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安忆 化用古典诗词
　　摘要：王安忆的小说在语言、技巧、人物塑造、渲染环境及结构情节等方面都借鉴、化用了古典诗词（包括民歌）的精华，这使她的作品通俗中透着典雅，现代中传着古韵。
　　
　　王安忆从小就受到古典诗词的熏陶，她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中表达了对古典诗词由衷的喜爱和赞扬。她善于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她对古典诗词或移用，或化用，推陈出新，演绎变通，创造出既有古典韵味又有现代气息的佳作。她曾说：“小说是散漫的，实用性很强的语言，内里也是有着格律的，不相信你读读看。还有，尽可能地用口语的，常用的，平白如话的字。这些字比较响亮，有歌唱性，《诗经》中‘国风’的那种，明代冯梦龙的‘桂枝儿’，也有点那意思。这关系到整篇小说的气质，世俗里的诗意。”
　　王安忆在语言、技巧、人物塑造、渲染环境及结构情节等方面都借鉴、化用了古典诗词（包括民歌）的精华，这使她的作品通俗中透着典雅，现代中传着古韵。
　　
　　一、化用古典诗词及穿插文言词汇
　　
　　《隐居的时代》中有这样几句：“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燕子寻归旧巢的习性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从王维的“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到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又到宋人田为的“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以及晏殊的“似曾相识燕归来”，再到清人周京的“烟雨疏疏覆绿苔，海棠时节燕重来”等，恐怕都成为王安忆化用的源泉。又如：“下弦月从云后边走着，云像烟一样，于是，清楚一阵，模糊一阵。身后稻田里，蛙声一片。”这岂不是化用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伤心太平洋》中有这样几句：“我父亲抵达上海的时候，当是一九四零年的深秋，上海的法国梧桐的落叶，一大片一大片地落在地上。落叶的景色是我父亲有生以来头一回领略，他觉得这真是天上奇观。秋风肃杀也是他头一回领略，他一身单衫，抖抖索索。”古人云：“时不与兮岁不留，一叶落兮天下秋”，更何况“梧桐树的叶子一片接一片落地，发出沙沙的梧桐雨声”。“梧桐雨”这三字用的好，让人想起“梧桐更兼细雨”、“秋雨梧桐落叶时”、“雨滴梧桐秋夜长”，想起“梧桐细雨，渐滴作秋声，被风惊碎”，想起“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想起洪升的《梧桐雨》……自古梧桐秋雨相辅相成，构成一幅和谐无间、天然入妙的图景。当然，王安忆这里的“梧桐雨”只有梧桐而无雨，无秋雨之梧桐便更加枯寂索漠、飘零无依。这正应了身在异乡的“我父亲”的心境，他遭受着“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的境遇，抖抖索索，前途一片渺茫。
　　王安忆的语言不仅有古典诗词的意境，还有着内在的韵律，像在唱，给人一种强烈的抒情效果。或许任何赞美都不如作品本身有说服力，因为字里行间的韵味情致就像水果的汁液，充盈饱满，只有亲身体会，才能品出其中真味。如《乌托邦诗篇》中的一些句子带有诗歌的韵律美，不仅朗朗上口，充满激情，还颇含哲理。
　　王安忆不仅化用古典诗词的语言、韵律，还吸收一些有生命力的文言词汇入小说，使语言增加了复杂的审美含量。如《爱向虚空茫然中》的第一章“羞涩”，作家从一个梦境写起，调动了心理和生理的感受，极其细腻而诗意地进入对于“羞涩”状态的描绘，其最后一段文字通过巧妙穿插一些文言词汇，全部构成短句，从而增强了紧迫感与节奏感。这段文字不仅有内在的格律，还具有一种朦胧感。而这种朦胧感恰能接近描述对象的本真，并往往能激发读者的想象，从而表现为一种诗意的美、一种诗化的境界。
