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生成性　自我谴责　国民性　牧歌风
　　摘 要:传统生成性的现代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江村夜话》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它的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观念上，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谴责的精神。其次，对国民性的关注也是它现代性的集中表现。最后，牧歌风的追求呈现了《江村夜话》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据足于现代生活之上，和古代性相对立，虽然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并不一致。在中国，伴随着十九世纪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侵入，以天人体系为核心的古代性价值观念遭到了空前的颠覆，现代性才得以全面展开。同时，现代性还有另外一副面目，即它自身的因果律和历史法则所许可的时间特性，也即传统的生成性特性，现代性的发展既是进步的也是进化的。比较而言，后者所体现的现代性过程更应被重视，因其更具韦伯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基础。
　　周作人一生仅写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江村夜话》是其中较长的一篇。小说文本面世于文学革命之前，以文言书写，不过它仍然鲜明地呈现出了生成性现代性的图式。
　　
　　一
　　
　　《江村夜话》的现代性首先表现于它的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观念上。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出之处，仅仅是传统“悯农”题材的一例而已，但它处理的方法和态度显然已与传统大不相同了。小说篇幅不长，涉及的人物倒不少，计有渔父､甲､乙､先生(塾师)､来者､儿童､豪子､老农､农女､渔人等。情节主要在豪子与老农､农女之间展开。豪子为老农减租的同时也玷辱了他的女儿，老农力图攀结姻缘，结果为豪子所嫌恶，以官府之力逼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事件本身并不怎么希奇，仅只是封建社会中常见的悲剧，在农村尤为普遍。富人恃强凌弱，根本不考虑什么正义､道德，穷人只能立于“无告”的地位，任凭宰割，根本没有伸冤讲理的地方。人们对他们所能施予的也仅是同情与默然，任何些微的实际上的援助都将招致厄运，正如小说中的媪(老农之妻)之死，“邻右咸惧累，勿敢近”，掀起的正是专制制度下浮世的一角。
　　小说中的先生､甲､乙､来者态度或激愤，或痛感，或怕惧，或忧虑，其实都是社会言说方式的组成部分。社会言说方式系社会有机体的内涵，往往是习惯和统治思想的协作者。先生的激愤和乙的忧虑貌似以反抗面目出现的叛逆行为，其实客观上它们恰恰促成了所要反抗对象的巩固，而真正值得注意的声音来自渔父，某种程度上渔父才是最警醒的智者和正义势力的代言人。渔父“无妻女室家，终日放浪江湖间”，嗜酒，健谈，而且言语滑稽机智，集老庄､明末吴越间遗老､吉卜赛人､灯台守老人于一身，是一个有着古今中外多重性格的复杂形象。老庄的“无为”､吴越间遗老王思任等的放诞､吉卜赛人的浪游､显克微支小说《灯台守》中的老人，诸如此类系列代表了一种游离于现世的社会批判者的价值取向，他们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现实中的丑恶予以辛辣的嘲讽，但又并不那么认真，常以诙谐的态度击中要害，反讽的语调也显示了现代生活的特征。渔父不仅嘲笑甲､渔人､老农这样的贫民，也嘲笑先生､豪子等上流社会中的人物，谑称豪子为“花线鸡”，甚至可以说是嘲弄和嘲骂了，这就是绍兴师爷的作风。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周作人分析:“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他称之为“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里诅骂及诙谐与服从的奴性恰成对照，显示了渔父鲜活的生命力。
　　周作人在日本时曾热衷于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文学的反抗精神与刚健正直之风使得周作人一直偏好有加，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还撰文称道:“(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而其影响便多少留遗一点下来，到现今还未消灭。”①渔父的性格直接得益于这些国家的文学滋养。除上引显克微支外，匈牙利的育珂摩尔也是重要的一位。周作人曾引匈牙利评论家赖息氏语评价育珂“于国家为忠，于家人为义，于民为惠”②。何以于民为惠?这在渔父性格中有不少耐人寻味的表现，最重要处在渔父的自我谴责观念。当富豪与农夫之间发生冲突时，先生与“乙”就共同诋视富豪这一点上发生了冲突，渔父却提出:老农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豪子门第高贵，富甲一方，岂是贫弱的老农能够攀结得上的?老农一厢情愿，当然要吃苦头。这个看法显然更具有现代气息，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谴责精神。
