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野蔷薇》里一系列“时代女性”不是任何政治理念的符号,她们身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这个特殊的时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经受了激烈的文化冲突,演绎了复杂的心路历程。《野蔷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点,由此可以观察到:在“五四”的狂风暴雨过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互激荡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情感文化形态。
关键词:《野蔷薇》 传统与现代之间 文化冲突
多年来对茅盾第一个短篇集《野蔷薇》意义的解读多是一种僵化的理念图解。论者要么把它置于《蚀》三部曲同一的语境读出一系列“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追求、迷茫和挣扎;要么把它与《蚀》《虹》《子夜》《林家铺子》等等一起归入“社会剖析小说”,从而完成对茅盾理性创作思维模式的阐释。这两类观点都力图从“社会——政治”型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对文本所呈现的历史和本原历史存在一种同构关系的先念预设,以“索隐”的方式揭示出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镜像式对应关系。在这种历史观和意图模式的规约下,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很容易就成为某种政治理念的符号。事实上,如果我们联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文化叙事情境再读《野蔷薇》,就会感觉到文本所弥漫着的浓郁的文化批判意识。
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对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到了二十年代末期,文化心态已渐趋平和。三十年代,除左翼作家倡导的“革命文学”外,文化叙事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径前行: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湘西叙事系列,作者试图站在“乡下人”的立场构建一个美轮美奂的诗性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对抗他所憎恶的现代城市生活,这一创作指向,实质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回归;另一类是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新“感觉”书写,它通向了一条遗世独立的羊肠小道,把人物幽囚在感觉、情绪的牢笼里无法自拔。这两条道路都无法通向中国现代文学的康庄大道,倒成为传统与现代相互对立的两个极地。茅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其文化叙事策略正好处于这两个极地分化之初,它的出现为我们展示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纷呈的文化情景:娴娴、桂、环、韵、琼华们不是任何创作理念的符号,不隶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也不幽闭于象牙之塔;她们既有独立的思索和行动,又受制于传统力量的规范和约束;她们既有着女人“生的喊叫,灵的颤动”,又伴随着“血和泪”的挣扎。从某种意义上说,《野蔷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点,由此可以观察到:在“五四”的狂风暴雨过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互激荡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情感文化形态。
一
“五四”启蒙运动不仅促成了“人的觉醒”,也促成了“女人的觉醒”。长期在封建伦理和父权文化宰制下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开始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子君、露沙、玉君、沁珠、静女士等一批高扬女性主义旗帜的时代女性相继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野蔷薇》作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间,娴娴、桂、环、韵、琼华等也在特定文化背景下适时加入到“时代女性”的行列。茅盾一方面通过她们的情感演绎和心路历程,表现娴娴们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为独立和自由做出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又让她们置于传统文化的对立和束缚之下,从而表现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
《创造》采用“三一律”的写法,讲的是一对小夫妻君实、娴娴之间“创造”与“被创造”的矛盾和困惑。其实,就人物根基而言,君实和娴娴均是在传统文化的沃土里生长的两棵植株,本身构不成矛盾,可恰逢他们处于变革时期,于是早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实对于未来的夫人才会有这样的理想:既要有“中国民族性做背景”、“中国五千年文化所遗传”,又要有“全新的思想”、“全新的性情”,并且“不偏不激,不带危险性”。儒家文化体系历来以“不温不火”“不偏不倚”“中正”“合理”为其最高审美境界。在此,君实关于“全新的夫人的理想”,其实正是传统文化中庸之道在新时期婚恋观中的一个翻版。他对娴娴的一系列创造,也是传统男性主体意识支配下的一个大男子在接受现代文化思想后,激发的对一个理想妻子的努力“创造”行动,仍然是一种保守的文化心理。而娴娴则表现为另一种情感形态,虽然她仍是传统的,却呈现一种完全积极、开放的态势,显示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拥抱接受。她不囿于君实的“理想”,而是按自己的个性追求勇往直前。正如君实所烦恼的:“他破坏了娴娴乐天达观的思想,可是唯物主义代替着进去了;他破坏了娴娴厌恶政治的名士气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盘踞着不肯出来了;他破坏了娴娴娇羞娴静的习惯,可是肉感的,要求强烈刺激的习惯又同时养成了。”①真是黄道士召鬼,烧符念咒时,惟恐鬼不来,等到鬼当真来了,又怕得什么似的,抱怨那鬼太狞恶,不是他理想中的鬼。开放与保守,勇敢与怯弱,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构成了娴娴与君实的主要矛盾。反映在“五四”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变革时期,人们在继承传统文化和接受现代文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从而提出应怎样继承传统建设现代新文化这个重要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无疑具有象征意义。
