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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丹 文选 ]   

大河与浪花

◇ 李丹丹


  摘要:该文通过对杨沫作品《青春三部曲》中林道静形象成长变化的分析,揭示出林道静走向革命后与工农革命的完整结合,发现了后期林道静的魅力已比前期逊色;在比较了林道静与另一女主人公柳明的不同人生后,文章考察出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工农革命的社会中只有放弃知识分子自我的人生无奈。
  关键词: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自我 工农革命 命运 无奈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一词的原意
  “青春三部曲”是作家杨沫试图以一名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书写同代知识分子青春的知识分子人生经典。三部曲先后出版:《青春之歌》《芳菲之歌》(《东方欲晓》)《英华之歌》,林道静等人在经典的世界中沉沉浮浮,撼动无数读者的心灵。三部曲中最有魅力的是头一部《青春之歌》,不过,整个三部曲中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都在表达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无奈、理想无奈和信念无奈。
  《青春之歌》的魅力在于人物林道静的典型性。林道静作为现代时期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极易敏感于时代社会的污浊,而革命的反现实的浪漫主义品质(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来,革命是反现实的,革命就是浪漫的)又正好契合着他们超现实的理想追求,林道静逐步地走上了工农革命的道路,这期间,她当然要经受一次次知识分子式革命方式革命思想与工农大众式革命方式革命思想磨合的历程,最后才终于完全地走入工农革命,得到了革命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作品细致地描写了林道静对革命认识的逐步加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浪漫主义思想的转变。这些,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里是非常典型的,林道静的形象唤起了众多时代青年向往革命、走向革命的激情,深受欢迎。像鲁迅关心娜拉走后会怎样,许多读者十分关心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以后的情况,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里,林道静的革命道路又会怎样?与工农结合之路又会怎样?
  八十年代中后期,杨沫打算写《英华之歌》,并将《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把它们和《青春之歌》组成“青春三部曲”。作者打算写《英华之歌》,是要重整林道静的命运,进一步阐释林道静的形象内涵,用三部曲系列表现中国现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与革命共同成长的命运。此时作者创作观念已发生了变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在《东方欲晓》中,作者又描写了另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柳明走向革命,但与林道静的道路不尽相同。全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时,国家民族处于存亡绝续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也把救国救民视为己任,主动去承担天下兴亡的责任,因此在全民族进行抗日救亡的历史大河之中,舍救国救民之急务先求个人之自由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使命感的特点,因此要说柳明撇下了个人前途而献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可以理解。但柳明与林道静在革命起步时的确有所不同,她不像林道静那样积极地参加那么多的革命前期工作,主动争取组织的信任,而是多少有些被动和无奈。柳明对共产党的认识虽然和林道静一样是基于对共产党人的爱慕而逐步地形成的,但她立志学医而不能(学校搬迁,又不愿与追求者白士吾去日本继续求学),滞留沦陷区,没有其他个人出路,性命难保,而且,人人都去救国了,她总不能守着自己的小天地,曹鸿远等共产党人不顾个人生命安危而为抗日奔走的情景又总萦绕在她的心里,让她感动又使她羞愧,于是她想“抗战也是需要医生的”,她要去救治伤病员,也算为抗日尽点绵薄之力,于是她走向了工农革命。况且,在柳明走向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已呈燎原之势,加上其明确的抗日态度和实际作为,无一不在晓示天下大众:只有去延安才是真正的救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是必然之路,否则只能去当汉奸或亡国奴!而走向革命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柳明却仍然不能停止独立的思索,她总不会主动积极地争取谁的信任,并且还整天沉思默想显得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但不管怎样,柳明和林道静在前两部中分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起始点的毫厘之别与性格的不同使她们后来的命运截然两样。虽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二者的书生气质各有千秋,作家将二者放在一起追随革命,正好从不同角度展示出知识分子在现当代革命大环境中的无奈。
  很显然,柳明至死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她对自己的爱情忠贞不渝,她把对爱情的追求和走革命道路结合在了一起,但在革命中她的命运也远远不如林道静,到死都未能摆脱托派分子的嫌疑。她与工农的结合应当说不是很成功的,作为一名医生,她有人道主义关怀精神和知识分子固有的社会良知,去救死扶伤,但是她与普通工农群众又有一定的距离,很难做到水乳交融,她的抗日宣传工作就不成功。在极端的环境里,柳明努力坚持自己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当她受到怀疑、审查时,她清楚地知道,不论是个人名节还是性命的安全,都不允许她回到北平她的父母亲身边,这时候对曹鸿远的爱情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柱;同时她又有知识分子固有的懦弱之特点,因此当听说曹鸿远也受到审查,很可能已死,自己又被敌人抓获且备受诱逼,她选择了死。很自然,初读到此,不觉十分痛惜,细想之下,又觉作者处理得好,如果柳明不死她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不自由,毋宁死。虽然死对于她未必是一种幸福。——柳明之死只能说明知识分子的无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是必然之路。不能与工农大众结合,柳明只能得到无奈之死。那么林道静与工农结合得很好,其人生是不是就一路得意风发?
  林道静与工农结合表现在事实一,她的婚姻。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能够抛弃超现实的罗曼蒂克小生活,被反现实的工农革命者吸引并投身其中,这本身就说明了道静她面向工农的一种态度,而许多像林道静、柳明、苗虹一类的女性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最真实的结合,因为在还没有走向真正现代性的中国家庭中,对于女性,社会的要求仍和从前如出一辙,需要她忘我(忘却小资的小我)地投身其中,才算真正的结合。的确,《英华之歌》中,林道静已不再像《青春之歌》中那样富于小资情调。她虽已不爱江华,却不同他离婚;江华牺牲后,卢嘉川对她表示继续爱她、等她时,她的反应也与以前不同,——连小资最勇于追求的爱情都不去追求了!
  肃反期间,林道静还受到了一次特别的审查,——她的丈夫,她走入革命的领路人,下令对她进行的审查!此时她身怀六甲,就怀着这个革命领路人的儿子!但即便生下了其子,也没受到好一点的照顾,甚至还被领路人拉出去搞假枪毙,被死神威吓了一次。这整个过程中,道静居然没有了其他知识分子遇到同样问题时的重重迷惘,没有对自我的人生发出疑问,也没有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对爱情与事业纠葛的惆怅感慨!后来她对江华道:
  
