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为第五代中国移民的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无疑是一部具有诸多文化内涵的作品，扶桑的华人妓女身份与遭遇、中国劳工在美国的生存处境、第五代中国移民的矛盾文化心态共同造就了文本阐释的张力。本论文从文化阐释的角度，对谜样的扶桑、“鬼魅般”的中国劳工进行观照，挖掘形象背后的文化蕴涵，并由此揭示第五代中国移民的文化身份所带来的文化认同的困惑与危机。
　　关键词：严歌苓 扶桑 文化意蕴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说过：“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而达到窥探人物心灵、把握人性本质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对文本《扶桑》的文化阐释的目的决不是对文本作简单的“社会结构表达的政治分析”，从而陷入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乔纳森·卡勒认为“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①，关注的依然是文学问题，“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②。解读严歌苓的《扶桑》，明确其文本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把握第五代中国移民与美国主流文化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与危机，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谜样的扶桑
　　
　　扶桑，这个“天生的妓女，旧不掉的新娘”，一出场便勾起几千游客“从那盘根错节的繁杂秩序中读出‘东方’”的欲望。“这就是你。这个款款从呢喃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③作者似乎带着些许的诧异与震惊觉察到扶桑的非同一般：她的“简单”、“蒙昧”、“无伤大雅的低智”、“不掩饰对肉体的欢乐的兴趣”、“对忠贞的慎重看待”、一如既往的“安泰”……“她的眼睛美丽因而痴傻，她的笑容温厚因而厚颜，她的肉体端庄丰满因而淫荡。”^④无怪乎作者翻遍一百六十本史书也解读不出一个清晰完整的扶桑：“你还像写书人当时认识的你：‘这位美貌的妓女谜一样出现在这个码头，谜一样成了许多事物的核心，又谜一样消失了。’”^⑤作者笔下的扶桑并不是个性情桀骜不驯难以把握的对象，她的命运操纵在妓院阿妈、人贩子们的手上，她从不抗争，一味地接受一切，似乎谁都可以主宰她。然而，她的超然与麻木又是如此地触目惊心：身份与意识的剥离、苦难与情感的交错，令人企图穿越她“痴憨”与“怜惜”的笑走进她的内心。扶桑在作者笔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女子进行书写？观照扶桑的不同身份：妓女扶桑、妻子扶桑、情人扶桑以及原始女性扶桑，或许我们可以窥见她谜样行为背后的精神内核。
　　作为妓女扶桑，她的最大特点是容忍一切的脾性。当她在拍卖场上赤身露体被拍卖时，眼神“平实而真切”，不露任何淫荡，“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的微笑带一丝蠢”；当她坐在笼格般的窗内面对嫖客时，露出的是“沉默而心甘情愿的笑”；当她遭受凌辱时，竟然是在“苦难中偷欢”的心境。即便是在唐人街的暴乱中被强暴，她也没有任何的反抗，只有包容，“如同雾包容无论多嶙峋的礁石，无论多汹涌的海浪”^⑥。她甚至不记得任何一个客人的名字，而那些人为她抢劫杀人做苦力都在所不惜；她甚至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挣扎，“嘴角挂着永久的两撇笑”。如此的温柔端丽又如此的麻木放荡，如此的包容宽厚又如此的智力低下，这就是扶桑。
　　作为妻子的扶桑，在广东的海边被拐卖到美国西海岸，顺从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甚至没有再费心去寻找同样身在海外的丈夫——而当初就是为了寻夫，她才连婆婆也未来得及告知一声便跟着花言巧语的人贩子走了。大勇对她的宠爱类似于对马与犬的钟爱，甚至感觉到她与自己妻子遭遇的相似之处。扶桑的身世之谜戏剧性地暗示了她与驯马师、人贩子大勇的夫妻关系。然而在大勇的心目中，妻子是他回归故里的唯一牵绊，妻子就是平和、安泰、心灵的港湾，扶桑是根本不具有这一切的。妻子意味着忠贞，扶桑一旦沦落风尘就再也恢复不了妻子的身份了——大勇甚至说假如你是我的妻子我就会杀死你。也许，身世的隐痛惟其在心照不宣中才会成为一层保护膜，在增强戏剧性的同时也增添了扶桑的神秘。
　　作为情人的扶桑，与“小白鬼”（书中称谓）克里斯以一段异国的畸恋成就了一个爱情传奇与神话，一段孽缘与丑闻，一段超越世俗情感的爱情。扶桑在克里斯的眼里是一个美丽的东方传奇与故事，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蕴蓄着神秘的魔一般的东方。她的三寸——确切地说是二寸八金莲刺痛了十二岁异国少年猎奇的眼睛与神经。少年对扶桑的迷恋仿佛经过了一个符咒，身着红色衣服的扶桑撩起他心底的原欲与冲动。