　　一九二五年以后，周作人“谈虎”兴味渐浓，就俞平伯和郑振铎之间的冲突发表意见道:“近来为了雪耻问题平伯和西谛大打其架……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其自己谴责的精神我觉得是一样可取的。”③在《京城的拳头》里周作人对国家主义者的“慎防洋人，拳头还是京城的好”的议论表示不以为然，认为“我们不愿承受‘晚娘的拳头’，但也不见得便欢迎亲娘的”。《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指出:“我们所要的是一切的正义:凭了正义我们要求自主与自由，也凭了正义我们要自己谴责，自己鞭挞……我们在反对别人之先或同时，应该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这才是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则只是拳匪思想之复活。”这个思想与鲁迅对宁愿做本国人奴隶的批判是互相呼应的。
　　渔父对富人欺凌穷人的事实并非不清醒，但他同时看到，仅靠依恃公理诅咒和抨击富人还远远不够，首先而且最重要的还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越拉上客观的理由越只能证明自己的愚昧和愚蠢。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周作人最早提出“把自己客观化了”(蔼理斯语)的问题，称“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与江绍原的通信中警告:“野蛮人常把自己客观化了，把自己行为的责任推归外物，在小孩狂人也有这种倾向。”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的生存哲学正是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哲学，没有了康德意义上先验性的主体概念，人在存在中显现自身。周作人强调个人，虽然还有着启蒙运动时代浓郁的理性空气，但就人的积极主动性上的考察，是颇有些海氏哲学的意味的。因此，《江村夜话》中的渔父某种程度上正是周作人自己兴味和格调的投影，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现代性蕴含的化身。
　　
　　二
　　
　　众所周知，问题小说是新文学出现后第一个流派意义上的创作潮流，鲁迅､胡适等都创作了反映社会诸问题的小说。其实，周作人于一九一三年左右就提出了问题小说的概念，在《中国之小说》中，周作人梳理了世纪初小说发展的历史:“近十馀年来，小说与群治之论兴，《官场现形记》而后，稍稍脱闲书之域，然欲求能称问题小说者，盖未之见也。”在此意义上，《江村夜话》完全称得上是问题小说，它与此前鲁迅的小说《怀旧》有异曲同工之妙。《怀旧》中的金耀宗､三大人与豪子同是富人，他们的行为也不无二致。豪子“有田八百亩”，致富全靠盘剥农民所得，“豪家平日索租，无问旱潦，必取盈始已”，侍妾也有很多。金耀宗和三大人起家也靠获取不义之财。金耀宗的父亲为长毛“治庖侑食，因获殊宠，得多金”，三大人的父亲何狗保则是靠卑劣的敲诈长毛的手段才摇身一变而为富家翁的。村镇上贫富差距很大，往来芜市与何墟的难民多于“蚁阵”，而金耀宗却可以“二十一岁无子，急蓄妾三人”。两篇小说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映了农村社会重大的现实问题——贫富对立，但《江村夜话》则更具体地反映了它的实质，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情感。有研究者指出:“这一时期周作人唯一的一篇创作小说《江村夜话》，却是典型的社会小说，反映农村豪富对农民的压迫，表现了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与同情，与同时期鲁迅所写，用周作人笔名发表的《怀旧》一起，是可以看作五四‘为社会人生的文学的滥觞的’。”④虽然所说《江村夜话》是周作人这一时期唯一的一篇创作小说并不确凿，但所述“社会小说”之义大体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
　　《江村夜话》中的现代性还须从人性的角度来加以考量。豪子与老农间的冲突，其根源并不在于任何一方。虽然豪子作威作福､横行乡里，但挑起老农悲剧的，却是自己同村的农人，“昔以赛神有隙，今为豪邻阍者，故报怨耳”，看似随意写出，后面也并未详细生发，却不是可以轻轻看过的。报怨而不面对面解决，却假手于人，施以阴险的手段，总系卑劣的行径，为周作人后来所屡屡加以掊击。“中国人的头脑不知是怎么样的，理性大缺，情趣全无”⑤，“中国极大多数的人的思想妥协､顺从，对于生活没有热烈的爱着，也便没有真挚的抗辩”⑥，“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人为主子”⑦，“中国人因为奴性尚未退化，喜因而恶创，善记忆而缺乏思索”⑧，“卑怯，凶残，淫乱，愚陋，说诳，真是到处皆是……我可以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且还是亡有馀辜”⑨，“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⑩这些猛烈而诛心的议论充分体现了一个激进的社会和思想的批判者的情愫与风度。
　　随着中国越来越险急地卷入世界大潮中去，进步的知识阶级大都在自觉地思考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周作人也参与进了这样的潮流中去，从一个方面说也是他现代意识最集中的体现方式。苏雪林最早注意到了周作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特点，一九三四年发表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中“思想方面的表现”第一点即为“对国民劣根性的掊击”，并且下断语:“他同鲁迅一样，对于中国民族病态是有深彻的研究的，也同样的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正如《怀旧》的国民性批判寓示了此后鲁迅的思想发展趋势，《江村夜话》也伏下了后来周作人的许多价值规范与准则，如小说中写了三个家庭中的女性。老农的女儿为豪子所侮，终致“暴病死”;渔人的女儿也与老父不辞而别不知所往，事实上是与人私奔了;甲的女儿也不会有太好的命运，因为如老农的女儿一样，她也备受娇宠，柔弱和挚爱最禁不得风暴，脆弱的现实处境随时都会与眼前绚烂的景象一起崩坏，这些是与现代性相连的妇女问题。周作人后来提醒:“中国古来男子的偏见，直至现在还多少存在着，是不承认女子有独立的人格”[11]，在《卑劣的男子》里提出:“大多数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小说中渔父的话正把这种偏见掘发出来，“此亦公言，颇不能为一人左袒”。女子总是要惹麻烦的，如俗谚所说:“女郎豆田难管守。”周作人提出女性自身的解放问题，要比易卜生主义下的“妇女热”还要早。其实，早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期间，周作人就以萍云女士､碧萝女士等笔名发表作品，如《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好花枝》等，而女子问题也就成为周作人一生都在勉力关注着的问题。
