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叙述学的角度看，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是由几个叙述者的叙事构成的一部长篇名著。但是，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叙述者的叙事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从叙述者的动机、叙述者的时空位置以及叙述者的个人背景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叙述者叙事的因素，给这部小说提出了另一种解读方式。
　　关键词：福克纳 《押沙龙，押沙龙！》 叙述者 叙事
　　
　　《押沙龙，押沙龙！》^①（以下简称《押》）的问世标志着福克纳艺术创作的又一高峰，正如作者自己宣称的，它是“迄今为止美国人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但是，它的产生并不顺利，作者几度推迟与书商约定的完稿时间，因为福克纳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作品的重心究竟是放在过去还是现在，究竟是放在关于萨德本的传说还是放在昆丁等叙述者们对它的讲述和再创作上。”经过多次改写，福克纳终于完成了创作重心的后移。这样，叙述者以及他们的叙述在作品的构成上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的确，小说中的长篇独白、对相同事件的不同解释、对不同事件的特别聚焦等，无不与叙述者的叙事密切相关。今天，如果从叙述学的角度审视整个小说，我们不禁生出许多疑问：几个叙述者为什么会如此叙事？他们的叙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至于使小说呈现为目前的面貌？……
　　叙述者，指叙事虚构作品中言语行为的表达者。在《押》中存在着两种叙述者及与之相应的两个故事层。第一种是全知叙述者。在小说开端处，这位全知叙述者引入了罗沙小姐和昆丁，随着小说的展开，又引入了康普生先生和施里夫，这属于故事的第一层；第二种叙述者就是罗沙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他们属于故事的第二层。在这一层上，他们既是叙述者，叙述萨德本家族的兴衰史，又是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栖居在他们描述的世界里，因而也塑造了自己的性格。本文所论及的“叙述者”仅指第二种情况。笔者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小说中潜在的影响几位叙述者叙事的因素，期望为上述的疑问找到些答案。
　　
　　一、 叙述者的动机
　　
　　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动机可以各种各样，如：控制受述者、诱导受述者、教诲隐含的读者等等。叙述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叙述动机，一般会采取相应的叙述方式。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８８）有言，《押》“是一部纯属解释性的小说。几个人物——罗沙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试图解释过去”。这里的“解释”完全是通过叙述实现的。虽然萨德本家族历时八十年的掌故残缺不全、支离破碎，但是，几个叙述者十分醉心于拼凑一个完整的图像，他们都认为自己找到的那些似乎吻合的碎片就能揭开整个内容丰富的历史。他们相互否定甚至争吵，这无非由叙述动机所致：建构自己的叙述权威，也就是努力证明自己解释的正确性。为此，他们纷纷控制说话权，倾心于独白性话语。
　　小说共九章。叙述者与章节的分配是这样的：第一、五章以罗沙叙述为主，第二、三、四章康普生先生，第七、九章为昆丁，第八章为施里夫，第六章为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共享。罗沙有两次长达十五（９－２４页）和四十二页（１２５－１６７页）的独白。康普生先生的独白有三次，长度分别为十三页（３７－５０页）、二十八页（５１－７９页）和四十三页（８０－１２４页）。他们的叙述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受述者都是昆丁；其二，在他们独白过程中，很少或完全没有昆丁的显现，也没有全知叙述者的现身。昆丁和施里夫所占章节虽少，却是小说中最长的几章（第七章共６９页，第八章共６２页）。他们也像前两位叙述者一样长篇讲述，不同的是，当昆丁或施里夫作为受述者时，经常出现在小说中，并且与叙述者发生争执。
　　上面的数字显示，在三百六十六页的中译本中，独白性话语不仅占了绝大多数，而且是所有叙述者的共同选择。为什么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叙述方式有助于实现其叙述动机？关于独白性话语（ｍｏｎｏｌｏｇｉｓｍ），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有这样的定义：“单个声音，因而是狭隘和只有单一的话语；不能接纳其他观点的话语。”可见，采用这种话语的叙述者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性，他们从自己的视角讲述故事，让受述者和隐含的读者像他们那样看待事件，这种有限的视角客观上使故事显得更有力。在罗沙连续不断的讲述中，昆丁只有两次附和“对，您老”“是啊，您老”。轮到康普生先生讲时，昆丁只偶尔一声“哦”“是的”。无论罗沙还是康普生先生，丝毫没有与昆丁交流的意向，文字间也看不出商量的语气，昆丁的存在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暴露个人思想的机会而已。即使昆丁或施里夫的叙述常有被对方“等一等”打断，那只不过是受述者强行的短暂介入，一点也不会威胁叙述者的主动权，他总能顺利地演绎完自己心目中的故事。
