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学边缘化与文学发展的顺向关系熊　辉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6年第7期语文PLUS

ID: 97287

试论文学边缘化与文学发展的顺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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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学边缘化与文学发展的顺向关系

◇ 熊　辉

　　摘要：与学术界普遍认为边缘化使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面临着危机不同，本文认为边缘化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是文学从“工具论”向文学性立场的回归。文学的边缘化有利于各种文学样式平等自由地发展，有利于使文学形成冷静客观的社会视角和真实人性的人文视角，有利于形成文学发展的自由空间，因此，边缘化不但不是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困境，而且与文学的发展呈顺向的推进关系。
　　关键词：边缘化文学自觉文学性视角自由空间顺向关系
　　
　　通俗文学和消费型的大众文学借助市场经济的生产观念和迅速发展的传播媒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代了先前依附于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学对文坛的支配和控制地位，从而使主流文学和纯文学较其他样态的文学更加边缘化了。不少人认为主流文学和纯文学落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处境完全是“边缘化”惹的祸，只要重回社会的中心地位，文学不仅不会面临生存危机，反而会重塑“诗国”的光辉形象。此观点的主观目的很容易赢得每一位有文化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只具有浓厚的理想性色彩而无实践性意义，因为社会越发展，文学就会越脱离政治和经济的桎梏并疏离全社会的中心主题，文学就越不会像先前那样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解和传导而居于社会中心。因此，与学界一贯地认为文学边缘化会阻碍文学的发展不同，笔者认为文学的边缘化与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的纯粹化之间是顺向的推进关系，边缘化有利于文学回归文学性的发展轨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社会中心地位的丧失与其说是文学边缘时代的到来，不如说是文学自由时代的到来。政治对文学束缚力的减弱使文学从“工具论”恢复为“本体论”，重新获得了文学性立场和身份。正是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换来了文学创作空间的自由化和创作主题及形式的多样化，文学在卸掉政治桎梏的情况下其丰富性才会得以呈现。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口号的提出使文学并没有真正地失去中心地位，只是文学所参与的社会中心主题发生了位移，从政治中心滑向了经济中心。在商品生产和经营观念的影响下，为争取更多的受众（商品消费者），当前文学出现了俗化和平面化写作趋向，据此，有人批评当下文学创作失去了人文关怀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讲，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商品化社会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文学还不够边缘化造成的功利性写作。试想，如果文学真正地实现了边缘化，那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不会参与社会的中心主题——经济，它也不会为了赢得更多的受众而改变创作路向和价值取向，沦为牟取利润的工具。真正边缘化的文学是一种非功利的文学，当文学边缘化得只剩下自身时，那文学创作就会抛开功利色彩而成为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愉悦性活动。西方关于艺术的起源除了“摹仿说”之外，影响最大的就算“游戏说”了^①。“游戏说”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的产生和存在方式犹如小孩做游戏，其目的是纯然的精神愉悦，不带任何世俗的功利性目的。后来，经由康德的发展，“游戏说”上升为创作者和读者在进行审美活动时所处的非功利性的自由境界。清朝末年，中国也出现了这种非功利的文学观念，但这种观念恰恰是部分读书人在“社会边缘人的状态下”产生的。李伯元的《游戏报》和寅半生的《游戏世界》是倡导并实践“游戏说”较早的报刊，“比较当时很多以‘觉世’为宗旨的新小说杂志，《游戏世界》的创作倾向，更接近自由的纯文学”^②。为什么关注社会问题且学识渊博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等晚清名士提不出纯文学的“游戏说”而只会写出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样的文论作品呢？原因在于康梁等人以社会改良的领军人物自居，不可能抛开依靠文学变革社会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只有那些居于社会边缘的文人才会“忘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在把文学当作兴趣爱好和抒发性情的情况下创作出“纯文学”作品。因此，文学或作者地位的边缘化与文学作品的纯粹化是顺向的关系，边缘化不仅不会使文学面临生存和发展危机，在弃绝“工具论”的情况下，反而会提高文学的精神性和艺术性，使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门类。现在，纯文学的生存境地受到了俗文学商业化炒作的挤压而步履蹒跚，其原因是因为文学没有边缘化，它与经济的结合在使它成为赢利工具的同时势必将文学的观照对象变得庸常化，将文学表现的精神变得平面化，“美女写作”、“低龄化写作”和“身体写作”等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在文学完全边缘化为“无为而治”的时候，其自身的艺术性和精神性才会逐渐得到提升。
