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杨　朴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6年第4期语文PLUS

ID: 95922

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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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

◇ 杨　朴

　　有一种文学作品特别是在民间创作的作品中更明显，它所叙述的故事是一个深沉的悲剧，这个悲剧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它的强烈的悲剧性撕肝裂胆，催人泪下。在这样一种悲剧面前，故事的叙述者和读者（听者）都被悲剧的力量所打动所震撼所感染，但是，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可怕的悲剧，叙述者并没有意识到悲剧的真正原因，因而也就没有把悲剧的原因真正地揭示出来。叙述者是感觉到了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在左右着这个悲剧，但这可怕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叙述者是不明确的。因而，叙述者就只叙述了悲剧故事，而不能完全清清楚楚地解释悲剧的主题；然而，叙述者的叙述又是被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的东西推动着的，这样，就造成了故事的明确性和主题的不明确性。也就是说，悲剧故事是明明白白的，而导致悲剧故事的原因却是模糊暧昧潜隐着的。读者在读和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被这个悲剧打动着，也感觉到了悲剧后面有一种更大的力量推动着悲剧的发生，但是这种更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读者也不甚了然。读者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一种东西的存在，但是读者就是说不清楚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原因就在于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都受制于这种东西，思想意识都被这种东西笼罩着而不能认识这种东西。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要把作者没有解释的东西和读者没有认识到的东西给揭示出来。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些文学作品批评家是可以解释的，批评家可以站在作品这座“庐山”之外，以犀利深邃的眼光去看清楚“庐山”的真面目；但有些文学作品是同时代的批评家不能够解释的，其原因就在于，批评家和作者及读者都处在了“庐山”迷迷茫茫无边无际的烟雾之中而不可能看清庐山的真面目。对于这样的较为复杂的作品，只有到了另一个时代拉开了时间的距离，才有被真正解释的可能。这是因为，另一个时代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给认识前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观照的可能。但问题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简单，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常常被一种传统的惯性力量把持着，虽然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给解读过去的作品提供了可能，但是，并不是对所有的作品特别是对那些比较复杂的作品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解释。在这时，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就处在了“失语”状态。
　　《孔雀东南飞》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孔雀东南飞》是公认的古代民间叙述诗中最伟大的诗篇。对于它的悲剧的原因的解释，几乎一致认为是封建礼教制度对刘兰芝和焦仲卿爱情的无情摧残。具体的体现是焦母对刘兰芝的刁难和驱遣以及刘兄逼迫刘兰芝的再嫁。但问题是：１?郾焦母固然体现了封建家长制的严酷，但封建家长制本身并不是造成那一悲剧的最终原因；我们知道，焦母虽然看不惯刘兰芝，不喜欢她的“自专由”，但是焦母还不能亲自把刘兰芝驱遣回家，即使是最严酷的封建家长制也还是借用了另外的力量；２?郾对刘兰芝的哥哥（还包括母亲）逼迫刘兰芝的再嫁，也说成是宗法制的力量即也是家长专制的表现，看似有道理，但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刘兰芝的哥哥和母亲之所以逼迫刘兰芝再嫁，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封建家长制，作为家长是应该爱自己的妹妹和女儿的，是另外的力量不允许他们去这样做，他们是根据了另外的力量逼迫了刘兰芝的再嫁；３?郾刘兰芝虽然被逼再嫁，但还没有想到死或以死抗争封建家长制对爱情的摧残。刘兰芝最终之所以“举身赴清池”，是在于焦仲卿对她的讽刺和羞辱。焦仲卿是深深地爱着刘兰芝的，但焦仲卿是根据什么讽刺和羞辱刘兰芝的呢？对于这些内容，应该说《孔雀东南飞》是给我们描写出了的，也就是说，作品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并指向了造成悲剧的最终原因，只是作者还不能明确地解释这种原因罢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思想观念已经为解释那一悲剧的最终原因提供了可能。我们也必须重新探讨《孔雀东南飞》这篇民间最伟大的叙事诗的真正主题。