　　当《押》中的叙述者为了各自的动机做着一相情愿的努力时，作者却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执著，悄悄实现着自己的创作动机，这一点，蒙在鼓里的叙述者无论如何是不会认识到的，而作者利用的恰恰是他们的叙述方式。独白性话语表面上增强了叙事的力度，但是，一旦受述者或隐含的读者对这种独白有所意识，那么，局限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叙述就令人怀疑，这样，独白性话语不仅不能建构叙述的权威，反而暗地里颠覆了叙述者的话语。另外，隐含的作者以各种方式间接地表达出作者的声音，以此造成叙述者与作者的分离，凸显两者思想意识上的差异，达到削弱或消解独白性话语的目的，而作者的意图却在不动声色中得以彰显。福克纳是把萨德本家族作为旧南方的缩影来写的。从《押》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每位叙述者都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揭示了萨德本家族盛衰的原因，但是，他们自认为全面、深刻地读懂了整部历史，这种自大自信并不符合作者的创作目的，因此，消解他们话语的权威就成为必然。由此可见，叙述者和作者都在利用独白性话语，只是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动机大相径庭。
　　
　　二、 叙述者的时空位置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基本方式，但是，它们对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特定的时刻对特定的事件进行阐释，这依赖于叙述者的时空位置。叙述者可能亲身经历该事件，置身于事件发生那一刻的时空中，这样，他对事件的经验是直接的。叙述者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获知事件，如：谈话、信件、书籍等，那么，他对事件的经验是间接的。这种依照叙述者相对于被叙述事件而言的时空位置，是叙述学界讨论比较多的。但笔者认为，还有一种时空位置不容忽视，即叙述者在叙述事件时，即“现在”所处的时空位置。一个叙述者在寒风凛冽的清晨站在残垣断壁的圆明园前讲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故事，同他在四季花开的南方某地讲述同样的故事相比，他的所感所想一定会不同，这样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不管是亲历或通过其他渠道获知事件，还是叙述者目前身在何处，这两种时空位置都会在叙述者的叙事态度、对事件的认识等方面造成差异。
　　根据第一种时空位置，《押》的四个叙述者中只有罗沙亲历了萨德本家族历史的一部分，其他三个都是通过谈话了解到一些有关信息。作为人物叙述者，罗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好像更能建立起叙述上的权威，结果怎样？我们先来听一段她的独白：
　　
　　而他，这穷凶极恶的无赖和恶魔，正在弗吉尼亚打仗，在那儿从地面上除掉他的机会是最多的，可是埃伦和我都知道他会回来的，要等到咱们军队中所有的人全都死光了才能轮到他挨枪子儿或是中炮弹呢；而只能向我这个孩子，当时我还是个小孩，你听着，比人家要我去保护的那个外甥女还小四岁，就是说埃伦只能向我求助，她说：‘要保护好她呀。至少要保护好朱迪思。’是的，这盲目的罗曼蒂克傻瓜，……此人不知打从何方进入本镇，骑着一匹马，带来两把手枪和一群野兽，那是他独自猎获的，因为在他逃出来的那个什么鬼地方，他的恐惧甚至比他们的还要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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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沙给昆丁讲这些往事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几十年的时间仍未抚平她的感情。在她的眼中，萨德本是“穷凶极恶的无赖和恶魔”，姐姐埃伦是“罗曼蒂克傻瓜”，黑人是“野兽”，显然，她的语言涂上了厚厚的愤怒、阴郁、冷酷、毫不宽容的色彩，她的亲身遭遇使她很难保持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她是所有叙述者中最情绪化的一个，因此，她叙述的权威性就大打折扣，亲历事件的优势也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局限。
　　康普生先生也有许多涉及萨德本的讲述：
　　
　　他的地位微妙地起了变化，从镇民对这第二次回来的反应上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一次他回来后，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一名社会公敌。也许问题出在他这次带回来的东西上：他这次带回来的是具体的物质，而不像上次那样，光是一车野黑人。可是我倒不这么看。也就是说，我认为问题要比他的吊灯、红木家具和地毯的价值本身稍复杂些。我想镇民感到受了侮辱是因为他们觉察到他正卷进了什么麻烦……
　　
　　康普生先生的叙述声音是平静的，不管他的看法是否准确，他的评判拉开了他与杰弗生镇民的距离。如果他亲身经历当时的事件，也许他也会像镇民一样，视萨德本为“社会公敌”。从罗沙和康普生先生的叙事对比中可以看出，时空位置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叙事态度，也使他们对同一个人物萨德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假如把第一种时空位置引申一下，以是否是南方人，是否熟知南方历史为时空划分标准，那么，罗沙、康普生先生和昆丁是人物叙述者，而加拿大人施里夫则是非人物叙述者。这两种叙述者对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种族斗争、南北战争等历史事件的了解以及认识程度肯定不同，这样，也会影响他们的叙事。如全知叙述者介绍的一样：
　　
　　昆丁是和这传统一起长大的；光是那些人的名字就是可以互相换过来换过去而且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名字充塞了他的童年时代；他身体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厅堂，回响着铿锵的战败者的名姓；他不是一个存在、一个独立体，而是一个政治实体。
