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中，“圆”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和象征物。莫里森通过“圆”这个意象巧妙地把女性、黑人传统文化和黑人女性在美国现代的生活现实结合起来，尤其利用破损之“圆”象征地表达了美国黑人女性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关系及其在现实中遭受的种种压迫，包括：身体规训、原型塑造和黑人男女关系的扭曲。
　　关键词：破损的圆 黑人女性 传统文化 断裂 压迫
　　
　　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作为一名黑人作家，她继承了现当代的美国黑人文学传统，致力于保存和发扬黑人传统文化；同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深刻意识到在传统的白人主流文学与黑人男性经典文学的挤压下，黑人女性正处于一种失语和被扭曲的状态。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曾对查尔斯·鲁亚斯说：“拉尔夫·艾里森、理查德·赖特的作品的确令人佩服，可就是感觉不到他们究竟给了我什么。”^①鉴于此，她从创作伊始就以发展黑人女性文学为己任，把关注点直接投放到社会的边缘地带——美国黑人女性和她们的世界。如她所说：“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进入那些不是黑人，不是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感情和感受的宽广领域。”^②
　　黑人女性，作为最神奇的上帝创造物之一，她们所遭受的种种压迫与疯狂，所拥有的忠诚和胜利都自始至终贯穿于莫里森的作品中。她对黑人女性的遭遇及命运的描写不像早期的奴隶叙述那样平铺直叙、只是作为故事来讲述，而是镶嵌在各种色彩斑驳的意象和象征中，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意象和象征就是“圆”。用“圆”来象征和喻指黑人女性主要基于下述三种考虑：一是圆与女性的自然属性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如女性的乳房和生殖器等；二是圆与非洲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非洲土著人居住的圆形房子和在庆典仪式上常跳的圆圈舞等；三是圆又同黑人女性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如阉割现象和圆形监狱等。通过“圆”这个意象，莫里森巧妙地把黑人女性、黑人传统文化同黑人女性所处的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象征的自由展示了不同黑人女性多舛的命运和身份的危机。
　　莫里森在写作中常依据不同的写作意图来描绘出不同状态的圆，如静止的圆、运动的圆、破损的圆等等。其中“破损的圆”尤为引人注目。 在其作品中，“破损的圆”这个意象出现多次，如小说《最蓝的眼睛》，全文分四个部分，分别以“秋、冬、春、夏”为标题，这与日常生活中一年四季常以春季开始冬季结束的循环截然不同，实际上它代表着自然之圆的破损，并暗示着作品中的一切都将如破损的四季循环一样支离破碎；在《秀拉》中，原来的黑人社区梅德林（Ｍｅｄａｌｌｉｏｎ）因为要修建“城市高尔夫球场”而遭到破损。“Ｍｅｄａｌｌｉｏｎ”的原意为“大而扁平的圆形装饰图案”，由此暗示这是一个能如圆一样包容一切的黑人社区，但在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这个圆日益破损直至消失殆尽；《柏油娃》中，深受白人文化熏陶的简挣扎着逃离由一圈树围成的沼泽地，这个由一圈树围成的沼泽地也是蕴涵传统文化的黑人社区的象征。简的逃离表明她一直想逃脱黑人社区，摆脱同黑人传统文化的联系；《爵士乐》中，代表着社区和家庭的圆也是破碎不堪，其成员因不同的历史创伤而表现出身份和心理的杂乱无章。尽管上述几个破损的圆的实际象征意义不尽相同，但它们几乎都体现着相同的主题：即同黑人传统历史文化的断裂。
　　这种断裂一方面体现在与黑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大自然遭到破坏上，这实际意味着自然之圆和社区之圆的破损。在黑人传统文化中，大自然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通过长期的生产活动，人们认识到要与自然形成一种相互依赖、和谐相处的关系。如在约鲁巴王所讲述的故事里，约鲁巴先知用神话去强化自然节律同个人和民族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和谐，人们得以从日常存在中来把握现实，从而形成万物有序的整体观念，并进而从这种整体观念中获得集体的力量和道德的自信。“今日西方文明可追溯到……这些概念演变成一种实用、科学、唯物的世界观。非洲文化走了另一条道路……产生出了以人的精神需要为基础的另一种生活，一种社会——宗教的、井然有序的、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协调一致的生活方式。”^③这种和谐以及整体有序的观念正体现了莫里森所关注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她强调黑人男性和女性本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黑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则意味着二者间的和谐不复存在，意味着其中的一方的隐去。而无论哪一方的隐去对黑人种族的繁殖和发展来说都是致命的。
