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莺莺　张生　爱情观　性格刻画
　　摘 要:在《西厢记》中，崔张爱情似乎只停留在“肌肤之欲”的浅层次上，与大团圆的结局极不协调。这种低层次的爱情观与所表达的主题严肃性显得方枘圆凿，与所刻画的人物性格也格格不入。
　　
　　王实甫《西厢记》①向来被称作中国古典爱情剧的典范之作，研究者对崔､张婚姻极口称赞，似乎完美得没有一点瑕疵。当然，“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是在封建社会中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宰婚姻的大背景下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唱出了超越时代的最强音。我们在赞叹的同时，禁不住要问几个问题:维系崔､张爱情的基础是什么?二人的爱情动机是什么?是否符合所刻画的人物性格?
　　有人认为崔､张爱情体现了“体之欲”，“心之欲”，“智之欲”②。这一论点源于古印度《桃花族》诗:“爱情之源有三，心之欲使人产生信任，智之欲使人产生敬意，体之欲使人产生性欲。三欲之和，乃理想之爱也。” 不过，在《西厢记》中，崔､张爱情似乎只有“体之欲”，而很少有“心之欲”，“智之欲”。这种低层次的爱情观与所表达的主题严肃性显得方枘圆凿，与所刻画的人物性格也格格不入。
　　作者演绎崔､张爱情时，维系二人感情的唯一基石就是“有情”， “有情”是一个维持爱情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然而，通观剧本，崔､张的“有情”，除了双方相互爱慕容貌风度而一味地艳邀淫约､追求长相厮守外，没有其他任何外在条件。我们反对世俗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同时也不否认容貌外表作为第一印象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仅仅只注重容颜美丽或风度潇洒，这样的婚姻是不能“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的。
　　
　　一
　　
　　莺莺在追求爱情过程中那种谨小慎微的矛盾心理以及作为相国小姐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隐蔽曲折的方式，很符合她的性格特点，这是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不过，按照莺莺这样深沉谨慎､深谙世事的性格推论下去，她在对待自己未来婚姻方面必然有更多的考虑和要求。特别是她已十九岁，而且早已由父母之命许下婚姻，将嫁给表兄郑恒，而她对郑恒显然不满意，那就意味着肯定有更为理想的婚姻范式，包括对方的相貌､人品､学识､家庭状况等。如果只悦于对方的相貌而以身相许，显然是刻画其性格上的顾此失彼，而《西厢记》正是于此而浅尝辄止。莺莺第一次遇到张生不顾礼教约束而“回顾觑末”，对风度翩翩的张生产生好感，以至于后来“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不进”，这对一个幽处深闺､行动时时受到限制的少女来说，遇到心仪的男子而情窦初开，固然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她对张生的情况几乎一点也不了解，也没有让红娘帮忙询问，其姓名､年龄，籍贯还是红娘无意提起的。当然，不主动询问可能是出于少女的羞涩或是对红娘的提防。然而，在“闹斋”一折，身带重孝的莺莺在庄严肃穆的道场上，竟向红娘赞美张生“外表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这时何羞涩提防之有?这样的情节几近于谐谑，与潘巧云和裴如海何异?尤其不符合崔氏性格特征。她可以瞒着红娘以书简传情，为何在信中不问及对方的才行和理想志向呢?书简相约，增加见面的机会，也是了解对方的一种途径，但是，第二次相见即隔墙酬韵一节，也只是以诗传情排遣内心的深闺寂寞而已:“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在以后和张生交往中，只是追求男女幽欢。虽然在约会时反复无常甚至出尔反尔，那是碍于礼教的束缚或是有意提防和试探红娘，而不是出于对张生的戒备。“体之欲”心态表现得最彻底的是最后一次约张生的书信:“寄与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云雨来。”毫无遮掩，简直是淫词艳句!即便在当代也不多见。以相国小姐的教养和矜持，决没有这样轻浮。
