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以汪曾祺的《复仇》及余华的《鲜血梅花》两部小说为研究对象，在与其同时代作品的比较中，发现在典型的复仇场景出现的“非典型”结局。透过这层非典型因素挖掘出复仇者的异样心理，进而透视复仇者被变为复仇工具及祭祀品的异化命题。文章的最后还进一步深入论述了这两部不同时代作品的共同先锋特质。
　　关键词：复仇 非典型 异化 先锋精神
　　
　　仇承载着人类孤苦悲凉的心灵历程和历史实践，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更透露出不同种族、民族、社会、人群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注意到“复仇”这类有价值的文学主题：“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尽管目前尚属罕见——可以对理解和阐释不同作家的天才和艺术以及读者大众情感的变化提供新的角度。”^①中国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发展到了现当代时期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原始思维的表现形式也正逐渐吸收着现代特质，本文主要对汪曾祺的《复仇》和余华的《鲜血梅花》从几个方面作简要分析，从而发现复仇主题发展到现当代时期出现的一些新质。
　　
　　一、非典型复仇
　　
　　“非典型”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主要是指某些作品在同类作品的共性之外具有另外一些能与之区别开来的因素，所谓非典型复仇即与传统复仇作品中述及的对象在某一层面上有着根本区别的复仇形态。我们将要谈到的非典型复仇是在司空见惯的一个典型复仇场景中发生的，而正是这种典型场景中出现的让人意料不到的结局，突破了传统复仇叙事的固定模式，引人深思。以《鲜血梅花》为例（《复仇》的场景与此基本相同），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其妻含辛茹苦地把阮进武的唯一子嗣阮海阔养大成人，并在他满二十岁时自焚而死，于是这个被害人的天然复仇者便开始了他的复仇旅程——这就是一个经常在武侠小说中出现的典型的复仇场景。在这两篇小说当中，作者都有意识地构建了武侠小说中惯用的“儿子长大后复仇”^②的模式，但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与同时代的其他复仇主题小说相比，这种“非典型”的特质因素主要体现在复仇主人公的主观行为和动机结果上。这里有必要把这两篇小说发配到与其同时代的文学大环境中考察，这样才能彰显此二篇的独特性，才更有利于我们了解新质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振聋发聩的效果。
　　汪曾祺的《复仇》可被称为是其早期小说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多篇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这些复仇文学中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轨迹，那就是：复仇行为不仅没有像西方那样接近个人行为，反而愈行愈远，更多的具有社会性、群体性的泛化意义，在“民族”“革命”的口号和旗帜下零零散散的个人复仇应者云集，为大规模的复仇所整合。例如茅盾的《参孙的复仇》借用了《圣经》中大力士参孙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表达了誓死复仇的信念；郭沫若写剧本《高渐离》，以复仇为第一要义，突破了传统的忠奸之辨，指鹿为马的赵高竟然成为了一个忍辱含愤的义士；巴金的《复仇》中多次宣扬“最大的幸福是复仇”；鲁迅的作品中也曾多次出现过“复仇”的主题。《铸剑》是对中国有名的《搜神记》中记载的干将莫邪剑故事的“新编”。眉间尺执著而自觉地寻找着仇人，并且割下自己的头作为复仇的诱饵，最终和仇人的头在大鼎的沸水中互啮厮杀。《女吊》中，鲁迅更是塑造了一位身穿大红衫子，“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复仇女鬼”形象。这些作品中复仇被描写成一种谋求公平和生存条件的必要行为，“渴血复仇”是整个时代的最强音，正如鲁迅所说：“复仇，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然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候也觉得宽恕是一种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的，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③
