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说起《摸鱼儿·晚春》，这可是让读者深为稼轩感到骄傲的一曲，不仅“为后来名家所兢效”^①，而且“在元代曲家那里被编为‘十大曲’之一”^②。清代，龚自珍“偶检丛纸，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③，可知此阕传唱之广，盖因“词中《摸鱼儿》……最宛转幽咽可听”^④之故也。冒广生谓缪荃孙《金菊对芙蓉》“其词殊怨，几于辛稼轩之烟柳斜阳”^⑤。梁启超曰：“荡气回肠，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⑥，视为千古绝唱。在“两宋十大词人综合排行”中，辛稼轩雄踞榜首^⑦，而在稼轩的六百二十九首词中，《摸鱼儿》又为各种选本所品评所人选次数最多的一首^⑧。陈廷焯曰：“惟稼轩《摸鱼儿》一篇，为古今杰作。”^⑨刘扬忠为稼轩创作进行分期，认为“带湖十年是辛弃疾写作歌词数量颇为繁富的时期”^⑩。程继红接续了刘氏的课题进一步分析曰：“事实上，则应该是第一阶段(带湖十年)的后期，即三十六岁至四十二岁这段时间，标志性的作品则是其三十九岁时所作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¹¹⁾因而视《摸鱼儿》为稼轩之“金牌代表作”⁽¹²⁾。一曲传统的“咏春”词如何得以备受推誉?“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在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独白式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¹³⁾因而读者的权力构成对文本的支配，“喜读之可以佐歌，悲读之可以当哭”⁽¹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¹⁵⁾，稼轩此阕《摸鱼儿》即呈现为由读者的审美期待及期待的相互渗透并逐步提升的螺旋过程，本节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对此阕的接受境遇——经典化的历程作出诠释。
　　美国学者欧文在谈及读者对作者创作之关系时举李商隐《无题》诗为例说：“历来的研究者大都喜欢联系历史背景和作者个人的生活情况来猜测《无题》的意思，人们也都知道，诗里常出现的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象，有时和政治有关，有时和爱情有关。可以肯定，在作者同时代人的心目中，作品的含义已经不明朗了。”⁽¹⁶⁾李商隐的诗即存有既可作爱情解亦可作政治解的双重意蕴，同样，稼轩的一抹“斜阳”也引起后人的几度猜测。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曰：“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买种豆种桃之祸哉!寓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盛德。”⁽¹⁷⁾罗氏已经参悟到稼轩于此所寄托的怨悱之情——那是“北人”、“归正人”⁽¹⁸⁾的“身份焦虑”。南下的“归正人” “北人”并不被信任不被重用甚至被怀疑，在国势飘摇的背景下，朝廷内部战和的政权之争成为较收复失地更为重要的事件，因而罗大经认为，稼轩于此阕中有政治情怀的寄托。宋末谢叠山曰：“辛稼轩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不堪谗言，遂赋《摸鱼儿》”⁽¹⁹⁾，谢氏认为，遭遇“谗言”为稼轩赋《摸鱼儿》之渊源，这与罗大经同归入文本的渊源批评⁽²⁰⁾。罗大经之“词意殊怨”的诠释成为《摸鱼儿》接受史的发端，但他又认为稼轩未能因此而招祸是因“寿皇”之“盛德”，罗氏此释得到了清代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的认同。罗氏、谢氏距离稼轩时代未远，故其说不仅可信而且几成定说，后世之词家词选多以寄托审视此阕。明人沈际飞和清人徐士俊几乎完全移用谢叠山之评曰：“稼轩中年被劾，凡十六章，自况凄楚如是。”⁽²¹⁾沈际飞尚分析稼轩之怨春之典实：“李涉诗：‘野寺寻花春已归，背岩惟有两三枝；明朝携酒犹堪赏，为报春风且莫吹。’辛用其意。”⁽²²⁾沈际飞立足于文本加以审视，稼轩之惜春借用李涉“为报春风且莫吹”的诗意。此后，在认同政治隐喻的前提下，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时代即产生了源自于视角不同的诠释。
　　
　　一、清人的托喻批评
　　
