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转化故事是作家在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下创作的，但却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故事形态：积极转化、被动转化和逃脱转化。解读《创业史》《“锻炼锻炼”》《铁木前传》中富有代表性的女性转化故事，我们不难发现，这三种故事形态从另一个角度揭示着潜藏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作家思想和观念的“真相”，并指向“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思维方式。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 女性转化 故事形态 创作思维 真相
　　
　　在“十七年小说”中，“中间人物”并不占据文本的主体位置，他们为数不多，在“英雄”与“反面人物”的夹缝中尴尬而艰难地生存，是被教育、被转化的对象。在这类人物中，有相当部分是女性，她们政治落后、行为放荡、消极对待集体劳动。她们不是“解放”的时候就已被拯救的对象，而是在正常和平的生活秩序中有待转化的“中间人物”。有意思的是，尽管“十七年”的作家是在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下创作的（“共名”，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①），但是在叙述人物被转化的过程时却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故事形态：积极转化、被动转化、逃脱转化。柳青的《创业史》（长篇）、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短篇）、孙犁的《铁木前传》（中篇）是五六十年代具有经典意义的农村题材文本，其中素芳、“吃不饱”、小满儿三位女性的转化故事在“十七年小说”中最有代表性，恰好代表了女性转化故事的三种形态。我们可以通过解读这三个文本，从另一扇窗去捕捉 “十七年”作家在貌似强大统一的“创作意图”中包裹着的思想碎片，探求一种“关于观念形态的真相，被意识形态所压抑的真相”^②。
　　
　　一
　　
　　柳青笔下素芳的遭遇是悲凉的，她十六岁被一个饭铺堂倌诱奸怀孕后，被迫嫁给鲁笨的贫农栓栓，文本中的叙述者对她非常同情。这个叙述者是一个异故事的高高在上的第三人称人物，他“看到”素芳“脸上带着一种日子过得并不快活的忧郁”；他“知道”为了让素芳规规矩矩地过光景，“公公常常三娘教子式地训她，男人曾经打得她多少日子下不了炕”。他“目睹”了素芳被堂姑父“富农”姚士杰诱奸的情景，不仅感叹“不幸的女人……她怎么还不如在场的禽畜呢”，但是，叙述者对素芳又抱强烈的批判态度，不仅是因为她与姚士杰有暧昧关系，还因为这个不幸女人的一点点“越轨”念头——“幻想着和生宝在一起相好”，接近梁生宝。他巧妙地透过他所信赖的先进青年梁生宝和欢喜的视角来评论这件事。面对着送袜子的情意绵绵的素芳，“生宝气得冒了火，很不客气地申斥她：‘素芳！你老老实实和栓栓叔叔过日子！甭来你当闺女时的那一套！这不是黄堡街上，你甭败坏俺下河沿的风俗！就是这话！’”欢喜则为素芳的行为感到羞耻，他认为“要是有人给他说素芳婶子这样的贱货，他宁愿打光棍一辈子”。
　　作为虽不现身，但“声音”很强的“缺席的在场者”，这个叙述者主观而又权威地挖掘素芳“堕落”的根源。首先，“旧中国小市镇庸俗、低级、灰色的生活环境，轻而易举地损毁了这个幼小的灵魂”；接着，瞎眼公公“毫无阻碍地行使家长职权，不让她参加群众会、妇女会和其他社会活动”。他这样总结，“当一个女人还没有阶级觉悟，还没有自觉到劳动最崇高的时候，她还能从什么旁的角度看人生？”要拯救她，只有把她改造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小说的第二部讲述了素芳被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短，素芳参加了几次妇女小组学习会，在两条道路的教育下觉悟。叙述者以素芳为聚焦人物，运用大量自由间接引语讲述素芳的觉醒与忏悔。对于过去，那是“羞耻啊！羞耻”，今后思量，“她想这‘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大家富裕的路。她入了社要好好劳动，不只过好日子，她还要给大家好印象”。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使人物意识自然地与叙述者的声音相混合，叙述者在转述人物思想时巧妙地流露了自己的态度，读者能明显感受到叙述者是多么欣赏素芳的耻辱感，叙述语言的流畅简洁暗示着素芳思想转变过程的顺利（故事时间也很短，才两天），素芳的故事到此结束。
