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作品中，至少有一个、甚或出现多个叙述者，将故事讲述出来。在这些讲述故事的不同叙述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区分，这一区分按照叙述者是否参与其所讲述的故事来进行。如果叙述者成为他或她所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并成为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所谓同故事叙述者（ｈｏｍｏｄｉｅｇｅ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相反，如果叙述者并未置身于所讲述的故事中，不是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人物，而只进行叙述，则是所谓异故事叙述者（ｈｅｔｅｒｏｄｉｅｇｅ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①。与之相应，在叙事作品的叙述中，可以区分为同故事叙述与异故事叙述。同故事叙述中的叙述者即人物——叙述者；异故事叙述中的叙述者则通常是所谓全知叙述者或无所不知的叙述者。
　　在同故事叙述中，叙述者作为人物参与故事的程度会千差万别，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状况。但所有这些以不同方式出现的有形的、并具有精神思想与道德态度的叙述者，都不仅讲述了故事，而且作为人物，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发生着种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以适合其自身的身份在行动，从而构成为本身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形象。
　　无论是在同故事叙述还是异故事叙述中，叙述者都存在着叙述的可靠性问题，并因此而相应被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最初由布斯所作的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隐含作者”，同样是布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作者的一个“隐含的替身”，“作者的第二自我”。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作者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来表现自己^②。这里所说的“表现自己”，不是指作者自身毫无中介的直接显示，而是通过作品中不同的叙述者来进行。比如说，在讨论简·奥斯汀的《爱玛》时，当人们说到“作者她自己”时，这“不一定是真正的简·奥斯汀，而是一个隐含的作者，在这本书中由一个可靠的叙述者来代表——通过不断地指导我们的理智、道德和情感的进展来提高效果”^③。
　　将叙述者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正是基于其与隐含作者的关系所进行的：“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就不可靠叙述者而言，“不可靠”一词可以保留给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④在里蒙－凯南看来，不可靠叙述者由于其道德价值规范与隐含作者的道德价值规范不相吻合，所以这样的叙述者对作品所做的描述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感到怀疑^⑤。是什么原因使叙述者变得不可靠呢？就在于叙述者的价值观念与隐含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大相径庭，“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事实上意见不一，否则其不可靠性就不会出现”^⑥。
　　布斯与里蒙－凯南在区分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时，主要依据其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规范（ｎｏｒｍｓ）、尤其是道德规范来进行。这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方面所显现出来的规范，对于读者进行价值判断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应该看作不是惟一的。查特曼指出，隐含作者构筑着叙事作品的规范。同时他认为，叙事作品中的“规范属于一般的文化规约（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ｄｅｓ）”^⑦。这显然关涉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在我看来，举凡与一定的文化层面相关，涉及到思想的、道德的、伦理的、风俗的、习惯的、事实的等等均属于规范之列，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詹姆斯·费伦与玛丽·帕特里夏·玛汀在他们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一文中从不可靠性轴出发，区分了不可靠性的三种类型，即“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一个特定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可以表现为各种方式，可以在其叙述过程中的不同时刻表现出来。同时，在叙述过程的任何时刻，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可以表现为一种以上的方式^⑧。同理，在衡量叙述者的可靠性时应该也可以从这样一些不同的层面出发。
　　
　　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这一区分已为叙事学界所广泛接受，而且在叙事作品的分析中也常被运用。这一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概念区分具有明显的“类”的特征，被赋予了明晰与一目了然的特点，它有利于人们从相互对立的不同层面对叙述者加以思考。而在对作品叙述者进行总体把握的过程中，也可使读者对作品所显现出来的涉及价值、道德判断、伦理、习俗、事实等方面作出较为合理的评价，不致出现大的偏差。在同故事叙述中，由于叙述者同时又作为人物而出现，因而，对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判断，还不仅仅涉及到叙述者在作品叙述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还涉及到对作为人物的叙述者的理解。因而，这样的区分有助于人们对作品人物的基本把握，并进一步分析人物叙述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从而加深对作品整体上的理解。