　　许昂宵在《词综偶评》中评稼轩《摸鱼儿》 “结句‘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即义山‘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意。斜阳以喻君也。”所言沿袭了罗大经的“政治托喻”。王船山为此阕所和之两首《摸鱼儿》，第一首题曰：“辛幼安伤春词悲凉动古今，惜其蛾眉买赋之句未忘身世，为次其韵以广之。”另一首题曰：“辛词烟柳斜阳之句宜其悲也，乃尤有甚于彼者，复用韵写之。”亦是因其读出其中的政治意味而恰好可以寓一己之怀。清代常派的“寄托”之论虽然是直接源自于经世学说，但仅就稼轩此阕而言，张惠言的解说罗大经的“渊源”启发不谓无关。也可以说，罗大经奠定了《摸鱼儿》的千年接受的基调。清代的词论家对于此阕的关注多从罗大经那里开发而出，认同其中之政治托喻：
　　
　　词主谲谏，与诗同流。稼轩《摸鱼儿》，酒边《阮郎归》……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此固有之。但不必如张皋文?柱鼓瑟耳。^（23）(张祥龄)
　　无岁而无落花也，无处而无芳草也，无日而无夕阳明月也。然而古今之能言落花、芳草者几人?古今之能言夕阳、明月者几人？则甚矣，写物之难，写愁之难也!^（24）(赵庆熹)
　　稼轩一生忠义，坎坷崎岖后，以激而思退，作《沁园春》及《摸鱼儿》词，以抒其意。……辞意似过于激切，第南渡之初，危如磊卵，“斜阳”句亦危言耸听之意耳!持重者多危词，赤心人少甘语，亦可以谅其志哉!^（25） (黄苏)
　　感时之作，必借景以形之，如稼轩云：“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同甫云：“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不言正意，而言外有无穷感慨。^（26）(沈祥龙)
　　稼轩“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又寄当归”，顾炎武曰：“稼轩久宦南朝，未得久用，晚岁有廉颇思用赵之意。”^（27）吴衡照谓：“此当与《摸鱼儿》 《破阵子》等阕合看，感慨自见。”^（28）
　　以上诸评皆以传统的印象式批评立足于“怨悱”、“喻君”、“写愁”、“述志”、“讽刺”，稼轩所寄托之情怀依然只是各自的感悟又过于笼统，任谁也没有指出稼轩所“托”为何?所喻为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感悟到稼轩感叹“似水韶华容易逝，嗟叹流连””中所欲言未言的“伤春”根源，而且皆认识到是稼轩被“君”疏远的愁苦，又皆言之未详，似乎留有了太多的“空白”，因而李佳进一步阐释曰：
　　
　　辛稼轩词，慷慨豪放，一时无两，为词家别调。集中多寓意作。如《摸鱼儿》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又如“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流莺声住”，又如：“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尺素如今何处也，绿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又如：“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又如：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此类甚多，皆为北狩而言。以是见词不徒作，岂仅批风咏月!^（30）将前人未能明言的所寄托的“事件”加以明了，言稼轩旨在“北狩”，以此肯定稼轩并非仅仅“批风咏月”，将稼轩所“托”的内容指向君国，从而减少了可能引起的歧解。到王闽运：“‘算只有’三句是指张浚秦桧一流人。”^（31）又曰：“亡国之音，不为讽刺。”^（32）则较李佳之言更为确切，在王氏看来，稼轩所讽刺的即是“秦桧一流人”，但这个结论被近人张东荪以秦桧张浚死期已离稼轩时代较久远而彻底：否定^（33），并在给龙榆生的信中建议他将所编辑；之《唐宋名家词选》在修改时“宜将湘绮语删去”。张东荪通过引用稼轩《美芹十论》之意否定了王?运穿凿附会的比兴之论，但接下来，他自己仍然犯了穿凿之误，他分析“蛛网”“惹飞絮”之意“当指当时谏台动辄胡乱弹劾，试以孝宗隆兴、乾道、淳熙十七八年间事证之，几于每年易相，中枢宰辅未有任事二年以上者，则谏台之猖獗可见。此乃南渡以后仍存北宋之遗风，不外朋党之轧轹而已。又证以辛词换头引用《长门赋》，谓‘娥眉曾有人妒’更为显然。乃指当时事，决不能指十余年或二十余年以前之事也”。但他下面的说法似较为合理，他说：“(弟以为辛氏此词宜统观全文，似统指恢复之计受种种阻挠不能行，遂致慨叹耳。)弟以为稼轩由湖北漕移湖南漕，在彼本人或认为不得志，或者即以为转入内地反离疆场为远，则与攻金之素志更有距离。其词中‘准拟佳期又误’一句，似可为证。”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批评者在认同此阕之政治隐喻的前提下，批评路途从宽走向窄而愈益明晰，对此阕所托亦愈益明朗。如吴梅曰：“世以《摸鱼子》一首为最佳，亦有见地。但启讥讽之端，陈藏一之《咏雪》，德枯太学生之《百字令》，往往易招愆尤也。”^（34）吴梅之所以流露此种否定之态度，旨在于“讽刺”“易招愆尤也”。当是对词人之“身份”的一种“焦虑”或担忧。 [##]
