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六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
　　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蹋层冰。
　　
　　这首《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是乾元元年 (公元七五八年)杜甫由左拾遗贬官华州司功参军时写的。杜诗中佳者比比皆是，故此诗初看起来似“卑之无甚高论”，历来对其评价似乎也不高，蒲起龙《读杜心解》以为“老杜每有此粗糙语”。《杜诗详注》引朱瀚曰：“此必赝作也。命题即蠢，而全诗亦无一句可取，纵云发狂大叫时戏作俳谐，恐万不至此，风雅果安在乎。”朱氏这样的评价，从其措辞来看，已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其公允与否，明眼人一望便知。诚然，杜诗中尚有其他不少苦辛之辞，而这类描写酷热、干旱的诗，我们可以称之为“苦热诗”，如《夏日叹》 《夏夜叹》《热三首》等。由于杜甫诗歌留存较多，且大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所以这类诗常常被人们忽视，如冯至在《杜甫评传》中就认为“这些诗多无甚可观”。其实，这首诗很能反映杜甫的性格心理，也包含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将杜甫一生热心为国为民的性格和心理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也表现他一贯“温柔敦厚”之外的另一面性格及其诗风，在艺术形式上更不是如朱氏所说的“无一句可取”。我们不妨从社会文化背景和艺术成就两方面来看这首诗。
　　公元七五七年，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这是一个品位较低而任务重大的职位，是天子近臣，属于比较荣耀的职位，这使得杜甫长期以来“致君尧舜”的理想有可能梦想成真，从而可以进一步实现自比稷契的愿望，杜甫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诗也颇感得意。然而由于性情耿直纯厚等种种原因，理想受到现实的无情打击，杜甫几乎因直言获罪，最后终于贬官华州。此诗便是在华州时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所写的。按理说，杜甫一向“温柔敦厚”，与人为善，什么样的苦也曾吃过，这点“热”算不了什么，他的能力与做事态度也不怕什么“堆案相仍”，为什么这一次却如此的烦躁怨愤而形之于言呢?这是有前提背景的。故《杜臆》释之云： “公以天子侍臣，因直言左迁州掾，长官自宜破格相待。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书，是以常掾畜之，其何以堪?故借早秋之热，蝇蝎之苦，以发其郁蒸愤闷之怀，于‘簿书何急’微露意焉。试问堆岸者从何来哉?然闻之者无以罪也，乃其情则苦矣。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为《试策问》与《进灭惨寇状》，不过挟长官而委以文字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于情谊，虽邂逅间一饮一食之惠，必赋诗致其铭佩之私，俾垂名后世，郭公与周旋几一载，而公无只字及之，其人可知，不免宝山空归矣。”杜甫以天子近臣而被常掾畜之，心里落差是巨大的，更重要的在于长期的理想好不容易有了实现的途径，转眼之间就破灭了，心里是异常愤懑的，从热心到心焦，故借苦热抒发出来。
　　杜甫性格中本有狂傲自适的一面，其诗中多有表现，如《寄题江外草堂》曰：“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晦日寻崔戢李封》曰：“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杖藜复恣意，免值公与侯。”《畏人》曰：“褊性合幽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曰：“独耻事干谒。”《去矣行》曰：“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则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人蓝田山。”《章梓州水亭》曰：“城晚通云雾，亭深到芰荷。吏人桥外少，秋水席边多。近属淮王至，高门蓟子过。荆州爱山简，吾醉亦长歌。”七五五年，杜甫在长安被任命为河西县尉，然而中国传统士人是非常鄙夷作县尉的。高适《封丘作》曰：“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杜甫曾为高适脱身县尉而高兴，因而自己也拒绝这一任命，所以又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另外，杜甫能写诗作赋，是看不起一般小吏之职的。七六二年，严武任成都尹时，写诗劝杜甫不要因为启己会写诗作赋，便看不起一般官吏，最后杜甫终于听从劝告，就任严武幕府的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然而也没做多久，“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不到三年，他即辞去不得自由、相互猜忌的幕府吏职，这其中有人事、工作的原因，但杜甫的自适独往的性格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往往只关注杜甫的强烈的用世之心和炽热的人间情怀，而忽略其自适独往的一面，实则杜甫的这些表现与魏晋风度是一脉相承的。作为对汉代俗儒之学的反拨而形成自由解放的魏晋精神，此时早已成为中国士人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杜甫也不例外。虽然古代文人一般不愿被称为文人，杜甫就曾悲愤地说过“名岂文章著”的话，然而，他毕竟承认“诗是吾家事”。魏晋名士的狂傲、醉酒、求仙、隐逸、漫游、清谈作风，在他身上皆有表现，他也常以魏晋名士自比或比友。杜甫一生数次辞官，他对人格自由的追求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他辞去华州司功参军前夕作的《立秋后题》曰：“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这首诗引用了《庄子》中的“独往”与《归去来辞》中的“行役”等词句，表明了坚定的辞官信念。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首诗首先便是表现了杜甫狂傲自适的一面。 《读杜心解》云：“借苦泄傲吏之愤，即嵇叔夜七不堪意。”虽然杜甫的性格与嵇康很不相同，但其中毕竟尚有嵇康放诞自然和快然自适的一面。嵇康因为政治黑暗而放任自然，以“七不堪”来表明自己蔑视流俗、高风亮节的态度。杜甫也借“簿书何急”来发泄自己因直谏而失意为小吏的不满，其反面则是对自适生活的向往。《杜诗详注》亦云：“此叹苦热，亦见狂态也。”杜甫因苦热而狂态毕露，实际上是借苦热表达自己对政局与遭际的不满，发泄政治失意情绪。酷热中的躁狂状态激发诗人不同寻常的态度：“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深深表达了自己身为小吏、事务繁多的不满；“安得赤脚蹋层冰”表明了作者对自适独往的追求，对理想政治的渴求；尤其是第二句“对食暂餐还不能”，看似平常，实则很值得玩味。因为它不仅是其当前的写实，也是暗用了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中的典故，而鲍诗中的情绪又与杜甫当时完全相合。鲍诗云：“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此诗明白如话，愤懑之情呼之欲出，将杜诗与之两相对照，不仅可看出杜诗用典之妙，更能进一步体味杜甫此诗的情感。
