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荀鹤一生经历艰辛曲折的求名干禄生涯,屡试不第,倍尝酸辛的人生经历曾经带给他极为深重的烦恼忧愁,他曾退隐山居,但终其一生,并未放弃对宦途的追逐,作为一名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儒者,儒家入仕思想始终占据其思想的主导地位,他的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关键词:杜荀鹤 仕进 退隐 以退为进
　　
　　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认为晚唐只有三人具备称“体”的资格,其中除了大名鼎鼎的李商隐与杜牧之外,再就是以杜荀鹤命名的“杜荀鹤体”,这也肯定了杜荀鹤的诗别具特色。杜荀鹤是晚唐的一位优秀诗人,有《唐风集》三卷传世。他以“伤时”、“济物”为创作宗旨,坚持苦吟,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诗歌艺术事业,创作了一系列充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
　　晚唐诗人杜荀鹤的一生可以说是屡试不第、仕宦艰难、怀才不遇、赍志以殁的一生。他一生几乎消磨在“人世鹤归双鬓上,客程蛇绕乱山中”的艰辛曲折的求名干禄旅途中。然而,同晚唐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由于处在无法改变的特定时空中,纵使他怀揣远大的政治理想与强烈的济世之心,也难于找到施展的平台。杜荀鹤一生跋涉于艰难的仕进旅程中,其进退心态颇为复杂。杜荀鹤是晚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长在封建社会,自小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和薰陶,有远大的志向,一生奋进于名场仕途,唯愿有朝一日通过“蟾宫折桂”而有所作为。在二十几年的科举生涯中,他尝尽了辛酸苦辣,却几乎从未放弃过。杜荀鹤在科场中蹭蹬之久,求功名之心切也是晚唐诗人中少有的,也是晚唐少有的一位醉心于科场,与科举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诗人。但仕旅的艰难与挫折,战乱的逼迫,亦由于人生遭际、家居环境、师友交游等种种原因,使他与佛道禅门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诗人在仕进的同时又曾退隐山居,结交了许多僧人朋友,写下许多涉佛涉僧诗,在他现存的三百余首诗中,仅从题目来看,涉佛涉僧诗就有四十三首,占总数七分之一。对诗人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历史上也曾有多种不同看法。
　　我们认为杜荀鹤是晚唐时期一位杰出的诗人,有着远大的理想与抱负,一生属意科举,以儒自居。“男儿出门志,不为独身谋”(《秋宿山馆》),大丈夫志在四方,怎能仅仅为自己谋身呢?要有振苍生,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共有人间事,须怀济物心。”(《自叙》)他以功名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占据了他的人生理想的显著位置。在当时,要实现这种政治理想,唯一的途径只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争取登第做官。为此他苦读、苦吟,近30年苦求及第。因此,转战科场,奋进仕途成为诗人一生的主要活动。在今存杜荀鹤326首诗中,述此心迹的诗作泛见,如“长安不觉远,期遂一名回”,“男儿三十尚跋跄,未遂青云一桂科”,“身事未成归未得,听猿鞭马入长安”。及至公元880年,黄巢军入据长安,杜荀鹤退隐九华,仍期“直待中兴后,方应出隐扉”。即使下第也并不气馁,其东归也仅是“怀亲暂归去”,侯举年必是“腾腾又过玉关东”。确是“年年名路漫辛勤”,以致时人笑其“有诗三百首,马蹄终日急于名”。杜荀鹤追逐功名的情结十分浓厚,心态也十分急迫。池州长安相距千里,诗人眼里却并“不觉远”,催马征尘期摘取一名;身处乱世,退而山居,仍盼“时清”,能早日出“隐扉”,赴科场一搏。而当苦读苦吟不能实现及第目标时,以诗干渴求举谋仕,则成了杜荀鹤仕进的特殊办法。它反映出诗人奋斗名场的良苦用心和坚强意志。
　　他生于普通的庶族地主家庭,无权无势:“三族不当路,长年犹布衣。”荀鹤自知家无金银可贿,朝中又无亲族可攀,唯有诗文是其奢侈的财富,于是以诗干渴,以文奉承,到处干渴、请托,期盼荐用,杜荀鹤集中干谒诗之多,这是不容置疑的,数量如此之大的干谒投递诗是诗人在科举路上辛酸的折射。诗人的干谒权贵可谓是历时之久,历经磨难了,“自别家来生白发,为侵星起谒朱门”,然而干谒朱门并未给作者的科举梦带来任何好处,因在这个“朱门只见朱门事,犹把孤寒问阿谁”的畸形的社会里,是没有达官贵人赏识、关心他这样的孤寒之士的,在这样的生活中,诗人感到心力交瘁、痛不欲生。“多情御史应磋见,未上青云白发新”(《维扬春日上裴侍御》),“应怜住山者,头白未登科”(《长林山中闻贼退寄孟明府》),哀求恳切之情溢于言表,可谓是声泪俱下了。诗人把登科作为自己一生的梦想,而一次一次的落第,一次次干谒如石沉大海,使得诗人奔波于科场内外,受尽屈辱,历经磨难。