　　
　　二、史的追寻及文本分析
　　
　　从梁启超开始，伴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型，对稼轩此阕的诠释也进入了“现代”的旅程。梁启超阐释此阕则有其独到的异于前人的“发现”：他对此阕的编年建立于否定南宋谢叠山的推论之基础之上，梁启超纠正谢叠山之“稼轩中年被劾”的错误曰：“先生被劾之多，当在湖南江西帅任中，赋此词时犹未也。叠山殆追述而未详考耳。”^（35）而梁氏将此阕编年为孝宗淳熙六年(一一七九)，稼轩四十岁： “宋人说部好傅会，此段却似可信。孝宗好文词，且具赏鉴力，观其改俞国宝之《风人松》(见《武林旧事》)，评赵彦端之《谒金门》(见《贵耳集》)可见。则其爱读此词，读而不悦，亦意中事。词意诚近怨望——‘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语几露骨矣。先生两年来，由江陵帅、隆兴帅转任漕司，虽非左迁，然先生本功名之士，惟专阃庶足展其骥足，碌碌钱谷，当非所乐。此次去湖北任，谓当有新除，然仍移漕湖南，殊乖本望，故曰‘准拟佳期又误’也。本年《论盗贼札子》有云：‘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又云：‘但臣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则‘蛾眉曾有人妒’，亦是实情。盖归正北人，骤跻通显，已不为南士所喜，而先生以磊落英拔之姿，好谈天下大略，遇事敢负责任，此与南朝士大夫泄沓柔靡之风习，尤不相容。前此两任帅府，皆不能久于其任，或即缘此。诗以怨，怨固宜矣。然移漕未久，旋即帅潭，且在职六七年，谮言屡闻，而天眷不潜，岂寿皇读此词后，感其朴忠，怜其孤危，特加赏拔调护耶?固读《鹤林玉露》，辄广其意。”^（36）梁 启超将此阕的文本意义与其生平职位的升迁降沉联系起来，并推断，孝宗“感其朴忠”而升调稼轩从湖北至湖南，言之凿凿，论证到位。吴则虞在注此阕下有引用朱熹之言进一步补充梁启超所说：“朱子《庚子应诏封事》亦有云：‘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橐分，各入其门。所喜择调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排挤，使天下之忠臣贤士，深忧永叹，不乐其生。’据朱子此言，则此词寄慨者深矣，又岂徒一人之仕进而已。”^（37）吴则虞从梁启超那里受到启发，对此阕的阐释又深入一层：“首韵‘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二句，写出南宋国势危弱，已似残春暮景，禁不起再有几番风雨。以全盘形势，笼罩全篇。”“以下写惜春，留春，怨春，宛转曲折，层层不尽。”结韵三句“咒尽当日权奸，只图偷安半壁，荧惑朝廷，惟知媚敌求和，装点太平”。“后阕从国势衰弱、君臣苟安，而折到自己之受压抑。”首韵即“《楚辞》‘初既与予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之感伤郁抑。次韵‘蛾眉曾有人妒’一句，即《楚辞》‘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之悲愤怨恨。稼轩任湖南诸州按抚时上疏曾云及‘不为众人所容’，二年之后，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可见谗言之来，已有风闻。‘蛾眉曾有人妒’，似有所指。三韵‘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二句，言纵有相如赋而不能悟主……此句与前阕怨春不语相应，说明胸中有无限说不出之苦闷。”四韵“后句唤起权奸，纵有半壁湖山之乐，亦如玉环、飞燕，得幸岂能长久!五韵‘闲愁最苦’四字句一韵，总结自己胸中之愤懑郁抑”。结韵“申说自己忧国之苦，但写‘斜阳’、‘烟柳’，极目一片惨淡迷离之景，这自然令人想到当日国势危殆、不绝如缕之形势”。吴氏逐句逐韵对此阕作了全面阐释。从梁启超到吴则虞，诠释已经步人从整体到字句的更为细密的旅程。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为此阕编年于“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同于梁启超，但他对此阕的诠释却与异于梁启超，他说，此年稼轩从湖北转运副使调任湖南，离鄂州赴长沙。鄂州向为冲要之地，南宋大军驻此，北上可窥中原。稼轩移官湖南，对国事的忧伤和心系中原、身在江南之恨融入伤春别怨之中。而稼轩友人赵善括时正知鄂州，赵氏《摸鱼儿·和辛幼安韵》：“天涯劳苦，望故国江山，东风吹泪，渺渺在何处?”^（38）道出了稼轩词中那欲言又止的故国之思。邓广铭的诠释更具有史的意味。
　　陈洵释此阕曰：“‘佳期’二字，是全篇点睛。时稼轩南归十八年矣，《应问》三篇，《美芹十论》，以讲和方定议，不行。佳期之误，谁误之乎?读公词，为之三叹，寓幽咽怨断于浑灏流转中，此境亦惟公有之，他人不能为也。”^（39）
