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创作金　琼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语文PLUS

ID: 97784

文化身份与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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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与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创作

◇ 金　琼

　　关键词：文化身份中产阶级小说创作
　　摘要：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以其庞大的创作队伍、卓越的创作实绩在英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独领风骚，涌现出了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一批实力强劲、风格独特的小说家。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从英国女性小说家所处的文化地位和自身身份出发，揭示其创作的外部影响因素与内部创作缘由。
　　
　　正如罗钢、刘向愚先生在《文化研究读本》的《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中所说：“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与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对女性文学与文化的关注，展示女性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心路历程，挖掘女性文化群体的内心隐秘的欲望、冲突与呐喊，捍卫女人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确是十九世纪甚至更早的女性先知先觉者所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文化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理想的文化定义”、“文献式文化定义”以及“文化的社会定义”。本文按照文化的“社会”定义，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其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等”。本文从创作主体角度出发所指的“身份”即“叙述者的社会身份和模拟权威”，通俗地讲就是“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观照十九世纪英国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她们的经济与阶级地位大多处于中产阶级。仔细考查中产阶级女性在十九世纪的整个社会体制中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在家庭及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主要的精神生活内容，无疑会发现大量女性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多方面的原因。
　　陆伟芳教授在其《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指出：“什么是中产阶级?至今也没有统一、公认的说法，有人把十八世纪的中层人士称为老中等阶层，包括牧师、学校校长、商人，而把十九世纪日益增多的专业人员称为新中等阶层；也有人把雇佣女仆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志；或认为一百五十英镑以上的年收入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还有人认为生活方式(专职太太、仆人和郊区住宅)才是区别中产阶级的重要尺度；更有人把中产阶级说成是位于上层土地贵族与下层农业与手工业劳动者之间的中间群体。”恩格斯则简明扼要地指出中产阶级就是与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无论如何，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是不争的事实。正是一七六?至一八四?年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双重变化，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中产阶级妇女的阅读与写作，是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繁荣的坚实的阶级与文化基础。
　　历数英国十九世纪知名女作家(大多数是小说家)，她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并且家庭环境与社会交往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良好氛围与条件。玛丽亚·艾奇沃思，父亲是一个庄园主，在艾奇沃思镇有“模范地主”之称，对家庭生活与儿童教育有研究；苏珊·费里尔，父亲是官员，和当时的文豪司哥特过从甚密；玛丽·雪莱，著名政论家、小说家之女，贵族出身的诗人雪莱之妻；卡萝琳·诺顿，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著名的剧作家和政论家理查德·谢里顿，父母亲也都极具文才；弗朗西丝·特罗洛普的丈夫是商人，投资失败后，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她自己写书赚取稿费维持；玛丽·布莱登和萝达·布劳顿出身于律师家庭；伊丽莎·林顿出身于小康的牧师家庭；夏洛蒂·扬出身于乡绅人家；安妮·萨克雷，小说家萨克雷之长女；亨利·伍德夫人，富裕商人家庭；汉弗莱·沃德夫人，原名玛丽·阿诺德，出身名门，曾进入牛津大学深造；玛丽·柯勒律治，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的侄孙女……而十九世纪最出名的几位小说家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均是出自牧师家庭，乔治·艾略特的父亲也是一位农庄主管，爱略特从小受到较好教育。也就是说，这些在十九世纪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基本来自中产阶级，即便是生活艰辛的勃朗特三姐妹，也是出身贫寒的牧师家庭，父亲毕业于剑桥大学，爱好文学，写过诗歌和小说。几个子女从小就进行了文学练笔和演剧活动，夏洛蒂十三岁时，就与其妹艾米莉、安妮和弟弟勃兰威尔写出了大量的习作，仅夏洛蒂从一八二九至一八三?年所写作品的书目就包括“二十二卷小书的日期、标题和目录……这份书目，单从容量来看，大得惊人……有的书包含有两万个单词”。