　　黑人传统文化除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外，还发展了多种与自然有关的诸如巫术之类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依赖源自客观观察的科技，而是对个体的恐惧、欲望和需求进行主观性的评价，这种主观性的评价使黑人社区更具有包容性，因为“社区内个体之间的区别与他们承担的提高社区利益的职责相对应”^④。这与西方传统社会中对角色的认定截然不同，在西方传统社会中，角色的认定是由同等级有关的财富、出身和职业等来进行运作的，而莫里森笔下的人物则是作为代表社区利益的社会性个体而存在的，社区成员之间的差距只是因其为整个社区和谐而承担的职能的不同而不同。对个体职能的强调而不是对等级的强调无疑有助于形成一个理想的社区，这种基于对集体和个体都有益的互动作用而形成的社区也对社区内的个体具有救治和养育作用。在莫里森的作品中，通过诸多方法对个体进行救助和养育作用的人物都是黑人女性或女性团体，如：《最蓝的眼睛》中，克罗蒂亚的母亲为派克拉提供食物；《柏油娃》中，森在溺水时一只女性的手把他拖出漩涡；《所罗门之歌》中，派拉特利用巫术帮助奶人出生等等。但自然之圆和社区之圆的破损导致女性上述作用的日益减弱。
　　另一方面，这种断裂还体现在黑人命名权利的失去和真实名字的隐去上。在这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社区之圆、和谐之圆、家庭之圆等的破损。
　　如《秀拉》中，黑人社区博特姆本是高山上的一块贫瘠土地，但白人将之命名为博特姆（Ｂｏｔｔｏｍ），意为“洼地”，而且白人还将之解释为这是“天堂的洼处”，代表着肥沃。很明显，这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派克拉的母亲在迁往北方后，她的名字在不同的环境中分别被称为“波林”和“布兰德拉夫人”；《爵士乐》中，主人公乔在被养母告知他的父母消失了，没留下任何踪迹，便以“踪迹”（Ｔｒａｃｅ）为自己命名等等。莫里森说过：“如果你来自非洲而且你的名字已不见了，那问题将会很严重，因为你所丢失的不止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家族，你的部落。当你死了之后，你如何与你的祖先取得联系。”^⑤失去名字意味着同传统历史文化的断裂。比失去名字更为严重的是失去了给自己命名的权利。梅尔维尔·赫斯科维斯（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在《黑人过去的神话》一书中这样论述到：“在非洲，名字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的名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一个人的人生中发生某种重要的事情或者他经历某种标志着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时，一个新的名字就诞生了。”^⑥早期美国黑人大都具有共同的经历——非洲、横穿大西洋、奴隶时期、解放、南部重建、后重建、向北移民、城市化和种族歧视。从他们踏上美洲的第一天起，白人就随意更改他们的名字，在以后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中，黑人都没有权利来为自己命名。如《爱娃》中的保罗·Ａ、保罗·Ｂ、保罗·Ｃ、保罗·Ｄ等和《所罗门之歌》中的麦肯·戴德等。名字被任意篡改体现了命名者对被命名者的统治和操控的欲望，而命名权利的失去则导致美国黑人逐渐忘却自我，忘却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女性主义者Ｍ·韦蒂格（Ｍｏｎｉｑｕｅ Ｗｉｔｔｉｇ）曾利用“主人／奴隶的暗喻”来揭示男性通过为女性命名而对她们进行统治，“黑人和女性一样，很容易因被他者命名而遭受压迫和剥削”^⑦。在莫里森的作品中，作为黑人祖先形象出现的黑人女性常被给予为他人命名的权利。最明显的例子是《秀拉》中的伊娃，伊娃为自己的儿子命名为“甜李子”，为她所收养的三个孩子命名为“露珠”；《爱娃》中的茜斯给女儿命名为爱娃等等。且不管这些孩子将来的命运如何，至少这些命名者在给他们传递一种集体无意识，传递一种信息：自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去中心化的（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而不是疏远的，是相关的而不是被物化的。但黑人女性随着自身社区职能的隐去而日益同社区隔离，不能再在与社区的互动中构建自己的身份，不能再表达自己的话语，更失去了命名的权利。由此而造成的巨大缺失无疑会造成黑人女性的身份危机，给具有异化作用的文化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事实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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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南方黑人的北迁，种族主义蔓延到全国，此时种族主义者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黑人女性作为对黑人民族实施控制的突破点。与南方对黑人采用暴力手段的种族歧视不同，北方城市的种族歧视更隐蔽、更间接、更巧妙一些，但危害性也更大。它们依靠的是强大的主流文化优势对黑人女性进行种种侵蚀，割裂她们同黑人文化传统的联系，从而达到控制整个黑人民族的目的。
