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毛泽东 诗词 曹操 诗歌比较
　　摘要：曹操与毛泽东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巨星，一如天河里牛郎星与织女星的互映。虽然，当下有研究曹操的，也有研究毛泽东的，但将二者放在一起细究的却几乎是零。本文把诗歌兴衰放在整个文学走向的大背景下，试图探讨当下古典诗词几近灭迹的内在和外在原由。
　　
　　先秦的《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双璧。历史的波涛滚滚而下，文学也随着时代在坎坷曲折中发展。尤其是古典诗歌，其路子走得更为沉重而坎坷。这其中有大气磅礴，也有沉重低回；有雄奇险怪，也有朴语真言……在不胜枚举中我们来个“二叶知秋”，对曹操与毛泽东的诗歌进行一番分析探讨，这对于我们认识古典诗歌终结的历史必然性和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史意义，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
　　
　　魏晋时期的三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①的曹操，除了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外，在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居于“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地位。行伍出身、历经战乱、戎马倥偬的征程给了曹孟德宝贵的生活底蕴；多读书、好读书的生活习惯又积淀了他不竭的文学素养。纵观曹操一生所留下的二十余首诗，也不难看出他的“傲视千秋之才”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首先，从内容上看，曹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表现了对民众遭受的苦难的同情。这是《诗经》的“风”之精神的体现，也是对诗之大统的发展。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感动了多少有悲悯情怀的人。至于“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度关山》）的法治思想，“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对酒》）的盛世愿景，以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短歌行》）的一统壮志等，均体现了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王者”形象，也是屈子入世精神和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意识的演化！曹操文治、武功兼而有之，立足传统体现新尚，小处不小、大而能化的行为，使他的诗歌成为在实质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的准宗教性传统文化的结晶。
　　其次，从形式上看，曹操也是“风骚”之后的集大成者。沈德潜《古诗源》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抛开审美追求、表达方式、“诗” “歌”关系等不论，单就诗歌的形式而言，曹操诗确实是对传统的继承。他的诗歌仍然是以四言为主，现存的二十余首诗又均为乐府诗。他也是用乐府旧体写时事的第一人，《汉书•艺文志》中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②的精神贯于曹诗的内容与写作方法之中，也正如明代钟惺所说，是 “汉末实录”③。
　　曹操，鲁迅先生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此话不但指出曹操在散文方面的创新，而且也暗含其对已有的熟知与传承。曹操诗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他的《龟虽寿》一诗，抛开其中“神龟”“腾蛇”“老骥”三个意象性的比喻，以及正反两面突兀出的“烈士壮心”和情怀慷慨、真气回荡、气韵沉雄的诗之“本色”不说，单就诗歌的艺术形式而言，这首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与生机。 曹操确实是由“汉音”向“魏响”过渡的代表性人物，也是 “魏响”第一个阶段的开启者。 作为“魏响”第一人，曹操的诗歌显示了五言诗的早期形态，显示了从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的痕迹，同时也确实着重表达着一种政治家的襟怀，一种言志诗向抒情诗刚刚开始转型时的痕迹。记载时代、关注社会，成为曹操诗歌的基本主题。
　　事实上，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他把文学放到了“建功立业”的“立功”和“立言”不朽的高度，受其影响，在他死后不久曹丕就喊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时代最强音——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正是在曹操的影响推动下，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俊才云蒸”的建安文学。这种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楚辞》与汉乐府的优良传统的诗学，创造了一种“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的建安风骨。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等特征，在曹诗中均有先兆。从而也开启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④。
　　没有曹操，不可能有唐诗的繁盛。最突出的表现是陈子昂。他那首“百年孤独”式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细细读来会让人深刻地体悟到曹孟德影响下的“风骨”“兴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回荡着目空一切的孤傲之气。“山河依旧，人物不同”，这是否是“人生几何”与“烈士暮年”的综合？是，又不全是！因为悠悠天地可与英雄业绩同永久，而人生有限，一旦抱负不成，将会是终身遗恨！这种一己的悲哀里，蕴含着“得风气之先”的伟大孤独感；透露着英雄无用武之地，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豪侠气概。这种风雅精神，几乎贯穿了整个大唐诗心。而对“诗圣”杜甫而言，曹诗的影响可谓重如泰山！ 杜诗中的《悲陈陶》《悲青坂》《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羌村三首》《哀王孙》《哀江头》《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都可看到曹诗气势磅礴的身影。“白骨伴随河水去”更是对曹诗的化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大反差，给人以心灵深处的刺激！“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又是怎样一个个凄凉彻骨的场景！