  “江华同志,我们的关系,不是道歉的词句所能解决的。就是说,这并不属于个人恩怨问题。你对我好或坏,我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我关注的是你的思想、作风,是你对事业和对人生的理解。”“你连我——你的妻子,连老罗这样的好朋友也下毒手了,也整治起来了。这对我是痛苦,也是好事——使我清晰地认识了你……”
  
  林道静已经变了,一个看问题高屋建瓴,能轻易就将个人恩怨提升成为政治问题、信仰问题的林道静已非彼林道静了。去除了一切的小资,道静连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都没有了,有的是工农革命者式的忠诚忘我与果敢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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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工农结合的事实表现二: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变成一位党的好干部。根据作者的构思,肃反让林遭受了十分稀奇的打击,但是经过苦难后,道静是成熟了、更有魅力了,——她的党性得到了加强,她的信仰更为坚定,她的主意更为正确。然而纯粹的事件叙述很难传达出人物的成长变化,《英华之歌》的心理刻画实在过于粗略简单,几乎完全不能触及人物从知识分子式细腻柔弱转向工农革命者式果敢英勇的心理成长。作品中的林道静在党内斗争中突如其来地完美正确,而江华却忽左忽右,——要知道江华不仅仅是她的丈夫,而且是她的上级,是林道静的革命领路人,况且江华的党龄远远长于林道静,江华是工农干部出身,林道静本人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林道静的转变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她的转变过程过于急切生硬,不由得让人怀疑如从前林道静那样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转变为党的好干部的可能性,转变的原因,转变的条件,以及这种转变是否具有代表性……
  在与柳明之死的对照中,林道静的成长和转变带上了诸多难以言明的初衷。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尤其在近、现代极端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超越政治是不可能的,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之路理论上是正确的,既有利于提高广大工农的文化科学和民主素质,也有利于知识分子发挥其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承载者的作用,然而事实上这一结合并没有使广大工农的文化科学和民主素质得以提高,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之路上更多的只是工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使许多知识分子迷失自我,丧失自我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否则就丧失生命。林道静突变为一位党的好干部,要么她是极其清醒的,要么她是糊涂的,或者说,要么作者是极其清醒的,要么作者是糊涂的。是林道静被彻底改造了?抑或是作者被改造了?无论哪一种成立,林道静都须以放弃自我为代价。这样付出自我,道静也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少人生价值实现的幸福。她当初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离家出走,追求啊追求找啊找,找到了党,党领着道静往解放的路上走,她成为了一位党的好干部,为了实现解放而奋斗,但现在的解放与她当初所想要的解放似乎不同,因为个人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有着相当的距离,是党提升了道静的人格,还是道静背离了自我?
  可见无论如柳明似的企图自始至终保持自我,或是像林道静那样跟随大趋势走,知识分子都无法在那样特殊的时期真正地实现自我价值。由此,读者只会为道静可悲为知识分子无奈。人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自我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力量较弱,诚然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参与社会的途径不多,为知识分子提供独立的社会批判场所也很少,在特殊历史时期更是不可能。但“济世救民”的怀抱从古至今督促着这些文化人前仆后继地投身社会,其中自然有坚定不移者竖立着社会精神的高标引领人们前往,然为实现自己的“入世”理想而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现实的也大有人在,再加上文人相轻的品性导致不团结,这群知识分子形如一盘散沙,无法形成独立的阶层或“独立的阶级”,不能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立场,只能依附某一阶级,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依附性。这是知识分子的性格使然,也是特别的土壤使然。当然,林道静等知识分子在现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人生演绎,还与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关系,即使没有工农革命,没有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之说,也仍会有经济、性格等其他原因迫使他们走向自我的放弃,更何况革命与政治、生存与灭亡的现实在那里滚滚向前不容许你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选择。而在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上,原本要启蒙广大工农,未曾想却被工农改造,这是历史的无奈,也是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
  思考林道静,反观我们自身,亦是充满了诸多人生无奈,其中也有许多如林道静等人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无奈的,也是无力的,智慧常常使他们关注细节,细节阻碍他们投身于实际。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朵朵浪花不是被河中的巨石击得粉碎就是被旋涡卷走,历史的大河并不像《青春三部曲》作者说的那样清亮,更何况大河里不仅仅有浪花,还有被冲到岸边的色彩斑斓的泡沫。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丹丹,云南大理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①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③杨沫:《杨沫文集·卷3·英华之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第393页。
  ④杨沫:《大河与浪花》,《杨沫散文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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