　　王安忆的语言有些在表面上虽看不到明显的文言标志，但骨子里还透着文言的简练，或者说与文言还有着很大的关联。如《伤心太平洋》中有这样两句话：“南洋那地方还遍地珍草异木，奇禽怪兽，一夜之间黄土变成金。下南洋的传奇故事是我原籍福建最为盛行的传说，成功与失败的消息连年不断。”“珍草异木”“奇禽怪兽”“连年不断”这些四字短语有着文言般的简洁，前后两句话形成对照，充满张力，给人以丰富的想象。这种节奏的张弛有度，声调的抑扬顿挫，语言的含蓄凝练，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再看这样一句：“一个女人家，一生以丈夫儿子为天地世界，而这个世界暗无天日。”短短一句话，感情强烈，尤其是“暗无天日”把一个女人一生的辛酸苦难强化出来，其间的悲哀岂是一个“苦”字了得？
　　
　　二、借鉴古典诗词技法
　　
　　赋比兴是古代诗歌的基本技法。其语义的界定，以朱熹训注最为通畅易晓切合原义：“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王安忆如果生在古代，应该是一个作赋高手。她擅长用铺陈的手法，陈村戏谑她“一条棉裤，能写几千字”，只不过她铺排但不夸张，可以说她对“赋”的继承与发展不遗余力，以至于有人嫌她琐碎、?嗦。赋的优势是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王安忆铺陈的文字比比皆是，如：《乌托邦诗篇》中有一段对怀念的叙写，长达几百字，表达了王安忆对怀念的认识与赞美，既直接晓畅，又深入肺腑。其铺陈的功力可见一斑。这种铺排又有点像“女红”，“王安忆用女红的手法，沉湎于缝纫的无限的针脚与编织的无休止的缠与绕，这是纯女性的生活内容之一，重复，单调，与社会无缘，有的是女人编织的韧性与执著。”
　　至于“比”，比即喻，是最基本的修辞手法，现在用得最为普遍。而王安忆用比有一个特色，就是善于铺排着比，对比着比，甚至似比非比。如写王琦瑶：“她是万紫千红中的一点芍药样的白；繁弦急管中的一曲清唱；高谈阔论里的一个无言。”如写香港的美：“它的美还在于它的对比性：它是最海角天涯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它是最荒无人烟的，又是最繁荣似锦的；它是最寂寞无声，又是最热闹喧哗；它是最海天漆黑中的最灯火辉煌。”（《香港的情与爱》）又如比较凯弟与逢佳的罗曼蒂克：“凯弟的一种是天上的一种，逢佳的一种是人间的一种；凯弟的一种是镜中月，水中花的一种，逢佳的一种是手拉手，心贴心的一种；凯弟的一种是一曲《采槟榔》便拉开帷幕的一种，逢佳的一种却是要喝酒、吃饭、购物、乘双层电车，再打电话约时间地点的一种。”再如写凯弟与逢佳的真实是两种真实，“一个冷，一个热；一个是水至清而无鱼，一个是污泥塘的莲藕；一个是假亦真时真作假，一个是真作假时假亦真。”类似的语言很多，既体现了作者的才情，又利用修辞技巧及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增强了语言的张力，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和思考。而且，她的比喻也让人想起很多古典文学的意象或语句，如“天上”“人间”“镜中月”“水中花”“水至清而无鱼”“污泥塘的莲藕”“假亦真时真作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等，《红楼梦》《爱莲说》的印记是否在里面？
　　再看“兴”，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手法。王安忆的《长恨歌》把兴的运用到了极致。她一开篇就用一万多字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在当代文学中真是独树一帜，使上海有了灵气，也为主人公的出场造足了境，蓄足了势。这四节与后面构成“兴”，其内部则充满“赋”，是兴中有赋，赋兴结合。
