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对“日常写作”这个概念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喜欢日常，可能因为我是女性，我特别容易关注生活中那些细微、微小的事物，像房屋、街道、楼顶上的鸽子，炒菜时的油烟味，下午的阳光……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日常”。
　　 “日常”通常被认为是小的，琐碎的，无意义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日常”中，就是说，处在这些琐碎的、微小的事物中，吃饭、穿衣、睡觉，这些都是日常小事儿，引申不出什么意义来，但同时它又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是我们的本能。而且“小说”单从字面理解，也是要求我们从“小”处说起，但在文学界，往往有一种声音要求我们去写大题材，写战争、写历史、写时代。我们每个作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压力，也是普遍的压力，这个压力既来自评论界，来自官方，也来自民间，来自很多很多的读者，甚至连很多写作者自己，也不屑于写日常，认为它们是小事儿。
　　 我在念中学的时候看过一句话，后来一直牢记着，把它贯穿于我的写作，就是“小说是人生的艺术”，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这句话了。现在，我又想起另一句话，“文学是人学”。谁都知道文学是人学，但人在哪儿？我的回答是：人在“日常”里，与日常休戚相关，哪怕是战争年代，非常时期，天灾人祸，人也有最基本的诉求，就是穿衣吃饭，有最基本的情感、痛苦或者欢乐。无论我们写什么，都是在写人，哪怕是写战争，为的还是写战争中的人。
　　 所以这些年来，我真的非常困惑，我们现在所看重的、所强调的，恰恰是与文学本体、文学精神不相干的一些东西，本末倒置，我们过多地强调文学以外的东西，强调它的社会承载功能、批判功能，强调题材的大与小，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其实写什么在我看来从来就不是问题，对于一切文艺来说，怎么写才是大问题。
　　 我的困惑就在于，我们的文学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的压力，就是“写什么”的压力，也是“宏大叙事”的压力，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由马原他们作了纠正，好像是回到了文学本身，但是十几年以后的今天，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又回来了。
　　 我不是说“宏大叙事”不能写，一切题材在我看来都是等值的，我关心的是，宏大叙事“怎么写”。我前阵读黄仁宇的书，名字忘了，是抗战时期，他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副官，在缅甸和印度战场，为《大公报》写的一组战地通讯。黄仁宇太了不起了，虽然他那时还不是个作家，后来也没有成为“作家”，他那时连记者都算不上，就是一普通军官。可你看他是怎么写战争的，他写了阳光，写了一个日本军官的尸体，他身上的护身符和一封家书，他还写了硝烟中遍地的尸体，但是他没有直接去写尸体，他写了一棵小草，手一掐，指尖上留下了青草的汁儿……我觉得这太有力量了，这力量胜过千军万马的厮杀，我觉得这就是大与小的辩证，日常与宏大叙事的辩证。“小”常常比“大”更有力，更动人。
　　 《红楼梦》算得上是“伟大作品了”，但《红楼梦》的伟大并不因为它是“宏大叙事”，它本身的题材并不大，一个富贵人家的男男女女，吃吃喝喝。《红楼梦》的伟大是，它写了最实在、最琐屑的日常，却指向大的人生的虚空。《红楼梦》是我读过的把“日常”和“伟大”结合得最好的典范，它做到了极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差不多全是对话组成的，宝玉怎么说，黛玉怎么说，两个人如何斗气，全是小儿女情态。黛玉穿什么，宝钗穿什么，全是日常小事，一字不落大处，但《红楼梦》的魔力就在这儿，他本来写的是大东西，却不直接写，他去写小东西。
　　 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文学都应该是“日常写作”，我们不写日常写什么？我们就住在里头啊，每天肌肤相亲。我对当代“日常写作”也不满意，比很多评论家还要不满意。评论家指责日常写作，我却指责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没有心，没有痛，他们没有活在人生里，而是活在所谓的“写作”里，他们是为写而写，为琐屑而琐屑，他们糟蹋了日常。如果日常没有精神笼罩，它就是一个破抹布。
　　 我心目中的日常写作，就是写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义，哪怕油烟味呛人，读者也能读出诗意；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有自己，有血肉，有精神，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读出光来。
　　
　　 ※ 魏微，作家，代表作有《拐弯的夏天》《流年》等。

• 魏微： 日常写作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