　　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来看，文学所谓的“中心”地位的丧失和对“工具论”观念的摒弃必然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由于对政治仕途的失望和对生命的悲观体悟使他们选择了“出世”的处世观念，从而以社会边缘人的身份自居。这些贤士连同他们的文学可以说在当时是绝对边缘化的，但正是这些边缘化的文学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自觉时期，而且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因为远离了政治和说教而显示出对生命和世界的深刻参悟，“魏晋风骨” 于是成了后世文学难以企及的高度。科举制度的推行在否定世袭制和推进文学发展的同时，也使文学陷入了僵化的创作模式，读书人行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二十世纪初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终结了文学与政治和官方的密切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学的发展新变创造了自由条件，一部分文人从官场的应试写作中退了出来，在书中没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情况下，他们的文学创作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成了纯粹的文学性书写和自我真实情感的表达：“写自己的感情，为自己而写作的新诗诗人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加，自然不再愿意受到为了应试目的的试帖诗等定型诗体的清规戒律束缚。”而且，他们的书写状态是自由的，因为“写诗不再是为了考试做官，写诗者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都有极大的自由”^③。从魏晋南北朝和清末民初等时期来看，文学因为远离政治和官场的边缘化身份使其自身的发展获得了自由的空间和上乘的质量，文学的边缘化趋势即文学性的上涨趋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文学因为社会变革的需要成了宣传启蒙或革命思想的工具，并且由于政治文化势力的人为强化，与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结合紧密的文学取得了文坛的霸权地位。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潮流的到来解除了政治对文学的束缚，使文学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地位。文学正常地位的回归使它失去了昔日“威风八面”的中心地位和话语霸权，据此，有人说文学边缘化了，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部分人对文学和自身先前所处的社会中心地位的留恋。主流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对社会现实和生活情感的放弃，也不意味着文学创作的凋敝和困境。近年来，文学发展的实绩证明了边缘化的年代恰恰是文学创作最为繁芜和丰收的年代，各种文学文体（而非只是“样板戏”）、各种文学题材（而非只是政治斗争和伟大人物）和各种话语方式（而非只是主流话语和政治话语）自由地演绎着文学的精彩和丰富，真正实现了文学反映时代现实和生活情感的深度与广度。这足以说明边缘化是文学的正常发展状态。
　　文学的边缘化有利于为各种文学和艺术样式营造一个平等对话和自由创作的环境。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与边缘相对的“中心”作一点说明。一般人所认为的文学中心地位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层面的中心，由于此前的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被动而非主动的结合），在政治至上的时代，这部分文学自然就取得了社会中心的地位；二是文学层面的中心，居于文学中心地位的与主流意识结合的政治文学是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唯一被允许创作的文学样式，由于它对政治的图解而被赋予了强权文化的身份，在文坛上处于一元的中心地位。如前所述，边缘化主要是指以主流意识为依托的文学作品中心地位的丧失，对这类文学作品边缘化社会地位的指认本身就意味着对其先前中心话语霸权地位的肯定。可以这样说，社会转型期的到来预示着原主流文学失意期的到来，主流文学社会中心地位和文学中心地位的丧失带来的是话语霸权和支配文坛发展走向的权利的丧失。“多元化”与其说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繁荣的描述，不如说是原主流文学从中心地位降格为与原边缘文学平等的地位；“多元化”是主流文学对边缘文学的认同，它为主流文学摆脱自身地位下降后的尴尬处境提供了平台。“在当下，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业文化更使纯文化、纯学术、纯文学再入‘中心’困难重重，于是便要求‘平等对话’，这样总比‘边缘化’要多一点学术上的尊严。”^④多元化是原主流文学边缘化后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保全自身的做法，否则，其在当前文学语境中的生存地位就会存在危机。文坛格局因为主流文学的边缘化所产生的一个积极结果是，意识形态文学、通俗的大众文学以及纯文学等处在同一个发展平面上，它们是平等的，不再有某一种文学处于压倒其他文学的中心地位。试想，如果没有主流文学的边缘化，没有主流文学中心和强势地位的失落，它允许其他文学与它平等对话吗？纯文学能挣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吗？文坛还会有丰富的“多元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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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边缘化使文学逐渐形成了冷静客观的社会视角和真实人性的人文视角。