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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蕴深

◇ 邓星明 张小萍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个有着独特风土人情的世界,是个令沈从文魂牵梦绕的世界,也是个充满神奇、充满诱惑的世界。
  沈从文说过:“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他的短篇小说《丈夫》就是反映湘西水边船上生活的名篇。沈从文小说的创作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他的《丈夫》就是尝试一种新的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重新读解《丈夫》,感觉这篇小说底蕴深厚,耐人寻味。它是沈从文小说创作在结构和体式上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一、结构贴着人物走
  
  沈从文经常说过,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去写。《丈夫》的小说结构就是贴着人物写故事的典范之作。题名《丈夫》,整篇小说就是从各种角度贴着“丈夫”的心理去写。小说不厌其烦地记叙了丈夫探望妻子所引起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总归起来,丈夫的心理活动的大致轨迹是:平静——惊讶——失落——原谅——愤怒——化解——打击——渴望——痛苦——离去等十个过程。
  小说开始花了很大的篇幅交待湘西特有的风俗——“船妓”。船妓实质就是娼妓。“娼妓”这个隐蔽而羞涩的“生意”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从古至今,中外皆然。而湘西的这种“生意”的不同之处是做“生意”的大多是有家有室的乡下女人,而且得到在家丈夫的认可。在外做“生意”的女人“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家的丈夫“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
  《丈夫》写与妻子久别的丈夫在春意盎然的一天,去探望城里的妻子。他“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短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上来,像访远亲一样”。显然,丈夫出门时心情平静如常。
  丈夫进了城,好不容易在一条船上找到妻子,女人在丈夫的眼里已完全不同了:“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的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服”,使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这是丈夫从视角感观上发现的妻子的变化。
  夫妻重逢,妻子开口问话:“那次五块钱得了么?”这是妻子“生意”所得。丈夫从听觉上感到“女人说话时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变成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畏缩神气了”。小说从视角和听觉上记叙了丈夫发现妻子的变化,导致第一次“惊讶”。
  当丈夫慢慢恢复自己做“丈夫”的身份,摸出烟管同火镰,准备抽烟时,“烟管忽然被女人夺去,即刻那粗而厚大的手掌里,塞了一枝‘哈德门’香烟”。这个细节没有言语,只有动作。这个“动作”意味深长,既显现了妻子对丈夫的怜爱,又显现了进了城的妻子之“洋”与仍在农村的丈夫之“土”的差距。导致丈夫第二次“惊讶”。
  吃过晚饭,是妻子接客的时间。而丈夫呢?“不必指点,也就知道往后舱钻去”。丈夫赶了三十里路来看妻子,妻子却要用身体伺候别的男人,丈夫闲在一边,“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丈夫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
