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的自然袒露温长青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7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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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7569

[ 温长青文选 ] 　　

人文情怀的自然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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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情怀的自然袒露

◇ 温长青

　　关键词：底层写作人文情怀袒露
　　摘要：近年来坚持底层写作的作家们，以对社会、对百姓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在真切地呈现出百姓苦难的生存境遇，真实地写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面积发生的喜怒哀乐的同时，袒露出了可贵的平民意识与人文情怀。他们贴近时代脉搏的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作品，才是我们这个发展中的社会所需要的作品。
　　
　　近几年来渐成时尚的底层写作，除了真切地呈现出百姓苦难的生存境遇，让读者对当下的诸多社会问题有了直观切实的感受之外，更让人称道的是这些底层写作的作家们，能以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出对底层百姓的深切同情。读着这样的作品，我们既会震惊于百姓们生活的严酷与不幸，也会为这些作家们的平民意识与人文情怀所感动。正是这种人文情怀，彰显出了作家们对社会、对百姓的高度负责的使命感，也使新时期文学得以与社会、与百姓息息相关，永葆勃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下普遍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就是任谁也回避不了的真实的存在。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工作的工人，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与此相对照的则是，一个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暴富阶层，已经形成了很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新的阶层矛盾已日益尖锐，甚至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阻力之一。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或许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许多精英知识分子正是这样看的，因此他们可以对百姓的痛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是有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却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与政治家的不同在于，他们尽管无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却能够以自己的笔，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从而引起一切良知未泯的人去关注并最终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历史理性”与“人文情怀”之间，更多地是以人文情怀为自己的角色标识。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代文坛，正是靠了那些坚守道德良知底线、坚持底层写作的作家们，文学才没有彻底堕落为有钱有闲阶层手中的玩物，处于迷茫痛苦中的百姓才没有完全对未来绝望。
　　罗伟章这个从四川的大山中走出来的青年作家，其小说创作虽然不无粗疏稚嫩之处，但他以对农民与农民工的真诚关爱写成的《大嫂谣》《我们的路》等作品，却为他赢得了极大的文学声誉。在《大嫂谣》中，罗伟章把自己化为小说中的人物“我”——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以“我”的耳闻目睹，写出了以大嫂为代表的农民生活的艰辛，同时也写出了他们身上坚韧不拔、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大嫂以五十三岁的年纪出外打工，劳动强度之大，生活条件之差，让人震惊。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既真切呈现了大嫂们恶劣的生存境遇，同时也把满腔的同情与敬意献给了这些农民。当读者读到受尽千辛万苦的大嫂终于等来了小儿子清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们会同大嫂一道，流出不无辛酸苦涩的喜悦的眼泪的，同时我们也会真切体会到罗伟章那仁慈的情怀：他实在不忍心让他的主人公——他所同情和敬重的大嫂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再遭遇新的不幸，他用清华考上大学的情节来表达了他的人文情怀，这虽然可能招来一些批评家“滥施同情”的指责，但在我们看来，这却正如鲁迅先生在夏瑜的坟上平空地添上花环一样。《我们的路》这篇小说，同样以第一人称叙事，郑大宝春节后回乡的见闻经历，构成了小说的叙述线索。农民工打工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农村中种种社会问题，都通过“我”的娓娓诉说，真切地展现了出来。作品中的“我”，同样可以看作是罗伟章的化身：这是一个考上了大学，但却因为没有钱与大学失之交臂的农村知识青年，以他的视角，更便于写出真实的底层生活，也更便于抒写出作者对农民与农民工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三农问题的深沉思考。
