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五四”一直是学界的敏感话题,追根溯源,可能是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于新文学草创时期的那些带有口号性质的文学建设纲领和理论勾勒中,存在许多缝隙和模糊之处,而这些缝隙和模糊,与其说是启蒙知识分子面对悠久而强大的文学传统,虽然手里握着西方文学的理论武器,喊着“打倒旧文学”却始终无法致传统文学以死地,还不如说他们借来的理论并没有全然触及到旧文学的命门和要害,并因此产生了一些(在今天看来)重新阐释的缝隙和空间。
　　就新诗而言,似乎一直未能在拥有千年辉煌的旧诗面前树立充分的自信。尽管学者对新诗多有褒扬,但诗国的悠久传统还是使得人们对新诗的总体评价不高。其中缘由之一可能如诗人郑敏先生所说:“今天的汉语新诗,由于只有八十多年的实践,尚未成熟到有一整套为国人、诗歌界所共同接受的具体诗学美学准则。”[1]同时,新诗没有诞生几个为广大民众所广泛认可和欣赏的新诗人,新诗也未能像传统诗歌一样广为传颂。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误会和隔膜:首先,古诗的权威是建立在诗选基础上的。不是每个诗人都好,也不是每位大诗人的每一首诗都好。《唐诗三百首》等诗选的盛行以及长久的影响(培养了千百年来诗歌创作和欣赏的审美范型)便是力证。其次,古诗历史悠久,长期占据传统文学创作、阅读和赏鉴的主流。相形之下,新诗创作时间短。拿短短不足百年之新诗与坐拥两千年历史传承的旧诗一较高下,实在有失公平;加之现代传媒的发展,新诗也为其他文学类型挤压,创作及阅读空间缩小;诗歌在现代社会失去了以往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凡此种种就造成了目前新诗的状况。诗人陈敬容在《和方敬谈诗》(《诗创造》,1948年第12辑)感慨说:“目前中国新诗所受的外来影响大都是不彻底的,间接的,而且,陈旧的。对于现代西洋诗歌主潮,有多少人注意?无怪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而对于中国自己的宝藏,一般人又大都不屑发掘,所以往往学了个非驴非马,也不像中国的,也不像西洋的。”
　　新诗往何处去?这是困扰新诗人和评论家已久的大问题。朱光潜的看法在今天仍能发人深省:“本国传统的完全破除亦非历史的连续性所能允许”[2],“……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的基点。知道它的长处和短处所在,我们才能知道哪些东西应该发扬光大,哪些应弥补改革,也才能知道它在全人类文化中占何等位置,而我们自己如何对它有所贡献”[3]。用胡适的术语说就是需要“整理国故”,但现在要整理的应包括全部文学传统,既包括传统文学也应包括新文学,其中当然包括“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且应特别注意梳理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问题。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恰恰由倡言“整理国故”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突破口也恰恰是诗歌。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2号给陈独秀的《通信》中,置“不用典”于文学改良八事之首位,从一个传统诗歌的旧问题开始新诗学的重构,认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话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钱玄同很快回应:“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4]我们看到,其中二和七相关,跟“五四”前后倡导个“人”精神和白话文有关,实关涉当时时代之精神;三、四和五主要讲诗歌的形式问题,日后“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诗歌流派以及朱光潜、王力等学者对诸如节奏、韵律等诗歌形式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六和八则关涉诗歌内容的真实具体,“诗歌要具体”“作诗如说话”也是胡适“新诗散文化”着力做的题目。胡适在公开信里集中分析了“诗歌用典”的几种类型,并称:“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词,故用陈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5]或许是对胡适这一看法深以为是,因而把“用典”看作是新诗创作的天敌;另或是鄙薄,觉得“用典”不“用典”根本不存在任何诗学价值,也就不值一辩。总之,迄今为止的现实便是新诗创作中的其他形式问题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唯有第一“不用典”在此后的研究中隐身。这在中国诗歌研究史上,应是很奇怪的现象。