　　由于文本中的叙述者是可靠的，这个貌似圆满，结局保持光明亮色的故事阐释了作者这样的观念：生产上的先进与落后、政治上的善与恶、道德上的美与丑是紧密相连的，素芳的“贱”更多的是因为政治上的落后（给富农当女工，甚至发生关系）。作者虽同情素芳的不幸但厌恶和鄙视她哪怕一点点的个人感情追求（与先进人物是勾引，与反面人物是堕落），因为其丈夫是“老实能干”的贫农，只要她提高阶级觉悟，能劳动就必然能过上幸福生活。抛开叙述者的评论干扰，不难发现，素芳的故事实质是一个悲剧。她的积极转化是压抑所有作为女人个性化的渴望和追求，放弃摆脱不幸婚姻的努力，自觉沦为一具为社会劳动和为农民阶级传宗接代工具的过程，她只有作为一种“职能”而非主体才被纳入“新社会”的秩序中，这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多么的不相称（转化应是利用新社会的力量把“物”拯救为“人”）。叙述话语的分裂、矛盾流露了作者貌似强大的“先进思想”中潜藏着的简单僵化的政治理念和带浓重封建色彩的男权意识，这种狭隘的政治视角和强烈的夫权意识最终取代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二
　　
　　如果说素芳的转化被作者赋予了“自愿接受”的色彩，“吃不饱”的转化则充满了强制的味道。
　　在《“锻炼锻炼”》中，“吃不饱”是由副主任杨小四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引出场的：“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敢偷又敢抢，纪律全不要／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谁给提意见，马上跟谁闹／没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大字报写得很生动，形象地勾勒了一位受时代批判的妇女的行为特征：缺乏政治觉悟、“自由”劳动积极、集体劳动消极、无理取闹。但其落后的根源是什么？奇怪的是，叙述者并没有从政治的视角继续深入探究，却把叙述角度转向了对其婚姻隐私的介绍，“在李宝珠看来，她这位丈夫也不能算是最满意的人，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不是个干部——所以只把他作为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离婚”。“吃不饱”婚姻不如意的原因是男人不是个干部，为什么她希望男人是个干部呢？叙述者又避而不谈，却颇有兴趣地把她对丈夫“暗里规定暗里执行”的“政策”细细道来——她要掌握经济大权，多弄一点积蓄，还经常偷吃。从嘲讽式的调侃中，从曲曲折折、半隐半明的叙述中可以推测，“吃不饱”要改嫁的目的是“干部”身份的丈夫能给她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能让她“吃得饱”，这样，“吃不饱”不愿参加集体劳动的原因也就只有一个：农村贫穷，集体劳动所得报酬低下，基本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满足。（其实她真的吃不饱，吃得饱谁去偷吃面条呀？）
　　“吃不饱”的自私和不爱参加集体劳动是要转化的，为了转化她，干部采用了整治的手段。首先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批判，接着引诱她“犯罪”（先骗妇女们自由拾花，再突然改为集体摘花，“吃不饱”她们不知道，就自己单独去“偷”），最后开群众批斗会要求她坦白交代，否则就要送法院。“吃不饱见大风已经倒了，老老实实把她怎样和小腿疼商量，怎样去拉垫背的、计划几时出发、往哪块地去……详细谈了一遍。”
　　“吃不饱”在群众的集体压力下和干部的恐吓中承认了偷棉花的“罪行”，其所谓的转化完全是“整治”的结果。她被迫屈服的是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一股具有绝对权威的政治力量，她害怕失去人身自由，害怕个人利益被损害，而“偷懒”、“偷吃”、“取巧”的思想根源根本没有被触及，她并没有提高觉悟，并不心甘情愿地“悔改”。在文本夸张的充满讽刺色彩和紧张节奏的叙述中，保留了可以被解读的落后妇女的转化真相，她们的转化也许并不像柳青想象得那么积极轻易彻底，而是被动而无可奈何的。像“吃不饱”这些有小缺点的农村妇女，没有人关心她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欲求，更没有人尝试解读她们因为生活的贫穷而扭曲的心灵，她们被剥夺了话语权，被丑化，被摆上批斗的“祭台”，被强制参加集体劳动，沦为受愚弄和被斗争的对象，完全失去了独立人格的存在意义。故事虽然是大团圆结局，但赵树理并没有强行拔高“吃不饱”的思想境界，没有扭曲人物的性格逻辑，这可谓意味深长，它保存了妇女消极对待转化的内心体验，展现了妇女被强制转化的真实生活场景，在热闹的叙述中暗含了内在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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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不管是“积极”的转化还是“被动”的转化，柳青和赵树理在虚构落后妇女转化故事时都表现出了很强的主观性，他们想象了落后妇女“应有”的特征，强调她们转化的必然性，强制规定了她们的转化之路，不管是素芳还是“吃不饱”都没有任何“上诉”的权利，这种想象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的。然而，《铁木前传》的作者孙犁却怀着犹豫之心塑造了一个“另类”落后妇女形象。