　　王安忆还吸取了古典诗词用典的修辞技巧，当然，用典在整个古典文学中都比较普遍，但追根溯源，应源于古典诗词。《上种红菱下种藕》中，闪闪讥诮秧宝宝的话中就多次用典，如：“陆国慎，我实在看不下去这个蓬头了，她是在唱‘拷红’吗？”“小人儿一个，在那里落眼泪，扮林黛玉呢！”闪闪对她嫂子和哥哥通电话影响她看电视有意见，就说：“十八相送才唱过，就唱楼台会。”又如：“小毛叫她作‘宝姐姐’，是闪闪兴出来的，多少有些促狭的意思，秧宝宝就装听不见。”“她又低着头，要是闪闪看见，就要说她是‘六月雪’里的窦娥了。”“江西人对着黄久香讲的白蛇化精的故事，特别强调，端午的雄黄酒不好喝。”“秧宝宝敛起笑容，厉声说：你是秦桧，专门作奸作怪！”“（妹囡）看见秧宝宝进来，笑着说：唷，岳飞来了！”……当然，这里面有些用典的同时也是比喻。作者在这里用典不仅使语言含蓄幽默，精练典雅，还使人物形象更加活泼生动，比如闪闪的话就衬托出她的聪明幽默、泼辣大胆，还颇有文艺素养。
　　 [##]
　　
　　三、借用诗词塑造人物形象
　　
　　王安忆谈到《诗经》时说：“我的喜欢是在于它的朴，朴里面的华，这使我体会到中国文化的端正大方，它将民间小曲去其俚俗，留其旖旎。”王安忆的《桃之夭夭》正是借了《诗经•桃夭》来表现其小说的主人公，可以说其间渗透了作者的古典情怀。《桃之夭夭》的故事很简单，讲得就是一个上海女子郁晓秋的成长故事。作为一个私生子，郁晓秋是一个纯洁、善良、美丽、自尊、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人，正像《诗经•桃夭》中的女主人公。她天性中懂得择善而从，不为世俗所扰，这样的性格挽救了她，给了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使她在那样粗暴、艰难的环境中，仍保留着可贵的自然美好的天性。在姐姐去世之后，年近三十、孤身一人的她一边安慰、鼓励她的姐夫，一边承担起扶养外甥的义务，最终与姐夫幸福结合。对郁晓秋来说，这次结合，既是一次自救，也是一次对他人的拯救。正如王安忆所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女孩太普通，但我个人是对于她寄予希望的。她是在一种粗鲁的爱中成长的女孩，我想把她塑造成‘市井观音’，救人救己。”
　　这样美好的女子难道不该用“桃之夭夭”来形容吗？《诗经•桃夭》篇赞美的女性不正是郁晓秋这样的女子吗？
　　如果说《桃之夭夭》寄托了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喜爱与赞美，那么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把作者的倾向隐藏起来。王安忆的《长恨歌》借用经典命名，必有她一番道理。有人说：“王琦瑶是王安忆设想的逼真和奇异，是骨子里的平凡话语，脸面上的绚烂多姿，是英雄美人的灰飞烟灭，是女人穿越古今的摇身一变。她是有前世的，若说杨贵妃是她的前世，王琦瑶就是她的今生；若说杨贵妃的背景是深宫后院，王琦瑶的背景就是上海弄堂；若说杨贵妃是一个传奇美人，王琦瑶就是一颗‘永远的上海心’。只是己非贵妃，自然命无玄宗，王琦瑶这颗上海心也就被赋予了一种非悲非喜的无奈与遗憾。”同样是红颜，又同样的薄命，身处宫廷的杨贵妃命运不能自主，这主要是时代的悲剧；而身处现代都市的王琦瑶仍然是对象性的存在，历史有惊人的相似。这难道只是一种宿命？有了杨贵妃的衬托，王琦瑶的形象更令人深思。如果说她跟李主任是源于对权势的依赖、崇拜与畏惧，那么她跟康明逊则使她对爱情从糊涂到清醒与觉悟，她跟老克蜡则是出于对孤独寂寞的苦闷与恐惧而丧失了理智。一个女人有哪些弱点，又怎样不易，从王琦瑶身上都可折射。王琦瑶就像一个警世寓言，正如王德威所说：“《长恨歌》有个华丽却凄凉的典故，王安忆一路写来，无疑对白居易的视景，作了精辟的嘲弄。在上海这样的大商场兼大欢场里，多少蓬门碧玉才敷金粉，又堕烟尘。王琦瑶经选美会而崛起，是中国‘文化工业’在一时一地过早来临的讯号；但她的沉落，却又似天长地久的古典警世寓言。”
　　
　　四、运用诗词结构故事情节
　　
　　王安忆不仅用《诗经》中的形象赞美《桃之夭夭》的主人公，还别巨匠心地用一句诗词作每章的小标题，整部小说好像诗词架构的，不仅新颖别致，而且古典诗词的意蕴也融进了小说，既通俗又文雅，既现代又古典。王安忆说，这些都是她用心翻书找出来的。如果把原诗一首首调出来看，会发现与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是相吻合的。我们且来按图索骥一番。
