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政治家而言,《论语》或许是治国安民的一柄利器,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而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论语》更可作为为人处世的一剂良方。正确地为人,才能有效地处世。为人之道,大而化之,无外乎待己之道和待人之道,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用言行向我们阐释了应当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一.待己之道
　　
　　1.重视修养
　　孔子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总是强调自己这一方面的因素,他对自己要求很严,特别重视提高自身的修养。
　　众所周知,孔子是位伟大的教育家,可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既会唱歌,又会弹琴作曲。他在与人一同唱歌时,如果人家唱得好,他一定请再唱一遍,自已洗耳恭听,然后再和一遍。孔子曾跟师襄学琴,某天师襄交给他一首曲子,让他自已练习,他足足练了十来天,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师襄忍不住了,说“你可以换个曲子练练了。”孔子答到“我虽然已熟悉它的曲调,但还没有摸到它的规律。”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又说:“你已摸到它的规律了,可以换个曲子练了。”不料孔子回答“我还没有领悟到它的音乐形象哩。”如此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发现孔子神情庄重,四体通泰,好似变了人样。这次不待师襄发问,孔了就先说道:“我已经体会到音乐形象了,黑黝黝的,个儿高高的,目光深远,似有王者气概,此人非文王莫属也。”师襄听罢,大吃一惊,因为此曲正好名叫《文王操》,而他事先并未对孔子讲过。
　　这种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强烈欲望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也自然值得后人敬仰。孔子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提高自我修养需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意思是“不断磨砺自己的人犹如深藏在大石中的宝玉,通过不断地雕琢、打磨、抛光,最后成为一块精致的美玉”。
　　2.强调内省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必须不断地反省自我,他将这种反省称之为“自讼”,主张每个人都应当“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在“自讼”的过程中应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多从自身找原因,严格要求自己。要能够通过“自讼”以“仁”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内省思仁”的方式寻找自身的不足。自我道德的完善以“知不足”为前提,只有“知不足”方能“思过而改之”。所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只有内省吾身,改之为贵,方能成就自我。孔子说在自我道德修养方面,自己最大的担心就是唯恐“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如果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还讲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提醒我们的事非常简单,你在社会上跟别人来往,一定看到别人做得好做得不好,这个时候你都要问自己,做得好我跟他学,做得不好我提醒自己不要跟他一样(《论语·里仁》),“自省”其实就是通过自我意识来省察自己言行的过程,战国时荀子则把“自省”和学习结合起来,作为实现知行统一的一个环节。他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
　　3.坚守信仰
　　提到孔子的待己之道,就不得不说孔子对信仰的执著坚守。大家都知道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四处奔波,谋求一用,但他失败了。诸侯不用他,政客、小人们排挤他,迫害他。他只能到处碰壁。于是就有人认为孔子太不潇洒,有一天,孔子的马车正在楚国境内前进,有人迎面走过孔子的马车,仰着头,高声地唱着一首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意思是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怎么这么衰败啊?以前做错的就算了,从今往后你得改了。算了吧,算了吧!今天从政很危险啊!”他也不看孔子,就这么唱着过去了。这里的凤其实就是指孔子。孔子一听,知道是在讽刺自己,就赶紧下车要跟他讲话,而这个人却快步避开了,一句话也没说上。这人用歌告诫孔子:政治危险,不要再为从政而奔波了。孔子把这类人称为狷者。狷者的特点是有所不为。他把世道看穿看淡了,知道已经无可挽救,就走向了彻底绝望,让自己的一颗热心肠彻底地冷却了。看上去是一种潇洒,他们总认为自己比孔子聪明,总认为他们看明白了,孔子却没看明白。其实孔子也看明白了,但政治危险,是放弃伦理责任的正当理由吗?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自己闭门养神,这种行为真的是“修养高深”的体现吗?孔子当然是不会同意的。孔子知道责任比聪明更重要。你看明白了就不管了,我看明白了,还是要管。正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的令人尊敬也就在此,他的伟大正在这种“一意孤行”的殉道精神。
　　孔子的不潇洒恰恰显示出他的伟大,因为一直玩潇洒的人玩到最后可能很潇洒,但是也可能变成又扁又平没有性格的人物,一个没有建树而且骨子里面特别自私的人物。因此,人一定要有所坚持,有些东西是不能够放的,比如人生的责任。
　　
　　二.待人之道
　　
　　1.理解与宽容
　　“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孔子待人之道的重要方面。孔子他曾经告诫学生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人对自己可以苛刻一点,但是对别人一定要多一点理解与宽容,做到这样就可以远离别人对自己的怨恨了。我们知道孔子在“礼”这个原则性问题上要求非常高,但是对那些具体的因为无知而失礼的人却又非常宽容。根据《孔子家语·卷二》记载,有一天孔子要出门,天阴了,眼看就要下雨,但他没有伞盖。这时有弟子跟他讲:“老师,子夏有,你可以向他去借。”孔子说:“没事,不用了。”为什么孔子不向子夏去借伞盖呢?因为孔子知道子夏有一缺点:很吝啬。他说:“如果我向卜商(子夏)去借伞盖,如果他看到是老师来借,就勉强借给我,这不就是把他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他了吗?他不是很痛苦吗?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他不借给我,他的名声就被搞坏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吝啬了,老师向他借东西他都不给。我不向他借伞盖,第一,让他不痛苦;第二,可以保全他的名声。”接着孔子又跟弟子们说:“你们也得注意,跟人交往一定要‘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推崇别人的长处,发现别人的优点,经常去表扬别人的优点,有意识地掩盖他的缺点和短处,这样和别人的交往才能长久。而这样的人就是宽容的人,就是厚道的人,就是好人。