　　崔氏爱慕张生还算不上“智之欲”，所谓智之欲，就是爱慕对方的才华。其实崔氏对于张生的才德几乎漠不关心。张生的“才”，即便如他第一次出场时的独白“学成满腹文章”，“万金宝剑藏秋水”那样，但是，呈现在崔氏面前的很少。隔墙酬韵，可算得上张生才美外现的一次最好机会，但除了一首情诗外，别无他有。“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浩魄，不见月中人。”尽管被崔氏极口称赞为“清新”之诗，但仍有悦其相貌于前的爱屋及乌之嫌，因为张诗并不比崔诗高明许多。月夜听琴，似乎对张生的琴技有一番渲染:“其声壮，似铁骑刀枪冗冗;其声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声高，似风清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听儿女语，小窗中喁喁。”这是通过莺莺的唱词表现的，与其说是突出张生之才，不如说是渲染莺莺之才。因为其志在高山与江河，全然能被莺莺听得出，理琴之技未必高过莺莺。即便有如此才能，也只是古代文士必备的素质。兵退孙飞虎，更不能显示出张生才能，因为他没有运筹帷幄､御敌千里的本领，只不过机缘巧合让他认识蒲将杜确。至于说最后高中状元，那是与崔氏苟合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他们私通之前，才能并没有显示于外，莺莺并非爱慕其才而追求张生。因此说，莺莺以身相许张生，仅仅是“体之欲”，并无更高的理想境界。
　　一个知书达理的相国闺秀，在贞节和终身大事上，显得如此草率，让人匪夷所思。基于她的涵养与心计，她能严密地防范老夫人，甚至连最信任的红娘也处处提防，为何不对张生心存戒心?她不会不知道男女幽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她也不会不知道，道貌岸然者有之，始乱终弃者有之。然而，直到二人私通､婚姻关系得到承认后，长亭送别，莺莺才担心张生以后可能负心婚变，遂以诗规讽:“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到最后直言相告:“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休似此处栖迟。”张生高中状元后，莺莺在信中说:“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信末附诗云:“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特别是随信寄去六件礼物:瑶琴，玉簪，斑管，裹肚，汗衫，袜儿。其中大有深意:琴是两人当初传情之物，让他莫忘旧情;玉簪一方面晶莹无瑕，又暗示他不要把人置于脑后;斑管用娥皇泪染斑竹事比喻“淑女思君子”;裹肚是让他知道莺莺“灯下几回丝(思)”，让他“紧紧系在心头”;汗衫让他和衣卧，“不信不想我温柔”;袜儿是“拘管他胡乱行走”。凡此种种，说明莺莺只能靠张生的怜悯和忠诚来维系这桩婚事，何信任之有?“心之欲使人产生信任”，由此看来，莺莺对张生的爱恋还没达到“心之欲”的高度。直到二人分别后才对张生心存戒心，更不符合莺莺的性格实际。
　　
　　二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是剧本最后通过张生的唱词表现出来的，因此说更能体现他的爱情观。张生在中举后没有对莺莺负心，缱绻之意，令人心敬。实际上，张生的书生君子形象，只有在中举后才显现出来。前面的描写几乎是一个极其轻浮的采花大盗或偷香高手。前后形象性格差别之大，让人难以想象，不能不说是在刻画人物形象上的严重缺陷。
　　张生追求莺莺的心理和一系列行为，完全可用“体之欲”来概括。他爱慕崔氏的动机十分明确而又单一，就是停留在与莺莺欢会同居的低级趣味的层次上。
　　第一本一折写首次遇到莺莺，便惊羡其容貌，垂涎三尺，好色而又猥琐心理跃然纸上:“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差点如薛蟠一样酥倒在地上。开始这一笔就把张生的形象定格为染有流氓习气的纨绔子弟。当然，爱美之心皆有，本无须苛责，但是后来的行动言语，使这一形象愈加分明。与法聪刚刚认识，便对他夸赞崔氏的一对小脚，法聪质问说，与她相距甚远，如何得知?张生的一番高论足可证明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莺莺，也可说明他在女人身上下过很多功夫。第一本二折写张生与法本长老遇到红娘，张生背地里又惊呼:“好一个女子也!”随后从上到下把红娘审视一遍。和法本也是素昧平生，就贸然问道:“崔氏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演撒就是勾引迷惑之意。到后来竟然说在外面看门，让法本和红娘在屋内云雨，法本说出家人焉能如此，张生还说他装模作样。分明是张生心里藏奸，硬说别人肚里有鬼!而后愿意备钱五千与父母做道场，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又遇红娘时自报家门，极尽油腔滑调之能事，遭红娘抢白后，依然毫不知耻，绝非书生气象。