文本中的小满儿同样是个被村里人认为政治落后、道德行为不端的年轻女性，但叙述者在讲述她的故事时，情感与态度并不像《创业史》和《“锻炼锻炼”》中的叙述者那么清晰、简单，那么具权威性地高高在上地评说人物，他不愿直截了当地作道德判断和政治评论，而是更多地展示场景，更多地从人物视角叙事，更多地让人物有自我表现的机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小满儿出场的场景富有闹剧色彩。小满儿去推碾，“青年们的眼睛就一齐转向她那里”，她推不动，一个叫大壮的青年忍不住施以援手，马上，比丈夫足足大八岁的大壮女人扑了过来，痛斥大壮，骂小满儿“小母狗儿”，小满儿的姐姐闻言狂奔过来，一场混战开始了。这时，“青年们注视着小满儿，小满儿簸着米糠，脸涨得像块红布，这女孩子，过去在多少男人面前，也是号称难惹的，但是今天遇到这样的场面，她低着头，连一句话也没讲”。虽然叙述者披露了一个“秘密”——她“过去”难惹，但此刻低头不语的小满儿只能引起深深的同情与爱惜。叙述者没有直接对小满儿的行为作道德判断，但在整场闹剧中小满儿都不是主动出击者而是被动承受者，大壮女人和小满儿姐姐的无理、野莽、强大与丑态更反衬出小满儿的无辜、无助、弱小与美。这样，在貌似客观的讲述中分明可以感受到叙述者对人物带着点欣赏的同情，他把小满儿的“放荡”看成自然流露的风致，并没有多少道德上的缺陷，不像先进青年那样厌恶和鄙视她，于是，小满儿需要改造、转化的理由就似乎不那么充分了。
　　叙述者给予了小满儿更多的话语权，她是三位女性中唯一敢于与先进人物正面交锋的。当九儿问她：“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小满儿冷笑着说，‘我是和你一模一样的那种人。’”其实九儿的问话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因为不认识她，但小满儿却像一只刺猬，一碰就竖起了浑身的刺，她的回答流露着自尊、自卑、敏感、自卫等种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她是多么在意被人们看成另外一种人啊！当保定来的干部住到她家，小满儿对他说：“你了解人不能像看画儿一样，只是坐在这里，短时间也是不行的。有些人，他们可以装扮起来，可以在你的面前说得很好听；有些人，他就什么也可以不讲，听候你来主观的判断。”小满儿的话饱含了没有明言的抗争与苦恼，她拒绝村里人简单地把她标签成政治落后、道德败坏的放荡女人，她满怀想融入正常的生活又被有色眼光包围以及走投无路的痛苦……小满儿的话让干部长久失眠，“他希望小满儿能在他的帮助下，有所改变。他并且想到，只有在学习和工作里，小满儿才能改变。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明白，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她”。故事的叙述者悄悄躲在背后，小满儿的申诉和干部的思索（“干部”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可理解为一个具权威性的视角），构成了来自文本的强烈声音：人性是复杂的，要转化、改造一个人，首先要解读她的内心世界，而不是用现存的公式、现存的口号去思想，凭主观想象武断地作出评判。小说关于小满儿的最后一个情节，依然以场景的方式展示。干部领小满儿参加学习，小满儿带他抄近路，经过一个尼姑庵，小满儿讲了一个因恋爱不自由而上吊自尽的尼姑的故事，接着，她似乎歇斯底里，大呼见鬼，干部只好让六儿背她回家，“起初，六儿有些害怕，但等到她偷偷地把嘴唇伸到他的脸上，热烈地吻着的时候，六儿才知道她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这是小满儿故事的高潮，是她最精彩的一次表演，她半真半假地骗过了干部（感怀身世，伤感是真，害怕是假），巧妙地逃脱了他的监督，躲过学习。直到故事结束，她依然我行我素，先进人物连转化她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小满儿如此胆大妄为，奇怪的是叙述者对此却不置一词，这非常耐人寻味。但从整个叙事结构来看，叙述者态度的含糊暧昧无疑流露出他对小满儿是否应该被转化、如何转化感到困惑。尽管在故事开始时，他“希望有一种力量，能把她引纳到人生的正轨上来”，但随着叙事的深入，他越来越沉默了，竟然放纵小满儿“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而不是如素芳般顺从或如“吃不饱”般屈服，小满儿最终走了一条叛逆而又悠然自得的路。
　　与其说《铁木前传》讲的是落后妇女的转化故事，倒不如说它讲的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女性张扬自我的故事。孙犁不是把落后女性作为必须接受改造的“客体”去想象，而是更多地考虑她作为一个主体的自主要求，他给予了小满儿反动与叛逆的空间，给予了她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作为政治拯救者和男性拯救者形象出现的“干部”的失败，更蕴含着他对当时整套的道德标准、价值评判、强迫性改造做法的怀疑。这不仅体现了孙犁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人的感情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且也流露了他作为一男性作家的性别观念，他对男性是否能解读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心存疑问，因此没有把“父”之法强加于女性身上，在一个以所谓的“男女平等”模糊淡化女性声音的时代，这种男性自觉的性别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柳青和赵树理故事中转化的成功意味着女性的失落，那么，孙犁的“失败”张扬了女性鲜活的自我意识。
