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第二次握手》 知识分子 爱情
　　摘要：《第二次握手》是“文革”地下文学的代表，重写本延续了旧版本对科学家爱情的描写，并使之得到了丰富。本文试从重写本与旧版本的比较出发，探讨小说对知识分子及其爱情的描写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不足。
　　
　　《第二次握手》是“文革”时期有名的手抄本小说，作家张扬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倾注在这部书上。小说经过多次重写，于一九七九年作者平反后正式出版，被称为“划过沉沉黑夜的一道闪电”，“感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使千百万读者“心里燃起光明的火焰”，四百三十万册的总印数至今居新时期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之首，创造了一个文学的传奇。作为特定时代的历史的见证，《第二次握手》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位置。二??六年六月出版的重写本《第二次握手》是小说的第五次重写。
　　与旧版本相比，重写本的主题和故事框架未变，但在许多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
　　首先，特定时代的政治色彩变淡，主要体现为周恩来形象、知识分子的政治色彩弱化。如丁洁琼与周恩来的关系、凌云竹对周恩来的崇拜及与共产党的联系、抗战时期苏冠兰与共产党的活动等都被去掉了。
　　其次，历史厚度增加，增加了许多相关历史背景的介绍，有着史诗般气魄的宏大叙事，使爱情故事的展开有了一个宏阔的背景。
　　再次，文学性得到了增强。人物形象更多更生动具体，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描写得到了改进，苍白的人物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增加了一些人物，描写也更细腻。简单化的论述具体化：如有关知识分子重要性的大段论述、茅政委与鲁宁的冲突等。一些带有“文革”特色的时代语言也得到了修正。
　　不过，总的来说，重写本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于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和对爱情的生动描写。
　　
　　一
　　
　　旧版的《第二次握手》一大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小说中人物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十七年文学中，由于一体化文学的要求，知识分子题材成了禁区。深入知识分子中间，细腻地描写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如《大学春秋》《我们播种爱情》等为数不多，难得的一部经典《青春之歌》讲到的也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主题。公开表示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全面认同的作品非常罕见。到了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家们在一次次批判面前，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基本丧失了正常的创作心态，对知识分子题材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处于地下创作的张扬，在那个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待的日子里，“对知识分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全盘肯定”，唱出了一曲知识分子的颂歌，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和精神空间的维护，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再次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历程后，再次扬眉吐气。一批歌颂知识分子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不断产生轰动效应，《第二次握手》就是在这一期间出版的，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小说写到了科学家们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和浓浓的爱国情怀，尽管文本在艺术性上存在诸多缺陷，但对自由而有地位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追求和认同在特定年代里成为小说现代性追求的一个表现，也是小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但重写本的创作背景和当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展示多元文化是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新世纪文学不仅要接过上个世纪的精神遗产——尚未完成的民主、科学和人性的‘启蒙’，还要面对西洋风景的全面侵入。”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的头号重大课题是中国知识阶级在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怎样以其特有的优势，“以其强大的文化释谜能力和广泛社会责任感，为人类历史打出最有希望的一张王牌”，因为从西方知识阶级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来看，现代化对知识阶级最大的威胁是“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在个人需求的追逐中迷失了知识阶级应有的信仰。躲避崇高之后又向往崇高，质疑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人之后又感到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当人。敏感的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又该往何处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大批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问题。它们或者以自省的姿态对当代知识阶层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如阎真的《沧浪之水》；或者将目光投向过去的年代，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找寻理想与信仰，如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不管意指何方，都为的是重塑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与价值追求，呼唤民族精神传统。重写本《第二次握手》也遵循了这一路径。