后面的唱词通过想象和回忆莺莺的相貌，表现想与崔氏肌肤之亲的猥琐心理。一本三折，张生多方打听到莺莺每晚花园内烧香，便藏在太湖石畔墙角下偷窥，直到后来想入非非:“将他来紧紧搂定。”几近于饥渴。夫人小姐拈香日，张生不错过机会，无非是:“害相思的馋眼脑，见他时须看个饱。”得以近距离长时间自上而下凝视莺莺:“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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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二折，夫人宴请张生，他为了衣冠楚楚见莺莺，俨然刘兰芝回家之精心打扮，又颇类猪八戒一样搞笑。夫人赖婚后，几欲寻死觅活，英雄气短，书生颜面扫地以尽，连红娘也哂之未休。
　　三本三折，崔氏书简暗约张生，他以为得手，不由径路，且急不可待，以至于错把红娘当作莺莺紧紧搂住，不由人想起贾瑞来，令人作呕。莺莺第二次暗约张生，当他读到 “寄与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云雨来”时，信心百倍，连忙给红娘花银十两，让她帮忙租赁铺盖以准备云雨。当莺莺来时，二人终于如愿以偿，张生的唱词更是充满色情成分:“我这将纽扣儿松，把缕带儿解。”“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红白……”
　　《西厢记》以崔张大团圆结局，在男权社会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生，而作者对张生的刻画如此轻浮，除了及第后没有抛弃崔氏值得肯定外，其余几无可取，其形象性格与郑恒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他对莺莺的爱慕，无非是悦其容貌而急不可耐地占有之，并没有更高情操和精神追求，冲淡了主题的严肃性。如果按照这样的性格形象来刻画张生，那么到了莺莺一朝春尽红颜老时，抛弃莺莺的悲剧在所难免。
　　除崔张外《西厢记》对刻画其他人物上也多有不足，又如对红娘的刻画，欲显其热心二人婚事，却把她写成一个深谙男女情事而引导他们艳邀淫约的高手，其语言多是淫词艳语，尤其三本一折莺莺让她请个太医为张生看病时，红娘说:“吃药不济，病患要安，则除是出几点风流汗。”导淫本领酷似《红楼梦》中的宝蟾，极不符合她应有的形象性格。限于篇幅，余不多论。
　　
　　三
　　
　　《西厢记》所描写的崔张爱情还只是男女互悦相貌而一见钟情的构思模式，远没有《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造成崔张只停留在肌肤之欲的低级爱情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张生形象)与表现的爱情观更多因袭和认同了《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两者没有对崔张爱情理想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张生在《莺莺传》中是始乱终弃的无行文人形象，《西厢记诸宫调》中虽然对莺莺没有负心婚变，但流露出更多的轻浮与庸俗的性格，表现了作者对浪子才子占有女色尤物合理性的认同。
　　第二，是作者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而迎合市民阶层低级观赏趣味的趋俗心态。元初一度废止了科举考试，使得大批文人投身书会才人之列。他们生活在底层，接触到的多是平凡的市井小民，显然要考虑他们的欣赏眼光和审美趣味。
　　第三，是由于社会思潮发生了变化。到了元代，“一方面，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越来越松弛无力;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③人们强调“情”的自主，《西厢记》更是把“有情”视为理想，追求“情”的满足，而忽略了对更高境界爱情观的探讨。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李振中(1970-)，河南确山人，硕士，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① 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② 熊笃.论《西厢记》主题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J].社会科学研究，2002（5）
　　③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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