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多元开放的文化态势破除了思想桎梏与文化闭锁，使得很多女性作家特立独行的写作获得了广泛认同。这些女作家们挑战男权中心文化，反叛“菲勒斯”，通过女性独特的心理､文化视角和女性独特的艺术感触，解构男权文化，构建女性话语体系与女性文学殿堂。而女性文学的这种解构与重建，是从两性关系入手的。在时下风头正健的女性作家之中，九丹是最另类的一个，她的文学见解惊世骇俗，居然把王安忆､池莉､林白这些当代文学成就很高的女作家们统统否定。对她这种“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大言不惭的理论很多人当然是不屑一顾一笑了之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敢和全世界作对的除了希特勒，也许就是九丹了。
　　但不管九丹的言论多么具有火药味，九丹所写的一系列作品我们却不能不正视。到目前为止，九丹的《乌鸦》《凤凰》《女人床》《漂泊女人》等毫无疑问是女性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尽管九丹不屑于进入主流文坛，主流文坛的评论家也不屑于评价九丹小说，九丹小说在大学图书馆却很受青睐。九丹小说之所以受欢迎，我以为她是在最大限度上反映了世情中最阴暗的人生，九丹以她独特的胆识剥光了文化精英阶层最见不得人的生活态度，她在写女人的堕落时，毫无疑问也在写男人的罪恶，在九丹所描写的残酷的真实中，我们窥见了最精粹和最丑恶的人性。其实最残酷的真实和最原生态的卑微无不唤起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思考。审丑，是九丹小说的主题和基点。本文以九丹小说《女人床》为例，再次走进九丹，走进九丹的作品。
　　
　　一､我们都是“符号”
　　
　　卡西尔曾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①《女人床》中有一个不很重要的女性形象，叫“符号”，其基本意义与卡西尔的符号有异曲同工之处。“符号”的意义是丰富而又具有概括性的。它既是一个个体的象征也表明事物之中的一种共性。在《女人床》中具有概括意义的符号很多，比如知识､妓女､床､刀等等。麦子是一个符号，阿伯也是一个符号。可以这样讲，“符号”的一切心理就是女主人公麦子的心理，就是所谓知识女人的心理。九丹通过“符号”强化了人尤其是女人的“类特性”，也通过阿伯强化了穷酸男文人的符号特征。 而白泽､陈左又是另一种符号，它指称的是有钱但无情的男人。
　　麦子是《女人床》中的主人公，一出场的她怀着情人的孩子。文中写了她三次被弃的经历，第一次是被白泽，第二次是被阿伯，第三次是被陈左，被阿伯抛弃和被陈左抛弃是连接在一起的。与一般作者不同的是，九丹在全力铺垫知识女人裸露着的伤痕和悲惨时，也毫不留情地剥光了知识男人漂亮的外衣。男人的无情与女人的悲惨永远成正比例。文章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被白泽和陈左这两个有钱男人抛弃在麦子看来还是可以理解的。而被穷困的知识男人阿伯(北京某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抛弃则永远找不到理由，“跟阿伯好时我从来没有想过钱，我以为我不是个妓女，我以为我是个非常简单的知识女孩”②。这也是麦子怀揣一把刀要报复阿伯又最终自杀的原因所在。
　　文章数次写阿伯的穷和阿伯的泪。穷和泪一般是弱者的象征，作者意要说明的就是麦子和阿伯实际是一样的人，是一样贫穷的文人。文中有一句经典的话:“文人像女人”。这里文人毫无疑问指的是男文人。文章写这个男文人的穷最精彩的地方便是麦子要阿伯陪她逛商场的时候，阿伯一而再再而三地流汗。“从阿伯额头上的汗我看见了和他在一起以后的日子，那是要被柴米油盐逼得走投无路的日子。”“虽然阿伯没有钱但是我已决定去爱他吧。”有钱的男人那么薄幸，没钱的男人应该有情了。而且阿伯那么爱流泪，流泪不正是有情有意的表现吗?当麦子让阿伯不要再去找妓女而且愿与他相守一生时，阿伯流泪了。
　　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麦子和阿伯之间感情是深刻而动人的，两个被世界抛弃且都没有一张自己的床的人在相互慰藉。但这种深情是不堪一击的，面对大商人陈左，麦子对阿伯的感情产生了动摇，这种动摇是通过“符号”表现出来的。文中的“符号”本是一个女人，而其实，“符号”就是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最有共同性的本质，我们所有人也就是这一种“符号”。“符号”就是麦子的潜意识。请看麦子和“符号”的这一段话。这完全就是麦子在和另一个自己在对话:
　　
　　女人真的不值钱吗?如果女人是不值钱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女人成为明星呢?为什么她们就能买几百万的别墅呢?(符号)
　　那要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对了路才行。(麦子)
　　你怎么会觉得你跟陈左的关系就不对路呢?我知道你跟阿伯是不对路的，但你跟陈左是有希望对路的。(符号)
　　什么希望?(麦子)
　　有了希望，你就是有价值的女人，否则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和女人就没有区别了。(符号)
　　
　　“符号”轻而易举就否定了麦子和阿伯之间的爱情，而这种否定是建立在对陈左的希望之上的。也即只要有希望，现成的一切都可以抛弃。麦子接受陈左的手机皮包等等难道是“符号”的唆使而不是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吗?陈左不仅给了麦子希望，也同样给了阿伯希望，当陈左出价五万要求阿伯离开麦子时，阿伯不假思索地提出了十万的价码。
　　
　　为了十万块钱，就能出卖自己的爱情，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吗?
