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传世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堂吉诃德本是西班牙拉·曼却地区一个穷乡绅，酷爱骑士小说，竟然变卖土地遍搜天下此类书籍，终于走火入魔，满头满脑全是骑士行迹，感到自己也应该像骑士一样肩负神圣使命，闯荡天下，匡扶正义，除暴安良，于是打扮一番，离开家乡闯荡天下。在他眼里到处都是妖魔鬼怪，都是冒险的机会。他把风车当作凶恶的巨人，把羊群当作军队，把被押送的苦役犯当作受迫害的骑士，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旅店当作城堡，把旅店里的皮酒囊当作巨人头，把傀儡戏舞台当作战场，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他打抱不平的结果不但与人无助，还处处给人带来灾难，自己也吃尽无数苦头。就这样他过了半生游侠梦，临死才清醒过来，对人说自己过去是疯子，只恨自己悔悟太迟。
　　关于《堂吉诃德》的思想意蕴，作者自己说是为了讽刺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要让天下人都讨厌它，从而“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作品发表后，果然不出作者所愿，骑士小说真的奇迹般地消失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实现了。
　　打击骑士小说，是作者的主观动机，也是作品的客观效果。但是《堂吉诃德》的思想意蕴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作品一旦发表，就成为一个客观的精神存在，就有了独立于作者的艺术生命。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它生存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与各不相同的接受者对话，从而激发出各不相同的理解。读者的创造性理解，其实都可以视为作品的思想意蕴，或者说是其中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流行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及有关论著对这部名著的理解大体上是这样的：作者把堂吉诃德荒诞离奇的游侠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骂，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公爵夫妇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表，通过对他们行径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外强中干的本质和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掩饰着的阴险、凶残的本性。作者还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民活不下去、官逼民反的真情，诅咒当时的时代是“可恶的时代”。至于堂吉诃德，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喜剧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各种美德，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要求，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①
　　以上论断是从社会、政治角度看问题，所以一般是从阶级分析入手。有人从哲理角度分析，认为堂吉诃德身上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些深刻矛盾，如精神与现实的矛盾、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书本与实践的矛盾、精神与物欲的矛盾、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商的矛盾等等。有人从历史和宗教角度分析，认为面对邪恶势力和愚昧势力的强大，堂吉诃德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把自己个人的力量想像得比环境的力量还大，自愿捐躯受罪来匡扶正义，就多少接近于基督式的宗教英雄。在他身上既体现了骑士道精神中所有的崇高的一面，又代表了骑士精神中可悲的一面。如此等等。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读者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观察《堂吉诃德》，对它的理解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穷尽了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认识。歌德说过，优秀的作品是无论如何探测也探不到底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经得起永远探讨的作品。
　　这里，笔者从人生视角进入作品，认为作品的意蕴主要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思想情绪，即一个理想主义者历经人生磨难之后的自我嘲笑、自我调侃。
　　说堂吉诃德性格中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因为这一点在作品中表现得太突出太鲜明了。他身为一个穷乡绅、平民百姓，游离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本可以安享悠闲平静的田园生活；但骑士小说中的英雄传奇，激发出他救国救民的伟大豪情，他立志效仿古代游侠闯荡天下，救世济人。在这一崇高理想的支配下，堂吉诃德开始他的行侠生涯，结果处处碰壁，闹出说不完的荒唐滑稽的笑话，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堂吉诃德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的理想脱离社会实际形态，脱离正常人的思维，完全游离于人情世故之外，所以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幻想。在堂吉诃德这里，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是完全分裂的，结果必然导致动机与效果的错位。
　　一边是伟大崇高的理想与动机，一边是处处碰壁的现实与效果，这一悲剧性的对立，堂吉诃德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意识到，所以一直充满热情，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屡败屡战，直到临死前才明白过来，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荒诞与滑稽，这才有了所谓的清醒。清醒后的堂吉诃德承认自己以前是疯子，头脑发昏，干了傻事。
　　一边是伟大理想与动机，一边是彻底失败的现实与效果，这一悲剧性对立在堂吉诃德这里当然有其个别性和偶然性——他因读骑士小说入迷，把艺术当现实，以幻为真啦！然而，走出堂吉诃德的故事面向普遍而广阔的人生，我们发现，上述悲剧性对立并不只存在于堂吉诃德身上，而是发生在许多人身上；这一对立也并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只不过“对立”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堂吉诃德不一样，但就其悲剧的性质而言，却是一样的。
