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在医院中》陆萍《第四病室》杨大夫
　　摘 要:《在医院中》和《第四病室》都是以抗日战争时期“医院”为题材的小说，作品中都有一个女大夫的形象，她们正直､善良､有责任心。作家主体的思想､经历､体验必然会影响到其作品中的人物，构成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正是人物独特的“这一个”才具有更为感人的艺术力量，也体现出了作家独特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表现手法。
　　
　　丁玲的《在医院中》和巴金的《第四病室》都是以抗日战争时期“医院”为题材的小说，作品都塑造了一个女大夫的形象——《在医院中》的陆萍和《第四病室》中的杨大夫，她们正直､善良､有责任心。文学是时代社会的反映，同时代作品中同类人物形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是合理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物的独特性。作者主体的经历､思想､情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中人物的独特性。
　　
　　一､陆萍: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
　　“回家”后的兴奋与迷惘
　　
　　《在医院中》写于一九四零年，主人公陆萍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她仍是丁玲笔下经常出现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但她和梦珂､莎菲显然不同，她曾在“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到伤兵医院热情服务，后来经过长途流浪，“受了很多的苦，辗转的跑到了延安”。《在医院中》表现了来到延安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的生活和思想。
　　来到延安的陆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仍然存在。她想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工作，对党组织的安排“声辩过”､“甚至她流泪了”，最终的服从不是源自思想认识真正的转变，而是在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不能违抗的想法的支配下，“她只有去”，甚至还讨价还价，“说好只去做一年”。很多评论者都对陆萍“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给以褒扬，但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她这种愉快的心情不是因为认识到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意义，而是因为想到了伊里基的“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这句话。在去医院的途中，她还怀着“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 。
　　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得来到延安的陆萍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她内心的痛苦､犹疑､动摇远非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的努力所能克服的。陆萍与周围的人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充满敌视。她和化验室的林莎之间互相充满敌意，觉得同学张芳子“庸俗”“平板”，觉得产科室的看护——张医生的老婆和一个总务处长的老婆，无论衣着打扮，还是工作方面，都是令人生厌的，甚至对待病人也是“刚开始”时感到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她也感到厌倦。如何看待这种矛盾?仅仅是因为陆萍自身的原因吗?当然不是。
　　我们先看一下陆萍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院长是“种田的出身”，“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医院的指导员把“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作为医院的困难之一。许多护士“一共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无限的兴趣” ， “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产妇们也“不爱干净”……这就是陆萍周围的人，他们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志，他们也没有什么毛病和恶行。然而由这些人物构成的环境，却是阴沉的､令人窒息的。“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在这种环境中，陆萍是怎么办的呢?她没有热情衰退､随波逐流，也没有独善其身､不闻不问，而是积极热情地推动医院的改革。“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要，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处甚至院长去争执。在寒风里，束紧了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可以说，陆萍是这个医院中的改革家，而这也是作者极力推崇的，“人的伟大也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从实质上来说，陆萍与周围的人和环境的对立是一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蒙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自由散漫的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的尖锐对立。黄子平认为:“陆萍等人的努力，实在是在要求‘完善’这个环境的‘现代性’，她们的意见其实经常被承认是‘好的’､‘合理的’，却又显然无法经由这个环境本身的‘组织途径’来实行。她们是这个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单位中的‘异质’，从所谓‘社会卫生学’的角度看，她们正是外来的‘不洁之物’。”作品不仅在于揭示了这种对立的存在和实质，还进一步写出了这种思想习气的顽固性及与之作斗争的困难性。无论是医院的领导，还是看护､病人，或者是周围的老百姓，都弥漫着这种思想习气。“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么，她该到什么地方去?”这种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和当时物力､财力的匮乏结合在一起，使知识青年陆萍愤怒而又束手无策，她显然不是对手，她太稚嫩了，感情太脆弱，再加上自身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比较多，不懂得联系群众。作者借一个老战士之口指出了陆萍自身的问题及必然失败的结果，“你的知识比他们(院长和指导员)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你是一个好人……可是你没有策略……”“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这也就难怪陆萍的踌躇和动摇了，“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