　　而汪曾祺总能给人一种宁静平和，哪怕是在血与火的仇恨面前他仍然做出了让整个文坛哑然的举止。他笔下的复仇者最终放弃了复仇，转而与仇人共同开凿一条通向绝壁的路。尽管主人公在流浪追寻的旅途上多次找寻仇人未果时依然似是而非地欺骗自己：“但仇我是一定要报的。”按常理接下来的应该是血的飞溅和手刃仇人的快意，然而最终他“忽然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于是转念之间，“铿”的一声，剑落回鞘，复仇戛然而止。他不停地进行着思想的突围：母亲死了？母亲真的死了？母亲的死和复仇有什么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并不因时间的消弭而逐散。在这种情况下，他放弃了复仇，于是在同一时代乃至整个复仇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怪诞儿，复仇的结局多了一个和解的可能。我们不应忽略小说的题词：“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语出自《庄子•达生》，庄子之意是以物本身的无害，来推及人的“无心”，从而将仇恨虚无化。相对于鲁迅对复仇的诠释，这好像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哲学，然而它又巧妙之极，追根溯源，是对仇恨的本体性摧毁。
　　写于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鲜血梅花》可以看作是对武侠小说的一次戏仿。前面已经提到过作者在这里有意地经营了一个标准的武侠复仇场景，但通读全篇，读者却不难看出这一“武侠”和传统意义的武侠有着根本不同，主要原因可以在复仇者阮海阔身上找到答案。阮海阔虽是名门之后，却不识武林，不谙武术，在成长到二十岁时身体仍虚弱得惨不忍睹，但为了完成母亲“报仇”的遗愿，他最终踏上了复仇之路。在他找寻唯一能提供父亲死因线索的两位大侠的路途上，他似乎根本没有思考过手刃仇人的问题，而总是在对复仇的漫不经心中与使命一次次擦肩而过。遇到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后，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而更专注于完成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拜托的事情。在遇到白雨潇时，他只记得自己在寻找青云道长了，于是便错过了第一次机会。找到青云道长之后，他不急于打听父亲的死因，而是问了两个不相关的问题，于是复仇的任务又一次离他远去。
　　在叙述阮海阔的复仇之旅时作者构造了许多象征性的场景，文中常出现类似这样的文字：“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并没有按照自己事前设计的那样一直往前，而是在十字路口处往右走上了那条指示着荒凉的大道。”^④这些暗示性话语和主人公的整个行为透露出复仇者潜意识里在逃避复仇责任的隐喻。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正是阮海阔曾经多次的不经意帮助他除掉了仇人，但无可规避的事实是，这种结果并不是他事先预想到的，甚至在得知仇人已被杀死之后却“感到内心一片混乱”。在整个过程中，表面上看来这个复仇者总是在不停奔波，实质上在他内心深处渴望着复仇任务的结束。或许他本来就不胜任这个复仇任务，然而命运之神却捉弄了这个无助的少年，一如哈姆莱特的迟疑，阮海阔也出现了延宕，只不过这个延宕过程看起来更具隐蔽性，倘若复仇过程中不时会有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读者也会相信这个复仇者有可能会一直拖延下去。
　　与汪曾祺笔下的复仇者在经过一系列思想突围后最终放弃复仇不同，阮海阔从不言放弃，只是在内心深处在主观意识察觉不到的地方回避了这个责任。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复仇作品而言，这两位复仇者的“非典型”复仇行为都有点“出轨”，然而正是这种出轨却给了我们关于复仇的一个新命题。
　　
　　二、复仇者的异化命题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中认为人类复仇的总体趋势是从严厉向平和发展的，他将原始人的复仇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复仇不怕过火，世代不解仇上加仇，直到一方被歼灭；二是同类复仇，不再漫无限度；三是以赎罪金代替杀人复仇。^⑤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个分析不无道理，若我们把眼光投射到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从中也不难发现，喋血的快意。复仇纵然让人感觉畅快淋漓，但化干戈为玉帛的行为往往却更耐人寻味。陈青云的新武侠小说《艺剑青霜》中祈焕艺为报父仇几经周折才寻访到母亲，而由于担心儿子因报仇惹祸上身，母亲竟自尽而死。遗言不仅不嘱复仇，还坚嘱其切断此念，勿入上辈留下的血仇旋涡。这样的事例虽然不多，但哪怕只是少量的类似作品便足以形成空谷足音。死者而已矣，生者还要继续生存。较之死去的丈夫，祈焕艺的母亲显然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子嗣的未来生活。为了避免踏上父辈仇杀的血路，她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警醒儿子，这是发人深思的。《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母亲为了坚定其复仇信念，消除其顾虑，也自焚而死（同是自焚，但两位母亲的动机却是如此不同，这种行为反差及其形成的效果足可显示“母亲”这一角色在整个复仇行动中的重要性）。