　　仔细研究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文化身份与她们创作之间的关系，强调妇女生活中家庭、工作、公民身份等方面的多重意义，无疑会对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与把握。
　　从外部因素来考查，其一，中产阶级女子经济地位的相对稳定和拥有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为她们从事阅读与创作奠定了基础。大量的事实说明，中产阶级的文化身份，其经济条件的改观、家庭角色身份的矛盾性；政治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社会生活与交往范围的扩大等等，均为女性从事创作提供了条件。
　　从经济地位来说，上层女子经济上享有财产权、继承权和立遗嘱权；而中层女子也衣食无忧、从繁重的家务及劳动中解脱出来，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与男性世界相比，学习更适合女性世界的首要原因，是她们手里有着更充裕的时间，她们过着一种更需要久坐的生活。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有社会地位的女人，尤其热衷于写信，因为她们的丈夫对她们来说，常常形同路人。”“下等与中等阶级的妇女几乎没有可能参加她们的男人的活动，无论是商业方面的，还是娱乐方面的。对她们来说，参与政治、商业活动或她们的财产管理都是偶尔为之，主要的男性业余活动，诸如狩猎、宴饮等，也都把她们排斥在外。因此，女人就有了充分的闲暇时间，这些闲暇通常都被博览群书占用了。”由上述引述可以看出，中下层女子都被排斥在社会的商业、娱乐、财务管理等生活之外，只好将精力投入到“博览群书”之中寻求精神的满足与慰藉。毋庸置疑，大多数女性阅读的初始目的不过是闲来无事的消遣，故而通俗小说、哥特小说、侦探故事才会大行其道。
　　从政治地位来说，西欧国家尽管在十四至十六世纪便张扬人性，寻求个性解放，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的追寻当作整个运动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但似乎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权利与平等并不在其考虑之列。法国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开始了妇女权利的斗争，孔多塞侯爵于一七八七年撰文论及妇女参政问题，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艰辛历程，戴高乐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后妇女才真正享有选举权；在英国，一八六六年开始争取选举权，直到一九一八年部分妇女才获得选举权。玛丽·沃思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就是“宣扬妇女的政治与公民权”，密尔先生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也是有感于在政府、议会等主要的政治场合女性总是缺席，也无法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的事实，提出了妇女的参政议政权、工作权、教育权和婚姻自主权等问题。女作家卡萝琳就曾致信女王，悲愤地谈及妇女一旦结婚就成为法律上“不存在的人”，没有财产权、监护权和任何自我保护的权利，没有独立的人格。奥斯丁的中产阶级的乡村淑女们就因为没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使自己的人格独立大打折扣，将苦心经营门当户对的婚姻当作未来生活的保障。
　　从文化教育层面来说，十九世纪上半叶，争取女子教育权的运动也在逐步形成声势。上层贵族家庭及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子由于家境的优越，大多数受过良好或一定的教育，知书识礼，具有相对而言较为健全的个性及人格。如前所述，在英国，牧师属于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一般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勃朗特的父亲毕业于剑桥大学，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奥斯丁的父亲是位主管牧师，毕业于牛津大学。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帕特里克先生(勃朗特姐妹的父亲)自己还写过诗歌和小说。盖斯凯尔夫人出生在契尔西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牧师家庭，其丈夫“不仅是一个热心传教的牧师，而且是个很有造诣的文学爱好者” (转引自拙作《十九世纪女作家笔下的牧师形象塑造及其文化蕴涵》)。此外，很多女小说家具有家学渊源，或是名门之后，或与文坛名流交往，或干脆就是名作家的亲属后代。生活与学习范围的扩大，促使妇女走出了狭隘的家庭小天地，进而谋求自身的独立地位。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断定，出身中产阶级或以上的女子，的确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这就为她们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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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盛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产生巨大影响，与之相适应的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占据文坛中心地位，这就为女性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与可资借鉴的文艺美学观念。
　　其三，维多利亚女王有感于王室行为不检和生活奢靡，认为社会时代风尚的扭转有赖于中上阶层人士的努力，上行下效。故而，提倡勤劳、节俭、自强、善良等良好的道德风尚。维多利亚时代精神也激励女作家塑造具有个人奋斗精神、追求幸福生活的主人公形象。简·爱、谢利(夏洛蒂《谢利》中女主人公)、艾格尼斯·格雷(安妮《艾格尼斯·格雷》中女主人公)、西尔维亚(盖斯凯尔夫人《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中女主人公)、多萝西娅(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中女主人公)、麦琪(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女主人公)等一大批女性主人公便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寻求自身人格独立、爱情婚姻自主的道路。当然，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又是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在倡导积极进取和健康向上的生活观念的同时，也漠视诸多陋习和陈规的存在，如尊卑等级观念、歧视女性的思想意识等等。许多有知识文化的人包括女性自身，也屈服于这种陈旧的思想观念。“女作家萨拉·爱丽丝在其《致英国母亲们的信笺》里，教导女子要满足于依附男子的地位，做贤妻良母，理家生子。”表现在作品中，女性主人公对自由、平等、独立的追求又是不彻底的，往往在追求、奋斗的姿态后隐藏着难以摆脱的困惑与迷惘。简爱的叛逆与回归、多萝西娅的依附意识、西尔维亚的人格缺陷都昭示了这一追求充满艰辛。