　　红色，无疑代表着血腥、火热的情欲、神秘的东方魔力。无怪乎当扶桑在拯救会换上白色的衣服时，克里斯对她的欲念便得到了净化，她成了一个普通的“极平凡、黯淡的女性”。扶桑也懂得自己就是红色的诱惑，因而一如既往地一袭红衣。《扶桑》中多次提到扶桑的穿着，总是强调那团诡秘、妖媚的红。开篇就道“这个……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继而“粉红短褂，黑香云纱宽脚裤”^⑦，“她红色衣裳临界她身后的黑暗，她往后靠那么一丁点，似乎就会与黑暗融汇”^⑧，当她奄奄一息，身上仍是“皱巴巴的红绸衫”“绸衫烂红如醉”^⑨。玛丽安曾指责“你身上的红衫子看去就肮脏邪恶”^⑩，“那血污和破旧的红色绫罗是她的原本，已成了她的肌肤。那罪一般的深红是她本性的表征。没了它，她的形状和色彩就消失了，化成了乌有”⁽¹¹⁾，“红衫子又使她圆熟、欲滴。她饱满的整个胸怀都张向他”⁽¹²⁾。十五岁的克里斯再次找到扶桑时，“她仍是一件浅红衫子，黑长裙，两根长长的耳坠”⁽¹³⁾……她是“红衣的猛兽”，“她的原形在红衫子里；她的本性没了它便无所归属”⁽¹⁴⁾。有意思的是扶桑的红衫总是搭配着黑裤或黑裙，因而围裹扶桑的红色也就隐喻、暗示着她的无限的生命力、神秘的诱惑力以及与罪恶、黑暗的关系。当扶桑第一次为了克里斯的痴情而流泪时，文本中出现一个意象：“茶从壶嘴细细撑出一根弧线，颜色太重，像陈血。”“陈血”二字暗示了两人感情历程中的风暴与血腥味儿。扶桑的红色衣衫其实隐喻的就是原欲、诱惑与受难。
　　作为对克里斯爱情的回应，扶桑对他产生了穿越混沌到达情感自觉的爱恋，唤起了与自己身份与地位强烈冲突的忠贞、给予、索取的爱情幻想，但幻想本身就决定了克里斯与扶桑超越年龄、阶层和种族的爱情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红色的包装、离奇爱情的滋养，使得情人扶桑具有非同一般的魅惑。
　　
　　盘根错节的历史
　　
　　要揭去扶桑身上的神秘色彩，就得回答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女子进行书写这个问题。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作者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淡化扶桑作为个体的妓女的色彩，而不断强化其所具有的类群、类属的特征。扶桑，好像还浸淫在原始鸿蒙的时代，又似乎奔突在本我的疆域中，“东方产生的古老和雌性的意义，在这女人身上如此血淋淋地鲜活”、“她完美如一尊女神”⁽¹⁵⁾。
　　
　　“实质的你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不，比那还古老。实质的你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¹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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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微笑得那么无意义，却那么诚意和温暖，母性和娼妓就那样共存在她身上。”⁽¹⁷⁾
　　“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
　　（这一跪）“有着自由的属性。／它可以意味慷慨的布施。／宽容和／悲悯。”⁽¹⁸⁾
　　
　　阅读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两层意义：其一，扶桑“或许是从很远古的时代走来”的一个原始的女性。在这里，作者凸现的是扶桑的雌性、母性特征，是女娲也是夏娃，“完美如一尊女神”，是“最原本的女性”，“泥土般真诚的女性”。作为原始女性的扶桑身上的雌性与母性无疑具有“善良母亲”的包容和保护意味，具有原型色彩，是一个保护神。著名文艺理论家蒋述卓先生认为“原始人的女神崇拜同样也是出于希望受到保护和依赖的感情”，并援引阿瑞提的观点“孩子往往将从直接的人际关系中所做的观察扩展为对整个世界的观察”，“孩子想到自己的母亲就产生希望与信赖的情感。……那种和善良母亲联系在一起的希望情感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被重新体验到。在这些神里，多数是女性”⁽¹⁹⁾。扶桑作为女性所具有的这种神性对克里斯而言恰恰是无处不在的。“他跪下，让她的乳房托着他的脸，让他吮吸他早已在那儿嗅到的那古老的近乎蛮荒的母性。”⁽²⁰⁾这里，克里斯便如同回到了“善良母亲＂的身旁。因而，扶桑就幻化成了与男性对立而存在的原型的女性，她的受难便具有了整个女性受难的意味，文本的隐喻意味极其明显。其二，在强调扶桑的“受难”时，我们似乎感受到她的慈悲情怀，带有浓重的佛教救世意味。大乘佛教的“六度”的提法考虑了普度众生的理论要求。“六度”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其中布施和忍辱两条涉及和他人的关系。“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有财者施舍财物，有道者讲经说道，都是自利利他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济度众生，舍身饲虎的故事，这充分说明大乘佛教主张无私无畏、悲天悯人的社会道德。”大乘佛教在谈及“忍辱”时又说“何谓忍辱？云何修行忍门？所谓应忍他人之恼，心不怀报，亦当忍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等法故”⁽²¹⁾。只有忍受这一切的衰、毁、讥、苦，甚至心甘情愿地毁灭自身、奉献自身才能使众生远离苦海。从扶桑对屈辱、受难的态度：宽恕、布施与悲悯，可以看出这一形象具有佛教救苦救难的宗教意味。