　　2.公平与正直
　　与人交往必定有矛盾冲突,如何处理呢?目前有三种说法:以怨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怨。《老子》第六十三章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报怨以德就是以德报怨,用恩德回报怨恨。最典型最极端的说法是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你在我左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我不仅不还手,不躲避,反而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一记耳光。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说法,就是唾面自干。《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当娄师德的弟弟要到代州去做官时,他教导弟弟要学会忍耐。弟弟说:“这没问题,比如说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把它擦掉就是。”可娄师德却说:“擦掉也不对,因为这样还是会显露出你对他的做法不满,所以,应该让它自己在脸上干掉。”这样的修养功夫就是以德报怨,一般人真是很难做到。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圣人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有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但却很艺术地说,以德报怨,那又用什么去报德呢?意思是说“人家对我好,我又该怎样报答呢?所以他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用恩德去回报别人的恩德。所谓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那就并不排除对那些恶意怨恨的反击,善恶是非还是应当恩怨分明。总而言之是“投桃报李”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而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地以德报怨。当然,圣人也并不主张以怨报怨。你不仁,我不义;你打我一举,我踢你一脚。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无休无止地斗下去,那也就没有意思了。
　　于丹教授曾提到,神基本接近天空,圣是接近土地的。孔子是“圣”,而不是“神”,他既没有像主张“报怨以德”的老子那样修道成仙,也没有像“以肉饲馁虎”的释迦牟尼那样得道成佛,他老人家一直活在人世中,血肉丰满,性格明朗,他要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是这个世上的道理,对正常人来说,别人对你不好,一般会引来“冤冤相报”。老人家的要求高一步,要公正公平。人家对你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先对人家不好?考察清楚,然后再正确应对,这才叫“直”。直人对自己,问心无愧,对别人,同样无愧于心。
　　3.距离与分寸
　　孔夫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最佳状态,所谓“过犹不及”,也就是说要把握一个“度”。他的学生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篇》,意思是说,你跟你的领导关系要是过于密集,离你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与你朋友的过从要是过密的话,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有一个故事叫“刺猬取暖”:一群刺猬挨在一起希望用对方的体温温暖自己。但靠得太近了,彼此的刺会产生伤害;离得远了,又不能相互取暖。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它们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中国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于“规过劝善”,这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相互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互相“辅仁”,这就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要有一定限度,娓娓道来,这叫“善道之”,而不应该声色俱厉。你好好给朋友提意见,但是“不可则止”,朋友一定坚持己见就停下来,不要自取屈辱,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分寸把握。
　　所以,和朋友交往,有时“距离能产生美”;在给朋友提意见时,应注意把握时机和火候。只有掌握一定分寸,才既能适当地提醒朋友,又能和朋友和谐相处。这样的距离与分寸,不仅适用于朋友之间的相处,同事之间、亲人之间也同样适用。正如于丹教授所言:“距离和独立是一种对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即使在最亲近人的中间,也应该保有。”因此,能掌握距离与分寸,是智者所为,亦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我们现在经常提“为人处世”,实际上这是两个概念,“为人”乃是“处世”的前提,人人都需处世,但未必个个都懂为人。孔子的治国方略也许很难适用于现今所有的国家,但孔子的为人之道对我们现代人而言无疑应该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即使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至少通行万古而常新。如果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显示了《论语》在治国方面的神效,那么在做人方面,我们是否也可以讲“半部《论语》走天下”呢?因此,与其把孔子尊奉为“圣人”,倒不如将他定位为“真人”,因为他告诉我们的是人世间最朴素也最纯真的“人”的哲学。
　　
　　周斌,教师,现居浙江三门。

• 周 斌： 从《论语》看孔子的为人之道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