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革命女作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复杂性。由于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形成了成长于“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和革命潮流中涌现的“新兴”革命女作家两种创作趋向，其文本之间存在着文化内涵的差异性。在当代文化的视野下对这种文化现象予以研究，目的不在于重新对其给予或高或低的评价，而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历史的真实性。
　　关键词：革命作家 女性文学 现代性 文化内涵
　　
　　现代革命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但是长期以来，对现代革命女作家的整体研究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冷落的态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打破了以往的阶级观念束缚，但仍然难以挣脱革命文学研究传统观念的潜在束缚，多从文学流派、社团和政治地域划分的角度来看待女性革命文学作家，结果导致对现代革命女作家的整体性研究处于割裂状态，妨碍了对现代革命女作家做出正确的评价。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女性文学研究将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以反对男权传统为己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大行其道，过去那种忽略性别存在来谈论一切问题的做法在文学批评中再也行不通了。但是这种资源的使用也造成了一定的偏向性，即在单一性别视野中考察问题，使目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个趋向：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现代革命女作家中部分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身上，使得目前对现代革命女作家的研究始终滞留在某一作家的个案研究状态，以至一度出现在研究中厚此薄彼的现象，对现代革命女作家的整体性研究却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导致的结果是，无法体现出现代革命女作家群体的历史复杂性，从而缩小了现代革命女作家文本的文化内涵，甚至肢解了现代革命女作家文本的丰厚文化价值。
　　事实上，在当代文化视野中重新审视现代革命女作家，会发现由于文化背景、写作动机、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现代革命女作家创作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又呈现出“类”的趋向性，可以大致分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和革命潮流中涌现的新兴革命女作家，她们的文本具有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两类不同趋向的创作共同支撑起现代女性革命文学多姿多彩的文学空间。
　　
　　一、革命潮流中涌现的“新兴”革命女作家
　　
　　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革命女作家面孔，其中包括葛琴、草明、白朗、关露、杨刚、郁茹、莫耶、杨之华、李伯钊、颜一烟、林蓝、彭慧、菡子、曾克、崔璇、袁静、韦君宜、李纳等等，她们是在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新兴革命女作家代表。与“五四”时期女作家相比，“她们的家庭出身和受教育的层次渐低，社会阅历渐丰，比较熟悉社会的甚至是下层的生活”^①，她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共产党，并积极投身实际的革命活动。这些因素决定了新兴革命女作家以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姿态来构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历史品格。
　　对新兴革命女作家来说，走上革命道路，做一名革命者，满足了她们渴望平等、公正和改造黑暗社会的理想追求，而文学仅仅是有助于革命工作的手段或工具。因此，新兴革命女作家在创作上最突出的一点是政治倾向性，她们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效果，注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为了实现革命文学鼓动社会情绪和改造时代的目的，“反抗”成为新兴革命女作家最主要的革命叙事形式之一。葛琴的《罗警长》《犯》，草明的《没有了牙齿的》《绝地》《大涌围的农妇》《受辱者》，白朗的《老夫妻》《轮下》《生与死》，崔璇的《周大娘》等小说，叙述的是城市中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榨；农村中的“土豪劣绅”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日本侵略者对中华广袤国土的进犯，中国民众在无法生存的状况下奋起进行的反抗。新兴革命女作家的这种反抗叙事逻辑，即是对革命时期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其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鲜明表现，在她们的叙事和现实生活中，革命被尊为女性、被压迫阶级与民族解放的唯一方式，是实现社会合理、公正的唯一途径，也是进步青年人生和道德选择的价值尺度，隐喻着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历史中的新兴文化特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②同时，新兴革命女作家以新的文学主题和叙事逻辑，推动了现代女性文学的转型和发展，使“反抗”文学主题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一个主题原型。
　　现代革命者的“成长”叙事是新兴革命女作家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叙事形式。关露的《新旧时代》、郁茹的《遥远的爱》、杨刚的《挑战》、白朗的《战地日记》和葛琴的《出奔》等小说以及颜一烟的电影文学剧本《中华儿女》，都以女性在革命中的锻炼成长历程为主要叙述对象。叙述了女性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投身革命，克服婚姻、家庭、性别等带来的困境，在革命实践中经过痛苦的磨砺，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们都首先带着反抗、复仇、冲破旧式婚姻束缚等个人的欲望和目的接近、走向革命，最后在革命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成长为献身革命的战士，同时抛弃了原来的个人目的。新兴革命女作家通过主人公成长的叙事，以主人公个人的经历象征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变化，隐喻着一个新的现代国家主体的存在，它符合并满足女性个人的欲望和目的，但又因此要求牺牲女性个人利益，以奉献社会和国家。现代国家与女性个人之间的这种悖论关系，既促使主人公走向革命，成长为新人，但又使她们的成长失去女性个人的意义和价值。
