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呈示出三方面的美学特征:简化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追求“客观化”表述,力求不露感情,大量运用人物对话、民间口语和方言土语;讽刺艺术则崇尚真实,倡导写实,讲究含蓄,代表了作家短篇创作的审美倾向。
关键词:《在其香居茶馆里》 简化 客观化 讽刺艺术
沙汀是一位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他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步入文坛后,很快把笔锋转到自己熟悉的四川农村生活,集中创作了一系列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统治的黑暗现实,深刻揭示国统区丑恶本质的作品。《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作品描写抗战时期发生在四川回龙镇其香居茶馆里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吵打闹的丑剧,最终以喜剧氛围作结,折射出国民党统治年代的时代投影。作家在对乡土政治文化的客观摹写中,得到了审美情感的宣泄。
一
三十年代的“文坛曾经出现一个名词:力的文学”①。因为当时是一个“风沙拍面,狼虎成群”的特殊时代,所以要求文学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②。这种追求力度而忽略精、雅的审美倾向,给当时的乡土文学带来了“简化”的特点:作家为了使所要表达的思想理论观念具有明示性、直捷性,因而在作品中对所要反映的生活现象做简化处理,凸现和强化主干部分。沙汀的乡土小说创作,自然也没有避开这一文学时尚的规约。
具体地说,《在其香居茶馆里》的“简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简化人物关系的复杂性。“短篇小说不可能有许多情节,因此,必须选择了又选择,选出最能激动人心的事件,把精华写出来。”③所以,沙汀在创作《在其香居茶馆里》时,将故事情节化繁为简,把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活动,简化为一场茶馆里的矛盾冲突,通过地方实力派邢幺吵吵和掌握着地方政权的联保主任方治国的争斗,达到揭露国统区兵役问题黑幕的目的。作品开门见山地通过已经坐在茶馆里的方治国的眼睛描写了邢幺吵吵的出场,让冲突双方一开始就碰面,然后以极俭省的笔墨交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由于方治国的密告,邢幺吵吵的二儿子被抓了壮丁,不但让他丢尽了面子,而且出现了他儿子将有“作炮灰”的危险。接着以双方的“实力地位”和双方都有虚弱的一面,让争斗有进有退。作家借助安排人物的技巧,让冲突形成高潮。在邢、方争吵陷入僵局时,又安排了一个陈新老爷出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秀才,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他提出了“顾全体面”的调解方法。但调解失败,邢、方殴斗。正当这场闹剧弄得“整个市镇几乎全给翻了转来”时,突然蒋门神带来了“人已放出来了”的消息,茶馆一片哗然,大家恍然大悟,开怀大笑,丑剧变成了喜剧。喜剧性的结尾揭开了新县长所谓的“扫除兵役积弊”实则是一场骗局。小说主干非常明晰。为了简化人与人的复杂关系,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写邢幺吵吵与方治国在茶馆的争斗,暗写邢幺吵吵大哥与新县长在城内的勾结,两条线索丝丝入扣地巧妙配合。作品对暗线虽然着墨不多,但它把读者的视线从茶馆引向县城,引向国统区广阔的社会现实,使人们看清了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根源,最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权不可救药的腐败。
二是简化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沙汀和艾芜同属“左翼青年作家群”,同样都是以创作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见长,但他们贡献给读者的人物形象在性格特征上有很大的差异。艾芜笔下的流浪者血肉丰满,性格复杂。作家既表现了他们恶的一面,也展示了他们善的一面,既批判了他们的不良习气,又肯定了他们的反抗精神,既描写了他们的种种恶行,又揭示了其社会根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流浪者性格的多面性。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沙汀笔下的人物性格单薄划一。地主官绅的性格展示面侧重于狡诈、贪婪和狠毒,地方军阀的性格展示面则侧重于野蛮、残酷和兽性,而其他侧面往往被简化了。《在其香居茶馆里》着力刻画了方治国与邢幺吵吵这两个主要人物。作为反动统治的基层工具方治国,作品主要凸现他看风使舵的“软硬人”性格:“碰见老虎他是绵羊,如果对方是绵羊呢,他又变成老虎了。”方治国原本就不是镇上的显要人物,他之所以当上联保主任,是当地实力派的阴谋,“好些年前,因为预征太多,许多人怕当公事,于是联保主任这个头衔忽然落在他头上。”