　　从内部因素来考查，英国女性小说家从事文学创作最根本的原因是她们发现创作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是劝勉世人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展现自己才华的一种途径。在文学作品中，她们可以尽情地将心中的郁闷、苦楚、心酸发泄出来，将自身对人生世事的观察与体悟叙述出来，将睿智、理性、诗情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言为心声，用笔将女性自我的声音传达出来，从而让世人以惊异的目光发现了世界的另一半的灵魂深处的诉求和希冀。因此，夏洛蒂满含激情地宣泄：“我爱我恨我痛苦”，艾米莉以疾风暴雨式的非凡爱情颠覆维多利亚时代温情脉脉的传统爱情观念，奥斯丁以其惯常的冷静睿智超然地俯瞰芸芸众生，安妮则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心态渴望作品能够给世人以教诲。
　　首先，从创作心理学角度来说，我们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中产阶级妇女退出了实质性的生产过程和家务劳作，生活固然舒适优雅，却成为丈夫的经济附庸。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之一、终身未婚的莉迪亚·贝克尔尖锐指出：“贵族妇女或工厂女工是独立的人——个体，中产阶级妇女则什么也不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女性角色被限定在“领域分离”的怪圈里：在想象中，女性高高在上，是殷勤礼遇的对象，是“家里的天使”；在实际生活中，男尊女卑，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丧失其主体性。夏洛蒂就曾将自己的诗作寄给她所景仰的桂冠诗人骚塞，请他提出意见。骚塞不客气地说道：“文学不是女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写诗的天赋。”女性的天职就是编织饰物、做布丁、管教孩子，换言之，做“家里的天使”。盖斯凯尔夫人就曾在家务与创作的冲突中勉力维持着二者的平衡。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在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影响下，必然对女性的屈从地位深怀不满，玛丽的《女权辩护》与密尔先生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对女性的警醒作用是振聋发聩的。贵族妇女南丁格尔就毅然冲出家庭的羁绊，从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低贱的护士职业，并以其在克里米亚的辉煌的救护经历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大量妇女的效法，扩大了妇女的就业范围。正是女性经济上、精神上依附屈从的地位，传统女性角色定位的不公导致女性作家对社会制度、道德规范、宗教法律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
　　其次，从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考查，我们不难发现，女性作家写作的最为根本的主旨就是揭示女性在争取平等权利和弘扬自我意识漫漫征程中的不懈努力。换言之，随着中下层女性在经济生活中的独当一面，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的逐渐增强，她们对于平等、人格、尊严及个人价值的深刻感悟就成为文学女性表达的中心主题。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有大量自力更生的妇女存在。这是因为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许多男性移民海外，英国内陆的男女比例失调。妇女比男性多出五十万人，还有许多男性不结婚，故而其时有百分之三十的未婚女性，还有百分之十的寡妇。这些女性如果没有遗产，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作，这也就不难理解英国的女工(包括女仆)队伍的庞大了。中产阶级下层的妇女必须自食其力。出身穷牧师家庭的勃朗特三姐妹就必须靠自己的艰辛劳动获得生存下去的经济来源。正是牧师家庭的文化教育、外出谋生的坎坷经历、荒原环境的阴郁氛围、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彩最终导致一家三姐妹同时走向文坛，以文才震惊英伦三岛。从创作动力学的角度来考查，这是一种“宣泄”，集聚的情感需要有其突破口；这也是“补偿”，人生的诸多不如意和幻灭都在虚构的文本中浪漫化、理想化、现实化。文学成为时代女性的心灵展示的舞台，成为女性解放自身的自由场地。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中期，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爱略特的作品，如《简·爱》、《呼啸山庄》、《维莱特》、《艾格尼斯·格雷》、《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露丝》、《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作品中，都展现了女性求生存与发展中的艰辛，在家庭、社会中历经磨难与不幸，在期待、焦虑、失望、痛苦、等待或抗争中逐渐认识自我、塑造自我、确立自我。
　　其三，从关注女性情感的需要、精神生活层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进行反叛与颠覆。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精神与风尚的提倡促使道德风尚的形成与提高，女性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社会意识中的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仍然纵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在整个文化体制中，女性角色的边缘化和女性情感的被忽视，导致了女性的病态与疯狂。十九世纪中后期，女性厌食症、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非常流行。