　　整部小说分五章，第一章的标题是摘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一枝梨花春带雨。这一章是写郁晓秋的母亲笑明明在生下郁晓秋之前的经历，这经历可谓是一曲“长恨歌”，奠定了笑明明一生低沉晦暗的基调。郁子涵迷恋笑明明时曾送她一枝梨花，但爱情终以悲剧结尾，“一枝梨花春带雨”表面上似乎可以指代笑明明。但小说写笑明明在离婚前剪了照片，吸了一夜的烟，并没有掉泪，倒是郁子涵哭成了泪人。这场女强男弱的婚姻与唐明皇、杨贵妃的恋情倒有相似之处，只是角色有点颠倒罢了。笑明明与唐明皇犯了相似的错误，那就是好色。而郁子涵与杨贵妃则同样吃亏在漂亮又无能上，那“一枝梨花春带雨”的深层岂不是指向郁子涵？这是王安忆的变通，也是王安忆对白居易《长恨歌》的演绎。或许我们不必深究“一枝梨花春带雨”到底影射谁，只要领会这又是一曲“长恨歌”便是了。
　　第二章标题是“新剥珍珠豆蔻仁”，摘自元散曲《卖花声•香茶》：“细研片脑梅花粉，新剥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凤团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这孩儿那些风韵。”这部分主要写郁晓秋从出生到十三岁的经历。孩童时期正像“新剥珍珠豆蔻仁”，所谓豆蔻年华，玲珑可爱，所谓“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正应了“醉魂清爽，舌尖香嫩，这孩儿那些风韵”。
　　第三章的标题是“千朵万朵压枝低”，源于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部分主要写郁晓秋的初中时期。在这一时期，郁晓秋与她的同伴们像花朵一样，“千朵万朵压枝低”，而郁晓秋作为花中之魁，免不了“留连戏蝶”的时时骚扰，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第四章标题“豆棚篱落野花妖”源自明代施绍莘的散曲《花影集》。这章主要写下乡时的何民伟与郁晓秋，对别的同学而言，在乡下是很难熬的，但郁晓秋却能悠然处之。捋山芋，买青柿，爆黄豆，这种苦中作乐的本领是其他女孩不具备的。能够在“豆棚篱落野花妖”的环境中超然度日，自有不同寻常之处，这是坚韧不拔的性格使然。
　　第五章是用陆游《浣花女》的一句诗作标题“插髻烨烨牵牛花”，但王安忆却写成“摘自宋词”，不知是作家的失误，还是校对的责任？插髻烨烨牵牛花——把牵牛花当作头饰插到发髻上，光彩烨烨，这是一个农村妇女最朴素的打扮，也是最美的打扮。王安忆笔下的郁晓秋，虽身在城市，内心却与乡村女子的形象一致：勤劳善良、纯真质朴。在这里，王安忆与陆游对生活的审美评价一致起来：劳动是美，质朴是美，真实而不浮华的生活是美。
　　至于王安忆的《长恨歌》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之间也有情节上的关联。有人以白居易的诗句取证，作为王安忆笔下的虚指，找出一条淡淡的颇具深意的线索：
　　杨家有女初长成（王琦瑶）——天生丽质难自弃（上海小姐）——一朝选在君王侧（李主任）——金屋妆成娇侍夜（爱丽丝公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爱丽丝公寓的告别）……再往下，王安忆又改写了线索，“开始出现整块整块的断裂层，标志着王琦瑶的不同人生，最后相关的写象也不出现在小标题里，而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只是先后顺序却乱了：揽衣推枕起徘徊——玉容寂寞泪阑干——唯将旧物表深情——临别殷勤重寄词——上穷碧落下黄泉——不见玉颜空死处——花钿委地无人收——回看血泪相和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由此看来，两部《长恨歌》大有关联。王安忆对经典如此演绎，给读者留下深深的思考与无尽的回味。
　　
　　五、以民歌、诗词渲染环境
　　
　　王安忆写江南水乡的《上种红菱下种藕》，题目是源自小说中老公公经常唱起的一首歌谣：“状元岱，有个曹阿狗，田种九亩九分九厘九毫九丝九，爹，杀猪吊酒，娘，上绷落绣，买得个?荆?现趾炝庀轮峙海?镫笱乩锵旅?梗?哟边里种杨柳，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大儿子又卖红菱又卖藕，二儿子卖葱韭，三儿子打藤斗，大媳妇赶市上街走，二媳妇挑水浇菜跑河头，三媳妇劈柴扫地管灶头……”这首民歌可说是老公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写照与象征，在这平白如话的歌谣里，蕴藏着人与自然、人与劳动、人与人相知相关的一种特别动人的美，它不仅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这也是王安忆要在写作中尽力挖掘与存留的“生活”。