这一象征在当年十二月发表的《诗与散文》则更被具象化。“诗”与“散文”也是《野蔷薇》集中最富有象征性的意象。在此,“诗”被象征为传统的空灵、神秘、合乎旋律的爱情;“散文”则被象征现代的粗浅、现实、肉感的男女两性之事。青年丙厌倦了散文式的迷人寡妇桂,转而追求诗意的表妹,结果表妹随父去了北平,丙又想得到桂,这时的桂却坚决地说“半次也不行!”仅此看,也无非写男女三角恋情,但如果我们透过这“散文式”的故事框架,不难看出传统的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所发生的尖锐冲突。青年丙对“诗”与“散文”的态度,构成两种不同性文化的矛盾内核。
受过“五四”新思潮冲刷的丙当时颇有几分狂热劲,他把这份狂热传染给桂,不想竟产生旋风般的作用,爽性在桂的身上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娇羞的“贞静”少妇,变为一个追求“强烈刺激”,追求“青春快乐权利”的新女性。在正统的文化叙事中,女性总是作为弱势、配角被安排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无论是“英雄美女”或是“郎才女貌”,女性的才能均被绝对弱化以至最多成为男性世界的点缀。关于男女性事,男性更是掌握绝对的话语霸权,这种霸权的冷酷专制,以至于几百年来把一个只是追求女性正当权利和生命体验的潘金莲活活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昭雪。这种男性主体的心理习惯已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感形态。所以,“面对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现实化,一天一天的粗浅化” ②的桂、丙和君实一样玩了黄道士召鬼的游戏,只好拼命地向所谓的诗意逃遁,向传统回归。
这也正说明在传统文化濡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即使经过“五四”大革命的冲击,要想真正实现思想的现代化是何等的困难。无论是丙对诗意的渴求,对肉感的桂的迷恋所透露的内心矛盾混乱,还是君实对娴娴由满腔热情的“创造”到紧张、失落的心理过程,均说明在历史的交叉地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生的碰撞给人们内心造成的矛盾和困惑。
如果我们再从性别叙事上分析,这也正暗含了作者对传统男性主体意识的颠覆。在《创造》《诗与散文》篇中,茅盾始终满怀热情地站在女性立场上,对男权社会加诸女性的种种束缚给予无情的嘲弄。娴娴作出的 “先走一步了”、“倘使少爷不赶上,她也不等候了”③的决定;桂对丙的断然拒绝:“半次也不行!”④言词简短、利落,情感上不带丝毫犹疑,充分表现了女性在挣脱了男权中心思想束缚后的豪迈和果敢,表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过程中,现代文化所取得的局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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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然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时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保守的观念仍会如磐石般牢踞于人的意识深处,于是也有些知识女性就常常在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极地之间艰辛地奔走,并一次次地承受灵魂撕裂的剧痛,有的甚至跌入到死亡的深渊。
“她站在床沿,全身发抖,眼睛里充满了血。她再不能想了,只有一个念头在她的胀痛到要爆裂的头脑里疾转:宣布那一些骗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恶!死就是宣布!她不让自己犹豫似的将头颈疾钻入丝带的环内,身体向外一侧,两脚便离了床沿。”⑤环小姐并非是个悲观厌世主义者,就在她将头颈钻入丝带环内的一刹那,她仍记起十七岁那年的新思潮怎样激动她的灵魂,她怎样渴望新的光明,梦想着新的幸福,庆幸自己尚未订婚,怎样暗示给姑母,表示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怎样半惊半喜地接近男性。仿佛这一切就在昨天,终于吮尽了恋爱自由的糖衣尝到了中心的苦味发现自己已有身孕,而爱人又“为了更神圣的事业”离她远去时,无可奈何,只有把自己交给了死神。
传统文化的男性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成就了“经典性”的“贞节观”。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必须“从一而终”,一旦女人失去贞洁,就只得以死谢罪成为“节妇”“烈女”。如果我们循着环小姐失恋后自责、忧疑、恐惧、神经高度紧张以致决定自杀这一心理轨迹,不难看出,促使环小姐自杀的不仅仅是事件本身和人物性格的软弱,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这张巨网对她的覆盖窒息,是封建文化中的贞节观对人物命运的支配操纵。
如出一辙,《昙》中的韵女士也经历了环小姐同样的遭际。虽然她没有像环小姐那样把自己的脖颈塞进丝环,但她所表现出的对“父命”无力反抗的逃避主义哲学,对爱情既向往又胆怯的投降主义,均说明传统的知识女性,要想真正走上自由恋爱的幸福之路,步履是何其艰难。