　　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对文本的症候式分析法指出，成功的文本常常有两种结构，一种是“显在结构”，指涉文本的表层故事内涵；一种是“潜在结构”，指涉文本的更为广泛的深层的价值与意义。由此观照《扶桑》，的确存在这样的显性与隐性的故事与意义之区分。在扶桑的离奇爱情与不幸遭遇的表层叙述里，夹杂着对华人女性、原始女性，女性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道德意识、宗教情绪的再现。有意味的是，作者对第五代移民女性生存境况的表述中，特别强调了扶桑的“出卖”与第五代移民女性将“出卖”实际化为“婚嫁”后的物质利益如出一辙，为了生存，她们多少次不甘愿地成为男人身下的“一堆货”。她们的委曲求全其实就如简·奥斯丁笔下的夏洛蒂，为了“一个可靠的储藏室”而牺牲爱情。可以说，在扶桑与华人女性、第五代移民女性之间也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纠葛。
　　无论是扶桑还是中国的劳工，都是异国人眼中被扭曲的“他者”形象。“异国形象”——据形象学专家巴柔的界定，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²²⁾，也就是形象的塑造者和表现者所获取的这种认识的总和。对他者的态度有三种：狂热、憎恨与亲善。毫无疑问，美国社会对待移民的态度多是因为病态的狂热（对妓女扶桑）和盲目的憎恨（黄面孔的劳工）而“极为丑化、妖魔化他者，使其形象具有明显的漫画化特征”⁽²³⁾。扶桑在现实的范围中只是一个受欺凌的华人女子，无力反抗抑或没有反抗地屈从于生活。然而在美国那些的尘封的史书中却被描述得如同洪水猛兽、残渣余孽：“此男童对那位中国名妓的兴趣大致等同于古董商对于鼻烟壶，是西方初次对最边缘的文明的探索”，“从此男童与名妓扶桑的关系来看中国妓女对美国正派社会的污染……”⁽²⁴⁾，“这个东方女人把他征服了。这是他的家族可耻的一页”⁽²⁵⁾。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文化的话语暴力下，扶桑是污染物、灾难、妖孽和罪恶。那些黄面孔的劳工们，在美国当地的报纸中也受到漫画式的丑化：
　　
　　……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形、仪态和风俗都是令人厌恶的，从语言、血统、宗教到性格都是低劣的。因此，中国人所受的歧视和粗暴待遇不足为怪。从没有任何一个外来种族——在美国历史上受到如此之多的殴打、驱赶、暴力、凶杀。这是公众对于中国人种之劣的本能反应。……⁽²⁶⁾
　　
　　由此而导致那份灭绝“卑贱”民族的请愿书上，列举了中国人的十几条罪状：“男人梳辫子，女人裹小脚，主食大米和蔬菜，居住拥挤，生肺病”⁽²⁷⁾，他们“温和顽韧”，他们是“人形老鼠”，他们有如“鸦片般的幻奇” ……甚至在一八七零年的圣弗朗西斯科的报纸上，白人对有色人种进行评比，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认为中国人是比黑人更低劣的人种，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中国人的低劣程度相等于黑种人，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中国人不如黑人低劣”。就连中国人喜爱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也认为中国人“阴险”、“懒散”、“很难了解和亲近，也不会对美国有任何益处”⁽²⁸⁾。由此可见美国主流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仇恨、敌视、不解。不止如此，还有恐惧：
　　
　　他们看着你们一望无际的人群，慢慢爬上海岸，他们意识到大事不好；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无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²⁹⁾
　　
　　这种仇恨、敌视、不解与恐惧演变成了话语的暴力，包裹着阶级压迫与种族歧视的内核，体现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性。
　　根据阿尔都塞的定义，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是“一个再现体系”⁽³⁰⁾。“从文化与权利关系角度看，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利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能够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权利，而那些不能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则处于无权的地位。”?{3}扶桑与那些黄面孔的劳工们是无法对主流文化的话语暴力的摧残进行反抗的，因为他们无法再现自身而只能接受他者的歪曲错误的再现，只有以沉默来忍受美国主流文化霸权的人格定位。