　　《孔雀东南飞》一开篇就以刘兰芝向焦仲卿的诉求告诉了人们她的爱情经过、她对爱情的忠贞、她的勤劳能干以及婆母对她的刁难和她的要求“及时相遣归”的意向。过去人们只是注意到了这段对话以简洁的语言交代了丰富复杂的内容，但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它为什么不是以作者的客观角度的叙述，更不是以焦仲卿的角度的叙述，而是以刘兰芝的角度作为叙述的开始。今天我们才真正地领悟到了从刘兰芝角度即从女性这个角度叙述的特别的意义。它既使开篇的诉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又使全篇奠定了从女性视角感受的基调。在刘兰芝的诉求中包含着女性的自由意识。实际上，《孔雀东南飞》一开始，就展开了女性自由意识与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是刘兰芝在诉说自己是个有才学的女性：既有着传统女性的女工的本领，又有着不同于传统女性的艺术和文化的修养。“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是刘兰芝在向焦仲卿诉说自己悲苦和怨恨：她对焦仲卿是深爱着的，她渴望得到她的爱情，但是她并没有得到那种爱情。“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是刘兰芝在向焦仲卿诉说婆母对她的刁难：她无论怎样的劳作，怎样的贪黑起早，怎样的织得多，婆母都是不满意的；婆母是在故意地刁难她。“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是刘兰芝在向焦仲卿宣泄她的不满：我在你家是个无用的人，留我有何用呢，告诉你妈把我休回家去吧。通过开篇的这段对话，《孔雀东南飞》给人们展现了一位对封建礼教严重不满的新的女性形象。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女人是没有自己的个人价值的，女人的价值是因男人的价值标准而确定的。男人在外从军或做官，女人不仅要在家“守节情不移”，还要好好地孝敬公婆，拼命地劳作，否则就不是一个好女人。刘兰芝不满意这种生活，不愿意做这样的好女人，实际上就是向传统的男权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在刘兰芝看来，“我是一个有修养的女性（在这里，刘兰芝还没有说到自己的美丽，但后面刘兰芝对自己美貌展示就已经表现了这一点），我要获得我的爱情，但是，我在你家独守空房，不仅没有获得我所要的爱情，还要受你母亲的刁难和虐待，我不能忍受这种生活”。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诉求的话当做刘兰芝真的要离开焦仲卿，而是在向自己所爱的丈夫宣泄自己的痛苦和不满。刘兰芝诉求中的痛苦和不满其实是对男权制和家长制构成的现实表现出的痛苦和不满。
　　《孔雀东南飞》的矛盾冲突就是由这种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男权制社会力量而展开的，而不是由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与封建礼教而展开的。也正是这种女性自由意识与男权制社会力量的根本矛盾冲突才导致了刘兰芝的最终悲剧，因为刘兰芝所面对的不只是她的婆母和丈夫，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无比强大的封建礼教和更加无比强大的男权制社会。
　　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构成了对封建礼教及男权制的反叛是引起焦母不满的原因。这是并不奇怪的。因为在那个以封建家长和男权为专制的社会中，女人就是应该对婆母和丈夫低眉顺眼、逆来顺受、俯首称臣的。虽然，刘兰芝“守节情不移”，虽然，刘兰芝“夜夜不得息”，虽然，刘兰芝“君家妇难为”，但是，毕竟，刘兰芝是“心中常苦悲”，毕竟，刘兰芝是不满意于“大人故嫌迟”，毕竟，刘兰芝是产生了“及时相遣归”的想法。刘兰芝的这种女性自由意识必然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就是焦母决意要驱遣刘兰芝的根本理由：“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就是焦母对刘兰芝的评价。公允地说，这评价对刘兰芝是准确的。在焦母的心目中，是有一个儿媳妇或者说女人的楷模原型形象的，这个楷模原型形象是由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的社会模式铸塑出来的，她千人一面，没有自己的个性，她万众一心，没有自己的价值，她重规重矩，不越雷池一步。这个形象具备了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社会对女人所有的要求，就是没有一点女性自由意识的色彩。现在，刘兰芝居然有了自由的要求，这与焦母心目中女人的楷模原型形象相距太远了，这怎么不能让她“吾意久怀忿”呢？这怎么能不让她命令她的儿子“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呢？这怎么能不让她“槌床便大怒”、“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呢？正是根据她心目中的女人楷模原型的形象，焦母为焦仲卿选择了新的合适的妻子：“东家有贤女”，正符合焦母心目中女人楷模原型形象的要求，而且，“自名秦罗敷”，长得还漂亮，“可怜体无比”，是应该得到焦仲卿的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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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东南飞》的描写其实是回答了“是什么原因使刘兰芝被休”的疑问的，只是我们还不具备更深刻的思想眼光，因而就看不到刘兰芝被驱遣回家的根本原因。把刘兰芝被休的原因说成是封建家长制是不对的，封建家长制的判断掩盖了更深层的男权制的原因；把刘兰芝被休的原因说成是焦母的“恋儿情结”也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孔雀东南飞》的文本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可以运用精神分析的“症候”；把刘兰芝的被休的原因说成是刘兰芝和焦仲卿没有爱情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孔雀东南飞》的文本已经给我们描写出了刘兰芝不爱权贵、金钱和美貌而只要和焦仲卿相爱的内容，也描写出了焦仲卿不爱东家的贤女、美女而只爱刘兰芝的情感。刘兰芝的被休，就是因为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是这种女性的自由意识使刘兰芝对封建礼教和男权制不满，这种不满形成了对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的挑战，而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的社会是不允许女人有任何自由意识的。因而，刘兰芝的被休和悲剧的命运是男权制造成的。
