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路遥小说之所以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关键在于其丰富的审美蕴涵：努力展现普通人在苦难中的奋斗精神，并在苦难中映照美好的人情、人性，从而使读者在审美中获得情感陶冶和意志培育，真正实现文学对人性的提升。
　　关键词：路遥 奋斗精神 人情 人性
　　
　　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其中篇小说《人生》曾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则以榜首的位置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作家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那沉重而充满力量的文字却深深地铭刻在广大读者的心中，为我们永远地留下了温暖而美好的记忆。路遥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成为名副其实的“长销书”，并不是依靠情节取胜，而是其一以贯之的、内在的审美意蕴。
　　路遥的作品总是展现普通人在苦难中的奋斗精神美，这种美又主要从追求知识、热爱劳动两个方面具体地体现出来。
　　知识可以使人摆脱愚昧，走向文明，但由于物质贫困和狭隘的小农意识使得农村人求知的合理愿望难以顺利实现。路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关注主人公求学生涯的艰难，而是另辟新径，着意表现苦难中主人公高贵的尊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在困难的日子里》主人公马建强是在全村父老乡亲的物质与精神支持下去县城读书的。然而在学校等着他的不仅是艰苦的学习任务，不仅是物质贫困带来的难以忍受的饥饿、寒冷，还有无法承受的贫富悬殊给精神上造成的自卑、屈辱、孤寂。面对交织在一起的人生苦难，中学生马建强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一方面，他努力保持自己高尚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他在学习上更加刻苦努力。他以生命为抵押进行拼搏，终于在期末考试中获得各门功课平均分全班第一的好成绩，此时的他“像胜利了的拳击手一样，疲惫不堪中带着说不出的欢欣”。
　　劳动是艰苦的，又是光荣的。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人在积极劳动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加林、少安、少平作为农村知识青年，他们的魅力都是通过积极劳动传达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从十三岁就辍学，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支撑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还供养弟妹上学。结婚后，他进城拉砖、烧砖窑、承包砖厂，少安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依靠辛勤和智慧终于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道路。他不仅为父亲营建了气派的窑洞，还为双水村建立了第一所“私学”，深得父老乡亲的青睐。而热衷于开会的孙玉亭，游手好闲的王满银，偷窃发家的金富，他们的贫穷、堕落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劳动是美的，是有价值的。少平只身踏上通往黄原的打工之路，他揽小工、下煤井历尽艰辛。在黄原揽工，他虽书生出身，却要求自己比一般工人做得更好。这不仅是为了挣高工资，重重要的是要在出色的劳动中得到别人的认可、尊重和赞扬。特别是到大牙湾煤矿后，面对具有生命危险的矿井，许多城市人后悔莫及，他却坚持出满勤。初到煤矿时被人瞧不起的寒酸的农村青年孙少平，半年后他以自己的人格和德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孙氏兄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劳动可以创造一切包括财富、尊严，“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
　　路遥的作品不仅展现普通人在苦难中奋斗的精神美，而且还在苦难中映照出美好的人情、人性。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有些空泛，却包含着一个永恒的真理：文学创作无论在内容和技巧上发生什么变化，始终无法脱离对人性的表现。文学正是通过对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时代社会心理的展示，通过对处于现实关系中的社会人物的精神发展趋势的审视来实现对历史运动过程中人情和人性的思考。因此我认为文学作品中人性是否得到丰富而全面的展露是评价一部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依据，或者可以说，文学作品中人性丰富而全面的展露是文学实现其审美本性的重要途径。
　　在路遥的作品中，展示人性的丰富性首先表现在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将个性看得高于一切。每个人由于生活的外部环境、所秉承的资质和本能不同，争取的目标、努力的程度不同，因而从外在形态到内在气质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展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美。男性系列中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都属于奋斗者形象，但三人又是不同的。高加林性格是复杂的，同时又是统一的，贯穿于他全部活动的是强烈的个人发展的欲望。他热情、执著，在人生道路上过多地感情用事，显得浮躁、盲目，因而是带有某些悲剧色彩的奋斗者。与高加林相比，孙氏兄弟则“更注重理性的指导，显得成熟、稳重，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他们在渴望改变现实的同时，表现出对自己的位置、对应改变的现实的合理性认识，对父辈们的生活有充分的理解”。