　　其实,“用典”不仅是传统诗学的大问题,且若真想厘清新诗与古诗之分野,对于“用典”及“不用典”的讨论,实乃大有必要。我们知道“不用典”等“八不主义”乃胡适开创新文学(新诗)的策略,我们也看清了“五四”通过不破不立的文化逻辑——诗学革命是为了白话革命,白话文革命是为了思想革命。“要散布新种子就该用新思想新文体的文学”[6]。“诗体大解放”后取得的成绩我们也都有目共睹。但新诗“不用典”的口号式导向却在新诗产生的起点造成了较大误会和偏离的分流,致使我们现在讨论新诗的创作和理论丧失了传统诗歌“用典”的视域,也使我们对“用典与新诗”这一本来可能蕴涵丰富的命题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可能变得模糊。
　　首先,新诗“不用典”既然属于理论倡导式口号,那诗歌创作实践中的“用不用典”就值得进一步具体研究。但目前相关研究异常薄弱。如前所论,如何梳理理论口号倡导与实际创作之间的间隙,从中国新诗史研究看,实大有必要。尽量从诗歌创作的具体文本出发,从现代诗人自己的“诗话”或“诗论”入手,然后再结合新诗史上的理论口号进行比较分析,自觉规避理论先行的研究或许能更进一步地“回到诗歌本体”。
　　其次,新诗“不用典”这一口号的理论来源恰恰来自传统诗学。对“用典”的自觉反思,其来有自,自钟嵘《诗品》就有“文章殆同书抄”的指责;特别是有唐以来,“点鬼簿”以及“濑祭鱼”式的负面影响,使得诗歌创作及批评者更加自觉;大历诗僧皎然《诗式》“诗有五格”条中第一条就是“不用事第一”;五代诗僧齐己在《风骚旨格》“诗有三格”中把“用事”列为“下格”。宋人严羽著《沧浪诗话》,总结有宋一代的诗歌创作经验,仅针对“用典”就在“诗法”中提出数条法目,其中“俗句”就是“沿袭剽窃,生吞活剥”;诗法六称不必多使事;诗法十,最忌骨董(敷陈故事);诗法十三,须参活句,勿参死句。[7]但宋诗“以故为新”与“以俗为雅”的诗学路数又影响到清晚期的“宋诗学派”,末流便是“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局面,因此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等近代诗人由此进行了自觉的革新之路。“不用典”是其中延续的一个法门。如若跟严羽等前人的观点相比,胡适“八事”其实也大同小异,但胡适特立独标之处在于首次从建设现代白话文的理论层面加以正式提升,不仅把“不用典”上升到文学改良(革命)的高度,进而寻求“文起八代之衰”的拯救策略,还首次与白话文结合,真正从诗歌的形式层面颠覆了古诗旧格局。这才是胡适“开一代之诗风”的伟绩所在。因此如何考察“不用典”之于现代新诗的建构及在具体作品的复杂表现,也实在值得梳理和研究。
　　第三,单纯强调“不用典”,很可能会弱化新诗与传统诗学的联系,从而导致新诗学的建立天生贫血。现代新诗无疑是在西方诗学的触媒刺激下突变而生的(新诗对于“西典”的使用和变形也是我们需考察的一部分),但传统诗学的背景依然起着或隐或显的作用,另外现代社会剧变之于现代诗人的生活感受都可能会纳入到现代诗学的构建脉络中来。蓝棣之先生的《论卞之琳诗的脉络与潜在趋向》、李怡先生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赵毅衡先生的《对岸的诱惑》等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而卞之琳这样富于探索精神的诗人也坦然自述过自身诗作与传统的关系:“我前期诗作里好象也一度冒出过李商隐、姜白石诗词以至《花间》词风味的形迹。”[8]问题是这些形迹是具体语词的化用还是意境的化用,从诗歌研究角度看,这两类化用是否界定为“用典”值得进一步研究。而实际上,具体诗歌创作又远非这么简单的“用不用”的问题,而是怎样在新诗的创作形式里创造新的表达。我们认为对于“用典之于新诗”这个命题应该做整体研究,不是简单比附新诗有无“用典”问题,而要切实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带有“原型”意味的“典故”——凝聚着人类文化不同密码模式——之于现代新诗的建设价值。
　　本文只是对于该命题的初步思考,具体到新诗创作研究中的“典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继续“整理国故”:如何从合适角度切入新诗研究,如何厘定合适的“用典”界定标准,如何具体分析归纳整理各类“用典”怎么通过变形和扭曲而构建了新诗等等问题。“文、句是一些跃入庞大时空中去活动的阶段,诗不是锁在文句之内,而是进入历史空间的一种交谈。”[9]如何进一步研究,正需要我们进入新诗的历史时空进行贴切的“交谈”和阅读。
　　
　　
　　注释:
　　[1]郑敏:《关于诗歌传统》,《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9页。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4]钱玄同:《寄陈独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影印本)。
　　[5]胡适:《寄陈独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页。
　　[6]玄庐:《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1919年11月16日《星期评论》第14号。
　　[7]参阅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9,第16页。
　　[9]叶威廉:《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2页。
　　
　　(袁继锋 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4)
　　

• 袁继锋： 文学传统中的用典与新诗的视野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