　　《孔雀东南飞》描写刘兰芝的悲剧命运是相当有层次的。虽然作品一开篇就写到了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就写到了刘兰芝这个女性对男权制的不满，就写到了女性意识和男权制的矛盾冲突，但是还不是那么明显，在接下来的矛盾冲突中，女性意识和男权制的矛盾冲突就越来越激烈地显现出来。
　　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如前所述，因为那是女性的自由意识与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的矛盾冲突，而不是儿媳和婆母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是妻子对丈夫的个人的不满。如果说《孔雀东南飞》的开篇更多的是写了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焦仲卿所代表的男权制的思想还较为隐蔽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情节中，焦仲卿的男权制思想就变得相当突出了。
　　焦母看不惯刘兰芝的“无礼节”和“自专由”，非要把她驱遣回家不可。但是，焦仲卿是爱着他的妻子的。他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作着调和：“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焦母却大发雷霆：“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焦仲卿此时还不知道，刘兰芝的不满就已经包含着对他男权制思想的不满（“相见常日稀”，“心中常苦悲”），而母亲对刘兰芝的不能容忍，正是在男权制思想作用下的不能容忍。
　　焦母是决意要把刘兰芝驱遣回家的。无论焦仲卿怎样据理力争，都不可能改变焦母的态度。焦仲卿只得“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过去我们据此认为，是焦母所代表的封建家长制造成了刘兰芝的悲剧。但今天看来，这种看法不仅失之于简单和笼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掩盖了更重要的原因。焦母的家长专制固然是造成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假若没有这个原因就不可能有这个悲剧；但是，仅仅有这一原因而没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也不可能造成这个悲剧。那么，造成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更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文本中我们会看到，焦母尽管对刘兰芝很看不惯，很反感，很气愤，无理、刁难，无事生非，甚至于虐待，但她并不是亲自把刘兰芝驱遣回家，而是通过她儿子把刘兰芝“休”回家的。也就是说，作为一家之长的母亲（可能是父亲不在了）虽然是专制的，虽然她可以对儿子发号施令，但她却不可以直接休了儿媳妇——她没有这个权力。她是通过她儿子实现这一目的的，也就是说只有儿子有这个权力。她是以家长制的专制借用她儿子的权力休了她儿媳妇。没有这一借用力量，无论她怎样反感她儿媳妇，她也不会达到这一目的。刘兰芝的悲剧不禁使我们想到了陆游的爱情悲剧。陆游是那样痴情地爱着他的妻子唐琬。但是在母亲的干预下，陆游还是休了唐琬。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母亲们常常是借助儿子的权力干预儿子的爱情。那么，儿子的权力在焦仲卿那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呢？
　　在焦仲卿看来，他是没有任何理由休他的妻子的，但是他还是休了自己的妻子。他是根据什么理由休了他的妻子的呢？
　　１?郾焦仲卿很爱他的妻子刘兰芝，这决定了焦仲卿的本意不能休他的妻子；２?郾只是焦仲卿母亲反感、厌烦和非难刘兰芝，要休了刘兰芝；３?郾而在焦仲卿看来她母亲的反感、厌烦和非难是没有任何理由的；４?郾焦仲卿是在没有任何理由的前提下休了他的妻子的。也就是说，焦仲卿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休了他的妻子；５?郾而焦仲卿的妻子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尽管有百般的理由去维护自己做妻子的地位也终究是被休了；６?郾当然，焦仲卿本人是没有这个权力的。焦仲卿的权力是因为他是个男人，焦仲卿使用的权力不是他本人的权力——他本人不愿意休他的妻子——但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他有这个权力，是男性赋予他的权力；而作为一个女人的刘兰芝她就也随之产生了被男人所休的社会地位，是女性使她处在了被休的地位。同样是人，就因为焦仲卿是个男性就有了男权——可以任意地摆布女人；就因为是个女人，刘兰芝就必然得受男人的任意摆布。在刘兰芝生活的封建时代，男性好像是天生的高于女性的人。在男性面前，女性成了“第二性”——一种和男性不一样的人，一种低于男人的人，一种可以被男性专制的人，一种被男性任意处置的人——一种非人。这是一种制度，一种习俗，一种法律，更是弥漫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正是这种男权制度和男权的集体无意识才最终造成了刘兰芝的爱情悲剧。
　　刘兰芝和焦仲卿都不知道，他们被一种更大的看不见的力量笼罩着。焦仲卿在下决心休了妻子之后，还向妻子信誓旦旦地承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不能说焦仲卿的承诺是在欺骗刘兰芝，但是，究竟以什么办法去说服母亲，战胜母亲所代表的封建家长制和男权制的思想及力量，焦仲卿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也不能把焦仲卿的承诺看做是在安慰悲痛之极的刘兰芝，因为这确实是出自焦仲卿的真诚愿望，更准确地说，是焦仲卿在表达他对刘兰芝不能割舍的爱恋之情。
　　对此，刘兰芝比焦仲卿是要清醒的。“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不要再提接回来的话吧，我一来到你家，一切都按着婆母的要求去做，什么事哪敢自作主张。我日日夜夜勤勤恳恳地劳作，过着孤单而辛苦的日子，希望终生侍奉着老人，即使这样都被休回家了，还说什么再回来呢？没有那种可能了呀。在刘兰芝看来，焦仲卿是没有办法战胜他母亲所代表的强大力量的，她重新回来是不可能的，她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