　　从总的方面看，杜甫的“苦热诗”大多反映了诗人颠沛流离、愁病交加的生存状态及相应体验。《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也是这样，理想受挫加上天气炎蒸，使杜甫对酷热十分敏感，以致“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作者在这里使用了怪异的审美意象，它们宣泄了诗人在苦热体验中产生的压抑、躁狂的情绪。这些意象在杜诗中并不多见，这里不仅有蝎、蝇，还有“束带发狂欲大叫”的异常行为，与人们心目中的“诗圣”形象相去甚远，以致有朱瀚“风雅果安在乎”的责问，并以为此诗是伪作。其他的苦热诗，如《夏日叹》中“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中“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碑兀火云升”等，其意象虽与其他诗有所区别，尚不若此诗之奇崛。而这正是杜甫对诗歌的贡献：生活化、广泛化。这种怪异的现实环境与诗人的身体状况对诗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是生命力在压抑和困顿中的躁动与挣扎，“发狂大叫”正好暴露这种困兽心态。否则，如果像陶渊明那样平和的隐士心态，即使遇到家中失火，以至于“一宅无遗宇”时，仍然能够“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无怪乎前人评曰：“他人遇此变，都作牢骚愁苦语，先生不着一笔，末仅仰思东户，意在言外，此真能灵府独闲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这当然并不是比较陶、杜之间的人格高低问题。因为不同的心境导致不同的价值取向，杜甫由“热心”而“心热”，又由“心热”而致“身热”和“天热”，自然而感到“苦热”了。 [##]
　　作为苦热诗，我们再看杜甫写热的艺术成就。《杜工部诗话》卷三云：“写寒易工，写热难肖，诗家多不敢拈此为题。若杜之‘雷霆空霹雳，云雨竟虚无’，开口便可作云汉图观，故题只‘热’一字。”这段诗论是指杜甫的《热三首之一》，肯定了杜甫写热的艺术成就。冷好写，受冻的感觉复杂多样，意象丰富。如韩愈的《苦寒》诗：“而我当此时，恩光何由沾。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血冻指不拈。浊醪沸人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侵炉不觉暖，炽炭屡已添。探汤无所益，何况纩与缣。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潜。荧惑丧缠次，六龙冰脱髯。芒砀大包内，生类恐尽歼。”写得蔚为大观，怪怪奇奇，生动形象。而热就比较难写，但杜甫就把它写得生动形象。诚然，杜甫并非描写酷热的第一人。《诗经·桑柔》中“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叹热，极其简略；汉魏六朝的苦热诗则大多停留在“体物”的水平上，如《文选》卷二十八李善注引曹植《苦热行》日：“行游到日南，经历交趾乡，苦热但曝霜 (《文选考异》谓‘霜’当作‘露’)，越夷水中藏。”显是残诗，尚看不出曹植的什么才情。任防《苦热行》：“旭旦烟云卷，烈景入东轩。倾光望转蕙，斜日照西垣。既卷蕉梧叶，复倾葵藿根。重簟无冷气，挟石似怀温。霖霖类珠缀，喘哧状雷奔。”何逊的《苦热》尚不及任诗的水平，两者都是呆板的平铺直叙，纯粹的外在景观，使诗歌趣味单调。即使在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那里，其《和乐仪同苦热》除了多几个典故外，较之任、何等诗歌，也难以看出高明多少。要之，在六朝诗人的“苦热诗”中，只有的照的《代苦热行》体物、议论、抒情兼具，对杜诗颇有影响。鲍诗云：“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鸟堕魂来归，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唏。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鄣气昼熏体，蔺露夜?衣，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此诗前面为夸张的描写，后面为议论与抒情，意象亦颇为怪奇。鲍诗本有“险俗”之评，杜甫则许之“俊逸”，对之颇为推祟。杜甫此诗得益于鲍氏，亦属正常。但杜诗对后世——特别是宋诗的影响，则又于此诗中露其消息。
　　唐人的苦热诗中已经洋溢着浓郁的人情味。如王维《苦热行》：“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竭涸。轻纨觉衣重，密树苦阴薄。莞簟不可近，??再三濯。思出宇宙外，旷然在寥廓。长风万里来，江海荡烦浊。却顾身为患，始知心未觉。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王毂《苦热行》：“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五岳翠干云彩灭，阳侯海底愁波竭。何当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天下热。”“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何当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天下热”已经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杜甫对此又有发展，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拓宽、加深了苦热诗的表现疆域和程度，在表现“自我”的同时，还冒险开荒，发现了新天地，构筑了险怪的意境。这类意境对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唐诗风具有尚怪奇、宣泄压抑的共同倾向，而杜甫诗中主体对自然的审美态度则成为韩孟诗派和李贺诗风的先兆。以杜甫苦热诗为发轫，新奇险怪的意象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另一面，他们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了主客体的对峙，道出了主体面对社会失控与自然失序的一种恐惧与惶惑的现实感受，其意象所营造的怪异意境实际上表达了诗人心灵的真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代江西诗派标榜“一祖三宗”时寻源至杜甫这里的缘由。

• 徐国荣等： 杜甫的热心与心热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