　　
　　根据福克纳的说法，昆丁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他对南方历史的熟悉与理解程度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他讲的萨德本家族故事最详细，语言中透露出爱恨交织的感情。而对南方十分陌生的施里夫却坦言：
　　
　　我不是想故作聪明。因为那些事是我们那儿的人没有碰到过的。或者我们没准也遇到过，但多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而且隔着一片水，因此现在再没有什么让我们每天见到能提醒我们的了。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挫败的老爷爷们与解放了的黑奴当中（我也许弄颠倒了，得到自由的是你们白人而黑人却输掉?），也没有餐桌子上嵌进了子弹诸如此类的事，一直提醒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因此，施里夫叙述中的诸多推测就不足为怪了。顺便说一句，对于施里夫的推测，全知叙述者曾有这样的评价：“这都是施里夫设想出来的不过没准确实是这样的。”
　　如上文所说，叙述者叙事时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也是一种影响叙事的时空位置。罗沙是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快下山”时讲故事的，地点是“那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可以想象，任何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个悲剧意味很浓的故事，即使与其中的主人公没有感情上的纠葛，也很难拥有轻松愉快的状态。然而，可能就是由于这样的环境，才给罗沙提供了发泄心底积怨的适宜温度和场所，并且充当着燃烧她心中怒火的能量，支撑她讲下去。康普生先生在夏日的晚饭后，闲着无聊，抽着雪茄，坐在围廊下，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儿子。周围的花、草、虫增添了几分浪漫气息，难怪他心平气和，慢条斯理。昆丁和施里夫的叙述发生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这是个青年学生闲谈或发表议论的好地方）。当时天正下着雪，气温零度以下，可他们却忘我地从夜里十一点轮流讲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钟。他们的讲述中有争执、推测、交谈和探究。有趣的是，其间全知叙述者间隔性地出来报告时间和室内的温度。随着夜的加深，温度的变低，他们充满激情的争论逐渐转变为冷静的交谈和思考，在这里，叙述者的时空位置与其叙事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三、 叙述者的个人背景
　　
　　叙事作品的虚构性决定了叙述者的非现实性，也就是说，他不是生活中的真人。但是，“作为‘纸上的生命’，人物在文本层次是充满活力的”。依据作品，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关于他的信息，如：年龄、性别、国籍、经历、道德信仰、价值判断等等，这些信息在文本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一方面，它们形成了关于叙述者的背景资料，另一方面，也构成影响叙述者叙事的重要因素。就《押》而言，叙述者的个人背景不仅影响了他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而且也影响了他们的叙述内容，使其不由得关注起特别的事件来。
　　《押》的几个叙述者在叙述中有不少重复之处，但是分歧随处可见，如：在对萨德本和埃伦的评价，亨利、朱迪思及查尔斯•邦之间的感情，萨德本拒绝承认邦等方面，我们都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得到不同的版本。他们受到个人背景的左右，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自然要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一种现象，在此不必累赘。笔者想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叙述者的个人背景对其叙述内容的影响上。
　　按赫尔曼所言，在叙事作品中，“可以说，所有叙述者的报道都少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因为叙述必然是从一堆事件、思想、感情以及经验等‘已发生的’原材料中选择对于叙述者而言最突出的内容”。在笔者看来，叙述者之所以做出某些内容“最突出”的比较，是由于他认为这些内容最能代表他的个人背景，因此，也就最吸引他的目光。这一看法，可以从罗沙和施里夫的叙述内容得到很好的佐证。
　　搜索罗沙的背景资料，我们可以查到，她是小说叙述者中惟一的女性，年龄最大，亲历过旧南方的历史等，但是，从影响她的叙述内容的角度看，她的成长与生活经历应该是最有价值的信息。在她出生时，母亲因难产而死。对于她，父亲只有能够让她活命的意义。从她还在襁褓中开始，伴随她的是性格古怪、冷酷、专横的姑姑，就这么一个还算得上亲近的人也撇下年幼的她，在独身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深夜，从窗户里爬出去，与马贩子私奔了。姐姐埃伦很少回娘家，她们一年见不上几次面，所以埃伦对她来说，也像个似有非有的人。就这样，她在封闭、孤独、阴沉、冰冷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后来，姐姐和父亲相继去世，她也因萨德本对她感情上的伤害，一直过着独身生活。观其一生，爱，是她从未享受过，也是她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因此，仅有的两次“爱情”成为她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成为她“现在”最想回忆的内容，尽管回忆中充满痛苦，但这两次经历毕竟在她死一样的生活中激起过微微的波澜。
