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庸小说研究在争议中走过了20余年,争议主要围绕着雅俗与经典两个问题展开。一派坚持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定位,有的否定武侠小说进而否定金庸,有的肯定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一派坚持把金庸小说认定为文学经典,有的认为金庸小说超越了通俗文学,因为它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成为文学经典,有的认为金庸小说凭借其娱乐作用就可以成为经典。
　　关键词:金庸小说 雅俗 经典
　　
　　金庸的武侠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大陆读者中引发了持续的热潮,金庸研究也逐渐升温,大量的论文、专著问世,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最热闹的一块。金庸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金庸小说进入大陆初期,学界默认了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身份,金庸小说只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被提及。第二阶段,当冯其镛、章培恒等学者打破学界的惯常思维,高度评价金庸小说的时候,可以视为金庸小说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开始。第三个阶段,金庸接受北大名誉教授的称号,严家炎称之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可以看做第三阶段的开始。严格说来,第一阶段称不上研究金庸,但是就是这一致不研究表明了学界对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的基本定位,同时也表明当时学界的共识:通俗文学的研究价值是不大的。第二阶段,金庸的独特性被发现,价值被重估,有的在通俗文学的范围内肯定金庸,有的研究极力让金庸小说向雅文学靠拢。第三阶段,金庸小说进入大学课堂,金庸被认为是20世纪排名第四的文学大师等一系列事件使“雅俗”之争激烈化并引发了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
　　韩云波的《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一文认为“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是金庸研究的鼎盛时期,2005年之后的这几年只是余波与回响,但是据韩文所提供的统计方法统计,每年也有超过60篇的有效论文。本文试图从“雅俗之辩”和“经典之争”这两个角度对金庸研究做一个梳理。
　　
　　一、金庸小说的雅俗之辩
　　
　　1986年红学家冯其镛高度评价了金庸的小说,1988年复旦教授章培恒的文章首先触及金庸小说的雅俗问题。雅俗之争变得热闹起来是在金庸被授予名誉教授称号、被称为20世纪的文学大师之后。围绕金庸小说的雅俗问题,学界众说纷纭,归结起来有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里面的武侠类型,价值不高:
　　1.武侠小说这种类型毛病很多,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也不例外。1994年鄢烈山首先提出“拒绝金庸”,理由就是“武侠小说先天是头足倒立的怪物”[1];袁良骏认为武侠小说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的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武侠小说是低档次、低品位的;王彬彬认为“金庸小说基本上仍在作为一种类型的武侠小说的窠臼里翻滚”,“武侠小说必然具有的通病,一样在金庸的小说里找到了存身之所”;还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是反人性、反法制、反民主的。“金庸的作品恶俗,看他的人庸俗,捧他的人媚俗!”[2]
　　2.金庸小说与别的武侠小说比较起来,有传统文化的内容,但这传统文化只是幌子、调味、装点。葛红兵认为金庸小说以宣扬中原传统文化为幌子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在市场化中成为边缘人的教授和学界人士也从那里得到慰藉。[3] “金庸小说的本质是通俗故事,以文化典故装点门面。”[4]
　　3.在艺术上没什么创新。“从纯文学的角度,我们说金庸小说没有摆脱武侠小说的范畴,在小说结构形式上没有摆脱章回小说的格局,在语言上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5]徐皓峰指出金庸小说的故事很多是模仿抄袭来的,朱国华认为用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金庸小说在叙事技巧和人物描写都没能提供新鲜的东西。[6]
　　4.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性经不起推敲。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研究者所极力推崇的现代性思想其实是对20世纪初启蒙思想的普及化。“思想的深刻性决不是重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而是在别人所认同的地方,发现别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难以用现存的某种固定价值体系加以简单化阐述的。”金庸小说“因为缺乏独创性而不能跻身于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之中。”[7]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庸的小说对武侠这个类型来说是有创新的,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也应限定在这个范围内。上海通俗文学研究所陈必祥主编的《通俗文学概论》认为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中成就最大的作家”[8]。
　　1999年王朔发表《我看金庸》,引起了很多争论,《文学界话说王朔金庸》一文汇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的言论:“作家叶兆言是看过金庸小说的,他认为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中,金庸是最好的,比梁羽生、古龙都好。”“蔡翔觉得他是武侠小说作家,他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也受武侠小说的限制,人物角色安排、情节冲突等都有武侠小说的模式……他后期的作品集武侠小说之大成,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具有了相当的高度,金庸既不是大师,也不是一无是处。若说他伟大就太过分了。”“邱华栋认为金庸在武侠小说作家中是最好的。”[9]
　　第三种观点坚持认为金庸小说超越了雅俗,不能在通俗小说的范围内进行评价。1988年章培恒对雅俗对立的文学观念提出质疑:“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类法并不能用来判断《李自成》和金著武侠小说的高下。”[10]陈洪《调和鼎鼐盐梅手——金庸作品雅俗论》一文认为从文类、写作与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文学的几个要素看,金庸小说“属于通俗文学应属无疑”。但他的小说从思想观念、文化蕴含、写作智慧、语言四个层面超越了通常所谓的通俗,而具有了“雅”的成分。[11]严家炎《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一文认为金庸“借用武侠这一通俗作品类型,出人意外地创造出一种文化学术品位很高的小说境界,实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金庸作品中包含的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不但为广大通俗作品所望尘莫及,而且也远远超过了许多严肃小说”[12]。
　　认为金庸作品超出通俗文学范围的还有很多,其基本理由不外乎金庸作品体现了现代精神、有传统文化内涵、在艺术上有创新且雅俗共赏几个方面。