　　诗人一生苦读吟诗,致力于干禄仕进,在科场蹭蹬了将近三十年。但是生不逢时,屡试不第,仕途艰难而又不甘于舍弃,怀才不遇以至最后自贬人格,投靠地方强藩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朱全忠,终于在他接近知命之年受任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这是他生平最为风光的一页,然而,这耀眼的风光却如昙花一现,据说他任官不过十日便催患重疾身亡。由此可见,杜荀鹤的一生可以说是致力于干禄仕进的一生,但是生不逢时,又是屡试不第、仕宦艰难、怀才不遇、赍志以殁的一生,这种倍尝酸辛的人生经历曾经带给诗人了极为深重的烦恼忧愁。
　　所以,杜荀鹤一生,求功名意识是相当强烈的,而且几乎从未放弃过。在近30年求科第生涯中,正是这种求功名意识驱动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奋斗不已,直至生命终结。
　　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每一个朝代,无论其兴盛期也好,衰微期也好,读书人中能够“优则仕”得以高官厚禄的又有几人?能够侥幸获取一第的也是微乎其微。于是,广大的读书人就摆脱不了身世沦落、穷愁潦倒的不幸命运,他们少怀大志,刻苦攻读,十载寒窗,方磨得一剑,然而出得山来,却连遭摧挫,屡败文场,不但前路茫茫,而且饥寒贫病,羁泊他乡。不但无以荣父母、养妻子,而且也无法向家乡父老交代,因此他们所承受的人生痛苦,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更是精神上的。和一般不读书的人相比,他们的主观愿望更高,而客观遭遇更惨,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他们在一次次失望中最终走向绝望,走向空无,在精神上遁人空门,泯灭壮志,埋葬人生理想与信念,这就是封建社会后期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最终的心灵归宿与精神结局。
　　晚唐时期,由于社会的沉闷压抑,晚唐诗人普遍感到人生苦困、科举黑暗,大多诗人在追求实现理想的人生道路上屡遭推挫而倍感伤心,于是情感内转,把关注点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叹人生之苦。作为读书人的文人志士为了功名举业仕途,忍受着比一般人更深重的痛苦,有人隐逸,有人入禅,但杜荀鹤虽然由于人生遭际、家居环境、师友交游等种种原因,与佛道禅门虽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但终其一生,并未放弃对宦途的追逐,作为一名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儒者,儒家入仕思想始终占据其思想的主导地位,他的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佛语有云:烦恼即是菩提。杜荀鹤的一生,始终是伴随着苦难的,然而也正是这些苦难,使得杜荀鹤对禅宗有所理解,有所体会。由于人生遭际、家居环境、师友交游等种种原因,他与佛道禅门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诗人长时期的退而山居有两次,一是广明后退隐长林,稍后移居九华;一是及第后退隐九华。致杜荀鹤隐退深山的原因,主要是人生遭际,艰辛曲折的求名干禄生涯给予诗人的种种痛楚,屡屡折磨,也因黄巢军起和藩镇兵兴所致及其他原因。
　　受家庭影响杜荀鹤七岁知好学,志存经史。长大后刻苦学习求取功名。在唐代,除了科举制度以外,统治者还采取召用逸人雅士的方法达到笼络知识分子的目的。因此,走科举荣身之路固然是正途,隐居山林也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杜荀鹤年轻时就曾隐居于庐山、九华山(一说隐居于两山之间),“闭户十年专笔砚”。过着亦学亦隐的生活,并开始与高僧隐士交往,希望以此获得社会声誉,为进入仕途增加砖码。唐代的寺院,一般都是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名山胜地,环境宁静优雅,图书收藏丰富,还可以给这些没有雄厚资财的文士提供较方便的食宿。所以对于像杜荀鹤这样一些家境贫寒有志于苦读的书生,便把寺院作为他们攻读诗书的理想场所。杜荀鹤有许多诗涉及九华的诗篇,如“吾道在五字,吾身宁陆沉。凉生中夜雨,病起故山心。烛共寒酸影,爱添苦楚吟”。(《秋日怀九华旧居》)“五字”,指科举必试的五言律诗,诗人为科举考寒窗苦读呕心沥血,又如“无多志气禁离别,强半年光属辛苦。筐里篇章头上霜,未知谁恋杏园春。”(《人关寄九华友人》)诗人为了科考孜孜不倦华发早生。另外,诗人早年还隐读于庐山:“十载同栖庐岳云,寒烧枯叶夜论文。”(《哭山友》)“檐低水涵抄律烛,窗间风引煮茶烟。无由住得吟相伴,心系青云十五年。”(《宿东林寺题愿公院》)从这里可以看,无论诗人隐居九华山,还是庐山,他都是发奋苦读,日诵夜吟,坚持不懈,同友人相互切磋,磨练诗艺,以备科考,求取功名,以期为世所用。因此,杜荀鹤早年选择山林,是以读书学诗为务,并非真正隐居,是为了出仕,希冀着能蟾宫折桂,为未来科举考试铺平道路。