故事的编撰者、叙述者、说话人“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假想中的旁观者，则以民族、种族的自觉意识，挖掘出失声的弱势群体与种族的内在表达与心灵的历史，“想看一看我故事的根：那些打工、留学、与洋人相处、异乡月亮方或圆的求证等等故事”⁽³¹⁾。因此，在“我”的笔下，黄面孔的中国移民忍耐、顺从、勤劳，能够忍受最低劣的生存环境，接受最低廉的践踏人的尊严的工资，承受最残忍的身体与精神的凌辱，像扶桑，像形容枯槁的老苦力，像被活活吊在树上割死的幻想不出声躲过劫难的中国人，“辛勤与忍耐，串起了我们这五代黄面孔移民”。不仅仅如此，还有以恶制恶、主体意识浓厚的阿丁、阿魁、大勇（实际上是同一个中国人），他贩卖女奴、杀人越货、生活放浪；他也锄奸惩恶、侠肝义胆、藐视白人种族的民族优越意识，对白人一口一个“白鬼”，带头将自以为是的洋人一个个扔进海里。大勇是一个在逃的犯人，他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苦役犯伏脱冷，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游走在社会最底层，对社会不公进行自己的抗议与“审判”。在海港之嘴广场，中国劳工的集体自相残杀，炫耀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类似于一种民族精神力量的示威。无疑地，这个自我再现者“我”在尝试修补、纠正不公正的对于华人女性、对于中国劳工、对于第五代移民整体的话语践踏与蹂躏。从二十年代第一个走出唐人街的年轻人，到四十年代第一个进入洋人芭蕾舞团跑龙套的女子，从六十年代的宇航员，到第五代移民……从谦卑恭顺、忍耐宽容到失去生存的诚意与热忱，只剩下聚集财富和玩世不恭……总之，作者将她对于性别、阶级、种族等范畴之内所蕴涵的民族生存状况和人格精神范式作了历史性的再现，对华人女性、华人劳工的苦难和第五代中国移民的边缘人处境进行深切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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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种再现本身其实亦充满矛盾，体现出作者对华人女性移民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困惑。这里所指的“身份”即“叙述者的社会身份和模拟权威”。正如后殖民理论家何米·巴?Q所认为的，“本土身份从来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清楚地划个界限，身份认同本身就是各种话语争战的场域”，因而，“他试图摆脱西方／东方或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立思考模式，对于文化的接触、对抗与转换的分析，提出了‘交织性’、‘含混’、‘番易’等影响当代后殖民文学与批评相当大的概念”⁽³²⁾，并明确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是主流社会与移民群体的关系远比一般本质主义本土论者想象的要复杂、甚至含混得多，不是殖民／被殖民者、白人／有色人种、都会／边缘这些个二元对立的能指所能一语道尽的。”⁽³⁴⁾在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巴?Q对于主流社会与移民群体的关系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不同文化的接触、对抗与融合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个交织、含混与番易的局域，在这个局域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文化碰撞、冲突、暴力、征服，也必然会同时造成文化心理、文化心态的矛盾与对立。严歌苓的《扶桑》文本便透露了这样的文化信息，作者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同一问题的犹疑或模糊的价值判断。
　　
　　“是的，自相残杀是他们的借口，假象。他们是在集体自杀，从某种角度来领悟。他们死给你看；死是最后一步，这一步都能走得这样从容，心甘情愿，它之前的许多步，如歧视、诋毁、驱赶、殴打，还值得提吗？”
　　“这或许是我的错误推断：他们什么也没领悟到，见血见得他们脑子成了个大空桶⁽³⁵⁾。
　　
　　对于中国人的炫耀古典的抽象的勇气和义气的集体斗殴，洋人们到底是否理解的问题，就在自我矛盾的价值判断中被消解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判断显得模棱两可。也许可以将她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归之于叙述者的矛盾身份，这种身份令她无法把握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他者的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只能以暧昧不明作为终结⁽³⁶⁾。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对克里斯求婚这一行为的判断上。