　　这对刘兰芝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她是深深地爱着焦仲卿的，是外在的社会力量把一对相爱的人活活地给拆散了。她不想离开她的丈夫，但她又不得不离开她的丈夫，这给刘兰芝带来极大的痛苦。叙事诗以临行前刘兰芝的多种表现刻画了她深深的眷念和悲伤。刘兰芝赠丈夫以“绣腰襦”，为的是“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精心地梳妆打扮，“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为的是给丈夫和婆母留下最后的也是永恒的美丽的印象：“上堂拜阿母”的举动和“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的话语表现了她宽厚善良的性格；“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表现了她与小姑子的深厚感情；“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则表现了她告别时的痛苦之极，悲伤之极。
　　离开自己的丈夫，刘兰芝是被迫无奈的。刘兰芝尽管很爱自己的丈夫，但是，她没有权利留下来，她只能听任婆母和丈夫的驱遣。她内心中不仅痛苦之极，也矛盾之极。她明明知道再回到丈夫身边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丈夫和她发誓：“誓不相隔卿，暂且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向负”时，刘兰芝还重新萌生出再回到丈夫身边的希望。因为，她清清楚楚地知道，除了丈夫，她谁也不爱；除了丈夫，她无家可归；除了回到丈夫这里，她无路可走，因而，重新回到丈夫这里是她没有别的希望的惟一希望，是绝望中的希望。然而，对这绝望中的希望，刘兰芝还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的。一方面，她觉得焦仲卿的“誓天”有做不到的可能，因而她反复叮咛他“君即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她虽然说了自己要像蒲苇那样的坚韧，但更主要的是，她要告诉丈夫，你的“誓天”即爱我的心接我回来的誓言要像磐石那样“无转移”；另一方面，刘兰芝还知道她的哥哥“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其实，在刘兰芝的内心中，除了对哥哥的暴烈不能容忍自己的忧虑之外，还更有着深的忧虑：她的被休的下场使家里人不能接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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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兰芝内心对丈夫和哥哥的忧虑实际就是对男权制构成的强大的统治力量的忧虑。她知道，不管丈夫如何爱自己，不管丈夫怎样表示要接她回来，也不管丈夫如何对天发誓，丈夫是很难或根本就不可能把她接回来的，因为丈夫不可能战胜他后面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刘兰芝还知道，尽管她回到了自己的家，那里的母亲仍然是生她养她的亲爱的母亲，和一奶同胞的哥哥，但是，那家已经不属于她，母亲和哥哥不会像原来那样对待她了。他们会根据社会的习俗标准去要求她对待她。刘兰芝当然不知道那是一种男权制的统治力量，但是，刘兰芝却知道那力量的可怕，而家里最亲的人也会依照那种力量来歧视她并逼迫她再嫁。刘兰芝虽然被驱遣回家，但她知道实际上她无家可归了。
　　回到家里，果然受到了母亲的责难和哥哥的逼迫。这段重点不是直接写刘兰芝的感受，而是由她母亲和哥哥的态度写出刘兰芝被休回家的艰难处境。一见面母亲就是“大拊掌”和“不图子自归”的严厉责难。“大拊掌”即大拍手把母亲对刘兰芝被休回家的惊恐表现得淋漓尽致。母亲为什么这么惊恐呢？在封建社会，女儿一嫁出去，就属于婆家人了，没有母亲的迎接是不能随意回家的，回家了就意味着被婆家所休了，被婆家所休就一定是女儿的过错；而女儿的过错就是女儿家里没教育好，因而那是奇耻大辱，被社会所歧视的。正因为如此，母亲不由分说不问青红皂白就问罪于女儿：“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能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从小教你织布裁衣学艺懂礼仪，你是有教养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错的，今天你犯了什么罪过被休回家？当刘兰芝告诉母亲“儿实无罪过”，母亲还是“大悲摧”。母亲的十分悲痛可能包含着母亲对女儿理解，但是，这悲痛之中仍然带有女儿被休回家蒙受了巨大羞辱的成分。母亲为什么对女儿没有一点同情和怜悯呢？这是因为，母亲也被那种男权制的思想所束缚，母亲也以男权制的思想在衡量女儿责怪女儿问罪女儿。来自母亲的怪罪和责难对刘兰芝来说是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和温暖。在这里，《孔雀东南飞》给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男权制的思想是如何借母亲的力量在给女儿施加重压的。
　　县令和太守家两次遣媒人说媒都被刘兰芝拒绝，表明了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母亲虽然理解了她的情感，但是哥哥却逼迫她必须再嫁。“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不嫁给这样仁义（又有权又有钱）的人，将来你怎么办呢？哥哥当然想把她嫁给有钱有势的人，但更主要的是哥哥想尽快地把她嫁出去，因为有了一个被休的妹妹在家对他来说是不光彩的。哥哥并不是真心地关心妹妹，而是关心他自己。哥哥同母亲一样是站在男权制的角度来看待妹妹被休的。
　　在哥哥的逼迫下，刘兰芝只得答应再嫁：“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孔雀东南飞》的对话简洁而内涵丰富，这段是比较典型的。通过这段对话，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刘兰芝的内心世界；正如她回家时所忧虑的，“性行暴如雷”的哥哥是不能允许她在家等候焦仲卿来接她的；因而，她和焦仲卿的爱情是“永无缘”的；她也就只能答应没有爱情的又葬送了她的爱情的被逼迫的婚姻；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刘兰芝内心深处更复杂的东西：作为一个被男权制所戕害的女性的男权制的思想。这是刘兰芝意识中的无意识：“理实如兄言”，“中道还兄门”是不对的，不合“礼”的，不应该的，这使哥哥家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因而要根据哥哥的“处分”赶快再嫁。这是刘兰芝被当时社会习俗所束缚形成的思想，是她意识中的明确认识。