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一路上访友、拜客、登临名胜,走到哪里就把诗文留在哪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文弱的文人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驿站,便成了他们诗情流溢和远游行迹的一个会聚点。
驿站的墙壁,是恢弘富丽的中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分册。
文士们在墙壁上涂抹一阵,弃笔飘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那“发表”在墙壁上的诗,自有过往的文人墨客去评头论足。他们背着手吟读一回,觉得不怎么样,又背着手踱去,在转身之间,就已淡忘得差不多了。偶尔见到几句精彩的,便要伫立良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顶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传扬开去。
过了些日子,那字迹经过风吹雨打,剥落得不成样子,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干干净净的,好让后来的人再用诗句涂抹。主人照例给他在一旁捧着砚池,很赞赏的样子。
又过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远离这驿站的某个旗亭里喝酒论诗,唤几个歌伎来助兴,却听到歌伎演唱的诗句很熟悉,细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当初题在驿站墙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们传唱得多了,这诗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现在后人编选的《诗钞》中。
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被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
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临安附近的驿馆墙壁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对这“大字报”式的针砭时事之作,赵家天子肯定是不会高兴的。但作者并不怕当局“上纲上线”地追究,在诗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因为他能写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由此推断他是一个士人;又根据诗中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推断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人——如此而已。
但既为诗人,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只写一首诗,那么他的其他诗作呢?姑妄再作推测,大概有几种可能:因为那些诗不是昭著醒目地“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只是自己樽前月下的浅斟低唱,因此不为人所知;或者因为不是站在驿站的墙壁前写诗,顾忌在所难免,有时不敢直抒胸臆,这样的诗,自然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时间长了,自然也就湮没无遗。
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
林升传世的作品只有这一首墙头诗,但仅此一首也就足够了。
【悦读地图】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人、多少诗篇还未来得及翻腾便滔滔东去,再也无从寻觅。驿站的墙壁,湮没了无数诗句,也在不经意间保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千古佳句,林升的幸运,或许是偶然中的必然。历史静默,驿站中那面墙的功过祸福,后人更无权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