　　克里斯“拿你来成全他对于爱情理想的牺牲。他还想让他的民族和你的民族都看看，他的自我牺牲将成为一座桥，跨于种族的鸿沟之上。也是通过你，他牺牲自己而赎他民族对你犯下的罪恶；那次暴乱中的轮奸够他用一生，不，三生来偿还”，指出扶桑的受难是美国民族的耻辱，克里斯以其一生的守护“来成全他对于爱情理想的牺牲”。
　　“可能我又判断错了，克里斯这一刻根本没有想什么牺牲和赎罪。我对于白种人行为的推理常常按中国人的逻辑。”⁽³⁷⁾
　　在这里作者再次自行消解了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作者还不无无奈地讲到与白种人丈夫关于豆腐的争执，白人丈夫后来总结他们之间的不同是“我们说ＹＥＳ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ＹＥＳ；不像你们，说ＹＥＳ而意思是ＮＯ”。作者无疑认为这种争执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因为未必在“ＹＥＳ”与“ＮＯ”之间有一个截然的鸿沟，含混的身份使她在判断事物时缺乏一个明晰的态度。
　　
　　严歌苓作为第五代中国移民的知识女性中的一员，她的智力、道德和情感素质无疑会影响其对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态度、立场，她以独到的知识学养、深厚的民族意识、细腻的女性体验观照华人妓女扶桑、中国劳工与第五代移民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对主流话语进行“拆解”、“除魅化”，努力争取“自我命名”的话语权。可以说，严歌苓的《扶桑》决不是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华人妓女的忍耐、宽容、无争进行赞颂的作品，它始终以如怨如诉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爱情故事，一次离奇的遭遇、体验与逃亡。
　　正因为如此，在扶桑个人辛酸受难的表层故事背后，再现了华人女性、华人劳工作为“他者”形象在美国社会的受难史，这是一个隐喻的文化文本。严歌苓以其《扶桑》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华人妓女扶桑在美国西部的心酸生活与离奇爱情进行观照，并以女性特有的触觉及感悟挖掘那段沉默与扭曲的历史。在扶桑的背后站立着华人女性、中国劳工和第五代中国移民，透过文本与作者，窥探到的是一个凄美爱情故事背后的沉重幽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作者的矛盾文化身份造成了她既有对自身及历史进行诠释的欲望与热情，又有对文化差异无法弥合、价值认同无法合一的迷惑与焦虑，从而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将多重主体的声音置于文本之中，在含混的话语操作中达到对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复杂性的文学呈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金琼（１９６７－ ），湖南沅陵人，文学硕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①②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Ｍ]．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20)(24)(25)(26)(27)(28)(29)(32)(35)(37)严歌苓．扶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
　　(19)蒋述卓．《在文化的观照下》[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21)邵汉明．《中国文化精神》[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22)(23)张月．观看与想象——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Ｊ]．吕伟民，郭英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Ｃ]．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月．
　　(30)(31)罗钢．刘向愚．文化研究读本[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
　　(33)(34)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Ｍ]．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36)蒋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矛盾身份[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 金　琼： 浅探外国文学通识课在高校的开设　/　文学教育 2006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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