他们有远大理想，但没有加林的好高骛远；他们有为实现理想的奋斗决心，却没有加林的极端个人主义，因而一致得到人们的尊敬、同情、关切。孙氏兄弟虽一母同胞，二人性格也有明显差异。少安身上更多地保留了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文化观念，面对曲折多难的生活更多了几分淳厚、持重、温情。少平则更多地接受了外来的现代意识的影响，因而显得冷峻、敏锐、忧郁。这点差异从二人对待“分家”的态度上明显地呈现出来。少安从传统道德中的“孝”出发，自始至终都无法接受“分家”的残酷现实，少平对此事则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弟兄分家、父子分家是自然的事，况且分家只是经济利益的分离，它不仅不会影响亲人间深厚的感情，还有助于弟兄们长久和睦地相处。女性系列中也是千姿百态。作家将她们的外在形貌与内在气质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使每个女性都是一个世界，传达出独特的美。同是县城长大的、高干家庭的漂亮姑娘，黄亚萍与田晓霞就呈现出不同的风范：黄亚萍以大方、时髦、率直而引人注目，田晓霞则以纯真、活泼、才华出众赢得人们的青睐。兰香、金秀从农村到大学生活的经历极其相似，但兰香从小生活在窘迫、煎熬的家庭中，形成了坚毅、凝重、沉思的性格，金秀的家庭则相对优厚，孕育了她单纯、温柔、多情的精神个性。即使是同母所生，容貌都很出众的刘巧英、刘巧珍、刘巧玲也显露出各自的个性。巧英精明、泼辣令人生畏，巧珍贤淑、温柔可以相依相偎，巧玲却机敏、聪慧惹人喜爱。作家从人性的角度刻画每个人物的个性，在此每个人都是一个丰满自足的世界，他们的“个性又都体现着文明传统，积淀着人类的伦理道德基因”，如“善良”“正直”“尊严”“高尚”“刚毅”等优秀品格，它们属于“人的较高的特性”，是人的渐趋完善的境界。
　　表现人类复杂的情感生活方式，将人物的情感表现与道德内涵相结合是展示人性的丰富性的另一方面。在作品中爱情、友情、亲情，欣喜、仇恨、痛苦、悲哀、绝望、孤独等人类丰富的情感都在不同层次上得到展现，特别是青年男女的爱情。
　　爱情。在路遥作品中爱情呈现出圣洁、纯真的审美倾向。爱情不仅被当作人的美好情感得到肯定、赞美，更被当作人物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表现。换言之，作品中的爱情表现更多地驻足于心理的、精神的层面，圣洁与纯真的审美取向将情欲、性爱这些题中之意摒弃在外，爱情描写的深度主要通过爱情与社会历史情境和道德情境的对立、冲突来表现。爱情主题中单纯的精神凸现使人性的丰富性得以表现。现以《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故事为例分析爱情中的人性内涵。在爱情中巧珍伟大的牺牲精神、献身意识、宽容品格充分表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高刘爱情产生在高加林人生失意时，是巧珍以女性的温柔重新激起加林在生活中奋斗的勇气，之后面对加林在劳动中重新泛起的惆怅、苦闷，巧珍也陷入困惑。从内心讲她不愿加林离开农村，怕因此失去他；但她又不忍心看到心爱的人如此苦闷，最终在“只要你活得畅快”的意念下，主动提出让加林想办法出去工作，说完她却一下子哭了，“紧紧抱住他，像菟丝子缠在草上一般……”而加林外出工作后，她又主动为加林父母担水、做饭、推磨、喂猪，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可以说高刘爱情一直是在巧珍的无私奉献中进行着。故事发展到最后，巧珍不仅以非凡的意志力接受了加林的婉言绝交，而且还从失恋的打击中坚强地站起来，这已经用实际行动宽恕了高加林的“负心”。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再次落魄归村的加林即将受到姐姐的羞辱、报复时，她哭着跪在姐姐面前，央求她们原谅他，随后还说服新婚丈夫马栓，哭求大队书记高明楼，暗中帮助加林再去学校教书。巧珍的一系列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不计前嫌，扶危济困，光明磊落，克己待人。作家在理想女性巧珍超越自我的爱情观中巧妙地将民族传统美德与新的时代气息融合在一起，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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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情。亲情是人在苦难的生存环境中不息奋斗的精神支柱，它源于人性中的善良、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路遥作品“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融为一体，让严酷的人生氤氲着温暖的人情味”。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里体现得最明显。孙玉厚一家的生活正是千千万万农民的传统家庭生活的缩影。孙玉厚赡养母亲、供养弟弟、为子女操心，无不体现了孝、悌、仁、慈的伦理规范。而懂事较早的少安，虽有别样的人生理想，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又是传统伦理感情和人生义务的承担者。这点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真切地体验到。一方面少安竭尽全力维护、支撑着“大家庭”。妻子因为心疼他艰苦的劳动给他夹了从来都是奶奶吃的白馍，他愤怒甚至动手打了患难与共的妻子。另一方面亲情的力量推动、激励着少安勇往直前，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战胜了一个又一个人生苦难。少安大胆地在一队扩大猪饲料地，但由于田福堂的告发被迫在全乡大会上接受严厉的批判。少安清醒地意识到这次批判会对自己的青春、前途、名誉造成极其严重后果，因而一种委屈、感伤的情绪不自觉地笼罩在他心头，甚至一瞬间对人生感到失望。但当他看见双水村星星点点的灯火，“一股温暖的激流刹那间漫过了他的心间，亲人们的脸庞都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一家老老少少都依靠和指望着他，他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使他从软弱、沮丧中挺过来。可见在他们的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怀、体贴以及建立在尊老爱幼基础上的平等已经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重要支柱。正如少平所说的：“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
