，剥掉欧洲城市中产阶级社会伪装的面具，暴露他们的精神虚幻和贫瘠苍白”。
　　他选择了流亡以守卫自由，用艺术为武器展开对现实的尖锐批判。这样，乔伊斯的犹太意识，对狭隘的地方主义、种族主义的警惕和批驳，对艺术真实的执著，都反映了他的精神叛逆和现实批判意识，真正体现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品质。
　　(责任编辑：水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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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庆标： 乔伊斯的犹太意识与人道情怀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