　　十四岁时，她偶然听说了朱迪思与查尔斯•邦订婚的事，她从来没有见过邦，也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但她却把自己当成朱迪思，对着一个名字做起了梦。她偷偷到父亲的店里拿了布料，背着父亲和佣人缝起了嫁妆。二十一岁那年，一天，萨德本突然把手按在她的头上，说了句，“你也许认为我对你姐姐埃伦来说不是个太好的丈夫，很可能你是这样想的。不过即使你不在乎现在我又老了点这件事，我相信我可以答应至少对你我会做的一样好。”接着就把戒指套到了她的手上，这就是五十九岁的萨德本单方面宣布他们订婚的整个仪式。对于这一切，罗沙不但没有说“不”，反而内心有些激动。罗沙对第一次“爱情”的详细描述，使一个多情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虽然她长期受到压抑，但她的心里播有爱的种子，她渴求施与爱的滋润。她第二次经历“爱情”时的几分激动，流露出她盼望过上一个女人应有的正常生活的迫切心情，为此，她都不在乎事先萨德本根本不征求她的意见，也不考虑他们年龄等方面的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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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沙是个十分传统的女人，又长期与世隔绝，她能主动向一个年轻人透露自己的秘密，这需要多大的动力！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爱的渴望。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她孤苦伶仃，如果说她还有什么财产的话，那就是回忆，而“爱情”，是她惟一带有温色的回忆，这时，她知道她再也不可能得到爱，但她觉得通过“重温旧梦”至少可以得到点补偿。因此，罗沙把叙述的主要内容锁定在这方面是合情合理的。另外，正是透过这种内心的真情，我们看到了这个“冷酷的女人”温暖的一面，同时也引起对她深深的同情。
　　施里夫叙述的主要内容是查尔斯•邦要求萨德本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而邦和同父异母弟弟亨利、妹妹朱迪思非同寻常的感情故事被放在从属的地位。施里夫在叙述内容上做出这样的选择，根源在于他的加拿大国籍。对于一个异国人，提起美国，特别是南方，最能引起他注意的恐怕是种族冲突、奴隶制、南北战争，这些事件都与黑人有关。虽然美国内战后，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要求真正获得与白人平等身份的愿望是不可能像法律条文那样，从颁布之日起，即刻生效。虽然被讲述的事件发生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后，那时黑人还没得到解放，但是，黑人或者说种族问题是美国的一个躲避不开的话题。作为二十世纪初的青年学生，施里夫关注这一话题不仅仅是出于一个外国人的好奇心，而是“想尽可能弄明白”，是以探索的态度讲述或者说演绎了一个仅因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液，父亲就拒绝承认儿子，兄弟相互惨杀的悲剧。
　　把种族问题这个沉重话题交给施里夫，让他演绎出这一悲凉的故事，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对于美国南方，施里夫是个局外人，因此他没有负担，就敢于直面历史，更能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种族问题。如果让南方人来谈论这个话题，结果可能大不相同。罗沙就用“野兽”指称黑人。在康普生先生心中，“这个邦即使不能算是十足的恶棍至少也是个蓄意犯重婚罪的人。”像昆丁这样的年轻人，已认识到了把人作为牲畜和财产的野蛮性，内心深处有一种负罪感，因此，他对南方既爱又恨。由此可见，不论他们谁，都不会像施里夫一样，冷静地抛开肤色，对查尔斯•邦，对黑人寄予极大的人道主义同情。
　　从叙述学的观点看，《押》的艺术成就应该归功于四个认真的、不辞辛苦的叙述者，没有他们的叙述，文坛就会失去一部名著，我们也得不到多个关于萨德本家族复杂历史的版本。但是，他们的叙事并不是漫无边际，随心所欲的。他们说什么，怎样说，说多少，都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制约着他们的话语表演。因此，研究影响叙述者何以如此叙事应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希望笔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能有助于用另一种眼光解读《押沙龙，押沙龙！》。
　　
　　①《押沙龙，押沙龙！》：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本文小说引文均出自该书。
　　
　　作者简介：牛晓立，女，讲师。现为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２００３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
　　
　　参考文献：
　　[１]《福克纳传》：[美]戴维•明特著，顾连理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４年９月版。
　　[２]《威廉•福克纳研究》：肖明翰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版。
　　[３]《作为修辞的叙事》：[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
　　[４]《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谭君强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版。
　　[５]《新叙事学》：[美]戴卫•赫尔曼著，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
　　

• 牛晓立： 影响叙述者叙事的因素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