然而，当她站到了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上，也就站到了她爱情的自由要求的对立面——男权制的立场上，男权制的思想不仅表现在男性身上，更可怕的是还表现在被男权制思想所害的女性身上。这是她无意识的不明确的思想。刘兰芝无意识中的男权制的思想始终伴随着她困扰着她撕扯着她折磨着她。从被休的一开始，她就被这种男权制的思想缠绕着。当她离开婆家时，她自愧地说：“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是自己从小就没有教养，成为你家的媳妇感到惭愧。这不能说是刘兰芝的矫情，而应该看做是刘兰芝的真话。这些话当然和开篇的质问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是相矛盾的，然而，两者都是真实的。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刘兰芝内心深处的矛盾：对社会习俗的依循和对自己的女性爱情自由要求的追寻。由此我们也看到，社会的男权制的统治对女性的压迫奴役是如何地转换到作为一个个体的女性的思想深处，使其自身就充满着激烈的矛盾斗争和痛苦。当回到自己的家时，刘兰芝的“进退无颜仪”，就进一步表明了她无意识中的男权制思想。为什么上前和退后都觉得没有脸面呢？就因为是被休。被休就是女性的耻辱，被休就是女性的罪过，被休使女性处在了无任何尊严任何地位可言的地位。这不仅是社会的“体制”，也是被害的女性刘兰芝的思想观念。
　　当我们理解了刘兰芝这个被男权制所害的女性身上的男权制的无意识思想之后，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刘兰芝母亲的男权制的思想现状。当女儿被休回家，她是何等的惊恐万状。然而，她毕竟是母亲，当接连两次来说媒都被刘兰芝拒绝时，母亲对刘兰芝还是理解的，“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母亲毕竟没有像哥哥那样严厉地催逼。但是，当女儿在哥哥的催逼下答应嫁给太守家后，母亲还是加入了对女儿的催逼。这催逼是以母爱的方式出现的：“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母亲只是关心女儿的出嫁不要耽误了，而全然不考虑女儿的真正爱情。在儿子催逼女儿出嫁时，母亲的沉默就已经表现了母亲已经站在了儿子的立场上。这就再一次表明母亲头脑中的男权制思想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在哥哥和母亲的催逼下，刘兰芝只得赶快再嫁了。她知道彻底告别和焦仲卿的爱情是不可避免的了，因而“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刘兰芝的悲痛是难以抑制的了。刘兰芝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她的嫁妆：“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执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与其说刘兰芝是在给自己办嫁妆，不如说是进行一种庄严而悲愤的仪式：在和她的爱情作最后的告别。“????日欲暝，愁思出门啼”，爱情的希望就像太阳一样马上就要落山了，刘兰芝只能出门宣泄那无尽的悲伤。
　　《孔雀东南飞》从刘兰芝的角度为我们叙述着她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即她作为一个女性，在婆家受到的驱遣，在娘家受到母亲的责难和哥哥的逼迫。这些都是来自男权制对女性的压迫，这压迫摧残了刘兰芝的爱情，使刘兰芝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但是，虽然刘兰芝被迫再嫁，虽然不得不离开她的爱情，虽然不得不嫁给她不爱的人，然而，在刘兰芝的内心中还有一个爱人可深深地思念，还有一种爱情可深深地怀念，因而，刘兰芝还不至于彻底绝望。《孔雀东南飞》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它继续给我们叙述了这个女性的更大的悲剧，而这更大的悲剧的制造者正是来自她所痴心的爱人和同样痴心爱着她的丈夫。正是她的丈夫从男权制角度的最后一击，使刘兰芝这个女性最后的人生希望彻底破灭。
　　《孔雀东南飞》叙述了所有亲人对刘兰芝这个女性的态度，最后又再一次地叙述她丈夫对她这个女性的态度，这就使《孔雀东南飞》这部伟大的诗篇不仅十分耐人寻味，而且具有了个更为深邃的思想意义。
　　焦仲卿得知刘兰芝再嫁的消息之后来和刘兰芝见面。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见面呢？刘兰芝是怀着无限的怅惘之情去见焦仲卿的：“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可见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无限深情；刘兰芝又是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去见焦仲卿的：“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可见刘兰芝伤心至极的形象；刘兰芝是来向焦仲卿述说她的被逼无奈的苦楚：“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可见刘兰芝内心无以言说的痛苦和对焦仲卿理解的极大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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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仲卿是怀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刘兰芝的心情来见刘兰芝的。有了这种心情，当然就不可能像刘兰芝那样“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更不可能像刘兰芝那样深情地倾诉，相反，却是无情地质问和嘲讽：“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做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谴责刘兰芝背叛了爱情，背叛了誓言，讽刺刘兰芝见异思迁，爱慕权势。如果我们仅仅从焦仲卿质问刘兰芝的话的表面看，确实可以看到焦仲卿是为了爱情的，他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再联系刘兰芝的处境看焦仲卿的话，会发现焦仲卿是误会了刘兰芝，他不知道刘兰芝是被逼再嫁，这种出于误会的斥责和嘲讽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焦仲卿自身的行为考虑焦仲卿的话语，就会发现焦仲卿男权制的专制思想和这种思想的不可原谅性。