　　例如《堂吉诃德》的作者本人，就同样陷于上述悲剧性“对立”之中。据史料介绍，塞万提斯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医生之家，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有机会读了很多骑士小说，头脑里形成了非常狂热的为国捐躯的理想。他参加了无敌舰队，投入了抗击土耳其侵略的战争。在战争中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敢，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强壮，武艺也不高明。在和土耳其两军对阵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首先跳上敌人的军舰，而后继者没有跟上来，他被包围，身负重伤，左手残废。这是他第一次英勇参战。接着他又参加了占领突尼斯的战役和其他一些著名的海战。在这些战役中他屡立战功，得到元帅的嘉奖。可是当他拿着元帅的保荐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遇到海盗，被俘后被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五年苦工。一个做着将军梦的人沦为了奴隶。他两次谋逃没有成功，后来一位神父募捐了一些钱，把他赎了回来。当他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敌舰队里找到了一个军需职位。一次，他下乡催征粮食，被乡绅诬陷入狱。出狱后改做税吏。他把收上来的税存在银行里，偏偏这个银行倒闭了，塞万提斯因此第二次入狱。从监狱出来之后，穷困潦倒，一文不名。此时他已经人过中年，百事不成，万般无奈之下开始了《堂吉诃德》的写作。作品第一部发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命运。因为他不懂和出版商打交道，几乎所有的钱都落入出版商手中。为了打击伪造的《堂吉诃德》，他在极度愤慨的情绪之下开始写作第二部。由于劳累和营养不良，完成后即一病不起。
　　一个胸怀远大理想却一生倒霉的人，当他回首平生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心态呢？他或许会像屈原那样“虽九死而未悔”；或许像艺术人物堂吉诃德那样“一生惑幻，临殁见真”，彻底否定了自己；然而更多的似乎是心情复杂，感慨万千：承认失败又不情愿，既后悔又不后悔，口头上激愤地否定自己而内心却可能恰恰相反。具体表现为自我嘲笑自我调侃——我这人啊，简直是一个疯子，一个傻瓜，一个活该倒霉的人。如果用一个艺术形象去表述，即活活一个堂吉诃德。
　　自我嘲笑自我调侃，我感到比较接近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时的心态。塞万提斯创造了堂吉诃德但不等于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只是他表达自己情感的“意象”，他的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堂吉诃德的精神中寄托着塞万提斯的理想，堂吉诃德的“清醒”中暗含着塞万提斯的自嘲。但堂吉诃德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自己的自我否定。现实表现是，他虽然在生活中“屡败”，但却依然“屡战”，直到临终前还在与世界抗争——抱病写完《堂吉诃德》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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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堂吉诃德与塞万提斯的精神联系，作品的译者杨绛先生曾有过深入的分析。她说：“也许塞万提斯在赋予堂吉诃德血肉生命的时候，把自己品性、思想、情感分了些给他。这并不是说塞万提斯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堂吉诃德。他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从自己身上取材，还是只顺手把自己现有的给了创造的人物，我们也无从断言。我们只能说，堂吉诃德有些品质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品质。” ^②这里所说的“有些品质”，我以为主要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共同的精神品质使作者与人物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样，就使角色身上流淌着作者的精神血脉：“塞万提斯或许觉得自己一生追求理想，原来只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他满腔热忱，原来只是堂吉诃德一般疯狂。堂吉诃德从不丧气，可是到头来只得自认失败，他那时的失望和伤感，恐怕只有像堂吉诃德一般受尽挫折的塞万提斯才能描摹。” ^③
　　事实正是这样，塞万提斯从自己辛酸的人生体验出发准确“描摹”了角色堂吉诃德，或者说，他写堂吉诃德其实是在写自己，他“笑”堂吉诃德其实也是他的自我解嘲，自我调侃；所以他对堂吉诃德既同情又怜悯，既赞扬又嘲笑，他一边笑着讲故事，一边心中在流泪，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从本质上说，《堂吉诃德》是表意小说而决非写实小说——虽然其字里行间也描摹了西班牙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者是在借堂吉诃德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所以我认为《堂吉诃德》是作者自我解嘲自我调侃之作。
　　塞万提斯自我解嘲自我调侃的心态，被自作品发表至今的读者很容易地理解了，接受了。读者以堂吉诃德为镜子对照自己，对照别人，每当发现自己或别人身上有着超出常人的崇高理想和热情然而却屡屡失败无可奈何之时，总是首先想到堂吉诃德，称自己是堂吉诃德式的人。这样的自我评价中包含了对《堂吉诃德》精神实质的理解，包含了对作者内心深处的相通。“堂吉诃德”已成为上述心态的共名符号。
　　如果《堂吉诃德》仅仅是作者自我解嘲自我调侃，那么其价值和意义也就十分有限了。事实是，塞万提斯说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打击骑士小说，骑士小说早就如其所愿消亡了，然而《堂吉诃德》却依然辉煌；我们过去总是说作品价值在于揭露、批判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准确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今，当时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堂吉诃德的故事却依然有魅力，原因何在？道理很简单，因为《堂吉诃德》中有一些超越阶级、超越社会、超越民族从而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精神价值。这个精神价值，我以为就是成功地提炼出了一种“心态”，即壮志未酬的理想主义者回首往事时的自我解嘲、自我调侃。
　　理想主义者自我嘲笑自我调侃的心态来源于残酷无奈的现实——理想的崇高与现实的失败。残酷而无奈的现实来源于人类永恒的根本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冲突与距离。这一困境永远摆在人类面前，给人类以折磨也给人以激励。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的历史（包括精神史），其实就是与上述困境相周旋的历史。人们永远在追求理想，为理想竭尽所能，百折不回，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理想的高远总是可望而不可及，总给从以挫败感和失落感。无奈中的人们只好自我解嘲自我调侃，但嘲笑和调侃中又不甘心认输，不真心放弃，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才下心头又上眉头。理想，既是痛苦的源泉也是欢乐的源泉。
　　理想与现实对立的困境不灭，理想主义者自我解嘲自我调侃的心态不灭，《堂吉诃德》也就不灭。三者相生相伴，直至永远。
　　
　　①参见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９４－９５页。
　　②③杨绛译《堂吉诃德·译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２页、第１４页。
　　

• 胡山林： 理想主义者的自我调侃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8期
• 胡山林： 《项链》主题新解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