　　叙述者的可靠或不可靠性问题，涉及到诸如“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信赖叙述者所提供给我们的事实的确切性”^⑨这样的问题。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一个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似乎应该得到相当的关注，这就是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程度不同的可逆性。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尽管可以发现一般意义上的可靠叙述者或不可靠叙述者。但与此同时，却也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其中，被看作为可靠叙述者的，在某些方面显现出不可靠性，或者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发生某些从可靠性向不可靠性变动的迹象；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于不可靠叙述者中。换句话说，在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这一对立的两极之间，其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存在着可逆性。这种情况在同故事叙述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同时作为特定人物出现的同故事叙述者，常常表现为一个具有丰富而又复杂性格的人物，而人物叙述者的性格也随着时间、环境、心境等等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局面，显现出一个活生生的作品人物所可能具有的性格。注意到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的可逆性，将使人们对叙述者、尤其是人物叙述者的判断不致进入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从而影响对作品与人物的理解。
　　我们知道，在同故事叙述中，当人们判断作品中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时，会有一个推断的过程：通过作品的叙事话语或更大的叙事语境所表现出来的证据，确定可靠或不可靠性的存在；确定可靠或不可靠性的具体类型，诸如事实的、价值的、意识的等；将可靠性与不可靠性与对作为人物的叙述者的推断连接起来；对隐含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所存在的交流进行思考^⑩。以这样一个判断过程来对作品进行分析，可以推断作品中所出现的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以及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性的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发生在二者间的可逆性转换。
　　以下将以鲁迅的小说《伤逝》为例，着重对同故事叙述中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性之间的可逆性，以及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有可能出现的相互变动与转换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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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爱情小说。故事的人物叙述者涓生以手记的形式，叙述了他与女主人公子君的一段以悲剧告终的爱情，并为之深自忏悔。在这篇小说中，作为人物的叙述者涓生究竟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还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呢？严格说来，两者都不是。在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区分中，很难绝对地将他置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在涓生的叙述中，在他作为人物参与到事件与情境、并与子君发生恋爱的过程中，这一作为人物的叙述者的叙述在可靠与不可靠性之间发生着变动，出现了两者之间的可逆性变化。这样一来，也使这一人物成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这一复杂性格与环绕着他所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而就读者对这一人物的态度而言，也伴随着他在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变动而出现了对他既信任又不信任，既同情、又反感，甚至鄙弃、厌恶的种种变化。
　　叙事作品中的叙述，通常是一种事后行为，叙说已经发生的往事。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人物叙述者“我”叙说自己所经历的往事时频繁地出现。因而，在以人物作为叙述者的同故事叙述中，同一个人物通常存在着“叙述自我”（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ｆ）与“经验自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ｓｅｌｆ）。前者属于在叙述的当下表现出来的人物自我；后者则是正在经历着过往事件中的自我。出现在不同时刻的这同一个“我”，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一人物却有可能在自己人生的不同时刻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情感与态度，以及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而在其叙述中，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与色彩。随着时间的流动，环境的变迁，人们改变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乃至对同一事件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是不足为怪的。而在同一人物叙述者的“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这两者间的张力中，有时往往就显现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的可逆性。