我们还记得，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要刘兰芝回家暂时受些委屈，他对刘兰芝所说的话：“不久当归还，还必迎相取”；在送刘兰芝归家的路上，焦仲卿对天的发誓：“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他和刘兰芝相约要迎娶她回家，还不能说不是他的真诚的承诺，但是，他没有力量做到他的承诺，他的承诺就流于无力的几句苍白的空话。他当然不是有意要欺骗刘兰芝，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没有任何力量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不可能改变他母亲的封建礼教观念，更不可能改变他母亲包括他自身的男权制的思想。——对于这一点，刘兰芝是比他更清楚的——他没有任何办法反抗他的母亲，没有任何力量反抗他母亲所代表的男权制力量——甚至他连反抗都不想反抗，他不敢反抗也不能反抗。刘兰芝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被逼再嫁的。
　　焦仲卿虽然说了要等待时机来接刘兰芝，但是，他迟迟不来，只有在听到了刘兰芝再嫁的时候才来，他的来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维护他的男人的权力而来——他休了刘兰芝，要刘兰芝等他来接她回家，但是他又迟迟不来甚至永远也不能来。刘兰芝被逼再嫁，他却来羞辱刘兰芝不守前约。但是他并不自责是他负了前约：他的不能来接刘兰芝；他更没有自责正是他把刘兰芝休回了家；他还没有自责也正是他才使刘兰芝不得不走上再嫁的路——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对刘兰芝一步比一步更深的伤害，但是，更为可悲的是，焦仲卿并没有认识到这些。他指责刘兰芝而不自责，说明他没有认识到他对刘兰芝的悲剧命运负有任何责任，他以为他做的都合理，而刘兰芝却做得不对。他是根据什么东西产生这种思想认识的呢？就是他头脑中的男权思想——他是个男性，他可以只考虑自己而不必去考虑作为女性的刘兰芝的命运。他认为的“合理”就是合男权制之“礼”。
　　传统观点认为，刘兰芝“举身赴清池”和焦仲卿“自挂东南枝”是为了爱情，是一对痴情的青年恋人对封建礼教的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坚决反抗。今天我们以女性主义视角重读《孔雀东南飞》却发现这种延续了相当漫长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对文本的极大误读。从刘兰芝的角度看，刘兰芝的“举身赴清池”和焦仲卿的“自挂东南枝”是他们为了“践约”而死，这种死已经完全离开了为爱情而死的意义。他们刚开始分手是为了爱情而“立约”，但他们的死却不是为了爱情而“践约”，他们是死于男权制的思想意识。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作用下，一对痴心相爱的人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刘兰芝萌生死的念头是在焦仲卿嘲讽他“贺卿得高迁”，谴责她“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以及说出“吾独向黄泉”的话之后。从前面的情节中，我们知道，刘兰芝虽然在很爱焦仲卿的前提下被休回家，虽然到了家里被亲人所歧视，虽然被亲人所逼不得不再嫁，但是，刘兰芝并没有想到死，没有想到以死去反抗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的统治，刘兰芝也没有和她心爱的人相约以死去捍卫他们的爱情。刘兰芝只是苦苦的等待和苦苦等待无望之后的无可奈何的再嫁。告别了她的爱情而嫁给她并不爱的人，它所带来的生命感受对刘兰芝来说，恐怕比死还痛苦还强烈。但此时，刘兰芝确实没有想到死，这不是因为刘兰芝的懦弱，而是因为刘兰芝内心中还存在着对爱情的幻想。刘兰芝所说的“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实际是在与焦仲卿重新“立约”。但这已不是爱情之约，而是黄泉之约。爱情之约和黄泉之约是有本质不同的。前者是为了爱情，后者是为了愤慨——证明自己的人格。在焦仲卿的嘲讽和谴责中，刘兰芝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是她不守先前的爱情的“誓天”，焦仲卿“磐石无转移”，而曾几何时她这个“蒲苇”却再嫁他人了。这是来自焦仲卿的无情的讨伐，除了无情的讨伐之外，刘兰芝在焦仲卿那里还感到了巨大的嘲讽和逼迫：“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你会越来越富贵，我只有自己去死了。在焦仲卿的语言里，刘兰芝分明感到了他言辞激烈地指责她的背叛，而这背叛导致了他的死的意向。刘兰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侮辱：“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刘兰芝是十分愤慨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是同样被逼迫的吗？你那样我也那样，怎么我理解你，你就不理解我呢？既然说到死，那我们就黄泉下相见吧，谁也不要违背了今日的诺言！”由此可见，刘兰芝和焦仲卿以死相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格——能够说到做到，决不背叛自己的诺言，以死的诺言的没有背叛来证明先前爱情诺言的没有背叛，以此证明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爱情。
　　《孔雀东南飞》主要是以人物对话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叙述表现故事的情节发展的，但作者的叙述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包含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的。在坚接着刘兰芝和焦仲卿以死相约的对话之后，作者作了这样的叙述：“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这里看不到他们“生人作死别”时的缠绵悱恻、撕肝裂胆、揪心揪肺，而是说不清的心理愤恨的情感和分手时的决绝态度；他们肯定是要告别这人世间了。这是多么的遗憾啊！——作者禁不住发出了无限的惋惜和感慨。这哪是在描写他们为了爱而殉情呢？