　　当然，除却诗歌的“本色”特征，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看：诗由先秦《诗经》的以四言为主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五言为主，再到鲍照以后的七言为主，以及隋唐近体诗的繁盛，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曹操的承上启下作用。
　　
　　二
　　
　　作为人民领袖，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一生，历经坎坷曲折，在复杂庞芜的民族和政治斗争中得到了民众无以复加的爱戴，从而占据了古代文化“天、地、君、亲、师”中“君师”的身份，为历代帝王所不及，从而成为亿万民众的精神导师，并一度走上神坛。他的诗词创作为后世研究帝王文学的学者所不可不“顾及”。而要看毛泽东对文学的影响，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的戎马人生。因为他亲自参与并领导了扭转乾坤的伟大事业，反映在诗词等艺术作品里，当然就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英雄史诗”。这一点，我们说有对曹操的继承关系。
　　曹操的幸运在于，由于他超卓的异秉、超人的成就、超常的性格和超迈的辐射力，讲述他的故事，褒贬他的为人，遂千年不衰地成为人们的习惯冲动，他留存至今的事迹、传奇也变得格外众多，以至于谁都不会对他感到陌生。当然曹操的不幸也与此关联，即曹操的能力虽十倍于汉高祖刘邦，但由于他毕竟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江山一统的大业，也没有像刘备、孙权那样亲身到御座上过一把瘾，换言之，由于他没有动用强力将自己宣布为正统，不领情的“帝王崇拜”极强的旁人、后人便反而将窃国大盗的咒语唾向他的面门。此外，由于曹操的后继者一个比一个无能，大魏江山几乎算不得一个完整的朝代，他开创的政权甚至没能延续到培养出本朝的史官，即匆匆易手，这也加重了对曹操的不利：他的身后声名只能交由形形色色的失败者、颠覆者去嚼舌根了。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针对曹操的处境，曾如此感慨道：“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许是先生演讲时未曾特别留意（这也是演讲这一形式本身难免的），鲁迅在这里只提到了“后一朝人”，而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事实上当时来自敌对国蜀汉和东吴史官的编派与损毁，对曹操的伤害只会更大一些，更刻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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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发展到今天，时代不同，人亦全非。毛泽东同样以非凡的能力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与曹操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处于古代社会的前中期，一个处于现代性发育的过渡期。但更多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的相同点。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几乎可以定位为“全才”——对弈、书法、军事、游泳、重才、爱学习尤其是做诗……都和曹操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使是在受挫后的处理方式上也是一样的——大而化之。曹操常常是一笑了之。在那些常常被精简到极处的文字中，我们总是很少看到生动鲜活的面孔，人们在记载曹操时不约而同地强调他的笑，便大值得深究了。而毛泽东，却是看似无心实有备！他也许笑，也许平静，也许激昂，也许严肃……不管是什么表情，却不张扬他的真实，给对手留下了同样的不可捉摸的王者气，这和曹操的笑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
　　距今已经九十多年的“新文化”运动将文言文一下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在那时确实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是不能否认，正是那种矫枉过正，酿下了今日文人不文，博士不博的通病。在当下，很少有“五四”时期那种通晓古今、纵览中外的学者与大家。有这样一个事实必须承认，“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必要的，但文言文等老祖宗的东西也并非一文不值。即使是“白话文”的“始祖”胡适，也离不开古典的滋养。他的第一部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便是文、白杂具的典型。至若鲁迅、钱钟书、朱光潜、梁实秋、林语堂等响当当的大名，都离不开“私塾”遗风。与他们同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个通晓古今的人，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借鉴而不露斧凿的本领，实让他的同辈及后来者望尘莫及。而且，在毛泽东的率先垂范下，也曾经引发了中华传统诗词的中兴。朱德、叶剑英、董必武、陈毅、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陶铸等纷纷撰写诗词。但毕竟是“换了人间”：当一种形式拘牵内容时，形式便失去了它最初表达意义上的完美，必将有新的形式代替之——古典诗词退出舞台主角的地位，是文学自身规律的一种必然。