　　《上种红菱下种藕》中，老公公的抗争很有意思，他把门关起来，拒绝外面的宣讲，兀自唱着他的歌谣，并且小说中有几次都在重复这支歌谣。作者显然是在利用这支民歌渲染（人文）环境、烘托气氛，并且表达作者怀古恋旧的精神追求，但这种精神追求不能说是守旧，它体现了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态思想和美学追求。王安忆在《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中说：“近些年来，我比较多地去江南水乡，我看见那些水乡小镇的体貌如何地服从人的需要，就像一件合体的衣服，那么体恤与善解人意，在人口密集、水网密布、道路逼仄的地方，温暖地养育着生计和道德，这是人性的生活，这是我写作《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初衷，也是农村生活给我的启迪。”
　　王安忆的《长恨歌》也借助诗词渲染环境和烘托气氛，如阿二想到的美人图以及阿二的心理分析，都借用了“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这些诗句烘托了凄婉、惨淡、灾祸、不幸的气氛，奠定了红颜薄命的基调。真是一曲“长恨歌”。
　　王安忆对古典诗词的借鉴吸收还散见于很多篇章中，且看一些作品的题目便可见一斑：《蜀道难》《归去来兮》《不思量，自难忘》《少小离家》《谷雨前后，点瓜种豆》《二月里来好风光》等。总之，古典诗词是王安忆不断汲取的源泉，古典诗词的美学风格也在王安忆的作品中不断闪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周引莉，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１]王安忆：《我是一个匠人》，见散文集《茜纱窗下》，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０。
　　[２]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Ｐ９３。
　　[３]万燕：《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深圳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３。
　　[４]王安忆：《所以推荐》，见散文集《茜纱窗下》，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０。
　　[５]钱亦蕉：《王安忆：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见《新民周刊》，２００３，１０。
　　[６]滕朝军：《挤迫下的韧与美——评王安忆０３年长篇新作〈桃之夭夭〉》，《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４。
　　[７]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１９９６，６。
　　

• 周引莉：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2期
• 周引莉： “言俗而意雅”的美学追求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8期
• 周引莉： 工笔画的精致美与世俗化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5期
• 周引莉： 水墨画的平和冲淡与抒情写意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