　　重写本延续扩大了旧版本的人物形象画廊。除添加了一些与故事背景相关的一些人物之外，科学家们的形象也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小说把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对政治的参与作了区分，去掉了他们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的情节，维系了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独立性。小说重点写到了一大批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站在学科发展最前沿，有着传统济世意识的科学家形象：老一辈以苏凤麒、凌云竹为代表，年轻一代以丁洁琼、苏冠兰、叶玉菡为代表。他们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延续。另外，对外籍科学家的描绘也得到了加强。主要人物的描写更加立体丰富，其他人物也显得性格鲜明，更人性化，而不是像旧版本那样只是简单的符号式描写。其中，改动最为成功的是苏凤麒这个人物形象。
　　在原来的小说中，苏凤麒是一个学识渊博、刚愎自用的学阀。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英国皇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他发现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苏氏彗星”，获得了皇家学会的伊丽莎白金冠奖。但骨子里传统伦理思想根深蒂固。他野蛮地干涉儿子恋爱自由，是这场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他唯一正确的决定就是解放后留在了大陆，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小说对他的描写显得简单化和脸谱化。但在重写本中，苏凤麒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仅睿智博学，而且爱国、明理、重情，是个正面人物形象。尽管他破坏了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却被赋予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可以让人谅解的理由。多年国外生活的经历、崇高的学界声誉和抗战中的杰出贡献给他的霸气和自负作了注脚。作者对他的描写非常细腻，特别是增加了情节（抗战中的贡献）和心理描写（干涉苏丁爱情的原因出于对儿子的爱，父亲的本能）。这些都让苏凤麒的形象变得更加可信，更符合人性的真实。“五四”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经历最复杂、视野最开阔、知识最丰富的一代，他们闯荡世界各地，有着饱满的救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是现代科技、现代学术的缔造者和奠基人。这些特质在苏凤麒老人身上都得到了体现。这是一个有性格缺点的大师，是“五四”知识阶层的代表。尽管在小说中他不像凌云竹那样完美，但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形象，他显得更有光彩，甚至比苏冠兰这个男一号更加鲜活，更富有魅力。
　　另外，丁洁琼和奥姆霍斯也是添加较多的人物。可以说，不管怎样改，奥姆霍斯都是作为丁洁琼的陪衬人物出现的。有了奥姆，丁洁琼的形象显得更加完美、丰富，但奥姆的形象塑造应该说是不成功的。张扬为了适应时代观念的发展，让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小说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人，百分之九是可以原谅的人，只剩下一个卜罗米是个卑鄙的可怜虫。在多元化的时代，这样的价值判定本是无可厚非的，却不能因此抹煞人物的特质。虽然在本质上，人类有共通性，但因国籍、种族的不同，人类还有差异性。而这正是人类丰富性的体现。可在重写本中，美国人查尔斯的忏悔和一个中国老人别无二致，只是贴上了一个上帝的标签；无任何东方文化背景的奥姆对爱情的含蓄、隐忍和坚持无论是其爱尔兰血统抑或国籍都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和苏冠兰倒像是有同一血脉，单凭丁洁琼的魅力恐怕不至于此吧？本来通过对西方知识分子的生动刻画，可以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更加突出。但这个效果显然没有达到。对丁洁琼过于完美的描写也是如此。当然这是张扬的创作目的，他就是要向大家奉献一个完美的女神形象。但这样就让人性的丰富性受到了削弱，违背了艺术的真实性原则。人不可能是完人，太阳也会有黑点，完美的人会因缺陷而更富有魅力，因为缺陷让人更加生动，而魅力就源于生动。所以成功的人物描写应该是给读者呈现出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不仅仅是一个完人。丁洁琼作为小说中的人物是完美的，但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则是有遗憾的。
　　 [##]
　　
　　二
　　
　　爱情是最个人的话语，是个人立场的表达。人类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往往和对不合理社会的反抗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爱情也就成了文学永恒的母题。《第二次握手》能够成为感动一代中国人的书，其对爱情的描写功不可没。爱情，这个人与人关系中最普遍、最持久、最富有色彩和魅力的内容，在整个十七年文学的创作中，显得十分苍白和贫乏，只是在百花时代有过短暂的繁荣。十年动乱则是当代文学史上爱情文学创作最萧条的时期。《第二次握手》在专制时代发出的对人性的呼唤，多少透露出了作为生命和生活主体的“人”的意志，震撼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心灵。把这个过往的故事放到今天来抒写，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人类永远需要纯真高尚的感情。
　　在重写本中，爱情描写仍然是小说的重心。小说以苏冠兰和丁洁琼为中心，延伸出一个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并直接影响到二人的命运及爱情的结局。无论是重写本还是旧版本，爱情都不是一个二人世界的话题，它与时代风云、国家政治紧密相连。苏冠兰就曾对丁洁琼说：“爱情从来不能至上，真正至上的是政治观念、政治利益。”鲁宁对他们的感情纠葛也是用阶级观点来分析的。而两个主人公就在这时代政治的变幻中被动地接受了爱的结局——在共同的爱国情怀中找到爱的新的归宿。用政治情感解决爱情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和个人的双重悲剧。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新版本还是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改进。