“母亲自焚而死的用意，他深刻地领悟到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已无他的栖身之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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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仇子报”，是血缘决定复仇意志神话的最集中体现，按照传统心理模式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许没人会认同一个天然复仇者有仇不报的“不孝”行为。《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曰：“君弑，臣不讨逆，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更何况，父母亲的仇恨一直被认为是所有仇恨当中程度最深的，《礼记•檀弓上》有云：“子夏问于孔子曰：君父母之仇如何？夫子曰：寝 ，枕干，不仕，弗与天下共也。遇之市朝，不反兵而斗。”可见有仇不报是不会为中国传统观念所容的。《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为了个人私心最终放弃了复仇并认贼作父，这一行为遭到了所有人的不齿，其“妻”为此痛心疾首地要和他断绝关系，江湖中所谓的正义之士们也纷纷声讨这个叛臣逆子，欲杀之而后快。这些都能说明有仇不报者定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和放逐，那么尽职守责的复仇者结局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从古今中外的复仇文学作品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纵然不能面面俱到，但应该可以达到管窥的效果。最典型的复仇者如哈姆莱特，其复仇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可最后仍以悲剧收场，复仇任务的完结也标志了他生命的终结。以女性复仇为主题的第一部代表性作品当属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为了惩治丈夫的不忠，女主角在经历了心理的裂变之后竟杀死了爱子。作者在对其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时又对她的现实生活结局产生了深刻的疑虑，最后只得采用了一个浪漫的虚构让她乘着龙车飞去。有人将中国汉代复仇者的结局作了一个详细的分类汇总，结果表明，除去少量遇赦的案例之外，大部分的复仇者都不得善终，他们或被处死，或自杀，或逃亡。^⑦回到现代文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复仇者们也大多面临着“毁灭”的结局，如还未见到仇人面就不得不割下头颅的眉间尺；又如一心为复仇，最后只落得精神错乱自杀而死的仇虎等等。可见复仇的代价是沉重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撇开复仇带来的收益不谈，对复仇者来说那需要太多的勇气，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当然，复仇作为生者对死者的追慰及谋求正义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复仇被人以一种固定心理模式接受并承载下来时，人们在关心复仇行动本身及结局之外，似乎更容易忽略复仇责任对复仇者的人生道路、人生结局及主观心理造成的影响。
　　复仇的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复仇者往往是固定不变的，大多数情况下，复仇者是以复仇工具的形式存在的，他们往往一出生便被规定好了人生的义务和责任。为复仇而复仇，不问自身存在的意义，不容思想中有“我”的因素存在是这些复仇者最大的悲哀。具体到我们分析的文本，旅行人及阮海阔作为独生子，根本容不得有半点推脱的余地，这对死者当然是一种最大的敬畏，但对于复仇者来说却极不公平。复仇者是否有能力担当重任？他们心中是否真的存在仇恨？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想复仇？这些都值得打上大大的问号，那就更不用问复仇之后怎么办，复仇是否真的会让死者安宁之类的问题了。
　　汪曾祺《复仇》中的旅行人是个遗腹子，“他一生中没有叫过一声父亲。他没有听见过自己叫父亲的声音。父亲和仇人他一样想不出是什么样子”^⑧。因此在对父爱模糊对伤痛懵懂的同时也消解了对仇人的恨，他不停地设想：“有一天找到那个仇人，他只有一剑把他杀了。他说不出一句话。他跟他说什么呢？想不出，只有不说。有时候他更愿意自己被仇人杀了”^⑨，甚至“有时候他对仇人很有好感”^⑩。这里出现了一个反讽，既然仇恨已经烟消云散，按理说复仇的说辞也变得毫无意义了，但实际情况是旅行者仍在不停地查询着母亲刻在他手臂上的仇人的名字，并时时在为自己的复仇者角色做一个称职的注脚，“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这一生也是找你的了”⁽¹¹⁾。旅行者自己也为这句话的悲哀而悲哀了。到此时，复仇者已经完全异化成了一个复仇的工具，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抚摩着宝剑连声感叹：“剑呀，不是你属于我，我其实是属于你的。”⁽¹²⁾仿佛自己已经是一柄无法收回的离鞘剑，而作为工具的复仇之剑反倒成了支配他行为的一个有大脑的人，正是“复仇”之责导致了人的异化和自我的丧失，他能做的只是按照生下来就被规定好的义务去耗尽自己的青春及一生。