　　《伤逝》一开篇，人物叙述者便说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接着我们读到，叙述者是要叙说一件一年以前的往事：“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他以如此灿烂的语言叙说了对于子君的满怀期待：“在一年以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有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¹¹⁾以这样一种深自忏悔的笔调，同时又以一种满含深情的回忆叙说往日的爱情，对此读者应该觉得是可信的。为什么不应该相信一个怀着深深的忏悔而叙说自己过去的爱情遭遇的人呢？
　　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及其转换过程是与隐含作者、叙述者、读者间的交流关系分不开的。在隐含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在涉及到价值、判断、伦理、道德、理智等多方面可以存在着或大或小的距离。而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这些距离有可能增大，但也可能逐渐减少，甚至于减少到零。在这里，读者的接受在这一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读者的伦理与价值判断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阅读的伦理维度涉及读者的价值观和判断，同时也与认知、情感以及欲望错综交织：读者的理解影响着他们对作品所要激活的那些价值观的感觉，那些价值观的激活影响着读者的判断，而读者的判断又影响着他们的感情，感情则又影响着他们的欲望⁽¹²⁾。因而，在对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进行思考与判断时，在发现其中出现二者的可逆性变换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读者自身的伦理价值观念。
　　《伤逝》中一开篇的这位叙述者可以被读者看作是可靠的人物叙述者。读者也期待着追随他的可靠叙述经历故事的行程。以后，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学与自由、平等思想感染之下的知识分子，叙述者在与子君的接触过程中，不仅燃起了她爱情的火种，而且也使她的心胸中逐渐充盈了新的意识，以至半年之后，在涉及到自己的爱情时，她已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断然决裂：“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对于所有这些，人们都会以一种赞许的目光去看待，不论是对于人物叙述者涓生、还是对于女主人公子君都会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而叙述者到此时的叙说显然是可信的，其思想、行为、价值判断也是受到人们赞许的。
　　然而，他们的爱情所产生的短暂的同居生活并未给他们带来长久的幸福。以后，由于境况的变化，爱的激情的逐渐归于平静，尤其是工作的丧失，人物叙述者涓生对子君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并最终抛弃了子君，使子君在父亲的威严和旁人的冷眼中郁郁而终。由此而后出现的人物叙述者，人们就不由得逐渐对他的叙说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经历了由信任到逐渐不再相信的过程。而作为人物叙述者，涓生也经历了由可靠的叙述者到不可靠叙述者的可逆性变迁。自然，这里读者的不信任与叙述者的逐渐不可靠，并不一定完全出于叙述者对事件的叙说本身不真实，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叙述者对于所叙事件所持的态度与看法所致。正是叙述者的看法与价值判断导致了与读者之间的差异，从而在叙述者与读者间的交流中产生了距离。而这时的人物叙述者正处在他所经历的过去的往事、作为“经验自我”时所进行的叙说中。处于事件与情境之中的人物有可能被种种因素蒙住自己的双眼，甚至失去自己的理性。所以，对于此刻的人物叙述者读者抱有更多的警觉就不足为怪了。
　　当子君不顾一切与叙述者开始同居生活时，后者本应珍惜这得之不易的爱情，对子君加倍呵护。然而，与读者所期待的相反，叙述者对由爱情而凝聚的平静生活失去了昔日的激情。在遭受生活的打击之后，他更是日渐一日地将子君陷入悲惨的境地，甚至于将她看成是“只知道缒着一个人的衣角”，使人一同灭亡的人。他在此刻想到的不是共渡难关，而是分离：“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绝然舍去，……我们的新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这样一种对事物判断与处置的态度，是绝难获得人们认同的；不仅如此，它还使人们难以相信人物叙述者此后对子君的态度会是公正的。应该说，读者对于叙述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有清楚的了解，而叙述者却在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一种显示的欺骗与自欺的状况下试图掩饰他内心的真实思想。这样一来，人物叙述者也就在可靠与不可靠的维度上发生了逆转；而读者也在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转换。这一点，在叙述者以“十分的决心”向子君说出了下述一段话时，达到了顶点：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明明知道子君离开之后更加无路可走，却说她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明明是以所谓说老实话来掩饰自己的虚伪，却说“人是不该虚伪的”；明明是只为一己打算，却说于子君“好得多”。人物叙述者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却又心安理得地将子君推入悲惨的深渊。此后发生的一切，距读者的推断不会远了。而子君此后的遭遇以及她对待自身悲剧的态度，更使读者对人物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间的巨大转换留下深刻印象。子君不仅为曾经爱着她的人物叙述者所抛弃，实际上是为整个社会所抛弃。一个无视旧的传统而勇敢地追求爱情幸福的姑娘却不见容于这个社会，为社会和旧的传统所毁，而在毁灭她的人中包含着最初引导她脱离旧的传统、勇敢地追求新生活的人，这是一种双重的悲剧。而子君在与人物叙述者的交往中所流露出来的态度和感情，不仅使她的人生悲剧更为哀婉动人，也使人物叙述者受到更多的道德责问。人们没有想到，这个在社会上除了涓生而外一无所靠的人，在被人物叙述者抛弃之后，在深重的痛苦中依然具有那样强大的道德上的勇气。在被她的父亲带走，临离开她与涓生同居的住所时，她只让房东太太转告后者说她走了。她没有留下责备他的片言只语，却将剩下的全部生活材料，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聚集在一处，“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留给了涓生。