而作为联保主任的他,一方面要巴结上层官吏,讨好地方实力派,因而胆怯奸猾;另一方面,又和其他统治者一样,不仅抽回扣、吃黑粮,还利用抓壮丁榨取百姓钱财,具有狠毒贪婪的本性。而对真正的地方实力派邢幺吵吵,作品着力突出他的“火炮性子”。他虽然手中没有实权,但本身就是个土豪,又有强有力的后台:大哥“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动分子,很不好惹的”。而且与回龙镇舵把子陈新老爷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养成了他强行霸道、盛气凌人的性格特征。当对方激怒了他时,他就冲上去大打出手,完全是个专横恣肆的泼皮无赖形象。作家把方治国与邢幺吵吵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典型的生活环境中,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两种不同的性格,从中既可看到形象对立的一面,又可看到作为基层恶势力共有的反动贪婪的本质。
二
如果说“简化”为当时文坛带来的是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等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客观化”则为纠正这种负面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客观化”是三十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速写”小说文体的自觉追求。一九三四年文坛的重要现象之一,“是新文体的飞快发展”,而所谓的“新文体”,“就是一年来特盛的所谓‘速写’。”④何谓“速写”?它是“批判地记录各个角落发生的社会现象,把具体的实在的样相(认识)传达给读者”,“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也就是说,“速写”“是一种文艺性的记事”,“它的特征是能够把变动的日常事故更迅速地更直接地反映、批判”⑤。所以说,“速写”是追求客观化表述的必然结果。
三十年代的沙汀同样主动运用“速写”小说文体,自觉追求“客观化”,《在其香居茶馆里》也不例外。那么,作品是如何追求“客观化”的呢?其一是作家尽量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不露感情。作家在创作中以客观描写的表现方法,把主观感情压缩在故事中,故事又往往压缩在短暂的时间和个别场景中。《在其香居茶馆里》充分体现了时空设置“高度集中”的特点,“聚时间于一瞬”“缩空间于一隅”,在最小的时空范围内,用最经济的手段来展示矛盾冲突,作品所表述的事件在形式上有新闻性与社会实录性的倾向。首先故事从喝早茶开始到午饭前结束,充其量只有两三个小时。其次故事的主线描写始终没有离开过“川西北回龙镇的一间茶馆里”。“回龙镇”地处偏远,这里官、绅、兵、匪勾结一体,鱼肉百姓,民众苦不堪言,是当时川西北农村社会的缩影,而“茶馆”又是偏远小镇的政治文化和娱乐舆论中心,所以说,“其香居茶馆”正是聚集故事人物,让人物尽情表演的理想典型环境。同时,作家在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尽可能不显露自己的主观情感,即使是在最令人愤慨的罪恶面前,作家的笔也尽力保持冷静。作家无论是对主线中狐假虎威的乡党方治国,仗势欺人的恶霸邢幺吵吵,还是副线中劣迹斑斑的新任县长,几乎不置一词,很少直接出面针砭和抨击。而对方治国和邢幺吵吵的刻画,主要借助人物之间的利害冲突和性格冲突,以及他们充分的自我表现来完成。而对新任县长的揭露,则通过他堂皇的“言”与卑鄙的“行”所构成的矛盾来完成。就是作品的叙述语言,也通常是借助人物的眼光和心理来书写,避开了全知角度的叙述,让叙事显得比较客观。总之,作家几乎置身于故事之外,放弃了干预的权利,只是冷静纯粹地描摹人物的言行,在不动声色的客观描写中彰显自己的感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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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通过大量运用人物对话,直接运用民间口语和方言土语等途径,强化作品的“客观化”。首先是重视人物对话的运用。在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几乎通篇由人物对话构成的作品有两部: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和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其次是直接运用民间口语和方言土语。方治国与邢幺吵在茶馆一见面,邢幺吵吵就直着嗓子,干笑着嚷叫:“搞到我的名下来了!”“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甚么东西做出来的:人吗?狗吗?”而已经被“气得脸青面黑”的方治国,仍佯装笑脸,用讨好的口气说话:“邢表叔,”“你生气做什么啊,都不是外人。”接着为自己辩解:“我姓方的是吃饭长大的呀!并且我一定要抓他做什么呢?难道‘委员长’会赏我个状元当么?没讲的话,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圆我总是糊的!”精彩的对话,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字字传神,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三