　　《鲜血梅花》对复仇者异化的命题又做出了另一个角度的隐蔽阐释。阮海阔的境遇有点像哈姆莱特，自身虚弱不堪可“倒霉的我却要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面对“复仇”这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似乎连询问“生存还是毁灭”的意识也消失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寻找。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寻找仇人的道路上他总是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在回避这个被强加的责任，这个漫不经心的寻找实际上是复仇者的自我放逐。在最后确信自己找到白雨潇后，阮海阔“低头沉吟了片刻，他依稀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接下去他要寻找的将是十五年前⁽¹³⁾的杀父仇人。也就是将去寻找自己如何去死”⁽¹⁴⁾。这段话中有两点疑问值得我们深究。其一，本应是目标明确的寻找为什么会被演绎成了“毫无目标”的漂泊，而且还是“美丽的”？其二，阮海阔明白寻找仇人就意味着去寻死，明白自己不但不能完成复仇的遗嘱，而且还会搭上性命（也就是说他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变得毫无意义），为什么还要寻找？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此时的复仇者已经丧失了自我。漫无目的的漂泊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逃避借口，也只有在回避复仇责任的空当中他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的，而一旦目标明朗起来，他便不得不又踏上自己极不情愿走的路，以自己的死亡来向复仇和母亲“献祭”。明白点说，此时的阮海阔连“复仇的工具”都算不上，而只能是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祭祀品。在这场宏大而无休止的罪与罚中，这些复仇者都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复仇的沉重负担最终造成了复仇者价值理想的失落和个人的异化。
　　
　　三、先锋精神的隔代呼应
　　
　　汪曾祺写于一九四四年的《复仇》其实是对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同名小说的改写和重写，那时候的局势让人感到不安，人们已经预感到内战将是一场灾难，他自己曾坦言如果谁知道一九四四年左右那种事情，那种政治形势的话，应该不难理解他当时“复仇”的意思。通读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在呼唤一种和平宁静的政治环境背后还有佛家思想的支撑。余华写《鲜血梅花》的初衷更多的则是出于一种实验性目的，在他同时间发表的作品当中，“《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及《古典爱情》通常被看做是对于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的戏拟作品，也参与了对于现实持续的经验的颠覆”⁽¹⁵⁾。虽然两部复仇作品从产生年代和创作初衷上都有所不同，但其共有的先锋特质是无法回避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认清一下先锋的界定，先锋“不是一个固有的和既成的静态模式，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的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在内涵特征上，它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既成的权力叙事和主题话语的某种叛逆性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上。而且这种变异还往往是以较为激进和集中的方式进行的”⁽¹⁶⁾。谈到复仇文学的先锋性就不能绕开鲁迅的《复仇》，两位仇人对立在广漠的旷野上，既不拥抱，也不杀戮，让围观的路人最终觉得无聊直至“干枯到失了生趣”，于是两位仇人“以死人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杀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¹⁷⁾。鲁迅复仇主题的先锋性在于他突破了思维定势中“复仇者／仇人”的框架，而将复仇的矛头指向麻木无聊的看客，从而引出对人深层劣性的讽刺和挖苦。而我们讨论的这两部作品的先锋性则集中在对亘古以来被人追寻甚至崇拜的复仇任务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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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对武侠小说叙述模式的刷新及语言平淡清新的风格是两者的共同特征。