　　首先表现在爱情观念的变化。
　　旧版的《第二次握手》讲述的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丁洁琼在给苏冠兰的信中表达了她的爱情观：“爱情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生活上的结合，它也可以是心灵的结合，是精神的一致，是感情的升华。即使将来不能一同生活……”这跟“五四”一代青年的爱情观显然是矛盾的。在“五四”那个高喊“人的解放”的年代，对爱情的追求往往是对个性、对独立性的追求的体现，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的婚恋观的反抗，爱的觉醒就意味着现代“人”的意识的觉醒。他们认同的是西方的符合人性的进步的爱情观：爱应该是灵与肉的结合，是热爱生命的自我表现。“正因为是热爱生命，所以，对美的灵魂、美的肉体都会产生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她是以有限的生命去接近无限的美的灵魂历险路程”。在现代艺术氛围中长大，受到欧洲自由思想影响的丁洁琼是不大可能认同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观的。这种爱的方式因种种外界的原因有可能存在，但这种对爱的解释却使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蕴被降低了，肤浅化了。张扬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重写本中他删去了这一段叙述，并用了很大的篇幅展现丁洁琼对爱情理想的现实的追求。这样既符合人物的真实，又适应了现代读者的心理预期。
　　爱情关系的设计更加复杂，旧版本中写到的其实是个比较老套的三角恋故事，只是因为出现在一个文学的荒漠时期，处于情感饥渴的读者在别无选择之际自然把它视为瑰宝。因此人物设计比较简单，在中心人物丁洁琼被突出的同时，其他人物则被弱化。叶玉菡只是一个相貌平平，有着“近于畸形的献身精神”的旧时代的牺牲品，只是丁洁琼的陪衬。她和奥姆的作用是一样的：有了奥姆，更突出丁洁琼对爱情的忠诚；而有了叶玉菡，则更显出苏冠兰爱的合理。
　　但在重写本中，这一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这场恋爱纠葛的范围扩大了。除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和奥姆以外，还添加了赫尔和朱尔同，二人作为叶玉菡的仰慕者，使得恋爱关系显得更加复杂。当然，赫尔和朱尔同的分量是远远不能跟奥姆相比的。这样，既为苏冠兰复杂的心理活动留下了书写的空间，又为他们最后的结合增添了合理性。
　　其次，小说对两位女主角的描写也作了改变。
　　张扬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优秀的充满了人性光辉的叶玉菡，她和完美无缺的丁洁琼一道为小说增添了无穷的亮色。通过对她们形象的刻画，张扬给我们唱出了一曲对优秀女科学家的颂歌。她们智慧、坚忍、博爱、宽容，既具有西方的科学精神，又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既有传统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济世情怀，又有独立的现代个性。但在个性表现上，两个人又是截然不同的。应该说，张扬对二人性格的描写取决于对她们在爱情中的位置和最后的结局的设定。丁洁琼居于爱情的中心位置，被赋予了女神般完美的形象，她魅力四射，光彩照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也赢得了苏冠兰的爱情。而叶玉菡则在一开始就陷入了尴尬：一个不被未婚夫承认的未婚妻，可她又偏偏深爱着对方。于是隐忍和牺牲就成了她无奈的选择。魅力能造就爱情，而理解却能成就婚姻。当丁洁琼因其超人的智慧被阻在了大洋彼岸时，叶玉菡和苏冠兰的结合便成为了必然。读者只能为丁洁琼和苏冠兰那绵长的爱情发出一声幽幽的叹息。这可能正是张扬的设计：美丽而没有结局的爱情更能够震撼人心。遗憾的是故事的结局消解了悲剧的意义。丁洁琼用对祖国的责任与爱来消解个人情感的痛苦，开始了新的人生。这似乎又回到了以大爱战胜小爱的老路。
　　
　　三
　　
　　不过，细究起来，重写本似乎没有旧版本那么震撼人心。当然，这与时代、环境、读者群的变化有关。在消费文化、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崇高而纯美的爱情已成了奢侈品。全国人民共读一本书的时代也早已过去。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及对他们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重写本的社会关注度。但是，作家所采取的创作手法对其震撼力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重写本中，作者的叙述视角比较单一，基本上采取的是全知全觉的方式，内视角较缺乏，而这正是现代小说典型的基本的方式。现代小说的特点就是通过内视角的采用表现人性的复杂层面和丰富内涵，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东西。由于内视角的缺乏，小说中科学家们在时代社会变迁和情感纠葛中的错综复杂的心态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细腻的展示。可以说，小说具有了史诗的规模，但缺乏史诗的深度。尽管这部小说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经典，但其知识分子爱情描写的文学史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吴晓云（１９７２－ ），重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１]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２]严国荣：《在传统呵护下呼唤新的民族文学流派》，《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１．４ 。
　　[３]韦伯语，转引自赵一凡：《白领•权力精英•新阶级》，《读书》，１９８７．１２。
　　[４]张扬：《第二次握手》，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５]周岩：《百年梦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 吴晓云： 《第二次握手》新旧版本比较谈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2期
• 吴晓云：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立统一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