　　通过上文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到,坚持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定位的学者中,一些人以金庸小说具有武侠小说的毛病来否定金庸小说的价值,其结论是:金庸小说就是武侠小说。一些人以否定金庸小说赖以与其他武侠小说相区别的元素而否定金庸小说,其结论是:金庸小说不是纯文学,不是高雅文学。金庸小说的支持派则认为金庸小说已经超出了通俗文学的范围,突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
　　陈平原阐述了金庸小说超越雅俗的原因,认为金庸本人对于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这是因为金庸“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13]
　　在大家为金庸小说的雅俗问题纠缠不清的时候,邓集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认为在金庸研究中纠缠于雅俗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新文学本位意识在作怪,反对者在真实性之类的问题上做文章,是“异元批评”,支持者专注于在金庸作品中发掘现代性,是“过度阐释”,这两种现象都不利于发现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至于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作者存而不论。[14]高玉认为“娱乐性也是文学的真正本质,并且是最直观的本质”。“金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文学的娱乐和消遣作用发扬光大”,“以‘雅俗’观念确认金庸的‘杰出小说大师’地位是一种误读和牵强”[15]。徐岱的长文《回味感动——另当别论的金庸小说》也是这个意思。[16]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原来要肯定金庸,都要极力挖掘金庸小说中的新文学因素,让金庸小说向“雅”靠拢,藉此提高对金庸小说的评价;现在直接以光大娱乐消遣作用的理由来确立金庸的大师地位。这也许意味着新文学本位正在悄悄退场,原来屈居下位的娱乐功能成为文学评价的又一标准。
　　
　　二、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雅俗之辩与经典之争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雅俗之辩是文类归属问题,而经典之争则是作品地位的问题。既然金庸小说被认为超越了雅俗的界限,并远远超过许多严肃文学,那么接下来为通过某些象征性的事件使金庸作品走向经典化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丁进在《中国大陆金庸研究述评(1985—2003)》中说:“纵观20世纪中国学术史,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作家研究实在很少。而像金庸这样的优秀作家的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金庸作品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在艺术上的成功,已经超越了《红楼梦》而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新经典。”[17]范伯群、孔庆东认为,“放到整个文学世界里来看,金庸也不愧是一流的小说巨人。”《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被推为金庸最伟大的杰作,甚至是整个人类文学史上的一流杰作”。金庸“神功盖世”,“炉火纯青”,“无人可以比肩”。“金庸小说涵盖乾坤,来者不拒,各人皆可入我门中。但来者能得到什么,则决定于你本身的修养和境界了。”[18]
　　宁稼雨认为“由于文学观念的进步,相比之下,金庸小说的命运要远远优于《三国》、《水浒》。尽管今天人们可以听到那种鄙夷乃至诋毁金庸小说的声音,但毫无疑问,这已经不是主流和支配地位的声音。金庸先生在有生之年,就已经充分领略到作为文坛巨匠的快慰和自豪。对于这一过程的认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无须多费口舌”[19]。“尽管当下对金庸的小说还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但金庸的经典地位已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可。”[20]有人用“流行经典”与“历史经典”两个概念来指称金庸作品,“流行经典”指在连载本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单行本,“历史经典”则是为金庸的二改本准备的。[21]
　　反对者袁良骏这样概括金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l)选择最高学府北大做突破口,就任名誉教授,接受‘文学革命家’桂冠;2)选择作家出版社出版《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3)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4)选择中央电视台,以一元钱代价出让《笑傲江湖》电视改编权,从而打通内地金庸武侠小说影视改编的渠道;5)选择北大召开‘金庸作品国际研讨会’,以造成更大学术影响。”袁良骏把这称之为“北上大计”,并这样评论:“金庸先生丢掉了原有的自知之明,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和品位,硬要靠计谋将自己的武侠小说抬高到‘经典’地位,这就有点忘乎所以了。”[22]
　　曾庆瑞、赵遐秋从根本上否定“经典”、“大师”的说法则对严家炎“另一场文学革命”的说法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驳。[23]
　　陈洪、孙勇进认为金庸小说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品质,当今社会也具备了接受金庸小说成为经典的文学观念,“但足以使其‘凝固’为经典的时间距离显然尚需时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对当下作品‘经典化’,不仅是违背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而且妨害文学批评的正常发展。”[24]
　　反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的学者坚持在通俗文学的范畴里评价金庸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本)》有一段话:“通俗文学在香港的兴起与香港社会的都市化与快节奏密切相关——寄生于都市中的庞大市民阶层为通俗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则使轻松热闹(即使是悲剧也充满了热闹)的通俗文学成了日常生活的调剂品。香港的通俗文学基本上可以分为‘言情’和‘武侠’两大类,而在这两大类中,以金庸和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影响力和风靡度似乎更胜一筹”,“在武侠小说领域,金庸、梁羽生的作品依然是70年代的主流。”[25]
　　除了坚持金庸小说的通俗地位,直接反对金庸经典化的文章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那些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问题的文章。陶东风认为:“‘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是把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宝座而让金庸入主其中。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正在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26]