　　如果说罗伟章是以不动声色的叙写来凸现农民与农民工生活境遇的话，曾平则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写出了造成农民不幸境遇的社会原因。他的《大伯》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造成大伯生存境遇恶化、并最终导致大伯死去的原因，竟然是市、县政府好大喜功的招商引资政策，真可谓触目惊心。相对于《大嫂谣》与《我们的路》，《大伯》对社会的针砭更为直接与深刻，作者对农民的情感倾向也更为鲜明。小说实质上是把农民生存境遇同比较敏感的政治体制问题联系了起来，其文本之外的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陕西作家吴克敬的《状元羊》，通过老实巴交的农民冯来财的遭遇，显示了底层百姓的命运的漂浮不定。在县长的帮助下，靠养良种羊致了富的冯来财，娶了媳妇，有了孩子，过上了扬眉吐气的好日子。然而因为一个偶然的变故——他的孩子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成了植物人，他不得不把羊卖掉，给孩子看病。最后连给他带来命运转机的状元羊都宰了送人，儿子的病也没好转，冯来财又变成了穷人。在人物这一命运轨迹中，显示了农民的无助，也显示了即使富了的农民，也仍然没有任何抗风险的能力，一个偶然的事变，就能让他倾家荡产，又退回到从前。党的富民政策到底应该如何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这无疑是小说提出的新课题。而能关注这样的问题，也恰恰表明了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有着多么真挚的人道情怀。
　　韩旭东的小说《在天上找一头牛》讲述了一个贫病交加的悲剧。来福的大在小老板的砖厂负责保管材料的事。出于对小老板信任的感激，来福的大很是尽职尽责。小老板的叔叔二帮子对此很不满，而且还经常开车到外拉私活，来福的大便想劝劝二帮子。谁知二帮子竟怀恨在心，暗中做手脚，结果来福的大被拉砖的车砸伤了腰。在县里的医院做的手术并不理想，小老板还算仁义，把医药费都掏了。大的病都已三个月了，却始终不见好转，来福想让小老板把大弄到省城治疗。小老板也想尽快让来福的大到省城治疗，无奈钱不凑手，便只能往后拖。此时，来福家的牛又病了，花了三百多元也没治好。要是没有这个变故，来福是应该坐在县里的高中，或者是师范学校里读书的，可现在只能辍学在家，上学的梦想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他在多次去催小老板无果（事实上小老板已做好了去省城的准备）的情况下，竟放火点着了砖厂的煤堆。可是这一把火，也许就断送了来福的一生。小说当中的小老板，并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周围的人也似乎都在帮忙，可来福家的日子就是过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承担起这个贫病交加的生活。小说的结局是有点极端，但少年来福的要求却并不极端，他要父亲的病得到治疗，要家里的地有牛耕种，要跟同龄的孩子一样去上学，这都是非常正当也非常平常的要求，却一样都不能满足。作者正是在这样的极为冷静的叙写中，寄寓了他可贵的人文情怀，他告诉人们，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农民，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多么需要切实的社会保障啊！而社会，除了从农民身上获取之外，是否也应当返还给他们些什么呢？
　　以写官场生活享誉文坛的王跃文，也时不时地写出一些底层文学的文字来。他的短篇小说《桂爷》便讲述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故事。没儿没女的老支书桂爷一生持身端正，到了七十多岁已经不能种田的时候，村长大发便想去乡政府跑跑，给桂爷争取个五保户，这样多少有些钱粮，好让老支书安度晚年。可是乡政府李乡长却以没有指标为由，不同意桂爷吃五保，在大发一再要求下，才答应给桂爷一个候补指标，等村里唯一的五保户四喜死了后，才能顶上。没想到四喜听说后竟产生误会，到街上骂骂咧咧，说桂爷盼他死了好顶替吃五保，这让桂爷很生气。后来县长到村里来送温暖，给了四喜和桂爷各二百元钱，并表示回去后要专门研究桂爷的问题。但左等右等，油菜花黄了又谢了，稻田青了又黄了，桂爷的五保还是没能吃上。大发多次去找李乡长，还是没有结果。可四喜却不高兴了，不光到桂爷和大发家门口骂，还满村子骂，逢人就骂。村里人竟也有信四喜的话的，反说桂爷的闲话。最后桂爷还是没等来五保，在贫病交加中悬梁自尽了。小说中呈现的这种真实，实在让人难以承受。吃五保竟需要指标，还得候补，真令人啼笑皆非。县长的虚伪、乡长的官僚主义，他们对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漠视，被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小说的结局既是意料之外的，又是情理之中的。这正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与人文情怀的作家，以自己的文学方式，向这个亟待改善的社会发出的“控诉”，因为桂爷是死在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今天，还有什么比此更让人心情沉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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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锐强的小说《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大哭》，叙写了矿难发生后农民工家属艰难而又尴尬的索赔。