　　在以叙说阶级斗争故事为主体，歌颂先进性和革命性为主旨的“十七年小说”中，女性转化故事往往只是小说的次要部分或者插曲，多起衬托作用，但通过对三个典型文本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另一扇窗口的风景有着潜藏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作家思想和观念的“真相”。如素芳般“理想”的转化故事展现了当时政治话语的权威，它可以让作家完全忽略了人的要素；如“吃不饱”般“真实”的转化故事无疑曲折地表达了作家的民间立场，一种现实主义的客观性：而如小满儿般逃脱转化的故事则让我们听到了在一个推崇集体话语的时代，作家发出的饱含个性化思考的微弱声音。不仅如此，从这三种故事形态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到“十七年小说”作家在讲述故事时表现出来的“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思维方式。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是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提出的两个概念^③。解放政治指力图将个体或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实质上是一种“他人”的政治学，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这种权力被理解成一个个体或群体将其意志加诸他人之上的能力。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相比，如果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在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
　　《创业史》和《“锻炼锻炼”》创作都沿用解放政治的思路。作者思考的是女性在落后势力的强迫和不良习俗的影响下“必然”具有的落后性，把问题推到极致，然后，设计一种“他人”的权力去改造人物，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机遇，转化人物。但是，人物故事蕴含的悲剧因素却恰恰突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不管是素芳的积极转化还是“吃不饱”的被动转化都没有真正体现转化应有的自我反省、独立思考和合理愿望的自由实现。（柳青和赵树理都“不约而同”地回避了人物的情感要求，《创业史》里梁生宝对素芳要求离婚的回答是，“暂时间不帮助她争取这个自由，等到将来社会风气变得更好了再说。”）而孙犁则突破了历史的局限，不自觉地沿用了生活政治的思路叙述故事，思考在改变了的社会情景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如何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道德完善，反思如何在磨难中，在规定的无可奈何的情境下自我实现。小满儿的故事虽是“前传”，却独立自足，它给予了读者从理解人的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换位思考转化对人物的另一种意义，转化的另一种实现的可能性。
　　很明显，在国家解放的初期，文学创作依然深受战争文化规范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十七年小说”创作时都沿用“解放政治”的思维方式，突出、放大来自外部的权威力量对人的改造意义，而能够突破战争思维的局限，反思自我的生活困境，探究如何促进道德自我完善的作品是凤毛麟角的，也许，只有在打开另一扇窗时，才能看见这么几朵墙角之花在风中顽强地绽放。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少瑜（１９７４－ ），文学硕士，肇庆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页。
　　②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６页。
　　③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７页。
　　

• 王少瑜： 另一扇窗的风景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