《一个女性》则从另一个角度抨击了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对个体生命的戕害。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审视琼华的心理发展过程。初次露面的琼华,才是一个初级中学毕业的小姑娘,美丽单纯,充满幻想。在她正欲拭足踏入社会之时,生活就给她上了冰冷的第一课:“遗产事件”。所谓“遗产事件”,无非指张彦英是“遗腹子”。一些恶意的谣言家就说他是从哪儿抱来的弃儿,这在素重“身家清白”的乡间仿佛犯了弥天大罪,人人得儿唾骂之。儒家文化历来以家庭血缘作为结构宗法体系的经纬线;以“名分”“清白”作为封建宗族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名不正则言不顺”,人们可以为“名分”“清白”牺牲实际的幸福。这种文化形态的极度发展势必导致人格的萎缩和价值观念的混乱。“在这里,姨太太、童养媳,都看做良风美俗;丈夫在外面宿娼,妻子在家里偷汉,生了儿子,因为有名义上的父母,社会便不以为怪”⑥。张彦英这番愤激之词,道出了人情世态残酷的一面。对琼华这位天真的小姐来说,她一向在美幻的仙乡里做梦,何尝想到现实人生真有如此丑恶。
琼华的“人生第二课”,是因“替身家不清白的张彦英辩护过”而招致各种谣言对她的攻击,而且一些恶言竟来自一些在自己面前揭露别人的“忠诚义士”。如果说“遗产事件”让琼华第一次目睹了事态的炎凉,而人性的虚伪、人心的险恶更让琼华痛苦、迷惘,逼她陷入对人类幻灭的深渊……如此遭际,原因到底在哪里?仅仅是替张彦英辩护的三言两语?固然这也是激起人们同仇敌忾的重要原因,显示了这个有多家望族的小镇,“名分”“清白”是多么合乎世道人心,更重要的是琼华发出了与整个小镇口径不同的声音,这才大大触伤了人们情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一言堂”的家长制舆论导向,使得个体的思想意志被消解逐渐演化为一种庸众心理。这种心理习惯已积淀成为国人判断是非、处理人际关系的常见情感形态。如此氛围下,难怪琼华就如奥尼尔名剧中的那只贸贸然闯进社交名流云集的欢乐场中的大毛猿,因其“不通时宜”,自然只有被作弄的份了……
然而,琼华毕竟不是毛猿,于是她努力藏起“真我”,用她内心鄙夷的“假我”与人周旋,然而这“假我”却帮助她在社会上步步高升,她成了交际的明星,成了一乡的女王。
琼华不愧为本土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凭她的机警稍一变通就搭住了传统文化的脉息。而这一“高升”也正说明了传统腐朽势力之强大。古薇园十七初度的生日庆典是琼华生命辉煌的顶点。但这辉煌也恰如昙花一现。随着父死母病,家道中衰,周围的一片献媚之声遽然离她远去。她终于经受不住一系列打击,满怀对爱的渴望,对这世界的怨恨,凄凄惶惶地死去……
琼华的死,极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那句关于悲剧的名言:“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此,一个年轻、纯真、充满热情的生命的毁灭,所激起的情感不仅仅是崇高和惋惜,更多的还是深深的思索。
我们回溯环小姐、韵女士、琼华的生命历程,经历她们怎样由纯真的向往,积极的抗争,终至沉沦、灭亡的命运,不仅让人联想起那个当稳了奴隶,“嘴角渐渐有笑影”、“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的祥林嫂。置祥林嫂于死命的不仅仅是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对她的胁迫,更是精神的贫困,是她意识深处那块封建文化的磐石对她的窒息和压迫。诚如叶子铭评说的,环小姐、韵、琼华只是“屈服于旧传统旧势力的压力,在人生的路上苦闷,彷徨,终于成为封建主义牺牲品的女性”⑦。与祥林嫂比,虽然她们所处时代不同、身份各异,但亦如茅盾所期望的“写一些‘平凡’者的悲剧的或黯澹的结局,使大家猛省”⑧。站在历史的高度,写出封建文化对国人精神的戕害,茅盾和鲁迅有异曲同工之妙。
茅盾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小说家,他的一些作品几乎可以看作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史诗”,无论是《腐蚀》《子夜》,还是《春蚕》《林家铺子》,均为我们展示一系列社会重大事件,显示一个社会革命家的卓识韬略。《野蔷薇》是个例外,虽然在写作《创造》时也是“有意为之”,为了舆论界对《幻灭》的批评进行一些辩白,要说明在大革命过程中,虽然有慧女士、静女士那样些对革命幻灭、动摇、软弱的知识女性,但也有像娴娴那样性格刚毅的女子。可因为茅盾当时的胃病、神经衰弱,蛰居上海、东京,“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没有新题材”⑨。这使得他有足够的心理空间对“五四”以来的文化走向进行较理性的反思。也使得《野蔷薇》集中的作品均不同与他后来小说创作中表现的关于“社会——政治”的理性内容。这种“本我”的书写方式,也就使得娴娴、桂、环、韵、琼华们一不小心逸出了作者一贯的理性创作思维模式,让她们在诗与散文——传统与现代之间,演绎她们作为“平凡者”或精彩或黯淡的人生。这种“本我”的书写方式,也使得娴娴、桂、环、韵、琼华们迥异于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们,由于受某种政治理念的规约而显示的人物内心情感的单一。
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茅盾的整个创作实践中不是最主要的成就。《野蔷薇》辑录的也只有五个短篇,但作为茅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所呈现的独特的创作视角和艺术功力,不能不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望这束带刺的“野蔷薇”。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游路湘,杭州广播电视大学科研督导处高级讲师。
①③茅盾.创造[A].茅盾全集(小说八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第31页.
②④茅盾.诗与散文[A].茅盾全集(小说八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第97页.
⑤茅盾.自杀[A].茅盾全集(小说八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⑥茅盾.一个女性[A].茅盾全集(小说八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⑦叶子铭.茅盾漫评[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 259页.
⑧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A].茅盾全集(小说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3页.
⑨茅盾.《茅盾文集》第七卷后记[A].茅盾全集(小说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