　　易晖认为1990年代以来从社会文化语境到学术风尚的转换是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大背景。当今的学术研究既面临创新、填补空白的冲动(或压力),又有感应社会生活、号召大众参与、产生轰动效应种种期待。“如果说1980年代的评论与研究更多是在为金庸小说所代表的通俗文学正名,争得生存空间,1990年代则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在文学史意义上的发掘、承认和阐释,重新检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功过是非。它事关新文学的雅俗辩难、审美理论的困境与拓展、文学功能的重新界定、经典的重评、文学史的重写等等缠夹不清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雅俗之辩与经典化之间的关系,易晖是这样认为的:“破除以往的‘雅俗(新旧)二元论’便是将金庸小说推向经典的必由之路;反过来,正是通过金庸小说的雅俗辩难,一部分学界人士试图破除传统的‘雅俗(新旧)二元论’,摆脱新文学对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依附,拓宽以往对文学审美过窄的、曲高和寡的研究路径。也就是说,对金庸小说的承认与拔举,既是一种妥协,又是一种收编,更是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困境而进行的激活和拓展。”[27]
　　李秀萍也认为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议:“与其说是对金庸文学自身的论争,还不如说是藉由金庸实现自己试图重建新的或维持原有的文学史叙述体系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与其文化建构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28]
　　童庆炳则毫不客气地指出经典操作背后的利益因素:“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商业潮流兴起的时期,对于文学经典的出人意料的种种操作(这真是操作),千奇百怪的出新,经典秩序的变动,极度的好评和恶评,吹捧这个而打压那个,这里并无许多道理可讲,其中物质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更常常成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原因。”[29]
　　从历史来看,树立文学“经典”其实是以提供范例的形式来影响文学的发展方向,“经典”只有借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才能取得它的示范效应。到了20世纪9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力减弱了,这时的经典由学院派来评定,它的意义不在于对创作的示范效应,而在于通过这种方式的炒作一方面获取市场的成功,另一方面满足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学院体制的接纳正是获得正宗身份的重要标志;而操作此事的学院派也藉此获得学术资本。特雷·伊格尔顿说:“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30]
　　在文学领域的话语中心终结之后,要确立一种全民的经典似乎不可能了,经典只能是部分人的经典。在当今,雅俗之辩与经典之争,并非单纯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它还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争夺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反映。
　　
　　注释:
　　[1]鄢烈山:《拒绝金庸》,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
　　[2]王若谷:《远离毒品 远离金庸》,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1期。
　　[3][5]葛红兵:《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论金庸与王朔之争》,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期。
　　[4]徐皓峰:《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恶俗因素》,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9期。
　　[6][7]朱国华:《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文艺评论,1997年,第3期。
　　[8]陈必祥主编:《通俗文学概论》,(通俗文学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
　　[9]赵晋华:《文学界话说王朔金庸》,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日。
　　[10]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书林,1988年,第2期。
　　[11]陈洪:《调和鼎鼐盐梅手——金庸作品雅俗论》,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
　　[12]严家炎:《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0卷,第5期。
　　[13]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14]邓集田:《异元批评和过度阐释——金庸小说研究与批评中的两种常见现象》,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5]高玉:《放宽文学视野评价金庸小说》,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6]徐岱:《回味感动——另当别论的金庸小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7]丁进:《中国大陆金庸研究述评(1985——2003)》,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8]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189页。
　　[19]宁稼雨:《金庸小说的“武侠观念”与雅俗属性》,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
　　[20]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21]韩云波:《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2]袁良骏:《与彦火兄再论金庸书》,华文文学,2005年,第5期。
　　[23]曾庆瑞,赵遐秋:《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与严家炎先生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4期。
　　[24]陈洪,孙勇进:《世纪回首: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25]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27]易晖:《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东方论坛,2008年,第1期。
　　[28]李秀萍:《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之争——也谈金庸小说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29]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30][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周晓芬 江苏淮安 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 223001)

• 周晓芬： 金庸小说的雅俗之辩与经典之争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10期
• 周晓芬： 简论课内拓展阅读　/　新语文学习·教师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