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赋发展史上，张衡的创作非常具有传承与开拓的转折意义。他既是“大赋之极轨”——《二京赋》的创造者，也是抒情小赋——《归田赋》的开拓者，又是哲理赋——《骷髅赋》的肇始者。集汉赋各种体式的创作于一身，这充分表明了张衡的才情以及他在汉赋发展史中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却相对忽略了对《骷髅赋》的深入研究，其实赋中短短的四百余字正为我们提供了探寻张衡晚年思想状况之津梁。
　　根据孙文青《张衡著述年表》的推测，《骷髅赋》大约作于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一三七年)的秋末，和张衡著名的《四愁诗》作于同一年。其云：“平子《骷髅赋》乃假庄周‘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之念，以表现其消极思想；是直由郁郁不得志而进于出世之界矣。”其又曰：”盖亦因民乱生愁，因愁生厌；因厌而思归，因思归而上书乞骸骨之意也。”据《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张衡当时正出任河间相，“视事(出任河间相)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乞骸骨”之时是顺帝永和三年，张衡时年六十一岁，一年之后他就撒手人寰。所以说孙文青的推测颇符合张衡晚年的情况。而张衡出任河间相之前的五年，是在汉顺帝身边担任侍中一职。侍中在汉代为宫内近侍官，伺应在皇帝左右，因此得以参议枢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的汉家王朝在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争斗中早已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张衡虽仍是竭忠尽职、毕力补缀，但一人之功不敌众宦之谗，《后汉书·张衡传》记云：“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已，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
　　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恪尽职守与苟—臣安身之间的矛盾和苦闷由此可见一斑，而张衡最终选择的是屈势以求生，这种情势甚至一直持续到他出任河间相。《后汉书》本传载，张衡所辅助的“国王(刘政)骄兵，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虽然张衡“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内心的苦痛与彷徨，再加上迟暮之年羁留他乡，更平添了一份凄凉之感。相应的佐证还有《文选》卷二十九《四愁诗》序云：“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可见无论是《骷髅赋》还是《四愁诗》，都是张衡晚年一片悲凉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骷髅赋》取材于《庄子·至乐》篇，但是细读之下，我们发现《骷髅赋》中浓厚的道家思想与庄子的思想尚有不同。也许可以这样说，《庄子·至乐》为《骷髅赋》提供了基本的骨骼，而张衡则是用自己的心情与才情铺衍出文章的血脉。在《庄子·至乐》篇中，其主旨是描绘“死之说”：
　　
　　夜半，骷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骷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骷髅深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这实际上是借骷髅之口写出人生在世的拘累和劳苦。而张衡《骷髅赋》也说：“死为休息，生为役劳。……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可见他主要是从《庄子·至乐》篇这一段话中获得灵感的。但通观《至乐》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庄子眼中的“至乐”实为“无乐”。在他看来，人之生死本是气的聚合和流散，犹如昼夜的转换与四季的更替，纯属自然现象。既然生死都不足以引领人的欢乐与忧愁，所以人们只能顺应这一自然变化。而达此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真人”，因为“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人不距；惰然而往，修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大宗师》)。这样说来，《庄子·至乐》中所描绘的“死之说”与《大宗师》中“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真人”境界不是相互矛盾吗?其实不然，我们认为《至乐》中“死之说”立论的背后，是凡常人贪生怕死的情绪与念头，所以其立论的本意是为了消除人们内心对死亡的恐惧，提升人们对死亡的认识，追求生死同一的理想境界。而那些能做到清心寂神、离形去智、忘却生死、顺应自然的“真人”，“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我们可以试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境地：“他的内心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容颜淡漠安闲，面额质朴庄严；他时而冷肃如秋，时而温暖如春；他的喜怒哀乐如同春夏秋冬的嬗递，情怀心智与外物合宜相称，而且犹如汪洋恣肆的大海，无边无极、不知其坻。”