  半夜里,妻子在接客中途,偷偷爬进后舱给丈夫送来一片糖,丈夫把糖含在口里,即刻原谅妻子的行为了。再说,“他懂事,女人名分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想通了,也就没气了,丈夫宽容了妻子。
  第二天白天,妻子老七和大娘、小五多都上岸去了,留丈夫一人守船,正在丈夫寂寞难熬的时候,水保来访。水保是个知情达理的老年人,见丈夫从乡下来的,是老七的汉子,热情地与丈夫海阔天空地谈了许多乡下的趣事。丈夫是个热爱劳动生活的人,又是个健谈的人,闲了一天终于找到了交谈的对象和感兴趣的话题。这一大段与水保的交谈是全篇中丈夫最开心的时刻。以至在水保走后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山歌。
  到了午时,丈夫肚子饿了,妻子还不见回,他又不会烧湿柴,情绪又一次失落了,尤其是想到水保离开时要他转告妻子:“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丈夫越想越气:“为什么要说这个?有什么理由要说这个?……”丈夫终于愤怒了!愤怒使他感到羞辱,他决定不等妻子回来立马就走。
  不巧的是,丈夫在归途上遇见了妻子和五多,并且看到五多手里拿了一把胡琴,胡琴是妻子给他买的,丈夫心里有些感动,于是在妻子和大娘、五多等人的劝说下又回到了船上。吃过饭,“男子拉琴,五多唱歌,老七也唱歌……年青人在热闹中心上开了花”。妻子买的胡琴把丈夫的愤怒又一次化解了。
  到了晚上,两上当兵的醉鬼踉踉跄跄地上了船,“一面说着野话,一面还要争夺同老七亲嘴,同大娘、五多亲嘴”。还要满船地查找拉胡琴的丈夫。丈夫夹着胡琴往后舱钻去,大娘吓得不敢做声。“老七人急生智,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这一切全在丈夫的视听范围之内,男人的尊严被彻底损伤了。以至于大娘要请他去看三元宫夜戏,“男人摇头不语”。在两个醉鬼士兵走后,五多要丈夫继续拉琴唱歌,可纯朴的丈夫此时什么心情都没有了。两个醉鬼士兵的胡闹对他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小说并没有详细地描述,只写了丈夫的一个细小的动作:“一切沉默了。男子在后舱先还是正用手指扣琴弦,作小小声音,这时手也离开那弦索了。”以至于后来老七轻手轻脚爬到后舱去劝说了半天,也没能劝住他。
  有人说:男人真正的苦楚不是批评口匕骂,不是吼叫,而往往是无声的沉默。此后丈夫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从三十里地之外赶过来看自己的女人,两天来竟没有机会同妻子好好说说话,他看见妻子上半夜被别的男人折磨得筋疲力尽,顿生怜悯之心。他还有最后一丝愿望,想在下半夜“愿意同她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商量件事情”,但是,当大娘告诉老七:“巡官就要来的”。“老七咬着嘴唇不做声,半天发痴”。丈夫彻底绝望了,深深陷入一种无言的痛苦之中……
  到了第二天,丈夫一早起来就要走路,一句话不说。妻子劝不住,转身掏出许多钱给丈夫,“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终于,两夫妻一早都回转到乡下去了。
  以上是《丈夫》基本的情节结构,沈从文在小说中完全是贴着“丈夫”来写。写丈夫进城找到妻子后两天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丈夫所见所闻引起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所以,小说自始至终产生一个巨大的悬念:丈夫的结局究竟如何?沈从文这种结构安排紧扣读者的审美兴趣,丈夫从开篇的探望妻子到结尾带着妻子回家,头尾呼应,一气呵成,有声有色地完成全篇。
  刘西渭先生是沈从文的知己好友,他曾说:“……斯汤达是一个热情的人,而他的智慧(狡猾)知道撒谎……乔治桑是一个热情的人,然而不唯抒情,而且说教。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沈从文“不说教”的风格在他的另一篇小说《八骏图》表现得非常突出。沈从文对他笔下的人物或充满着热情,或充满着同情,或充满着鄙视,但他从不表露出来,他只是冷静地、客观地贴着他的人物去写,写他们的外貌,写他们的心理,写他们的语言,写他们的行为。正如刘西渭所说:“他用彩笔把人物的面貌和行为画出来,他不分析,不说教,也无所主张,任由读者去品赏。有人可能见出揭露丑恶,有人可能见到讽刺黑暗,有人可能见到人性的真实,无可奈何的挣扎。”
  