沙汀是位以杰出的讽刺才能称雄文坛的作家,他为中国现代短篇讽刺小说的发展和成熟而筚路蓝缕,立下汗马功劳。而《在其香居茶馆里》又是一部充分体现了沙汀讽刺才情的经典力作。
其一,崇尚真实。“真”是中国文学和美学中的一条重要准则,是文学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求真,讽刺作家往往和写实小说家一样,注重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为基础,重视作家亲身的生活体验。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但“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⑥。沙汀严格遵循上述创作准则,并将其视为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据沙汀回忆,他创作《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动机,来自当年的一次“小说座谈会”上观众递给他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兵役问题积弊很多,要求作家揭发。而作品中的许多具体情节,又是作家在一次“跑警报”时,亲耳从一位农艺师那里听到的真实故事。作品中邢、方两人也都是以作家所熟悉的小城镇上的“头面人物”为原型。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又很切合他们的身份。总之,沙汀笔下的题材、故事和人物“可以说大部分是根据事实来的”⑦。沙汀只是用客观写实的笔墨,不动声色地叙述了两个“有面子”的上等人的争斗过程,揭开了当时国统区十分普遍又谁都不以为然的可笑、可鄙和可恶的兵役黑幕,产生了辛辣的讽刺效果和强大的批判力量。
其二,倡导写实。沙汀讽刺小说采用写实——呈现的叙事方法,追求逼真地传达人物言行的动态叙述的语体风格。所以,他的讽刺多从情节和人物内部而来,属于一种内在的讽刺。其作品不用极度的夸张,主要靠作家冷静、客观的描述,构成情境讽刺。在作品中,作家总是让人物进行自我表演,而他自己却躲得远远的,从不露面,更不在作品中插话议论,甚至连细节的运用也更多地保持生活的本来面目。达到了“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在其香居茶馆里》中,作家就是让人物通过闹剧般的表演,暴露其极度的恶,在绝妙的喜剧结局中,给丑恶以痛快淋漓的讽刺,给黑暗以毁灭性的批判。当然,作品缺少一点钱锺书式的超脱,作家的主体意识相对薄弱,客观写实有余,主观想象不足,因此,有一种沉闷滞涩的感觉。
其三,讲究含蓄。沙汀是一位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他一贯以揭露旧社会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它的日益腐烂为己任。当他耳闻目睹了三十年代国统区的兵役黑幕时,忍不住要用手中那管冷笔来揭露“我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痛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⑧。于是,写下了《在其香居茶馆里》。创作主体严肃的写作态度,崇尚真实的文学观念,追求写实的表现方法,使作品中的讽刺接近于暴露,显得幽默不足,凝重有余,呈示出精纯含蓄、客观冷峻的美学风格。在讽刺的审美构成上,又是喜感与悲感的二重奏,寓悲于喜,喜中藏悲。
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很少注重文体特征这一重要文学现象,而文体特征恰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追求的某种结果。剖析《在其香居茶馆里》审美倾向,或许有助于深入研究三十代乡土小说的艺术特色和乡土小说的地位。
作者简介:洪耀辉?穴1966- ?雪,浙江丽水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①茅盾:《力的表现》,《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
②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页。
③老舍:《人物、语言极其它》,《小花朵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57页。
④茅盾:《一年的回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88页。
⑤胡风:《论速写》,《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⑥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⑦⑧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