　　《在医院中》暴露了“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这所医院有可能取当时的拐峁医院为背景①。丁玲于一九三六年满怀豪情地奔赴革命圣地，主动要求上前线､当红军，担任过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为什么她在其中生活了四年之后，对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展开了批判呢?是她对在延安的生活不满意吗?显然不是。在写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风雨中忆萧红》中，丁玲写道:“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指出，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那么怎样理解她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呢?说到底，是源自她对革命的忠诚，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于中国的旧社会是互连接着的。”可见，她不是对革命提出质疑，而是期待革命阵营更加纯洁。为什么要选取一个入党不久､仍有不少小资产阶级感情的革命知识青年陆萍作主人公呢?通过她的所见所想来批判现实是否有不妥之处?我想，陆萍的思想历程是丁玲及其他一些进入解放区的左翼文艺家的真实写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许多左翼文艺家带着“回家”的向往涌向解放区，丁玲在出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晚会上激动地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她“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他们对革命的向往和热情是带有浪漫蒂克情调的，这种浪漫蒂克的热情在严酷的革命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就像鲁迅早在一九三零年就指出过，“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确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在医院中》表现出的批判意识体现了作家的主体自觉，而通过陆萍这一形象，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实现了作者深刻的自省和自我批判。正是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凝结了作者本人的感受､体验和真诚，她才是感人的､真实的，也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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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杨大夫:思想转变时期
　　渺茫的“一线亮光”
　　
　　《第四病室》成书于一九四五年，是巴金根据自己一九四四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的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十几天的住院经历而作的。他在刚出院不久就有写这段经历的打算，因为“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他甚至决定“下一本小说(当时他正写作《憩园》)就应该是《第三病室》。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当然，小说最终定题为《第四病室》。
　　第四病室里，臭气冲天，传染病患者和外科病人同处一室，金钱支配一切，贫困的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而被活活折磨至死……在这种腐败､黑暗的环境里，也有一些使人产生希望的人们，这就是绝大多数的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年轻的女医生杨木华。她正直､负责，有同情心，富有人情味，她不把病人看作机器或者模型，在给病人们治疗病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治理病人的心。但她并不是真人，是这部“人物和事情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小说中作者唯一创造的人物。之所以要创造这一人物，或者如作者自己所言“在小说里增加一个她”，“唯一的一个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我编造的是我自己的愿望，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他是抱着“虽然像杨木华那样的医生我还没有遇见，但她的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的想法创造这个人物的。那么，按照作者的“愿望”和“不是不可能”的推断，塑造的“杨大夫”是怎样的呢?
　　首先，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杨大夫的形象是比较苍白､比较单薄的。作者在这一人物身上是颇费心思的，作品中多次写她到病房里来细心地查房､耐心地给病人换药，作者着力把她塑造成一个正直的､负责的医生，她不仅医治病人的病体，还非常关心病人的精神生活——她借书给病人，希望人们“变得善良，纯洁，对别人有用”，甚至为了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真实性，作品中也写了她的苦恼——“我有时候真想改行做别的事，我真后悔学了医”。但这些都不能克服这一人物形象的苍白､单薄，通篇读下来，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个“身子结实”､“浓发大眼”､“豪爽”的医生，热心､负责足以概括她的性格特征，至于她自己思想上的苦恼及对病人精神生活的关心也因为是作为病人的“我”的猜想和“愿望”而显得过于理想化而有失真实，给人一种生硬的不自然之感。比较而言，这一人物形象远不如像第八床､第九床等作者意在嘲讽､批判的形象真实､丰满。
　　如果说，作者的主观愿望而非真实经历和体验导致杨大夫形象的苍白､单薄，那么，作者当时思想的混乱与迷茫则破坏了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我们看一下两个细节。