　　梁启超《饮冰室评词》评欧阳修《蝶恋花·谁道闲情抛掷久》：“稼轩《摸鱼儿》起处从此脱胎。”又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曰：
　　
　　凡文学家多半寄物托兴，我们读好的作品原不必逐句比附他的身世和事实。但稼轩这几首有点不同，他与时事有关，是很看得出来，大概都是恢复中原的希望已经断绝，发出来的感慨。《摸鱼儿》里头“长门”、“蛾眉”等句，的确是对于宋高宗不肯奉迎二帝下诛心之论，所以《鹤林玉露》批评他，说“斜阳烟柳”之句，在汉唐时定当买祸。又说：“高宗看见这词，很不高兴，但终不肯加罪，可谓盛德。”诗人最喜欢讲怨而不怒，像稼轩这词，算是怨而怒了。^（40）
　　 梁启超于此也对此阕之产生作“本事”的追寻，异与前人的是他认为“长门”、“蛾眉”表达对高宗的怨愤。
　　
　　三、“诗骚”的解读
　　
　　不遇的士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41），因而《离骚》便成为放逐文学的源头。夏承焘即以屈原的放逐诠释此阕，认为稼轩此时之处境“和屈原反对昏庸的贵族统治者的心情是相近似的。‘蛾眉曾有人妒’几句，也同《离骚》一样：‘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从个人的遭遇说起，而他的背景是全社会的”。^（42）夏先生进一步分析：“上片从大局亟亟(以风雨落花作比)，说到自己力不从心(像蛛网留春)；下片从自己遭忌(蛾眉被妒)、小人得志 (燕、环歌舞)，说到国势危蹙；以之比附《离骚》，岂不就是‘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心情吗?”夏先生总论道曰：“这首词用美人香草的字面，而内容却是国族之忧，可以说是遥接《梦辞》的传统的。”^（43）至于稼轩此词之风雨伤春倾诉忧国之情怀的婉约手法，夏先生从稼轩为“归正人”的身份追寻他不能大声疾呼的原因，认为以词为恢复、为抗战而呐喊的词人不在少数，像张孝祥之《六州歌头》、张元干之《贺新郎》、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皆为激昂慷慨之作，其爱国之情可并比稼轩，然皆南方人，故南方人的身份使他们之关注国势的经济之怀可以在词中直接倾吐，而勿须婉转道之，辛稼轩则不同，他身份是南渡的归正军人，是武将。此种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于词中议论国事则不能像张孝祥等文士那样地尽情挥洒、一吐为快，而是必须考虑所议论的“分寸”和“尺度”。他写国事关怀、民族忧愤之作亦有“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髓血污，风雨佛狸愁”(《水调歌头》)、“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贺新郎》)的慷慨之作，然而，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稼轩于其豪放词中，凡涉及到与朝廷当权者的冲突，或表达对议和的愤懑与不满之情时，稼轩的笔锋则会发生逆转，由向外的呼号变为向内的迂回而委婉的表述。“怒发冲冠”的岳飞被剥夺兵权之后，他的内心压抑、内心凄苦也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飞奔中潜气内转为“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小重山》)的自我低诉。因而夏先生认为，稼轩之《摸鱼儿》词亦“当作如是观”。夏先生用八个字形容稼轩此词：“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热烈的情感和内容，而以缠绵婉约的语调表达出来，这是他不得已之情，却依然能使词的境界达于极峰。”朱德才亦认同夏承焘之说：“貌似伤春宫怨，实承《离骚》美人香草比兴手法，将身世之感和忧国之情一并写入其中。”^（44）[##]
　　稼轩那种“大声镗?，小声铿饲，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的豪放词风最为后世所推重，然作为稼轩词之婉约之作的经典代表——《摸鱼儿》实则对后世词坛也产生了既广且远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宋末元初的易代之际，诸多遗民词人以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抒写故国情怀，如元初凤林书院编《名儒草堂诗余》，录入刘辰翁之《兰陵王·丙子送春》，明代卓人月《词统》将刘辰翁此作比之为《小雅》、楚《骚》，詹玉《霓裳中序第一·咏宣和古镜》、《三姝媚·古卫舟》，彭元逊《满江红·牡丹》，赵文《八声甘州·和孔瞻怀信国公韵，因念亦州弟》等等，都是以美人香草之辞抒写家国沦亡之痛。风格近稼轩。虽然不能够言上述诸词家此类词作直接受到稼轩词之影响，然于词中使用赋法，将《离骚》引入到词体之中，稼轩则有非他人能替代的首创之功。