　　展示人性的丰富性还表现为对人的赞美以及对人在邪恶环境中努力抗争的充分肯定。路遥“城乡交叉地带”小说是从农民视野出发的，普普通通的农村人是作家着重关注的对象。作家总是努力在他们身上挖掘人性的光辉，贯穿作品始终的是对人的赞美与肯定，尽管也有揭露与批判，但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肯定人活在世界上的合理性。路遥在作品中对人诗意的、理想化的赞美可以说达到了执著的地步。《平凡的世界》中作家曾借孙少平之口对人作了高度的评价：“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上，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作家这种对人的肯定、赞美，其落脚点并非“抽象的人性”，而是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的体悟与认识。《平凡的世界》中的金俊武虽不是作家着意塑造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能人。他不仅光景在村中拔尖，同时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而且还是唯一敢和卓越的田福堂分庭抗礼的硬汉。他一方面以勤劳、务实的态度对待土地、对待生活；另一方面严格地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尽心竭力地维护金姓家族的名誉利益。作家为这样的硬汉安排了一次次的人生打击：弟弟俊斌为公丧生，居住的窑洞和祖坟被迫迁移，弟弟俊斌媳妇王彩娥与孙玉亭“麻糊”，哥哥俊文与侄儿偷窃、被捕。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在农村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四十岁的男人如何承受这所有人生灾难？一生争强好胜的硬汉子在接二连三的灾难后，对人生的态度逐渐趋于平和。他可以为了侄儿金强的婚事主动去拜访自己最看不起的孙玉亭，他可以坦然接受了金光亮家蜜蜂在自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还有金光亮因此致富后的张狂。他坚决制止了妻子在自家果树上喷些‘六六六’的建议。可见金俊武虽然个性强，但他从来不做损人不利己的“短事”。他只想老老实实种地，堂堂正正做人，守护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
　　
　　路遥作品中展示人性美有时是通过社会最底层挣扎的普通人物不自轻自贱，而是体现出一种潇洒、高贵、自尊的人格美来体现。我们不能要求这些小人物对周围恶劣的环境作过激的反抗，那是不切实际的。只要他们能够尽力维护人性的完美，自觉追求品格的崇高，不因生活所逼而改变善良的天性，那他们就在可能的范围里表现出了积极的抗争，都将闪现出人情和人性的美丽光环。《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中学生马建强竟能将自己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玉米棒送给与自己一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讨饭母女；特别是在黄原打工的孙少平，作为一名揽工汉，他就不得不长期生活在一群非常庸俗、肮脏的流浪汉中，但他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一颗拒绝玷污，纯洁而高尚的灵魂。当他目睹了一个工头竟然糟蹋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工时，他的心不禁为人类的丑恶而痛苦、颤抖。为此，他挺身而出，不惜得罪工头，辞掉已经相对轻松稳定的工作，保护了小女孩。然后拿出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全部积蓄，送她回到家乡。他虽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却为自己能在野兽的铁蹄下救出一棵柔弱的小草感到欣慰、充实。从马建强、孙少平他们身上体现的相濡以沫之情、宁折不弯的气概中可以看出，人在非人的环境中依然可以保持人性的优美、崇高。在他们这里“善”与“恶”已不是简单抽象的道德概念，他们在自己具体的生活过程中始终努力保持着正常的、向上的道德观念，试图通过“善良”的道德意志而达到人性的实现，以主体的价值确认来对抗社会对抗邪恶。路遥就是这样竭力地将平凡而苦难的生活人性化、人情化、道德化，以此满足人的心灵对于尊严、体面、优雅的渴望，满足人们对于更为内在的幸福感的渴望。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阎慧玲（１９７２－ ），文学硕士，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１］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２］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３．４．５合卷本），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３］韩玉珠：《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美——评路遥作品的审美追求》，《小说评论》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４］周勃，达流：《永恒的困扰——文艺与伦理关系论纲》，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３页。
　　［５］张喜田：《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 阎慧玲： 善与美的呼唤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