　　有人说诗歌是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特有的文学形式，这不无道理。诗歌严密的格式，在古代社会“载道”的作用，创作者的特殊身份，都决定了它属于一个等级性的农业社会，随着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随着民众对自由、平等社会真实的追求，随着文体从诗歌沿着世俗化的轨迹由诗而词而曲而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包含有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观念的西方小说和小说理论的传入，即便是有一代“君师”之谓的毛泽东的努力，也无可挽回古诗词走向末路的历史趋势。但是毛泽东的诗词作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却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在毛泽东的诗词里，我们的体味是复杂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使人树雄心、立大志，增强民族或人类的忧患意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让人顿生爱国豪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让人知难而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又有“与天斗”的乐趣；“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则进入了史学的隧道……至若被柳亚子评为“千古词人共折腰”的《沁园春•雪》，更是“杂其种种”，成为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
　　毛泽东的诗词，是从中国革命的曲折而豪迈的历史进程中升华、结晶出来的诗的瑰宝，具有宏大的历史气魄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情怀，形成了中国悠久的史诗式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也是他在诗坛上能够力挽狂澜的原因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伟人，也有七情六欲。《虞美人•枕上》（１９２１）：“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就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 本来，“愁”，看不见、摸不着，一种情绪而已，诗人却用“堆”字，状拟“愁”绪之可视、可触、可感。“江海翻波浪”，直将无形变有形，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心潮逐浪高”的名句。“一钩”句，由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化出，水东月西，皆不能止，以之比拟愁绪，传神！这种温婉之美的表现，比之古人，毫不逊色。
　　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全诗流溢着伟大的胸怀、英雄的气魄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极度高超地概括了整个长征，是现代中国的壮丽史诗。著名作家姚雪垠认为，这首诗“是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它将诗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从内容到形式十分统一和完美，可以称之为艺术精品”，“不仅历史上未曾有过，而且今后也很难再有，此诗可谓千古绝唱。”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姚雪垠的后一句话，指出了毛泽东诗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诗词是对古典诗词的终结，这也正是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综而观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终结”古典诗词，除了时代的必然性，还有个人的偶然性。毛泽东少时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后又学习不止，对古典诗词研究颇多，所以他的作品里引章摘句信手拈来。另外，战争生涯的洗礼，文人本身的素质也是重要的因素。比如他的帝王气，反映到诗词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博大与豪迈。他的诗歌生涯，一句话——指点江山唱诗史。
　　“苍茫大地主沉浮”“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唱雄鸡天下白”“神女当惊世界殊”“鲲鹏展翅九万里”……此类诗歌当且仅当他一人能出！谢榛《四溟诗话》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用于此，恰切得很！
　　简单说，曹操开启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毛泽东终结了古典诗词。将之放在整个文学大背景里，它折射出了一种规律——任何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文学体裁，包括诗词，概莫能外。
　　文学的兴衰，原因众多而庞杂，但终有规律可循。文学的创作主体、思想内容、体裁语言、表现手法、流派思潮、传媒与对象等，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当下，文学面临更新更严峻的挑战，诗词等古典一如“文物”显得珍贵而“不合时宜”。所以有必要为之证身以及追究一些常常被你我习焉不察的东西。毛泽东与曹操之比较，正鉴于此。结合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当下的各体兼备、新式迭出，我们寻觅到文学的另外一个规律：从雅到俗是内驱。表面上看，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偶然现象，实质上这一从形式到内容的巨大转变，与中国古代文学由上中古的雅文学向近古的俗文学蜕变的大趋势步调一致，时代“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决定作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温长青，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②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③白寿彝、启功、郭预衡、李修生主编：《文史英华》，诗卷，韩兆琦主编。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６页。
　　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见《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８２页。
　　⑤姚雪垠：《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见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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