　　《怀旧》和《江村夜话》中都写到了塾师，而且他们都被立于讽刺讥嘲的地位。《怀旧》中秃先生“烂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的秃头，讲书时的“战其膝”，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由，“尝投三十一金，购如夫人一”等和青桐树下与百草园的意象是互斥的两极。《江村夜话》中的先生还与一个可怖的意象“鬼”联系着。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具震慑力的实体，鬼与先生一起完成了一个象征，周作人后来也颇感兴趣于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写了《鬼的生长》《说鬼》《谈鬼论》等文，著名的《五十自寿诗》里也有“街头终日听谈鬼”的句子。而在《江村夜话》里，“鬼”却是对以先生为代表的封建文化道德及压抑自由与个性的教育制度所作的辛辣无情的嘲讽与批判。先生对待儿童的动作只有“扑”这一种，根本谈不到教育。教育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游戏与教育》中“趣味之教育(美育)”，《小儿争斗之研究》讲得更明白，“教师之训诫，非徒无功，且益激之使进于恶而已”，“故为教师者，常常与儿童相接，观察其特有之道德，因势利导，使渐进于完全之域，乃为善也”。在《外缘的影响•附记》中周作人总结:“今中国家庭社会，荒芜无纪，学校之教，但如一曝十寒。”其现代焦虑可想而知，不过无论是妇女问题还是儿童问题，《江村夜话》都没有给出问题的必然，只是把实然显示出来，而实然中所蕴含的，已经不是事实本身了，它已经包含着对于事实的抗争，从而呈现出导向一种解决的可能。朝向现代性的特性，也是同时的鸳蝴派和黑幕派所无法企及的。
　　
　　三
　　
　　周作人在论述小说变迁史时曾说:“著作之的，不依社会嗜好之所在，而以个人艺术趣味为准。故近世小说，不复尽人可解”[12]，不过他并非抵触艺术，在文章结尾他对小说提出要求:“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显然，他对小说艺术有着更高的要求。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周作人说得更加明了:“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喜欢得出神。”[13]且不谈这里的偏见，有一点却是值得注意的，周作人在有意识地提倡“随笔风的小说”，此类小说非但有异于视小说为闲书的传统观念，也不同于讲求情节和结构的新的小说美学，“西方小说已多历更革，进于醇文，而中国则犹在原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1}。这里的“醇文”就意在抒情性的艺术方面。此前周作人就明确强调:“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夫小说者，文章也，亦艺术也。使不先明乎此，而率尔为言，其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者，盖几希矣。”《江村夜话》就是这样的小说，可以说审美现代性是《江村夜话》现代性的重要形式，其具体表现为牧歌情调。
　　关于牧歌，周作人在《<黄华>序说》《<黄蔷薇>序》《欧洲文学史•希腊•杂诗歌》《欧洲文学史•罗马•诗二》等文章中都作过介绍。在《杂诗歌》中周作人说:“古者Artemis祭日，牧人作歌相竞，后人模拟其式，因称Eidyllion Buko-likon或Eidyllion Aipolikon。唯所歌亦不尽关牧事，故或释Eidyllia为小图画。描写物色，以及人事，诗中有画，论者或以是与浮世绘(Genre)相比。”不难看出，周作人尤为注重牧歌中的绘画情境以及日常生活的美感，《江村夜话》的牧歌风调就是这样，小说最重要的是景物描写与故事的契机情绪翕然无间，如第二段开始的描写就非常优美:
　　
　　一日，正八月之初，骤雨初过，天色转为嫩蓝，微微似有日光，映岸柳塘蒲上，蒸作异色。空中西方有霞如绮锦，光彩烂烂，射日脚作互斗状。
　　
　　不仅凸显了恬静悠远的幻美，也与夜来闲话的气氛相得益彰。小说结尾的描写却充满了惊悸:
　　
　　时微风忽起于木末，萧萧然似有振箨之意。空际云气渐澹，西山有钩月一缕，微光欲死，下照草间。
　　
　　回映老农一家的惨伤，也给人们的心头压上无法摆脱的重负，与夜话前的夕阳晚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它们都恰如一幅色彩逼真的绘画，描绘出农家生活的景象。清代大画家恽南田曾对于一幅画景有如下的描写:
　　
　　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邱，一壑，皆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15]
　　周作人的景物描写就体现了“灵想所独辟”的特点。接下来关于“守船栅者”的叙述则更让人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小说《边城》。《江村夜话》的“栅以圆木为柱，锁诸两岸，横亘河身”和《边城》中的“渡船头竖了一根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竹缆”原理非常相像，虽然《江村夜话》更多了些人事机微的因素，但它“防夜间盗舟”的功用就与《边城》中自然天成的美不可同日而语了。