与亲手将她推入深渊的人物叙述者相反，她倒在绝望中依然希望他能维持较久的生活。在人物叙述者涓生与子君的道德天平上，读者再一次决然地倾向子君，而对人物叙述者施以更为深重的道德责问⁽¹³⁾。人物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至此已无须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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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物叙述者叙说毕一年前的往事，再一次回到叙述的当下，摆脱过去的噩梦，成为“叙述自我”时，是否又一次成为可靠的呢？这需要再次检验。与开篇所表示的“悔恨和悲哀”相应，人物叙述者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其程度甚至远甚于前：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这样的“悔恨和悲哀”不可谓不深重，似乎不容人们有任何怀疑。此刻人们也似乎回复到信任人物叙述者的叙述，包括同情他所显露的情感。在经历了对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的认定之后，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又感到叙述者在向可靠性回溯。然而，这一回溯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当作品的结尾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又一次对叙述者表示出怀疑，短暂的可靠性又一次向不可靠性逆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人们可以不怀疑人物叙述者的“悔恨和悲哀”，在对引起自己所曾深爱的人如此巨大创痛与悲剧的面前，再大、再深的“悔恨和悲哀”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人物叙述者上述叙说面前，读者所关注的是这一“悔恨和悲哀”原因所在。它当然包含着对死者，然而，它却更多的是为生者，为着生者更好地“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为此，他需要通过言语的忏悔将这一悲哀的往事深深地埋葬，将这一挥之不去的梦魇留在过往的虚空中，以使生者得以“前行”。在判断人物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以及在二者中所出现的转换中，这一天平在读者的心目中再一次向后者倾斜。
　　由对《伤逝》中人物叙述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同故事叙述中，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并非一成不变，而可以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二者之间存在着可逆性变化；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在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对于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判断等方面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注意到人物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性之间的可逆性，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特有的意义，它有助于表现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多面性；同时也可加深读者对人物形象的更深刻的理解，有助于对人物的欣赏，并避免将活生生的、具有丰富而复杂性格的人物简单化的趋向。
　　
　　① Ｇｅｒａｌｄ Ｐｒｉｎｃｅ，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ｉｎｃｏｌ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４０－４１．
　　②见[美]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０－８１页。
　　③[美]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④ Ｗａｙｎｅ Ｃ．Ｂｏｏｔｈ，“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Ｅｄ．，Ｐｈｉｌｉｐ Ｓｔｅｖｉｃｋ．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ｐ．１００－１０１．
　　⑤ Ｓｈｌｏｍｉｔｈ Ｒｉｍｍｏｎ－Ｋｅｎａ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ｅ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８３，ｐ．１０１.
　　⑥Ｓｅｙｍｏｕｒ Ｃｈａｔｍａｎ，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ｌｍ，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１４９．
　　⑦Ｓｅｙｍｏｕｒ Ｃｈａｔｍａｎ，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ｌｍ．ｐ．１４９．
　　⑧[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２－４３页。
　　⑨ Ｈ．Ｐｏｒｔｅｒ Ａｂｂｏｔｔ，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ｅｓ，２００２，ｐ．６９．
　　⑩参见[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８页。
　　(11)鲁迅：《伤逝》，《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４５页。（以下所引均出自本书，不另加注释）。
　　(12)参见[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８页。
　　(13)参见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６－８８页。
　　

• 谭君强： 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性的可逆性：以鲁迅小说《伤逝》为例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8期
• 谭君强： 从鲁迅小说《示众》看叙述中的“展示”及其效果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