　　一个是关于杨大夫给主人公介绍什么书。在小说中，杨大夫爱读书，也爱把自己读过的书介绍给病人，她给“我”介绍了两本书。第一部是《唐诗三百首》，这也是作者当时进医院时带的唯一一部书，并且作者自己在手术台上心里难受时，也曾暗暗背诵唐绝句，感觉好诗对病人有益处，所以就让杨大夫把这本书借给病人。由于有作者的亲身体验，关于这本书的借阅写得比较自然､流畅。可能作者觉得这样一位爱读书､代表光明和希望的杨大夫，不能只给病人介绍这一本中国古代的诗歌，还要介绍一些外国的､进步的书。一开始，作者安排的是《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这是作者在写小说的时期中，无意间读到的一本书，便安排在杨大夫身上，并且还让她说了这样的话:“我喜欢这本书，他把甘地写得可爱极了。他多么善良，多么近人情，他真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真正的伟人应该是这样的。”后来，小说换出版的地方时，他按编辑的建议换成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作者自己一个时期也喜欢这本书，从他那里得过益处②。更主要的，“罗曼•罗兰当初是人道主义者;杨木华大夫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不用说，还得加上‘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 而巴金自青年时代就把罗曼•罗兰奉为老师。安排杨大夫给病人介绍什么样的书，当然有偶然性的因素，正如作者所说“有的书一想就想到了”，“有的书我一时想不起来”。但更多的是作者主观选择的结果，“有的书对杨大夫不合式”，有的“并非不适当”，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和作者本人这一时期的思想认识有关。有的研究者认为 “一九四四年，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及八年抗战的磨练，巴金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去翻译或出版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也有的研究者更为关注巴金思想转变的继承性和一贯性—— “一九四四年，巴金结了婚，那年他四十岁。从后来小说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渐从抽象的浪漫课题转到具体的婚姻问题上去，这应归功于成家对于他人生观的改变。自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巴金一直保留着当初对‘安那其主义’博爱的看法——那就是，这个世界需要一点更多的同情､爱和互助。”然而“信仰虽无改变，态度倒改变了:他放弃了安那其诉诸暴力的政治行动”。表现在作品中，巴金依然热情地呼唤爱，但对爱的表现不再乞求于幻想与暴烈行为，不再是通过它的对立面“憎”的形式表现出来，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本色。《第四病室》里，作者通过对日常琐事的描述，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渴望理解､渴望相爱的寂寞感情，而杨大夫则成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言人，所以，她才会向病人介绍《在甘地先生左右》或《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书。
　　另一个是关于杨大夫的最终结局如何。如上所说，抗日战争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婚姻等因素促成了巴金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但转变时期的思想是容易有波动､有困惑的，这从小说中对杨大夫最终命运的安排和几次更易就可见一斑。“像这样一位医生在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医院里，怎么能长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她一定会得到悲惨的结局”。最初，作者给她安排了一个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结局:“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但后来，他自己也受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我愿意留下一点希望，哪怕是渺茫的希望也好”，这样作者又对《小引》中的回信稍作改动，使得她不死的可能性更大了，“她可能保全了性命”，而“她活着，我也感到心安了”。
　　这一时期的巴金思想上既有安那其主义的信仰又有人道主义的思想，他试图把二者协调在一起。这一方面反映了作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家的思想局限，因为它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种思想局限当然影响到他的创作，作者一再说，《火》是失败之作，《第四病室》是失败之作③。他当时肯定是焦灼而又迷惑的，在写《第四病室》时，他“白天写，晚上也写”，“写得急”，他甚至“赐”给一个病人两个姓，直到一九六零年编文集时才改正，那前述的杨大夫给病人介绍书及她的最终结局的改易在这种焦灼迷惑的心境下就不足为奇了。巴金曾说，写作《第四病室》时感觉“写得很顺利，因为我在写真实”，而恰恰在杨大夫这个“不真实”的人物身上，我认为他写得虽然“顺利”但并不成功，作者把她当作“在这种痛苦､悲惨的生活中闪烁着的一线亮光”，但我总感觉这“一线亮光”是非常渺茫的､飘忽不定的，甚至于它的有无都要打个问号。
　　依照我个人对陆萍和杨大夫这两个人物成败的评价，我觉得作家的真实体验和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有重要关系。只要出于真实的体验，真切的感受，真诚的表达，塑造的人物就会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即使这个人物本身是有缺点的甚至遭到质疑､批判的。相反，如果仅仅是凭着作者的主观愿望和想象，塑造的人物就会黯然失色，即使这个人物本身是人们竭力颂扬的光明和希望的代表者甚至是英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荣秀（1980-），山东章丘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参见《文艺报》1957年9月29日第25期。
　　② 参见《谈<第四病室>》，巴金的《写作生活的回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③ 参见《谈<第四病室>》，巴金的《写作生活的回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第230页。
　　
　　参考文献:
　　[1] 丁玲.梦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 黄子平.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A].“灰阑”中的叙述[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A].王荣.丁玲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4] 丁玲.我们需要杂文[A].王荣.丁玲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5] 转引自艾克恩编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6]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A].二心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 巴金.巴金自传[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8] 巴金.谈《第四病室》[A].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C].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9] 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李荣秀： 浅析《在医院中》和《第四病室》里的女大夫形象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