　　 [##]
　　称《江村夜话》是牧歌小说显然不符事实，“社会小说”的名称倒是更适合于它，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篇小说确是‘社会小说’，它揭示了地主豪绅残酷压迫农民的事实。……周作人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发表这篇小说，就有着值得重视的社会意义。”[16]虽然周作人不太重视政治事件，但国事的顿挫以及人生文学的观念不能不使他朝向揭橥人生面相的端的，我们毋宁称之为“牧歌小说的底子，社会小说的境界”。这里不平等的黑暗现实只是存在于对话的谈论范围，作为对话参与者的各人都与水乡之风相谐和，即如塾师也与《怀旧》中的秃先生大相径庭。秃先生在孩童心中常被诅咒为最好“病耳，死尤善”，娶妾和对待长毛的态度更使他懔懔然成为富家的帮凶，而《江村夜话》中的先生虽也挟教育传统之威，令人生畏，但其和平洒脱之态，则近人甚矣，特别是对“媪”一家的灾难的义愤，则俨然树起了乡村社会的正义大纛，与牧歌的气氛并不相悖。其实，《江村夜话》明显接受了《怀旧》的影响，是《怀旧》的剑拔弩张的气势影响了《江村夜话》脉络的选择，不然它的抒情风怕还要再浓一些。周作人后来回忆道:“这篇文章(《怀旧》)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覆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17]值得注意的是，“怀旧”一名是周作人加上的，对照本文，虽然似有支离，其实却是难得的点睛之笔，整篇的文义霎时生动起来，而且题目本身就带有较浓的牧歌情味。
　　《江村夜话》可以说是周作人的第一篇小说，与后来对《晚间的来客》的推崇相应，周作人有意识地树立起了现代小说的一类范型，同时由精神到思想的反省也使他超越了谴责小说的现代性谱系，昭示着周作人作为个性主义自由主义者的现代性实践路向。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关峰，文学博士，长安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① 周作人:《匈牙利小说》，止庵校订《书房一角》，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1页。
　　② 周作人:《育珂摩耳传》，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⑧•希腊之馀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50页。
　　③ 周作人:《代快邮》，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①•中国气味》，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18页-第519页。
　　④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144页。
　　⑤ 周作人:《半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⑤•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91页。
　　⑥ 周作人:《民众的诗歌》（周作人《谈虎集》），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26页。
　　⑦ 周作人:《诅咒》，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291页-第292页。
　　⑧ 周作人:《论****蛋糕》，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422页。
　　⑨ 周作人:《支那民族性》，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547页。
　　⑩ 周作人:《托尔斯泰的事情》，止庵校订《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84页。
　　[11] 周作人:《关于“无理心中”》，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⑤•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71页。
　　[12][14] 周作人:《小说与社会》，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③•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23页-第524页。
　　[13] 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止庵校订《立春以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72页。
　　[15] 宗白华:《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第85页。
　　[16] 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5] 周作人:《关于鲁迅》，止庵校订《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57页。
　　

• 关　峰： 怀念的清纯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4期
• 关　峰： 大时代的小音画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8期
• 关　峰： 周作人小说《江村夜话》的现代性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