　　相形之下，张衡《骷髅赋》之主旨虽然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却与庄子的思想仍有一段距离，二者在境界上也并非合辙一致。在《骷髅赋》中，面对张平子欲为其复命还生的问询，化名“庄周”的骷髅对曰：
　　
　　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飞锋曜景，秉尺持刀，巢许所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与道逍遥。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褥。以雷电为鼓扇，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这才真正是在抒写“死之说”，其中充满了对死亡世界的向往之情!那是一个坚冰消融于涣涣春水之中的自由世界，那是一个没有刀光剑影、风霜雪雨严相逼的清白世界，那是一个无声无形、无赏无罚、无害无伤、无情无欲的逍遥世界。正是因为自由、清白和逍遥，没有勾心斗角，没有阿谀谄媚，所以这个世界的境界开阔、气魄宏大，人们的精神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作者对此心向往之!然而张衡真的解脱了吗?其实他所高举标扬的这番来世的逍遥自在之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弥漫于今生的那种彷徨与凄凉。实际上，骷髅所说的，恰恰是张衡所向’往的精神上的彻底解脱；而张衡所悲哀的，正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活人不可能获得这种精神解脱。因此当骷髅“言卒响绝，神光除灭”，张衡“用命仆夫，假之以缟巾，衾之以玄尘，为之伤涕，酬于路滨”。骷髅关于生死荣辱的一番话，说到了张衡的痛处，使他伤感而落泪。而张衡所祭奠不仅仅是使其顿悟的骷髅，更是自己无力改变的生活。所以我们认为， 《骷髅赋》中“死之说”立论的背后是“生之恶”，这与《庄子·至乐》中顺应自然、生死同一的“死之说”是两种境界。前面我们说过，常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是贪生怕死，那么为什么在张衡的晚年，他不是紧紧抓住最后一点生命的火焰，而是如此“恶生”?这当然和其人生经历、个性学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后汉书》本传载，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人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所以从青年时期起他就具备良好的儒家修养和德行，而且性情比较内向沉静，“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又淡泊功名，自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第一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起，张衡多次不应外戚大将军邓骘之请，“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不应朝廷权贵之召，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可见在其内秀的气质中自有一股坚韧的力量。研究界一般认为，和帝、安帝、顺帝时代是东汉社会的衰落时期，而出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七八年)，卒于汉顺帝永和四年(公元一三九年)的张衡在其成年后则完整地经历了这一时期。而且，张衡曾先后两次共计十三年担任太史令一职，钩沉古史，参验现世，他定会比一般人更生出几分对世事的感慨。这一点在张衡的其他作品中亦有反映。比如，在顺帝永建五年(公元一三O年)张衡任太史令时，他目睹政事渐损，权移于下，因上《陈事疏》，其中认为“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 (《后汉书·张衡传》)，主张以礼制约束宦官的权力。而创作于顺帝阳嘉四年(公元一三五年)的《思玄赋》则是借用大量史事来讽刺现实，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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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庑。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血而绝绪。尉龙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穆届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文断祛而忌伯兮，阉谒贼而宁后。通人暗于好恶兮，岂昏惑而能剖?赢?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
