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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言遭戮 千古奇冤

◇ 王 征 马遂莲

  摘 要:杨恽《报孙会宗书》是中国散文史上一篇著名的书信体散文,蕴含着作者强烈的反叛意识;因杨恽生活在以刑律严苛著称的汉宣帝时代,故因该书而被戮,有其深刻的悲剧意义;后人穿越遥远的时空界限,给杨恽以极大的支持和同情;《报孙会宗书》对后世散文有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杨恽 《报孙会宗书》 创作背景 悲剧意义 影响
  
  杨恽,字子幼,是西汉中期丞相杨敞之子,司马迁之外孙。《汉书》本传称其“以材称能。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作为一个贵游公子,杨恽如果不露才扬己,蔑视皇权,其官运亦为亨通。本传载其因“郎官故事”而“擢为诸吏光禄勋,亲近用事”。即能显示其为官之才能。杨恽在朝中亦有廉名,但此人“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1]因杨恽的苛刻,他树怨渐多。太仆戴长乐与之不和,遂以杨恽平日之状诬告之,后宣帝不忍加诛,把二人都免为庶人。但“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才自娱”。之后,其友人孙会宗作书戒之曰:“大臣废退,当闔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但杨恽认为身为宰相之子,以一言而遭废退,心中不平之气借着回复孙会宗书信的机会喷薄而出,是为《报孙会宗书》。
  杨恽被诛,起因就是这篇书信,其遭遇是可悲的,但视其所生活的时代来看,也是必然的。战国以降,士人地位一落千丈。先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制《游士录》[2]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来钳制士人。秦朝短祚,二世而乱。接着,刘邦夺取政权,令叔孙通制定礼仪。于是,汉代完全确立了皇帝作为“天子”的绝对权威。君贵臣贱的君臣关系的确立,使得两汉四百年间作臣子的士人们,或屈从、或抗击、或放达地生存于这种体制之中。杨恽生活时期的汉宣帝,更好刑名法术,刑律更为严厉。《汉书·萧望之传》载云:“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汉书·元帝纪》所载太子劝诫宣帝要好儒术而轻刑名,宣帝不听,进而疏远太子,可见其好刑名之程度。对于宣帝好刑名肆杀伐之事,后人多批评之。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直斥宣帝有失君道;清人朱一新亦云:“衰世之政多姑息,又多虚浮,故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断不可少。当盛隆时,莫不如此。……若汉景、宣二帝,则已凉薄寡恩矣。”试想在这样一个刑律严苛、凉薄寡恩的社会环境下,杨恽出言不逊,怎能不遭诛?
  《报孙会宗书》先言自己“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他觉得自己是有功于国家的,他在危机关头上报霍光子女谋反消息,国家不应该因有人进谗言而疏远自己。接着回忆:“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以一种自傲的语气叙及自家的往日荣耀。其后对孙会宗的劝诫之语,逐条进行批驳。最后进行总的表白:“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表示不能受“卿大夫之制”的约束,以示与孙会宗绝交之意,难以抑制的强烈不满和愤懑之情无所顾忌的发泄了出来。行文中多用反语、揶揄、甚至辛辣的讽刺,无所不用其极。清人余诚说:“满腹牢骚,触之倾吐。虽极蕴藉处,皆极愤懑,所谓诚中行外,不能掩遏者也。篇中有怨君王语,有恨会宗语,皆足取祸。”正所谓“不诫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因其没有很好的控制内心不平之气而殒命,不亦悲乎?
  杨恽此信,把自己的愤懑不平之冤屈来了个痛快淋漓的发泄,但把性命丢掉了,代价实在太大。史载时有日食,有人上告杨恽曰:“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廷尉查之得此书,“宣帝见而恶之”。下属会其意,遂腰斩杨恽,孙会宗亦被免官。狂言遭戮,后人甚伤之,他们穿越遥远的时空界限,给杨恽以极大的支持和同情。梁简文帝萧刚有《悔赋》言:“若夫杨恽狂言,灌夫失志,卒其殒命埋躯,伤形属吏。”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历代二》言:“杨恽坐上书怨谤,要斩。此法古无之,亦是后人增添。今观其书,谓之怨则有之,何谤之有?”此语亦是对汉宣“腹诽心谤”之做法予以批评,宣帝的做法确实留给后人批评的把柄。眀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赏罚》篇云:“汉宣帝功光祖宗,侔徳商周,本出於信赏必罚,综核名实,然王成以伪增户口赏,杨恽以晻昧之语废,盖宽饶韩延寿以尽力之吏诛,……宣帝所以见称于史氏者,亦何可尽信也,岂不难哉。”明代后期“东林党”领袖之一高攀龙有一封写给叶同适的信,信中提到“朋友相与,须尽力砭其失,方有进处。”此言不虚,杨恽之友孙会宗做到了这一点,但劝其友而宣其书,亦不免有小人之嫌。“虽子幼之死,必由会宗出其书,以致其罪。会宗自不免为小人,而正可以为言之不慎者警。”余诚此语是从孙会宗不为杨恽秘其书的角度来论,认为会宗有小人之嫌。
  全信写得极为动情,郁闷不平之气充弥于字里行间,锋芒毕露,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桀骜不驯的风格如出一辙。余诚评此文曰:“至行文之法,字字翻腾,段段收束,平直处皆曲折,疏散处皆紧炼,则酷肖其外祖。”单从该书浓重的抒情性来看,余氏之言堪为的论。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引《诗眼》云:“古人学问,必有师友渊源,汉杨恽一书,回出流辈,则司马迁外孙故也。”吴氏与余诚看法一致。此外,清人吴楚材和吴调侯也认为杨恽此书 “宛然外祖《答任安书》风致。”近人李长之称此书与《报任安书》为姊妹篇。他们都看出了二书之关联。也有学者认为《报孙会宗书》与《报任安书》的相同是表面的、形式上的,而在思想感情、主旨意图、语言风格诸方面还是有差异的。笔者认为,二书在抒发感情的气势上还是相同的,都以一种不可抑制之气向外喷发。二书都因其情盛,故行文也作盛语。
  杨恽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说:“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刘勰赞扬了西汉四篇书信,指出它们志气宏大,各有异采,在字里行间里荡漾着方寸之心。杨恽此书,确是如此。后萧统《文选》选“书”,于两汉四百年间选了三篇书信,其中就有此篇,可见其特别之处。杨恽存文极少,清人严可均《全汉文》辑有两篇,另有一篇为《闲居》,只从《御览》中辑出两句,我们无法窥其全貌。但只《报孙会宗书》一篇,就可以看出杨恽之文采,后人多欣赏之。宋张耒《送三姊之鄂州》云:“……休叹伯鸾甘寂寞,所欣杨恽好文章。北归会有相逢地,只恐尘埃发易苍。”此处“好文章”就是指这篇《报孙会宗书》。因一文而名者,古来不多,可见该书影响之深远。
  
  (本文为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两汉尺牍文学研究》,项目编号:JKII0802629。)
  
  注释:
  [1]颜师古注“伐其行治”曰:“自矜其节行及政治之能也。”
  [2]《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云:“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消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除)游士录”。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13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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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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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M].武汉古籍书店影印,1986.
  [6]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严可均辑.全梁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周亮工编撰.尺牍新钞[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1]吴景旭著,陈卫平等点校.历代诗话[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8.
  [12]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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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刘周堂.《报孙会宗书》与《报任安书》的异同[J].中国文学研究,2004,(4).
  [1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6]张耒.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王征,马遂莲 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 3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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