　　新兴革命女作家与同时代革命男作家一起开创的这些革命文学叙事形式与叙事逻辑，不仅反映了革命时代的社会状况，而且传达了革命时代高涨的、热烈的革命情绪。这种革命情绪与革命意识鼓动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女性，走向了革命，实现了这些作家“把自己的文艺的工作，当作创造时代的工作的一部分”^③的梦想。
　　由于知识结构、文学素养等原因，也由于较早参加实际革命工作，新兴革命女作家自觉地按照从革命意识形态观念出发的创作原则从事写作。为了更好地起到政治宣传作用，更好地鼓舞奋斗中的革命者，更加明确地为彷徨者指明出路，她们笔下的革命者一般都比较坚决而又单纯。如在草明的《阿衍伯母》、崔璇的《周大娘》、白朗的《生与死》、杨刚的《肉刑》等小说和李伯钊的话剧《母亲》中，新兴革命女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为了革命，这位母亲或者以自杀来使战场上的儿子免去后顾之忧；或者放火焚烧自己的房屋来掩护伤兵；或者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营救革命者；或者为了革命的需要不惜忍受失子之痛……这类母亲形象的突出特征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母性的结合，具有坚忍顽强、深明大义、勇于奉献的品格，超越了私爱和家庭之爱，她的意义与阶级、民族的尊严连在一起，是由一个平凡的生命而升华了的形象，由此具有了政治象征性，成为“英雄”的符号，这种革命政治型母亲也因此缺少了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内涵，失去了一定的生活真实感，走向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倾向。
　　
　　二、 成长于“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女作家
　　
　　现代革命女作家中，丁玲、白薇、陈学昭、冯铿等作为老一代作家，大都在一九??年前后出身于书香门第或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她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度过了自己的求学时代，是汲取“五四”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乳汁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她们相继登上了文坛。
　　一九三?年前后，随着女性文学主潮的转向，丁玲、白薇等老一代女作家自觉地选择了“革命女作家”这一新的写作身份，主动适应民族斗争和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了她们写作的立足点，由此开始了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保持同步的创作历程。 [##]
　　对于成长于“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女作家来说，由于家庭出身、知识结构、成长经历的因素，决定了她们的身上往往兼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双重性质，而“五四”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是她们心灵深处终生无法改变的精神立场。对于她们来说，参加革命不仅仅是为生计所迫，更多的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例如，丁玲从“文小姐”到“武将军”，走过了一条艰难长途：冲破牢狱，刚到保安根据地的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当红军的请求；抗日战争一爆发，丁玲立刻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稍后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一九四一年出任边区《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几年间，丁玲始终以极大的热情成为革命的积极追随者。白薇在一九二六年底国内革命战争的号角一吹响，就立刻放弃两年官费研究生学习的机会，回国投身革命事业；抗战爆发后，她奔赴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并再三申请去延安或上前线；解放战争时期，年近花甲的白薇又以多病之躯参加了湖南游击纵队。在艰苦的革命生活中，她坚持创作了大量作品，以饱满的热情讴歌斗争生活，表现了对新世界的向往。陈学昭在法国留学多年，于一九三五年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在这烽火与希望的时代，主动投身民族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间曾经三进延安，接受中国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不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深感“工作着是美丽的”。
　　作为老一代革命女作家，丁玲、白薇、陈学昭、冯铿等人与新兴革命女作家在革命叙事上具有较明显差异，知识分子的“转向”叙事是她们最主要的革命叙事形式之一。这种叙事通过知识分子把自身属于旧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完全抛弃，接受革命思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故事，构成一种进步／落后的革命叙事语义模式。丁玲的《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白薇的《炸弹与征鸟》，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冯铿的《乐园的幻灭》等小说都是这类叙事的代表作品。在丽嘉、美琳、余?、李珊裳、小学教师“她”等人看来，她们从前的现实生活都十分无聊、缺乏意义：“终生在无聊的苦痛里，毫无成就可言”^④，渐渐变成“除了他，自己一无所有了”^⑤，因此，她们都向往有意义的新生活。丽嘉比较平静地接受了韦护的离去，把感情转移到“好好做点事业方面去”^⑥；美琳离开物质优裕的家，离开统治她精神的子彬，“到大马路做某某运动去”^⑦了；余?在对共产党有所认识之后，脱离了原政府某部而去参加暗杀活动，最后为营救同志入了牢房；“五四”女性李珊裳在革命时代经历了丈夫的背弃、儿子的夭折后，从最初的寻求个人幸福到融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小学教师“她”通过对自己独善其身的田园梦的反思和清算之后，觉悟到先“要合力，要组织，然后才有反抗”，最后离开学校去寻求“光明的前路”^⑧。如果说文学叙事中的主人公往往隐喻了想象的历史和文化主体，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主体的思考，那么，成长于“五四”的老一代革命女作家的革命叙事，就反映出她们对知识分子在革命时代的历史思考：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五四”以后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如果说新兴革命女作家主要通过叙述阶级压迫的罪恶、民族危亡的迫切，赋予了革命以正义性，使得革命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并通过革命能够取得生活幸福的乌托邦幻想来鼓动劳动者的革命情绪；那么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就通过小资产阶级个人生活意义的匮乏赋予革命以人生价值，并以主人公走向革命道路来唤醒、组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向往情绪。她们的革命叙事，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思想和精神逻辑的真实再现，同时，隐喻着革命的主潮中小资产阶级式的个人自由追求，受到了革命时代与历史价值的威胁与挑战，这使得她们陷入个人生活意义的焦虑之中，而通过她们走向革命的“转向”叙事消解了这种生活价值的历史焦虑。在这种意义上，她们的叙事隐喻着“五四”文化向革命文化的历史转型。
