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锁记》被很多人认为是张爱玲最成功的一部小说,自问世以来,备受关注。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的艺术魅力仍丝毫不减。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对之进行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作品中的曹七巧,仍需要进一步关注。本文试用接受美学来解读《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可以让人看到人性阴暗的一面。
　　关键词:《金锁记》 曹七巧 接受美学 人性 自私
　　
　　《金锁记》[1]是张爱玲于1943年创作的,它是最能代表张爱玲创作风格的作品。它被夏志清认为是张爱玲最成功的中篇小说,被傅雷誉为我们文坛最美丽的收获。在《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曾表明自己的创作倾向: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因为“安稳是人生飞扬的底子,有着永恒的意味”。小说《金锁记》可以说是她这一主张的实践。在《金锁记》里,作者用平淡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备感心酸的过往故事,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恶母形象——曹七巧。本文试从接受美学角度探讨其艺术魅力。
　　接受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姚斯、伊瑟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的一种文艺理论。1967年姚斯发表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是接受美学学派的理论纲领,它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的界限,不主张把文学创作和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而要求将研究领域扩大到文学接受活动,探索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强调接受者的能动作用,把读者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期可以解决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问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张爱玲的《金锁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就引起了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注意,傅雷指出《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之最完满之作,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对《金锁记》的评价甚高。
　　在接受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期待视野,它是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所提出的概念。它“主要指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姚斯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独立存在的,需要读者的接受才能存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接受,离开读者,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符号,没有意义。只有接受,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的实现。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伊赛尔强调作品最终是由读者来完成的,他说道:“文学文本具有两极,即艺术级和审美极。艺术级是作者的文本,审美极是由读者来完成的的一种实现。”[2]而张爱玲如是说:“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读者兴趣范围的限制。”[3]张爱玲也能明白的看到,文章的存在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在于读者的接受。那么,《金锁记》在读者中的接受怎样呢?主人公曹七巧在读者心目中是怎么一个人呢?我们可以从读者的期待视野出发加以探讨。
　　首先,《金锁记》及曹七巧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心理期待。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绝非无条件的,被动的接收,像一架收录机那样,而是在阅读之前由其全部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构成了对作品的一定的欣赏趋向和心理定势,即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潜在地支配着他对作品的接受方式和程度。《金锁记》的文学想象和情感体验使作者的视界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形成了完美的视界融合。她以一个普通市民的眼光来写普通人的故事,写出了一个女人可悲可叹的一生。《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带着哀怨嫁到了姜家,带着黄金和欲望的枷锁在苦难的牢狱中苦苦的挣扎。因为出身低微,不被婆家人待见,连丫环都敢轻视她;因为说话口无遮拦,处事粗俗,特别遭人忌恨。她婆家的人憎她,她娘家的人也憎她,身边的人也都不喜欢她。又因为她的自私刻薄狠毒,她的子女也恨毒了她。有人认为七巧遭人怨恨的原因,是由于她有着疯狂的占有欲。[4]在曹七巧那里,她牺牲了爱情,承诺了婚姻,这才换来了钱财,七巧最不满意的是她在交易中失去了的东西。身边的男人不要说无法给她渴望的爱情,就是给她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男人身体都不能。在七巧看来,她既然得不到男人的健康身体,她便拼死也要保住她从残废丈夫那里得到的钱财。她从此失去了爱的幻想,也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到这个份上的女人,不仅是自虐狂,更是虐待狂。 还有不少人根据弗洛伊德“无意识的性欲本能”支配和决定了人的本质,指出七巧所以遭人恨的原因是因为她处处在报复,“她自己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容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她几乎扮演了双重角色,是被害的奴隶又是迫害奴隶的奴隶主。一个迫害别人、不容他人的奴隶主,能不招人憎恨吗?这些看法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七巧令人憎恨的原因,其论证之合理是毋庸置疑的。但笔者认为,用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分析七巧的变态,只能帮助读者深刻认识导致七巧不近人情、缺少人性的生理、心理原因,而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来解读七巧,便会触发读者对本民族弱点、对人性弱点的更多思考。曹七巧的变态,不仅仅因为原欲,还因为她本性的自私,可以说,因为贪婪自私,曹七巧在不满足中求满足,不安稳中求安稳,在不能忍受中求忍受,难堪痛苦地生活着,她的悲剧命运与普通市民息息相关,真切地传达了作者张爱玲对人生的特殊感悟和对文化命运衰落的思考。那些乱世男女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都市动荡时期下的沦陷区的人们。在这样的故事和人生中,张爱玲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分市民带来的精神恐慌。这个哀怨的悲剧又迎合了中国人以悲为美的心态,迎合了人们的审美心理。
　　其次,《金锁记》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伊瑟尔说,“任何文学阅读都是对本文的一种期待,但各种期待几乎从来不曾在真的文学文本中实现,否则就是一种缺陷。好的文学文本在唤起读者期待的同时更应否定它、打破它,而不是去证实它、实现它。”[5]姚斯也认为,当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和自己的期待视野一致时,读者会因作品没有新意而不愿意再读下去。张爱玲的《金锁记》打破并扩大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此可以从《金锁记》中对曹七巧形象的塑造加以分析。张爱玲所塑造的曹七巧,完全是为生活而谋婚姻,是物质社会下的一个交换工具。曹七巧本人不是旧社会所要求的什么贤淑之人,她既不贞静,又无道德感,做出一系列骇人听闻之事。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批作家笔下的新女性,曹七巧是比较陌生的,她没有时代气息下所有的憧憬与躁动,有的只是在中国传统道德压抑下女性的哀伤和绝望。然而,相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对女人“三从四德”的要求,张爱玲却又是反对的。她笔下的曹七巧,丝毫没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贞静,又泼又悍。她可以为了金钱放弃爱,苦苦压抑自己的欲望,由于自己的不幸,所以不能容忍儿子和媳妇恩爱,极力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希望女儿长安得到爱情,亲手毁了女儿的幸福。她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做出这样卑鄙的事情,让读者看了目瞪口呆。这也是张爱玲塑造人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她用她那细腻、客观之笔,用一个个具体的意象,为我们描绘了曹七巧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也使国民的劣根性得到了深刻的昭示。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通过一个狂人的痴语控诉了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质,那么张爱玲则是通过曹七巧人性泯灭、灵魂扭曲、心理变态的言行,揭示了人性本质的弱点。张爱玲骨子里是不相信人间有真爱的,婚姻基于经济,家庭由于无可奈何,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是因为爱。她对曹七巧的塑造打破、超越、创造了读者的期待视野,给了读者审美经验上新的刺激,新的感受,从而使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人生思考世界。
　　总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金锁记》及人物形象曹七巧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又打破了这一阅读期待,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没有简单的将曹七巧塑造成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而是将笔端伸向人的内心最深处,形象地演绎了曹七巧由可怜可悲的被害者变成害人者的整个过程,加剧了形象的悲剧力量,让读者在接受之余禁不住思考。如小说中最后一段对曹七巧的描绘,“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几年之后,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6]这不仅仅是她对已逝青春年华的惋惜,更是她对自己一生的否定,那浑浊的泪夹杂着多少无奈和难言的苦痛啊!让我们读了震动,心酸,甚至会忍不住下泪!而真正的欣赏也就是作品对读者的震动,接受者对作品的感受会是这样的,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这也是《金锁记》及主人公曹七巧的魅力所在。
　　
　　注释:
　　[1][4][6]张爱玲:《张爱玲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2][德]伊塞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张爱玲:《论写作》,选自《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王俊佳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53007)

• 王俊佳： 黄金枷锁下的灵魂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