　　首先，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女性的身体进行规训。因为“身体不仅是文化的最直观的载体，而且也是社会控制的实际和直接的中心所在”^⑧。白人主流文化利用强大的大众媒介宣传代表主流文化的所谓美，否认黑人女性传统美的标准，这使黑人女性的自我实际上遭到了主流社会的否定，她们不得不开始奢望具备一些白人的特征。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个人在接受意识形态对他的定义时，他就进入了该意识形态。当黑人女性用主流的白人文化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的外貌时，其自我也遭到严重的扭曲。如莫里森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塑造的黑人小女孩派克拉就是这样。当派克拉发现周围的人都喜欢白皮肤蓝眼睛的小女孩时，她就企盼能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一样的蓝眼睛。这里的蓝眼睛就代表着主流文化的判断标准，这也是导致派克拉最后疯狂的主要原因。更为严重的是，白人主流文化不但宣传自己的判断标准，而且使这种标准内在化，使受此标准规训的个体主动成为该标准的守护者。莫里森作品中多次出现“镜子”的意象，就是这种“种族主义内在化”的最好明证。如《最蓝的眼睛》中的派克拉，站在镜子前想发现自己丑陋的秘密；《所罗门之歌》中的哈加尔，站在镜子前想找出奶人不爱自己的原因等等。这里与其说镜子是一种社会判断，还不如说是个体在对自己进行判断。强势文化已经深深融入黑人女性的潜意识，这使她们摆脱不了被人奴役的命运。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也许米歇尔·福柯的“圆形监狱”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圆形监狱”理论用来说明身体规训需要持续的监视。他认为一个人若长期暴露在他人的监视中，慢慢的就会内化他人的凝视。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的监禁，只需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自己成为自身的监管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⑨
　　其次，主流社会利用黑人女性文学的失语状态来塑造黑人女性在文学及现实中的形象。芭芭拉·克里斯蒂安（Ｂａｒｂａｒ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在研究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后，指出其中主要塑造了两种黑人女性形象：第一是所谓的“妈妈”形象，这种形象主要出现在南方作家的作品中。她们都具有深黑的肤色、肥胖但十分强壮的身体、和蔼的态度、信仰宗教且擅长养育（这里指养育白人的孩子）。这种打上白人文化烙印的家庭主妇形象就作为一种标准被强加给黑人女性，以此来调整和控制她们的行为举止。这样，白人主流社会就成功地通过褒扬黑人女性的服从和耐心来把她们限制在家庭中，并压抑她们的反抗精神和创造力。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反向歧视”：即通过赞美黑人女性的特征和功能，反而把她们局限在一个特定领域，从而制约她们的发展。这些对黑人女性真实形象的扭曲及对黑人女性不恰当的赞美，实际就是重塑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自我”，黑人女性因不得不与这个不存在的“自我”时时抗争而造成性格上的分裂。在莫里森的作品中，这种分裂性格是借双重名字来体现的。如《最蓝的眼睛》中派克拉的母亲波林，她在白人费舍尔家中做佣人时被称为波林，而在自己的家中却要求孩子们称她为“布兰德拉夫人”。这种称呼转换的结果导致了派克拉的疯狂和两个哥哥的离家出走，家庭最终也被毁灭。
　　第二是悲剧式的混血儿形象。尽管混血儿具有两个种族的身体特征，但她们因出生的不合法性，因而更承受着一种身份危机的折磨。传统的黑人作品对此一般是从性的角度进行批判，认为这是打破黑白二元界限的最好明证。但莫里森却超越了传统，而采用黑人传统文化和新的女性理论对之加以论述，即：处于中间的群体更具破坏作用。这种破坏就像一把双刃剑，固然对白人主流社会有颠覆作用，但如果抛弃了黑人传统文化，那么它对黑人社区的破坏作用也是无法估量的。莫里森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诸如此类的混血儿形象，她们视肤色较浅这一生理特征为优势，自觉抛弃本身的黑人性，而主动按照白人的清规戒律来规训自己的行为举止，希冀以此达到民族的平等，这一想法无疑会导致黑人种族内部的分裂。《最蓝的眼睛》中的杰拉尔丁就是如此。她自称自己为有色人种，认为黑鬼吵闹，肮脏，千方百计地想抛弃自己与生俱有的黑人性。其实，她在抛弃自己的黑人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所有的生活乐趣：性爱、母爱、与人交往的能力等，她对派克拉的破坏就是明证，《柏油娃》中的简自小就受到白人文化的熏陶，她一直不敢承认自己的黑人身份。当面临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时，她只能以模特的身份四处旅游演出，希望摆脱那种孤独感。