　　焦仲卿死的意向是在他男权制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焦仲卿在母亲决意要休了妻子刘兰芝时没有想到死，他是先“启阿母”，在“启阿母”被母亲训斥后是“长跪告”；“长跪告”又被母亲驳斥后是“默无声”；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作出休妻的决定时也没有想到死，休妻对他确实是痛苦的，但仅仅是对妻子“哽咽不能语”而已；焦仲卿在送妻子归家的那一刻也还没有想到死，他的心爱的妻子真的是被他驱遣回家了，但是他想到的是“誓不相隔卿”，“不久当还归”，而不是什么别的。焦仲卿想到死是在得知刘兰芝的再嫁时，为什么在得知刘兰芝要再嫁时他告诉刘兰芝他要死呢？他的死的意向不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在母亲的逼迫他休妻时就能做坚决的反抗。焦仲卿的死是为了维护他作为丈夫的男人的权力。焦仲卿在母亲和妻子之间的选择是颇能说明问题实质的。母亲是代表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统治力量的，妻子是代表爱情的，进一步说是代表女性自由追求的。焦仲卿在两者矛盾时选择了母亲实际就是选择了封建礼教特别是选择了男权制的社会角色。焦仲卿至死都不知道，他顺从了母亲也就顺从了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的思想。焦仲卿是在男权制思想的支配下去处理和妻子刘兰芝的一系列关系的。一是他的男权制的思想使他把他的妻子刘兰芝放在了被压迫被凌辱被损害的地位；二是他的男权制思想使他自己始终笼罩在一种认识问题的误区里——在他们爱情的悲剧里他永远也不考虑自己的因素（错误和罪过），而只要求妻子做什么和谴责妻子的所谓罪过。焦仲卿是在男权制思想的支配下休了妻子，又是在男权制思想的支配下要求妻子等他的迎娶，最后又是在男权制思想的支配下以死相威胁来维护他男人的权力。刘兰芝是在男权制的逼迫下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先是婆母的刁难，继而是丈夫的无情，紧接着母亲的谴责、哥哥的逼婚，最后又是丈夫的以死相逼。焦仲卿在把妻子驱遣回家后，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妻子的男权的约束，焦仲卿已经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妻子的再嫁。焦仲卿是在没有男权制力量的时候想再以男权制的力量约束被休了的妻子刘兰芝，但是他做不到不让刘兰芝再嫁了。然而，焦仲卿和刘兰芝先前有爱情的契约，焦仲卿就利用这先前的契约——刘兰芝再嫁违反了这契约——在已经不是刘兰芝的男人时再一次地显示了他的男权的力量。焦仲卿以男权制的力量休了刘兰芝，又以男权制的力量要刘兰芝不要再嫁，焦仲卿就这样以男权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把刘兰芝逼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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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仲卿不是为了爱情而死，还可以在下面的情节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焦仲卿虽然萌生了死的念头，但是，焦仲卿的死是有条件的，他是在得知刘兰芝死了之后才去死的。这就说明，焦仲卿不是为了爱情而死，为了爱情而死是不需要其他前提条件包括不需要所爱的人死为前提条件的。刘兰芝的死是刘兰芝的践约，焦仲卿在刘兰芝践约之后也不得不践约。焦仲卿如果不践约将受到他良心的巨大谴责，因为是他先提出“吾独向黄泉”，从而迫使刘兰芝提出“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并毅然决然赴死的。
　　焦仲卿的死是不得不践约的行为，还可以在焦仲卿死的念头的产生到真的去死的发展过程得到证明。焦仲卿的死是他不情愿的念头的不以他意志为转移的逐渐发展。当他和刘兰芝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时，他的主要思想是对刘兰芝的嘲讽和表现自己的气愤和悲伤，此时，他并没有真的准备去死。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兰芝却和他立了“黄泉”之约，“执手分道去”的执手，已经不是缠缠绵绵难舍难分的相握，而是以“执手”方式的立约。这就迫使焦仲卿不得不走上了赴“黄泉”之路。焦仲卿的死是被动性的，这在他“上堂拜阿母”的话里有着隐喻性的表现：“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焦仲卿的所谓“大风寒”“严霜结庭兰”之类完全是他对刘兰芝“黄泉”之约产生的死亡恐惧的移情。焦仲卿是在“黄泉”之约的“寒风”“严霜”逼迫下“故作不良计”——才做了去死的打算的。可见，焦仲卿和刘兰芝说“吾独向黄泉”时还没有真正想去死。
　　焦母对儿子要死的劝说没有获得一丝一毫的作用，并不在于焦仲卿对爱情的忠诚，因而对母亲的“慎勿为妇死”的忠告和求娶东家“窈窕艳城郭”贤女的劝说毫不动心，而是母亲的忠告和劝说根本牛头不对马嘴。母亲根本就没理解儿子“话里有话”的苦衷。
　　“长叹空房中，作计仍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作者又以叙述的方式表现了焦仲卿的精神状态。“长叹”是因为没有什么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了；“渐见愁煎迫”是渐渐感到了死亡恐惧的“煎迫”。此时的焦仲卿虽然选择了死，但死的决心其实还并没有最后下定。焦仲卿的死决心的下定和最后的赴死，是在得知刘兰芝已死的消息之后。“心知长别离”并不是感到刘兰芝对他的长别离，而是感到了自己对生命的长别离——刘兰芝已死，自己不能不死了——那是“黄泉”之约的规定。“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仍然表现了焦仲卿的犹豫和矛盾。不管怎么说，焦仲卿最后还是践约了。但我们必须看到：１?郾焦仲卿的践约是被动的；２?郾焦仲卿以男权制的思想害了刘兰芝，又以男权制的思想害了自己；３?郾焦仲卿的可悲之处在于，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是被自己的男权制思想所害。