　　杜荀鹤早年隐居时,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自己认为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就能获取功名,但事实并非如此。十年后,饱读诗书的诗人走出山林,开始走科举荣身之路,然而,晚唐残酷的社会现实和黑暗的科场导致诗人一次次的与理想失之交臂。当他踏上仕途,却屡屡受挫,历尽坎坷,备尝艰辛,转战科场将近三十年。在这期间,他因社会动乱,迫不得已再次归隐九华山,退居长林山。乾符二年,黄巢起义,战乱波及大半个中国,加之各个藩镇兴兵,帝王播迁,朝臣奔避,士人漂泊,生灵涂炭。在这样一个严酷动荡的乱世,文人的地位十分凶险,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晚唐文人不得不隐居韬晦,遁迹山林。据《唐才子传》中统计,有唐一代,以隐逸终老的诗人46人,而晚唐就占了26人。可见,惧祸全身正是晚唐士人向往林泉的主要原因。杜荀鹤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诗中,深刻地反映当时的乱世社会:“九土如今尽用兵,短戈长戟困书生”(《乱后书事寄同志》);“四海十年人杀尽,似君埋少不埋多”(《哭贝幅》);“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蜜舆幸蜀年”(《旅泊遇那中报乱示同志》)等。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无奈归隐,心情是复杂矛盾的。一方面,诗人显露出对时局的无奈,“时情竟如此,不免却归田”(《寄同人》);“大国未知何日静,旧山犹可人云耕。”(《乱后旅中遇友人》)时局混乱,战乱不已,诗人只好归耕,因为他明确表示:“饥寒是吾事,断定不归耕”(《春日闲居即事》);“还应公道在,未忍与山期”(《长安冬日》);“且将公道约,未忍便归耕。”功名未就,诗人无论如何是不愿隐居的,可以想到当时诗人作出这种选择是多么悲愤痛苦;“到头诗卷须藏却,各向渔樵混姓名”(《乱后书事寄同志》),看似轻描淡写的语言,实际上包含着诗人多少的辛酸与无法言传的苦怨。对杜荀鹤来说,科第给他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山居的同时。诗人又表露了不甘退隐仍眷功名的心态,并非真的“一入烟萝十五年”,而是“时隐时见”;既或蛰伏深山,尚乞盼时清能出山谋举,他明白地表明自己的出发点不是为了隐居,而是“终拟致明君”。(《乱后归山》)尽管社会一片混乱,诗人“致君”之志从未泯灭“直待中兴后,方应处隐扉”。(《乱后山中作》)对国家的复兴耐心等待着“升平犹可用,应不废公翁”。(《秋日山中寄李处士》)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为了立身扬名、荣亲遂志,他还是没有放弃奔波利名之场的艰辛劳碌,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中火自凉”。(《夏日题悟空上人院》)当然,这种情况下,诗人进仕无多大希望,也难于匡乱世济苍生,无奈退隐,却又不甘隐退仍思仕进的矛盾痛苦的山居心理,对诗人无疑是一种深深的煎熬与折磨。
　　由此可见,无论是早年主动选择的隐居,还是后来的逼迫退隐,杜荀鹤隐居的目的很明确,诗人多借山林寺院的自然条件,作为进身仕途的准备。他的隐居不是忘却功名,淡泊名利,超然一切,可以说是把隐居还看作仕途的缓冲阶段。他的隐逸的需要的必须条件是满足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如果没有得到功名利禄,那归隐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所谓“青云旧知己,未许钓沧浪”(《秋日寄吟友》),“青云快活一未见,争得安闲钓五湖”(《早发》),是以“青云得志”为隐居的最基本条件。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山居是杜荀鹤生活中沉重的一页,也是其仕进旅途的休止符。生活在乱世的诗人杜荀鹤隐居的心情是矛盾的,复杂的,他的隐居动机不是陶渊明式的厌弃官场,追求平静,回归自然,也不是伯夷、叔齐式的持节而隐,也不是许由、严光式的绝意功名,疏狂任性,以山水为乐。他的隐居,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诗艺,提高诗名,为考取功名做准备;另一方面,隐居山林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暂时躲避之举;更是把它作为消除心灵苦痛的一种良好方式,以便更全力地谋取仕途。所以诗人的时退时隐,源于仕途的无奈,并不是中国传统的清高孤介之士洁身自爱的心理和行为,更是不愿放弃仕途的悲痛,让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千余年来士者谋仕的艰难和凄楚酸苦的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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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罗琴.杜荀鹤的人生道路及人品[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1).
　　[3]董冶.佛教思想与杜荀鹤的诗歌创作[J].科教文汇,2008,(1).
　　
　　(陶建君 江苏无锡高等师范学校 214001)

• 陶建君： 时进时退,退隐亦为入世故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