　　这两种女性形象无疑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在心理上控制黑人女性的工具，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她们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情感、寻求完整自我的自由。
　　最后，在利用文化对黑人女性进行侵蚀和压抑的同时，主流社会还利用分裂手段来离间黑人男性和女性，利用黑人男性进一步加重对黑人女性的摧残和异化，令黑人女性承受着双重的压迫。在这里他们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对黑人男女进行分离，从而造就黑人男性和女性间的性别跨越，或称性别弯曲。按照女性主义理论，这种性别跨越原则上还是“因循性别的二元对分，跨越性别界限的人群会遭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⑩。哲达·勒纳（Ｇｅｒｄａ Ｌｅｒｎｅｒ）的《在白色美国的黑人女性》一书中写道：“因为最底层的社会地位、报酬最低的工作总是为黑人女性保留的，通常情况下，即使黑人男性在失业时，黑人女性也能找到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白人社会从经济上让黑人女性对抗黑人男性。”?{1}报酬最低的工作使黑人女性在社会中处于种族和性别等级的最底层，与此同时，黑人女性易获得工作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加重了黑人男女之间的紧张关系。黑人男性因失去工作而无力养家糊口，便不得不离家出走，以避免与家人呆在一起的尴尬境况，这样黑人男性就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气”，即在精神上遭到阉割。而黑人女性则去除了自身的“阴柔之气”，变成一家之主，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成员。为了释放内心的焦虑，被阉割的男性转而将心中的憎恶发泄到黑人女性身上，视她们为替罪羊。在《最蓝的眼睛》中，派克拉的父亲切利，年少时与一个小女孩约会，被两个白人碰到，白人逼迫他们当场做爱，此时的切利却把对白人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到了那个小女孩身上。又如《所罗门之歌》中的奶人麦肖·戴德，在去南方寻根问祖之前，他对哈加尔的始乱终弃以及对派拉特的以怨报德的做法也是将黑人女性当作了替罪羊。
　　综上所述，美国黑人女性作为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她们在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遭遇就像一个个破损的圆，没有保护，没有依托，这不仅意味着作为大地之母的黑人女性功能的隐去，黑人整体有序观念的不完整，和谐之圆出现了巨大的漏洞，而且意味着黑人道德力量的弱化和黑人的无归属感。这种现实也是美国黑人整体生活环境的反映。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张秀见（１９７３－ ），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女性文学研究。
　　
　　①②转引自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２４页，第２２页。
　　③塞奇：《黑色的非洲面具》。纽约：多佛出版社，１９７６，第１７页。
　　④Ｗｅｎｄ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 Ｊａｃｋｙ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ｎｉ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９２．
　　⑤⑥Ｄａｖｉｄ Ｌ．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Ｔｏｎｉ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ｌａ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 １９９７， Ｐ１２８， Ｐ１２０．
　　⑦Ｂａｒｂａｒａ Ｈｉｌｌ Ｒｉｇｎｅｙ，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ｏｎｉ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Ｏ-ｈｉｏ：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４４．
　　⑧⑨⑩沈亦菲：《被建构的女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第１５０页，第１６５页，第２８页。
　　?{1}Ｇｅｒｄａ Ｌｅｒｎｅｒ， Ｂｌａｃｋ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Ｐ， １９８１， Ｐ２４．
　　

• 张秀见： 　“土生”子与土生“子”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9期
• 张秀见： 黑人女性与破损的“圆”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