　　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她是以死告诉焦仲卿，告诉她周围的人，告诉世上所有的人，她不是那种为了“高迁”和“日胜贵”就抛弃了爱人、背叛了爱情的女人。作为一个女性，她非常珍视自己的爱情，但是，是婆母和丈夫代表的男权制使她痛苦地告别了她的爱情，母亲和哥哥也站在男权制的立场上逼迫她再嫁，而她的丈夫又以男权的思想来羞辱她的再嫁。刘兰芝这个女性，在这个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失去了一切。但刘兰芝是高贵的，她可以失去爱情，失去生活，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但是，她不能失去人格的尊严。她的死就是她以生命为代价对人格尊严的坚决捍卫。刘兰芝的死包含了她对焦仲卿的彻底的失望，对亲人的彻底的失望，对爱情的彻底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彻底的失望。这个男权制的社会没有给刘兰芝这位女性留下一点爱情的空间、自由的空间、尊严的空间。刘兰芝对丈夫焦仲卿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牵牵挂挂，对她的亲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牵牵挂挂，对这个男权制的社会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牵牵挂挂。因而，她在再嫁的新婚的夜晚“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她的死是绝望的也是决绝的，绝不像焦仲卿那样犹犹豫豫，粘粘连连。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女性自由的渴望，对女性尊严的渴望，对没有男权制统治的美好生活的渴望。刘兰芝的死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男权制社会造成的。刘兰芝的死就像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它的瞬间的光辉照亮了男权统治社会的夜空是如何的阴霾黑暗沉重。
　　《孔雀东南飞》有一个想象性的表达理想愿望的象征主义的结尾（并不是所谓的浪漫主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了男权制力量的限制，他们爱情是甜蜜的缠绵的销魂动魄的。
　　然而，这理想化的象征性的结尾不正证明了现实爱情的悲剧性吗？
　　“行人驻足听”，行人驻足去倾听鸳鸯的“夜夜达五更”的婉转美好的歌唱，不是说明“行人”的爱情是不如意的吗？“寡妇起彷徨”，寡妇听到这美妙的歌声，夜里睡不着觉，起来彷徨，寡妇感受到了什么呢？寡妇是羡慕那对鸳鸯的痴迷的爱情呢，还是在刘兰芝的悲剧中感受到了她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作为女性的人生的悲哀？
　　“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后世人在刘兰芝的悲剧里“戒之”什么“勿忘”什么呢？《孔雀东南飞》从女性的角度叙述了刘兰芝在男权制社会中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阅读《孔雀东南飞》感到有一种十分巨大的力量在逼迫着侮辱着戕害着女性，但《孔雀东南飞》的叙述者并不知道这种十分巨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他知道这不是所谓的封建家长制，他确实是把它——这种巨大的力量对女性的压迫给叙述出来了。《孔雀东南飞》表现出了那种力量的可怕和无处不在；正是这种力量的不断汇聚，才最终形成了淹没刘兰芝的滚滚洪流——刘兰芝最深切地体验到了那种力量的可怕——对爱的毁灭，对生命的毁灭，对自由的毁灭，对希望的毁灭。“举身赴清池”，与其说是刘兰芝的自我毁灭，不如说明刘兰芝对那种以男权意识构成的滚滚洪流的抗争。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绝望的抗争。《孔雀东南飞》要“后世人”“戒之”“勿忘之”的就是这种东西。
　　描写女性的爱情悲剧是由《诗经》就开始了的诗歌传统。《诗经·将仲子》中的“无逾我里”“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和“无折我树杞”“无折我树桑”“无折我树檀”是女性对社会“礼”的严酷限制的恐惧而对爱人的拒绝；《蒹葭》所表现的是男性对痴心相爱的姑娘追求而被社会的“礼”所阻隔而形成的悲剧。“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从游之，宛在水中央”，这“水”就是“礼”的象征。而这个“礼”，表面看来是封建家长制，而实际上还隐藏着男权制的思想。男女授受不亲，固然是封建道德观念，但是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女性的不自由的基础上的；女性是被规定许配给一个男性的，因而，女性是绝对不可以接触另外的男性的。表面的封建礼教是为深层的男权制服务的。男权制的思想使无数青年男女的爱情不能实现从而给他们带来深深的痛苦。与《诗经》不同的是，《孔雀东南飞》还描写了女性在男权制的统治中的痛苦挣扎。然而这挣扎是徒劳的，刘兰芝的人生悲剧揭示了男权制的社会统治是如何地使女性没有任何人性的自由，没有任何爱情的自由，没有任何人生的出路。《孔雀东南飞》第一次触动了压迫女性损害女性的男权制社会统治力量。所谓男权制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专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它构成一种体制、一种习俗、一种规范、一种法律，它天经地义，没有多少人去怀疑它的正确性；它牢不可破，任何力量似乎都动摇不了它的存在。这种男权专制的力量比阶级压迫更普遍更持久更深重因而也更难以察觉。这种男权意识又构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的存在，更没有知觉到它对人的戕害，但是它又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好像没有任何一种外在的规范力量变成一种思想如此的深入人心，影响之大之广之深，使人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男权意识所左右所影响。这种男权意识又似乎是一张巨大无边的法网，它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甚至无人不在，没有谁能够逃脱它的罗网。不仅男人，而且是使所有的人，包括被男权制所害的女人，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浸染着男权制的思想。《孔雀东南飞》以刘兰芝这个女性的悲剧把男权制的一切罪恶都纤毫毕现地揭示了出来。
　　这就是《孔雀东南飞》的伟大之处，这就是《孔雀东南飞》对中国文学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