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文学由于对主流的政治思想意识的依附及传导而成为政治的工具，与政治的亲密联袂使文学陷入了对政治狂热的追逐和图解的旋涡之中，文学也因此失去了政治的“他者”立场。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文学运动的反映过程中，文学因为旁观者立场的缺失而失去了冷静客观的视角，结果使文学难免染上政治的“大跃进”色彩并发展出“假、大、空”的叙述模式。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行的政治抒情诗，一方面我们不否定诗人怀着真挚的自我情感来抒发他们对新社会和新制度的热爱，但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仅仅五十年之隔，这类作品就残存无几了。正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地位和作家身份的边缘化才使一大批作者站在社会和政治的“他者”立场上对建国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作出了冷静的反思，对当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严肃而客观的反映。比如陈忠实《白鹿原》和阿来《尘埃落定》等作品与先前的主流文学相比，自然是多了些冷静和深刻，少了些浮躁和肤浅。文学工具论观念的消除使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个人情感时更具真实性和合理性。目前，文学创作对宏大的历史叙事和英雄人物的表现持有相当稳重和“保守”的态度，作家纷纷将笔触的焦点锁定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上，“可以说，在经历了文学边缘化的痛苦之后，作家们以更为平常的心态创作出来的作品，多了人间的烟火气，多了真诚，多了对现实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关注，少了虚假，少了说教，大众化为它赢得了大众，也赢得了文学的生命力。”^⑤比如池莉的《来来往往》和余华的《活着》等作品均是对生活和生命本真状态的书写。所以，边缘化使文学从工具论回归到了文学主体的本体状态，文学的表现力、思想性和真实性加强了，文学的生命力也由此增加。
　　文学的边缘化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自由空间。文学发展的自由首先意味着各体文学和各式文学在文学的自律性道路上取得平等的地位，它拒绝政治意识的强力干预，也拒绝某一种文学样式的话语霸权和一元中心地位。文学创作自由语境的取得必然依靠纯文学边缘地位的稳固以及主流文学中心和霸权地位的失落。一个文学渐渐边缘化的时代就是文学“争得自由空间的时代”，正是社会转型导致了部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创作的自由时代才由此产生：“这是一个什么声音都有，却什么声音也听不清楚，任何一种声音都被其他各种声音包围、淹没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学秩序混乱却充满着发展生机的时代；这是一个选择机会太多却无法正确选择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学渐渐边缘化却由此争得了自由空间的时代；这是一个自说自话，谁都在争夺话语霸权却谁也不拥有话语霸权的时代；这是一个虽有着诸多不尽如人意，却最终还是五十年当代文学历史上最好的时代。”^⑥文学创作的自由意味着作品的书写题材和表现方式的多样化和自主化，从而引发作家创作非功利性的纯文学。既然文学已经边缘化了，那它就不会也不可能再依靠对主流意识的图解和传导来谋求发展；作家既然因为“学而优则仕”的选材标准的废弃而丧失了社会中心地位，那他的写作就不再是为了仕途发达，在文学不会带来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其创作必然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文学兴趣和爱好。在文学界，因为文学边缘化的到来和政治意识对文学控制力的减弱而产生了一大批非主流的边缘作家，他们因为与作家协会体制的隔离而成了“体制”的局外人，其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使他们抱着对文学本质性的热爱加入到了当代文学创作的洪流中。这部分人所处地位的边缘性决定了他们对大众原生态生活的接触和体认比一般的“精英”作家更为深入，其作品是对真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文学边缘化带来的自由空间不仅指文学表现内容的自由，而且指作家身份的自由和创作活动的自由。
　　通过以上的论述，本文不但对文学边缘化问题存有质疑，因为边缘化只是意味着少部分文学回归本位，文学根本就不可能边缘化。而且，即使文学边缘化了，也并不表明文学生存和发展危机的到来。相反，文学边缘化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平等自由的发展空间，促进了文学的纯粹化写作。极端地说，没有真正的边缘化，就不会有真正的纯文学诞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熊辉（１９７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博士研究生，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讲师。
　　
　　①西方最早提出“游戏说”观点的是德国人席勒，后康德等人对此观点进行了发展。
　　②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２页。
　　③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９月，第１８－１９页。
　　④杨小清：《审美权力假设与理解的合法性问题》，载《文艺争鸣》，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⑤王山：《’９９中篇小说扫描：丰富、平和、世俗、平面》，《文艺报》，２０００年３月７日。
　　⑥毛时安：《文学站在新世纪的门口——九十年代上海文学一瞥》，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