　　一七三三年，医生乔治·切尼在其《英国病》中说“疯狂是英国感伤、野心和知识的副产品。他号召读者应为他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阴郁、疑病症和坏脾气而自豪，因为这些神经质的苦恼是进步和文化优越的标志”。即便此观点成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九世纪心理学的普遍观点是女性的疯狂是与其“性”与“女性本质”相联系的，因而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没有必然联系。女作家笔下的诸多扭曲变相的人物的出现，可以说是对文明礼仪与禁忌的一种反叛与逃离。维多利亚时代女小说家笔下的一些男女主人公，带有浓厚的哥特小说人物的色彩，《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利夫，性格复杂多面，呈现出诡异多变、捉摸不定的特质。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则展现了女作家关注人性的深度与力度。特别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由于淫荡和疯狂而被囚禁于与世隔绝的阁楼之上。她无法言说自己的痛苦与希冀，只能听凭罗切斯特对她的单方面的缺席审判。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从这一形象及文本中找到了女性被压抑和束缚的形象诠释。疯女人也因而成了简反抗与受惩的隐喻的化身。其实，女性的疯狂的原因从来不是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和医生的观点：两性智力方面的天然差异造成了女性在智力竞争和发展中的阻碍与抑制，以致疯狂。在这样的观点的遮蔽下，中产阶级妇女要求更高的教育、就业和政治权利的呼声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的原因，正如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伍尔夫和普拉斯的小说所揭示的：“缺乏有意义的工作、生活的无目的、没有希望和孤独处境，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她们的抑郁和挫伤。她们无所事事地耗费着无望的生命，往往以顽固的疾病或真正的疯狂结束其生命。”女性作家的深度挖掘与展示，将女性内心隐秘的欲望、冲突和斗争以隐喻的方式呈示出来，揭示了女性疯狂的深层文化心理成因。其实，二战的现实也充分地证明了男人也患歇斯底里症——“弹震症”，又叫“战争综合症”，极度的抑郁、焦虑与挫败感造成了疯狂，与女性的因为压抑而疯狂如出一辙，所谓的智力上、生理上的男性优越论便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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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小说文体样式与女性创作的倾诉欲望相融合。十八世纪的两种新文学形式——报纸和小说，促进了“快速的、漫不经心的、几乎是无意识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小说体裁形式自由、长短不拘，非常灵活机动，不仅适于阅读，当然也适于创作本身。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女性尽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阅读与写作，但很多时候也难以避免受到家庭琐事的搅扰和意外变故的影响。据说，盖斯凯尔夫人就随时准备放下手中的笔，要么参与家务，要么接待来访，故而写作经常中断。夏洛蒂创作《谢利》时正值家庭遭遇巨大不幸的时期，先是勃兰威尔去世，紧接着艾米莉和安妮也撒手人寰，接二连三的悲痛几乎令夏洛蒂搁笔。所以，书中卡萝琳的凄楚心境正是作家彼时彼刻的特殊心境的再现。有人认为作品有“焊接”的痕迹，也与此有关。小说在时间方面的灵活性，成为女性作家青睐的一个原因。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简·爱》《维莱特》和《艾格尼斯·格雷》都是采用的局部化(限制)叙事手法，立足于内聚焦型视点，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在作品中以自身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倾注自身的情感认知，将自身的经验与感悟赋予人物与作品，体现了女性作家创作的自叙传的特色及其干预生活的主观愿望与激情。
　　综观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对女性小说家创作的外部与内部因素的考查，我们发现，外部因素的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女性创作与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生活与交往等多方面的联系；内部因素的求证则进一步确证了威廉斯的“感觉结构”与“文化经验”理论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威廉斯认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取代的”。这种为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称之为“感觉结构”，具有“独特和有个性的色彩”。十九世纪的女性小说家们——大多出身中产阶级——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宪章运动、女权运动的风云际会中，以其对冲出家庭限囿的渴望、对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对健康自然情感的向往、对自我表达与言说的尝试，共同营造了女性相同的感觉经验，从而以独特的文学实践，促成了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金琼(1967-)，文学硕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此文系广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文化观照》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罗钢，刘向愚.《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2] 陆伟芳.《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玛格丽特·莱恩.《勃朗特一家的故事》[M].杨敬远，顾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
　　[5] 伊恩·瓦尔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6] 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7] 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M].陈晓兰，杨剑锋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