　　
　　这是陈左的嘲笑，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九丹用陈左一下子就解构掉麦子和阿伯的爱情。陈左就是一种代表着金钱､代表着人作为受限于物质的生存不可避免要遭受的诱惑的“符号”。在人内心深处的“符号”的作用下，麦子和阿伯本是为解决自己的生存困境而追求着，却在追求过程中不由自主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导致阿伯对爱情的背弃，导致了麦子对陈左家庭的介入，导致了对自身的失望越来越深，以致最终使麦子和《乌鸦》里的海伦一样走上了自杀之路。自杀，表明“人”这种符号，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原罪，永远无法彻底解脱。
　　
　　 二､你看我值多少钱?
　　
　　人作为受限于物质的生存，毫无疑问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人在追求自认为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成了物性的奴隶而丧失人的本性，而这种原罪是人类自身习焉不察的。这是九丹作品最主要的主题。一直存在争议的是九丹似乎否定和打倒了一切。事实上，我们从作品最终的人物命运以及作品自身的结构上，还是能够体味到作品的忏悔意识和救赎精神的。作者所采取的是一种迂回的方式而已。借物性的强大夸大了它泯灭人性的强大威力，要人们在开拓自己生存空间时提高警惕。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方法。九丹的文学观点确实偏激，但她的作品确实震撼人心。这种“含泪的笑”触目惊心､随处可见:
　　
　　能跟你这样的男人睡一觉，我死了也高兴。
　　那为什么?
　　就因为你那天为我下跪了。
　　
　　受尽心灵伤痛与肉体伤痛的麦子愿意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来报答为她下跪的导演，所反映的正是对人性与真情的呼唤。当导演替阿伯辩解说:“你应该理解阿伯，我跟阿伯是一样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跟阿伯一样的人。面对金钱面对生存，我们都是恐惧的，我们一点也不坚强。”麦子不能忍受，“一样”意味着对金钱对欲望的绝对的认同，意味着她这个“知识女孩”和发廊里､夜总会里的女孩“一样”，意味着她和经常嫖妓并且把她的爱情卖给了陈左的“知识男人”阿伯“一样”。于是:“我”突然睁大眼睛以至于用了全身的力量甩开他的手，大声喊，我和阿伯不一样。我和他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九丹希望会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呢?那就是在面对金钱面对生存时，能有一个不一样的人，为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能不受陈左这种“符号”所左右的不一样的选择。麦子和海伦都没追求到那种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她们最终都死了。当麦子在发问“你看我值多少钱”时我们不难体味这种发问的悲凉。人，尤其是女人的青春真的可以用钱来衡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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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确实如此，在人情与金钱之间权衡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了金钱。在九丹的《凤凰》中，海伦面对雷四的自责“我是王八蛋”时破涕为笑，“你是王八蛋，钱不是王八蛋”。确实，钱不是王八蛋，钱也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真是万万不能的。阿伯接到陈左的电话终于离开麦子的时候，一向爱流泪的他“即使想像演戏那样地让眼泪流出来，也都做不到。看来，麦子在他心中与金钱相比，还是太轻了。陈左为什么给他钱，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拿到钱。想到钱的时候，阿伯的眼泪突然出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愧疚才哭，还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是个有钱人而激动了的”。
　　这就是人的悲哀，阿伯没有十万块钱日子一如既往地困窘罢了。可他身上的物性左右了他，十万块钱给了他巨大的希望，他一下子对麦子不以为然了。他曾经想:等我买了房子，天天忏悔，要像基督徒那样忏悔，但他知道，那也不可能。他认为唯一可能的是钱已经在他身上了。
　　
　　三､独特的原罪意识
　　
　　秉承九丹先前作品的风格，《女人床》依然写的是女人的生存和男人的罪恶，表达了她悲天悯人的原罪意识。她的这种悲悯意识倒是和著名戏剧作家曹禺一脉相承。“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机遇的或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窄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曹禺《雷雨•序》)《女人床》里的人物一心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却走向了不可知的死亡，不正体现了这么一种命运和欲望的嘲弄吗?