小说中“我”的小姨夫在山西的煤矿遇难，受大舅之命，“我”赶到了出事地点——离大同市五十公里处的丰镇市（属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同从河南老家赶来的小姨、二舅、小姨夫的两个哥哥一个外甥会合，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索赔。虽然理论上山西省规定的赔偿标准是二十万，可他们要与之交涉的老板只是承包了矿井中一条巷道的三老板，按故例只赔十三万，也有传言十四万。大舅主张四十万，“我”考虑了各种因素，提出了二十五万的赔偿要求，但这与十四万距离太远了。可要公了是有风险的，很难说煤矿老板与地方官员之间没有共同利益，法律的天平向哪方倾斜是谁都可以推知的；而且即便顺利立案，官司打赢，但判决能否生效，还是很大的问题。最后商定索赔十八万，不成则起诉。可老板不答应，他们又降到十六万，老板仍不松口，无奈他们只能妥协，最后是答应赔十四万五。这中间的波折迭生，让人感到了农民工生命的卑微。另一个死去的矿工，家属仅获得十一万的赔偿。黑心的老板，开假死亡证明的医生，明知故犯的火葬场场长，从尸体上揩油的“怪兽”，不得不拿生命赌运气的矿工，还有甘愿忍气吞声私了的家属，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鲜活的让人对人生不无绝望的生活画图。索赔的过程，是弱者按照强者的标准步步后退的过程，也只能是麻木的毫无义愤的过程，让人的心灵一点点缩紧的过程。所以，那个尚有感知能力的叙述人“我”，只能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大哭。这哪里是“我”在哭，这分明是年轻的作者，在为他可怜的农民父老乡亲的命运哭泣。小说正是以这样的叙写，道出了老板的金钱与财富是工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一残酷的生活真相。正如小说结尾所写，为财神做寿的鞭炮，最终会转化成矿工的丧钟与葬礼的。
　　让我们再来看马秋芬的小说《蚂蚁上树》。小说借鉴了经典的戏剧性构思方法。“绿灯盏工号”是一个大都市商业街上新建的大酒店的建筑工地，更是一个人物活动的舞台，也是作家展开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的艺术平台。在绿灯盏工号这个舞台上登场的有城市的下岗工人，有农村的进城务工者，也有因各种原因临时或偶然进入工地的其他社会角色。廖珍原来是工厂的工人，下了岗又离了婚，原先靠给外贸钩织手工活儿养家糊口，后来手工活儿接不到了，偶然之中，被原来的工友范志军以“家属”名义介绍进了工地当上了升降机的司机，她也因此将错就错地成了“范嫂子”而与范志军有了一段不明不白的日子。她与范志军的关系，既是她对范志军的感激心理的表现，又何尝没有以此抚慰自己近于枯寂的灵魂的因素呢？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是吴顺手，从农村来到这个工地，当上了架子工。他买来的漂亮的妻子吴彩霞红杏出墙，同煤窑老板好上了，老板拿出六千元钱逼吴顺手把婚离了。吴顺手活得憋屈，与之有染的“美人痣”的弟弟的一再敲诈，让吴顺手不堪重负。一天，正在插铁树林的吴顺手又接到勒索电话，从怀里摸出小酒瓶咕咕灌了几大口，气坏了在架杆上的他的堂兄吴顺坡，在追逐中吴顺手从杆上掉了下去，摔得面目全非。来为他料理后事的妹子掏出一张小报，告诉她已经永远走了的哥哥，他的儿子吴牛子的作文《我的爸爸》得奖了，不仅县报上登了出来，还发了奖状和一百元奖金。可吴顺手已经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了。小说中廖珍与吴顺手这两个人物的设置，无疑是颇有深意的。昔日的国家主人翁——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现在后成了别人不明不白的情妇，或者老婆被矿主霸占，最后悲惨地死去。小说的题目“蚂蚁上树”，更见匠心。酒店建成了，工人们也散了，如同“蚂蚁搬家”，城市是别人的城市，与他们又有何干？纵然蚂蚁们能“逢坡爬坡，遇树上树”，但“谁知道前边会碰到什么呢？”在主流社会的视野里，廖珍与吴顺手们永远是“他者”。这种信念与迷惘的交织很显然寄寓了作家极其复杂的情怀。
　　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一文中，曾特别强调要“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坚持底层写作，他们的作品也无一不贯注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但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些作家或者是些一直都不大“著名”的老作家，或者是些还没有“著名”的新作家，而当今文坛上的那些“著名”的“乡土作家”却几乎“集体缺席”。由此看来，底层文学所坚持的“五四”文学“写真实”的传统，所秉持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仍然应该是中国作家最普遍最深厚的精神资源，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在中国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写作”，首先需要的是朴素和诚恳。虽然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写作”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特别看重那些如实地写出中国这片土地上大面积发生的真实的喜怒哀乐、并袒露出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而且我们坚持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贴近时代脉搏的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作品，也才是我们这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所需要的作品。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温长青，河南省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的教学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