　　虽然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将写作的社会意义与审美倾向都紧贴革命时代的主潮，但是她们没有简单化地反映现实生活，与新兴革命女作家相比显示了相对丰富的题材，相对复杂的内涵和相对多样的表现手法，写出了革命生活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既注重了革命时期文学的服务作用，又坚持了一定的审美功能。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女性革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比较单一、甚至是模式化的。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审视老一代革命女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这种论断未免有“失真”之嫌。例如，题材上既有正面表现革命斗争、民族救亡的《水》《北宁路某站》等，又有以主人公在革命中的经历与心路历程为表现对象的《韦护》《炸弹与征鸟》《工作着是美丽的》等；文体类型有报告体、独白自述体以及客观描述中穿插人物日记等叙述方式。
　　在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成就，最能代表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创作的水准。林贤治说：“丁玲的问题，全部的复杂性在于身为作家而要革命”^⑨，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老一代革命女作家这一群体。如果说成长于“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在理念上是将革命者的责任感放在第一位来进行创作的话，那么在情感上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作家的心灵来感受这个世界。这使得老一代革命女作家的创作超越了简单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比较真实地呈现出生活的本质。例如，她们笔下的农民没有像新兴革命女作家那样处理得过于简单，只写出革命中的农民纯朴、进步的一面，而是写出了在革命的过程中农民的精神蜕变同样艰巨，处于旧痕与新质的矛盾冲突之中。如丁玲在小说《夜》中，就深入而生动地展现了农民何华明的内心世界。这个担任了“指导员”的精壮汉子，虽然有点儿报怨，但又积极谨慎地履行着自己农民干部的职责。他对土地的深情与对劳碌生活的感喟，对匮乏的爱情惆怅而又实际的心理反应，以及潜在的被压抑的情欲和面对诱惑时的抗拒，这一切都错落起伏地形成了感情与理智、爱情与责任的矛盾冲突，将翻身农民喜悦中微带着怅惘走向新时代的种种情绪，凝缩成永恒的历史画面。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对革命女性也是作为有血有肉、有普通人伦感情的人来描写的，而不是简单地概念化塑造。如陈学昭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描写了一位有学问、能干、热心爱国的知识女性怀着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丈夫一道参加了抗战工作，但是母性和爱情的珍视却几乎摧垮了她的生命承受力：丈夫与之离异，爱子因病夭折，她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度极其彷徨、苦闷。经过痛苦的内心斗争，终于使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战胜了个人的恩恩怨怨，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经受住了众多的考验。作品用较多的笔墨对女主人公内心深处激烈的思想斗争做了细腻的描述，对革命战争中的人性进行了深邃的思考。此外，《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入伍》中的徐清，《在医院中》的陆萍，《炸弹与征鸟》中的余?、余彬姊妹，《贩卖婴儿的妇人》中的李细妹……这些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塑造的人物都因为形象的丰满、鲜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综观现代革命女作家创作的基本方向，其创作与革命文学主潮是相一致的，她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描绘风云变幻、表现时代事件和精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时代文化语境和女性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她们的创作较明显地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两类文本具有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但是这种“类”的区别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也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她们相互区别的标准，也成为了互相补充的依据，使个人、女性以及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得到一定的平衡，规避了大幅度的偏颇与僭越，在差异性之中共同推动了现代女性写作逐渐走向成熟。
　　
　　作者简介： 杨晶（１９７１－ ），女，辽宁沈阳人， 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乐硕． 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Ｍ]．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８４．
　　②蒋光慈． 关于革命文学[Ａ]． 蒋光慈文集（第４卷） [Ｃ]．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１７１．
　　③蒋光慈． 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Ｃ]． 蒋光慈文集（第４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７６．
　　④⑤⑦丁玲． 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 [Ｃ]．丁玲选集（第２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８３、１７２、１９１．
　　⑥丁玲． 韦护 [Ｃ]． 丁玲文集（第１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２１．
　　⑧冯铿． 乐园的幻灭[Ｃ]． 重新起来． 广州： 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 ９３．
　　⑨林贤治． 左右说丁玲[Ａ]． 汪洪． 左右说丁玲[Ｃ]．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２７４．

• 杨　晶： 《我有一个梦想》教学设计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07年第4期
• 杨　晶： 现代革命女作家文本创作的文化内涵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