  二、审美留有空白处
  
  初读《丈夫》,读者普遍会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忧伤,替谁忧伤呢?显然是小说中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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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读《丈夫》,则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沈从文在忠实于客观生活的基础上,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有意留下了许多的审美空白,让读者自己去填补。
  例如:丈夫找到久别的妻子,妻子问的第一句话“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此话颇耐人寻味。其间有许多“空白”留给读者去填补。很明白,这五块钱是妻子“生意”所得,也可能这五块钱比“丈夫”在田地里终日的劳作要丰厚得多。妻子能赚钱了,妻子在家庭地位提升了。此处,还在有意无意地提醒丈夫,我还在做“生意”,你今天虽然来了,有些地方还得忍着点,要懂事。所以,“丈夫”感到妻子说话的口气与以前完全不同了。而这些“空白”都必须要读者细心地去填补才能获得审美的愉悦。
  还有,小说写的是一对新婚夫妻久别重逢。俗话说:“久别如新婚。”作为身体强健的丈夫在生机勃勃的春天想与妻子过正常的性生活,这是非常合乎常情的。“丈夫”的这种欲望在小说中若隐若现。沈从文非常含蓄地在叙事中几处点到。如:妻子“把衣服解换时,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褡。胸褡上绣了‘鸳鸯戏荷’”,“男子觑着不说话。有说不出的什么东西,在血里窜着涌着”。而后,在丈夫心灵遭受重重伤害之后,依然想同妻子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语,“大娘像是明白男子的心事,明白男子的欲望”。古人云:“食色,性也。”丈夫到城里看妻子,满足性欲是丈夫的本质目的,这个本质目的是隐藏在小说中的导火索,而沈从文偏偏不去点燃它。留下这个最大的审美“空白”,让读者去体会,去设想,去填补。读者正是在填补这个“性欲”的空白中,去感受丈夫一次次地被压抑,一次次地被摧残,最后丈夫忍受不下去了,一个反弹,一次爆发。读者也是充分理解的。
  小说的结尾,很喜欢说话很热爱生活的丈夫始终不说一句话,在船上两天的生活彻底把这个老实强健的庄稼汉击倒了。妻子怎么劝说都没用,水保的酒席不吃,大娘请他看戏也不去,最喜欢的荤油包子也不要,甚至妻子把钱塞到他手里都丢掉了。沈从文十分了解“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道理,小说不让丈夫说话,可丈夫想说的话,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作各式各样的“填补”。
  正如高尔基所说:“当文学家使读者也能根据自己个人的经验,根据读者自己的印象和知识的累积,来‘想象’——补充、增加——文学家所提供的画面、形象、姿态、性格的时候,文学家的作品才能对读者发生或多或少强烈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试想,如果小说没有留下这些“空白”,而是把什么都详细描写,详细表述出来,把丈夫的痛苦和愤怒一古脑儿地倾泻在文字中,虽然小说在情感的表露上痛快淋漓,但读者的审美兴趣和审美追求便索然寡味,这就是文学的奥妙所在。沈从文对这点心领神会,所以运笔自如。
  
  三、语言追求典雅性
  
  沈从文的小说语言历来被世人广泛赞誉,素有“文字魔术师”的称号。他的语言风格追求典雅性。具有质朴简约,形象清丽,真诚自然,内蕴丰富等特色。
  小说开篇的首段只有一句话十四个字:“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委婉而巧妙地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春天,地点是水边。春天是万物更新,生机勃勃的季节,春天也是情意萌动,生理渴求的季节。首段为下面故事的发展埋下一个不为人轻易察觉的伏笔。
  小说主要是写人,但沈从文在叙事的过程中把对人物的描写和景物的描写融合起来。如:“在楼上四海春茶馆喝茶的闲汉子,俯身临河一面窗口,可以望到对河宝塔边‘烟雨红桃’好景致。”又比如:到了晚上,丈夫看见来了客人,急忙“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枝卷烟摘下来,毫无目的地眺望河中的暮景。夜把河上改变了,岸上河上已经全是灯火”。这些文字既写了人物的动作,又写了人物所处的环境,文字柔和俊秀,典雅自然,富有诗情画意的散文之美。
  《丈夫》中的上船来胡闹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客人,小说是这样描述的:“来了客,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穿生牛皮长统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喝过一肚子烧酒,摇摇荡荡的上了船。”注意,沈从文在这里没有去花费笔墨一一介绍这些嫖客的官衔职务,只是抓住他们穿着打扮的特征,十分明了地显现这帮达官贵人的身份,既形象直观,又简约生动,给人深刻的印象。
  是小说,又免不了人物的对话。沈从文人物的对话还是“贴着人物写”。什么人说什么话,言语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环境,比如小说中水保和丈夫的对话:
  “乡下麦子抽穗了没有?”
  “麦子吗?水碾子前我们那麦子,嘿,我们那猪,嘿,我们那……”
  沈从文自己说过:“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你瞧,“丈夫”的语言哪怕只有一句话,让我们听出了人物的口气,人物的神情,人物的性格,还让我们听出了语句的泥土味。真可谓:听其声,如见其人。
  《丈夫》是沈从文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品。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它,依然为其内蕴深厚的思想以及耐人寻味的手法而深深地折服。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与教益。掩卷长思,让人不禁想起司马长风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沈从文在中国有如十九世纪法国的莫泊桑或俄国的契诃夫,是短篇小说之王。”
  
  ①⑤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原载1934年《文学》。
  ②③⑥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73页、74页、37页。
  ④高尔基:《给初学写作者的信》,选自《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5-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