这两篇小说都偏离了新旧武侠小说的创作典范：没有令人目眩的武功招数，没有江湖的腥风血雨，缺乏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还藏匿了玉树临风、倾国倾城的男女主人公及令人心醉神迷的侠骨柔肠。在看似平淡的故事情节和叙述风格中将“武侠”作为蝉蜕来传达某种抽象的观念或者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辨。语言方面，也摒弃了典型武侠小说“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苍健，而采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柔媚，在平静的口吻中带有淡淡的忧伤。汪曾祺的语言向来别具一格，清新自然中常常渗透着对佛理和人生的参悟。《鲜血梅花》的出现可以说是余华在叙述转型上的关节之一，那种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和语言中有意糅入的人性因子在某种程度上与汪曾祺颇有共性。
　　其次，对人性的关怀引发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的思考。汪曾祺在阐述为什么选择用和解的结局来为复仇注解时提到“人应该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去走他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让一种杀人的复仇思想去充斥一生”⁽¹⁸⁾。相对于同时代无限放大社会、民族和阶级的现实而言，这种思想体现了对既成的权力叙事和主题话语的某种叛逆性。余华作为先锋小说作家群的中坚之一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条颠覆的道路。
　　我们在谈论汪曾祺《复仇》这部作品中的旅行人时似乎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即旅行人的复仇对象。可以说这个人更能体现汪曾祺的平和思绪，他的境遇大致和旅行人一样，手臂上也有仇人（旅行人的父亲）名字的刺青，不同的是他比旅行人更早看透了仇杀的“无意义”。旅行人最后放弃复仇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这位仇人的感化，可以想象，若不是这位仇人过早放弃了复仇，可能旅行人早就被杀，旅行人最后的思想转变也正回应了这位仇人的超然心态。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调节，“他附身，拾起锤錾。和尚稍微往旁边挪过一点，给他腾出地方”。两个人共同投身于开凿一条通往绝壁的路。阮海阔不断用遗忘来推迟复仇时间的到来，而结果却是，虽非他亲自手刃仇人，但照样可以借别人之力让他们消失。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所说的一样，谁都逃脱不了死这种瘟疫，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灭掉自己的对手。所以，可以静静地等待那时刻的到来，而不必为仇恨奔波劳碌。很明显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都表达了一种干净纯洁的超然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以对抱残余生的裨益和知足常乐的感悟而被讴歌千年。即使是给人的发展以无限契机的现代社会，这份雍然从容也让豪气干云者倾慕心仪。何况，现代社会同时也带给人更多的由良知和利益、自制和诱惑的挣扎所产生的疲惫和焦虑。
　　
　　作者简介：何小勇（１９８１－ ） ，广州暨南大学２００３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①转自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Ｐ１４５。
　　②王立：《新武侠：超越传统的复仇模式》，浙江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③鲁迅：《坟•杂忆》。
　　④⑥(14)余华：《鲜血梅花》。
　　⑤转引自王立：《中西复仇文学主题比较》。
　　⑦参见周天游：《古代复仇面面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Ｐ４４－５０。
　　⑧⑨(10)(11)(12)汪曾祺：《复仇》。
　　(13)严格点说应该是十八年，因为从离家到第二次见到白雨潇他已经经历了三年的漂泊。此处若是作者有意为之，则可以理解为之前的三年寻找是无意义、无目的；机械、麻木的。
　　(15)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Ｐ３４４。
　　(16)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7)鲁迅：《野草•复仇》。
　　(18)杨鼎川：《关于汪曾祺４０年代创作的对话——汪曾祺访谈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何小勇： 非典型复仇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