　　“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这是人类生存的本身之罪——原罪。原罪一词本来源于《圣经》。夏娃因受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有了羞耻之心，被上帝发现，和亚当一起被逐出了乐园。从此，人类就生活在饥饿､疾病､死亡等一系列的痛苦之中，这是人为他偷吃禁果这一原罪所付出的代价，人类为了重返乐园孜孜以求着，但人的原罪使得人永远失去了机会。人们将永远生活在疾病､贫穷､死亡之中，人类将永远互相忌妒､互相倾轧着。九丹在《乌鸦》中极力表现的就是这种令人咋舌的人类因欲望推动以“他人即地狱”为行事原则的原罪意识。《女人床》秉承着《乌鸦》的文风，仍然有强烈的《乌鸦》意识和《乌鸦》精神——展现人的罪恶。《乌鸦》偏重于表现女人的罪恶，而《女人床》偏重于表现男人的罪恶，最终都归结为人的生存之罪——原罪。
　　《女人床》的后记中这样说:“如果说，在《乌鸦》里，她把女人的衣服脱光了，那么在这部《女人床》中，她又把男人的衣服脱光了。”这当然意指文化人阿伯为了十万块钱出售了他和麦子的爱情而言。其实，九丹脱光的何止是男人的衣服，文中的麦子又比阿伯高尚多少呢?我认为，九丹这一次有意要脱的也许是男人的衣服，可在不经意间，她脱光的是人的衣服，包括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文化人和非文化人。九丹酷爱在她的作品中用知识女人和知识男人的词语。一方面，她对知识人或曰文化人图有希冀，总认为知识女人和知识男人应有最起码和最底线的尊严，有着文化人特有的羞耻心和荣誉感。另外一个方面，知识分子又有着特有的穷酸和自身永远无法解脱的困境，知识一旦遇到金钱便会不堪一击。但是她又不愿意放弃对知识男人和知识女人的最后一丝希望，她总希望会有一个例外。比如她希望作为硕士研究生的阿伯这个文化人会在情深意重的爱情面前，能够理直气壮地来抵抗一切诱惑和担当一切苦难。
　　然而，男人是让女人失望的，不管他是有钱的男人如《乌鸦》里的柳道､李私炎，《女人床》中的陈左､白泽，还是无钱的男人或者有文化的男人阿伯，他们都带来了女人悲惨的命运。所以“身世飘零”，这是九丹笔下女人的共同命运，她们永远是无根的浮萍，永远都在表达着对床､对生存的执著渴望。而这些女性身上最深最隐秘最具决定意味的悲剧因素往往不是因为她为生存而作的挣扎，而是因为她们的身体，她们都试图通过她们的身体的奉献来换取真正的爱情或者是终身的物质保障。九丹对生活在世俗中的女性心理和女性欲望理解是深刻的。她敢于挑战传统对女性的定位，也敢于表达女性自身的媚俗和屈辱。在她笔下的女性身体承受过最不甘的屈辱，也进行过最激烈的挣扎，它凝聚着压抑､紧张､不甘､韧性和回天无力的悲剧感，隐藏着女性经验中最具宿命意味的伤痛。九丹就是把女性所承受的这种超常的伤痛表现了出来。无独有偶，毕飞宇也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女人这辈子必须经历一些身体上的疼痛，有些是必需的，有些却是非正常的，超出了“必须”的这个范围。九丹笔下的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种伤痛包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痛，麦子最后走向自杀，应该就是这两种伤痛尤其是精神上的伤痛和伤害的必然结果。
　　《女人床》里女主人公叫麦子，麦子和九丹过往的作品里的女性——《漂泊女人》中的姚萍､《乌鸦》里的王瑶有着共同的特征:名字中就包容了“漂泊”､“飘摇”的内在意蕴。从古老的《诗经》开始，女人的命运是飘摇的，女人是被男人追求也是被放逐的对象。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女子过往的历史，都是男性眼中的历史。女人，作为一种被拘囿被限定的存在，处于恒久的人身依附和自我隔绝之中，不可能真正地认识自己，她们所了解的无非是自己在男人眼中的形象:是漂亮还是丑陋，是本分还是淫荡，是枕席之间的消遣还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九丹在《女人床》中塑造的漂亮的风雅的有知识的文明女子麦子，并不是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人，也像荇菜一样处于随波逐流之中，等待梦中情人“寤寐求之”，并能给她一张固定的床，“我没有一张固定的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窗口让我遥望天上的白云”。为了一张固定的床和一个固定的窗口，她们开始了“出去”，开始了挣扎，开始了伤痛。而这种伤痛和挣扎不正是人的生存本身､人的原罪带来的吗?叔本华则以欲望揭示了人原罪的本质，也揭示了生存悲剧的深层原因:“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似。” 九丹正是以原罪说､以人的欲望指出了人的罪恶。
　　《女人床》中的人物形象是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产生这种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男人视生活为戏，女人视戏为生活”。在《女人床》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变成了一种欲望的“符号”，他们彻底放逐了理性的规范和引导，他们的生活哲学也由此体现: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漫游。最终他们拆解了历史､理性､人文精神，在分享艰难中迷失了自己，所以他们放逐理性､规避时间，逃避人之为人的意义。九丹的小说以边缘性的姿态回到了当下，向着存在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开拓，显示了其写作的价值。在《女人床》中，麦子､阿伯他们作为人的独立意志被消解，只是作为人的生命原欲而存在。他们是蜷缩着的钱的附属物——想挣脱困境，最终却被困境所缠绕和吞噬。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玉琴(1970-)，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②九丹:《女人床》，远方出版社，2002年，第330页。文中有关原文都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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