　　稼轩之前，尽管李煜、柳永到苏轼已经作出了解放词体的种种努力，然词到稼轩这里方真正获得了解放，文中所论、诗中所言，词皆可言。借《离骚》之“芳菲”抒写去国远游的情怀也始于稼轩，那么，刘辰翁、赵文诸词家的同类“写作”当是从稼轩词中所受到的启发而致。
　　综上所述，在近千年的稼轩词接受史中，《摸鱼儿》一阕以其所蕴含的“生命精神，而为历代读者所论说，伴随着读者的品评，其文本意义也从思想意蕴的探讨逐渐拓展到纯艺术精神的分析和归纳，其向读者所展示的密码也在品评中逐渐被破解。同时由于读者的阅读权力，由于“文学的不可知性是文学深层的永恒主题”^（45），词史上对稼轩寓有寄托的《摸鱼儿》在接受过程中，伴随词学理论的深化，对其“意义”的诠释在逐渐接近其本原的同时也在逐步步入新一层的“批评的循环”。
　　
　　① 刘熙载《艺概·词概》，《词话丛编》本。
　　② 夏承焘《读辛弃疾的词》，见《诗刊》一九五七年十月号；《历代词话》卷九，陶宗仪：“近世所谓大曲，在金则吴彦高[春草碧]，蔡伯坚[石州慢]，元遗山[买陂塘]，邓千江[望海潮]，堪与苏子瞻 [念奴娇]、辛幼安[摸鱼儿]相颉颃。”
　　③ 龚自珍《减兰》自序云：“偶检纸丛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乃是京师悯忠寺海棠花也，泫然得句。”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五“龚自珍词”，《词话丛编》本。
　　④ 李佳《左阉词话》卷下“词宜流畅”，《词话丛编》本。
　　⑤ 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五“缪荃孙词”，《词话丛编》本。
　　⑥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丙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⑦ 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⑧ 据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稿》之对43种词选所选入词篇之数量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吴彦高《人月圆》”，《词话丛编》本。
　　⑩ 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版。
　　（11）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第12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第12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尧斯《审美经验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
　　（14）陈本礼《屈辞精义》，顾莼批语，清嘉庆十七年褒露堂刊本。
　　（15）谭献《复堂词话》，《词语丛编》本。
　　（16）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17）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
　　（1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十八“赤心忠毅忠顺强勇义胜军条”：“忠义军者，绍兴末归正人也。隆兴二年夏，上诏于石头城置栅，以处北人之降者，赐名忠义。拜降将萧琦为都统制，命建康都统王彦以北军千人予之。又名镇江归正人军为忠顺，命都统刘宝以七百人予萧鹧巴。彦言： ‘归正人不可聚为一所，今已散在诸军。又北人常疑有发还之意，若聚以付琦，深为不便’。鹧巴谓宝曰：‘此曹心不可保，恐缓急执我北去。我只乞马军千人将之’。上闻，乃命予琦南北军各半。王瞻叔为宣谕使，以为不可，卒予南军。由是二军徒有其名；旋亦罢去，令北人皆散隶军中。乾道中，上尝欲选千人赴行在，以效士为名，置一寨以备使用。命未出而中止。”郑骞《辛稼轩年谱》“绍兴三十二年”：“先生所率义军，盖亦分散各处也。”稼轩在乾道六年(1170)上宰相虞允文《九议》中云：“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淳熙五年(1178)史浩、赵雄相继为右丞相。春，稼轩被召为大理少卿。《龙川文集·二一·与石天民》：“辛幼安、王仲衡诸人俱被召还，新揆颇留意善类。……”“新揆”即右丞相史浩。史浩于淳熙五年(1178)三月任右丞相，即召辛弃疾、王希吕(仲衡)等还朝，王亦为由北方南归忠义之士，《宋史》有传。史浩此举，出于对南归豪杰一贯歧视。尝与张浚辩论，谓“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谓“彼民间手无寸铁，当与王师配合而行。”浩曰：“彼陈涉、吴广锄耱棘矜以亡秦，必待王师配合，非豪杰矣。”称北方归来者为“归正人”。不欲寄以方面之任。稼轩对史浩亦非怀有私意，观“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之词语，怨恨之情，两年后赋《摸鱼儿》犹作“蛾眉曾有人妒”，均显示对此类投降主和的不妥协的心理。