　　这里连用了汉文帝窦太后、汉平帝王太后，佞臣颜驷、董贤、叔孙豹，阉宦勃?、赵高等人擅权得宠的事例，暗刺汉代后妃制所引起的外戚、宦官之祸，由此可见张衡对此社会痼疾的关注。但是他最终没能像屈原那样选择以死抗争的方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加入了同时代以李固为首的清流官僚士大夫集团反对宦官和外戚专权的斗争。在出仕与遁隐、抗争与退避的矛盾中，张衡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所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四愁诗》的幽怨，还是《骷髅赋》的苦闷，抑或《归田赋》的超脱，都反映出张衡晚年交织于内心的各种复杂情感。我们很难说哪一种情感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也很难说他最终是否真的得到了解脱，因为对于张衡这样一位规范知性的儒者来说，在那个是非颠倒、曲直不分的混乱时代里，虽然他也曾对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产生了犹豫和疑问，也多次在其作品中借四处游历、问询的形式来叩问自己的灵魂，但深厚的儒家背景最终还是使张衡在情感和理智上要完成对道德的皈依。汉顺帝永和三年张衡“上书乞骸骨”之事，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张衡对于理想的放弃，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在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来坚持理想。“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也许对张衡来说，只有死亡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解脱。
　　除了深厚的哲理意味外，《骷髅赋》的构思之巧与文辞之美也相当值得推崇。与《庄子·至乐》篇相比，《骷髅赋》最可深味处是它的故事性，而且其中又有细致人微的描绘，这使得细节也熠熠生辉。在一个深秋早晨，作者设想自己如凤飞举、如龙腾骧，周游遍览九州之野，观看万物风情于四面八方，“张平子将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星回日运，凤举龙骧。南游赤岸，北陟幽乡。西经昧谷，东极扶桑。”这本是一次让人意气风发的畅游，但恰逢“季秋之辰，微风起凉。聊回轩驾，左翔右昂”。人世间阵阵寒凉的秋风，使得作者又回到了平安的土地上。当他“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之时，回头看见了一具被委弃于路旁的骷髅，“下居于壤，上负玄霜”，下边身陷淤泥朽壤之中，上边负着一层寒凉的白霜。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触景生情的细节，从幻想回到现实，从天界神游回到地上漫步，从昂首阔步到一个不经意的回头，这种对比形成了故事的跌宕起伏。原来那些最能惹人思绪的常常不是传说中的神物，而是一些不经意的平凡发现。于是，此情此景不由使张平子怅然探问这具骷髅的前生：
　　
　　子将并粮推命，以夭逝乎?本丧此土，流迁来乎?为是上智，为是下愚?为是女人，为是丈夫?
　　“你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摧折了生命?你是本丧于此还是迁徙流落而来?你是上等的智者还是下贱的愚民?你是女人还是男子?”这连续的发问充满了作者的感情，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百年之后不知所终的命运。而骷髅也“肃然有灵，但闻神响，不见其形”，开始了与张平子那番有关生死荣辱的晤谈。这样的构思使骷髅和作者都变得有情有义，使故事变得有张有弛，我们很容易成为其中的第三者。无论是畅游于天界还是踟蹰在田间，无论是身负玄霜的骷髅还是寂寞怅惘的张平子，无论是张平子对骷髅前生的疑惑还是骷髅对来世自由逍遥的作答，它们都像茧丝般一点点、一层层地缠绕和触动着人心。扪心自问，我们每个人不都日日身披着自己的形骸，然而谁又曾真正想过生死的意义?那么形骸于我们是有还是无呢?所以，如果说《至乐》中的庄子堪称辩士，那么《骷髅赋》中的张衡则可视为文士；《至乐》中洋溢着的是思想者的清醒和锐利，而《骷髅赋》中则充斥着文人的无奈与感伤。既然是文人，文采当然飞扬。近人金柜香《骈文概论》对此评价道：“其《骷髅》一赋，游目九野，观化八方，语托蒙庄，曲尽其变；其言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褥。雷电为鼓扇，日月为灯烛，云汉为川池，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造辞精奥，无异前修。”的确，《骷髅赋》这种干净浅近的文字、无可伦比的气魄、从容不迫的文笔，比起汉代的苑猎京都大赋来说实在是有情趣、有诗味。
　　后世直接模仿《骷髅赋》的有曹植的《骷髅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云：“再如(张衡)《骷髅》一篇，情趣既好，技巧亦佳。曹植《骷髅说》完全是模仿这篇的。”曹植《骷髅说》曰：“夫死之为言归也，归也者，归于道也。道也者，身以无形为主。故能与化推移……昔太素氏不仁，无故劳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变而之死，是返吾真也。” (严可均校辑《全三国文》卷十八)这段话完全是在《骷髅赋》恶生乐死的思想基础上加以推演的。在曹植之后，陆续还有人作同题赋，其内容也大抵不离生不如死的主题。而且在后来以骷髅为主题的文字中还多带有劝世之目的，如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引吴淇对“去者日以疏”的注云：“余曾见修行人有绘死骷髅于床几间者，作骷髅谓人之语日：‘昔日我如尔，吁!何不悔?异日尔如我，吁!何不修?’”由此可见，庄子和张衡在乱世中借骷髅之口说出的激愤之语，到了后世却多少变成了劝人修善的文字。毕竟，对于凡常人来说死后的乐趣还是太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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