　　（19）谢叠山注《唐绝句选》卷二，《谢叠山先生评注四种合刻》，光绪九年(1883)刻本。
　　（20）西方文论家吕德莱《批评和文学史的技巧》：“文学作品在付梓前经历了从创作灵感的产生到定稿等基本阶段。渊源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作品产生的精神历程以及这一历程的规律。”
　　（21）沈际飞《草堂诗余》，崇祯间刻本。
　　（22）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明万贤楼自刻本；徐士俊《古今词统》评，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祥龄《词论》， 《词话丛编》本。《花?词序》，江顺诒《词学集成》转引，《词话丛编》本。
　　（23）黄蓼园《蓼园词选》，《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
　　（24）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话丛编》本。
　　（2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湖北官书处民国元年(1912)刻本。
　　（28）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词话丛编》本。《天南随笔》所引《浪淘沙》，《词话丛编》本。
　　（29）李佳《左安词话》卷上，《词话丛编》本。
　　（30）王?运《湘绮楼词选》，民国二年(1913)刻本。
　　（31）王?运《湘绮楼词选》，民国二年(1913)刻本。
　　（32）张晖《张东荪论词手札》：“弟以为非指秦者仅有消极证据，至于非指张者则有积极证据。弟又以为凡比兴虽无法严格指出，然却有一原则曰：其所暗指之事或人必须在作此词时尚存在，或过去未久，其影响尚存在。准此以言，先言秦桧。按秦死于绍兴二十七年，秦死后其政大部分已推翻。而稼轩归宋则在绍兴三十二年，不仅距秦死有六七年之久，且此词作于淳熙六年，更距离秦死有二十余年，则秦事之影响已淡，显然可见也。其后主和者另有汤思退等人，倘系暗指主和之人，然亦恐非秦桧。倘谓统指所有主和者，纵使秦可包括在内，丽张浚亦决不在内。请即言张，按张之死在隆兴二年，距辛作此词时已十五年，其人影响已褪自不待言。虽然，时间之远距犹其次也。……王湘绮大抵狃于曲端一事而为此言，实则大谬而特谬也。”，《文献》季刊，2001年第4期。
　　（34）吴梅《词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5）梁启超《辛稼轩年谱》，沈松勤手抄本。
　　（36）梁启超《辛稼轩年谱》，沈松勤手抄本。
　　（37）吴则虞《辛弃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8）赵善括《应斋杂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
　　（39）陈洵《海绡说词》“宋辛弃疾《稼轩词》”。
　　（40）《梁启超学术论著集》，华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1）(明)胡侍《真珠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 102》，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版。
　　（42）夏承焘《读辛弃疾的词》，《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3）夏承焘《读辛弃疾的词》，《夏承焘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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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朱德才《辛弃疾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45）(法)布朗绍《文学空间》，转引自史忠义《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见《问题与观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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