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婚恋视角是张爱玲与简·奥斯丁创作的基本视角，借助这一视角，她们表达了对婚恋、人性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提出了实用主义婚恋观。张爱玲凭着情感理解世界，用苍凉的笔调对人性的弱点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而奥斯丁凭着理智来领会世界，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写世态人情并创作出以喜剧结束的婚姻。她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在婚姻爱情上对某些传统采取了主动趋附的态度。
　　关键词：张爱玲 奥斯丁 婚恋观 爱情 金钱
　　
　　人类社会虽然千差万别，但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情感、心理和思维结构等等却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这就使得反映与表现它们的文学有了超越时空的相似性。不同的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学存在着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使文学有了“可比性”。通过对中西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平行研究，人们可以归纳出中西共通的文学现象和审美心理，并上升为一般和真理。在文学作品中，婚姻和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无论中西，作家都以独特的方式和理念在其作品中演绎着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与爱情相关联的婚姻是被一定社会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是爱情发展的更高阶段。张爱玲与简·奥斯丁都是表现婚姻题材的杰出女作家，她们对女性的婚姻爱情心理都有着深切把握和透彻理解，并通过众多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给广大读者。
　　张爱玲生于上海，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她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婚姻爱情为主线，婚恋视角是其创作的基本视角，借助这一视角，张爱玲展露出自己极具个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表达了她对婚恋问题、亲情问题、女性问题及人性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简·奥斯丁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她一生四十多个年头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之间的生活与交往。细读她们的作品，发现两位女性尽管在生活时代、文化背景、个人情趣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爱情和婚姻题材的表达上，她们却有着很多的相似。本文拟从平行研究为切入点，对两位女性的婚恋观进行同异比较，使中西方文学作品互为参照，互补互济。我们首先分析两位女作家小说中婚恋观的相似点。
　　
　　实用主义的婚恋观
　　
　　在张爱玲与简·奥斯丁的作品中，读者基本感受不到浪漫，她们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这反映了两个国家不同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内心世界及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当时的英国或是中国的旧上海，妇女都还是男人的附属品，女性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婚姻，即嫁一个富有体面的夫婿，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依托。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剖析女人的婚姻处境时，即认为传统妇女除了结婚之外，并没有其他可以开展的空间。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夫权强加于女性的双重包袱：宗法伦理秩序思想与性别统治思想。男女在经济、性别和权力中的关系决定了女性的脆弱地位，在寻找可供依靠的结婚对象上，她们的命运被男性所主宰，几乎丧失主动的空间。这大大阻碍了女性个性、人格和自由空间的发展，以致她们很难找到自己身体的自主、自由的性欲以及与社会的联系，从而使女性难以成为有肉体、灵魂和精神的完人。十八世纪的英国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理性统治一切，这也是奥斯丁用理智的眼光看待婚恋的原因之一。在奥斯丁生活的时代，财产由男人继承、掌握，如果本家族没有男人，其财产由男方最近亲属的男丁继承。因此，女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生活来源，她们的生活来源即生活的保障只是她们出嫁时有限的嫁妆。所以，为了保证婚后舒适的生活，她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求能给她们相当财产的伴侣，她们不能为了浪漫而丧失生活的基本。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深刻表现了女性经济压抑下的恐惧与无奈心理：既要丈夫，又要经济稳定而导致的卑微感和矛盾感。白流苏用她的下半生和人格尊严去换取婚姻、身份和经济的稳定，她费尽心机和手段，只想摆脱“情妇”的命运，与范柳原名正言顺地结婚，成为他合法的妻子，实质上是使自己在经济上更有保障更安全。《金锁记》中的七巧是爱的牺牲品，也是婚姻的陪葬品，精神和情欲的痛苦，内心的空虚无助，使她感到唯一靠得住的便是姜家留给她的遗产。她用一生的代价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黄金的枷锁，在枷锁下迷失了正常的人性。张爱玲作品中的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无独有偶，奥斯丁在她的小说中也反映了经济在婚恋中的重要作用。《傲慢与偏见》开篇就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其言外之意就是没有财产权的女性必须嫁位有财产的丈夫。小说中的夏洛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浪漫，天生就不浪漫”，她向伊丽莎白坦言道，“我只求有个舒服的家；考虑到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我相信跟他结婚，我会获得幸福，也会享受到别的伴侣们所炫耀的那种幸福”。《劝导》中的安妮·埃里奥栋小姐与温特沃斯真诚相爱，但由于他一无所有，不可能发财，没有好职业，也无裙带关系保证他未来的官运亨通，在众人纷纷劝导下，安妮经过理智的考虑，拒绝了温特沃斯的求婚。七年以后，安妮与温特沃斯旧情复燃，这不仅是因为她在这些年没找到合适的伴侣，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温特沃斯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了有名的少校，“拥有两万五千镑的财产，赫赫功绩把他推上了很高的职位，他不再是无名小卒”。安妮嫁给他，决不否认其中真正的爱情成分，但决不是仅仅出于爱情，在这里，作者试图说明：现在的温特沃斯上校无论在财产上还是地位上都配得上安妮了。这也就是说除了爱情还有更为现实、实用的经济保障，若不是温特沃斯有了这样坚实的经济基础，谁能说安妮就一定会冲破一切阻力去嫁给温特沃斯呢？
　　
　　偶然因素中的婚恋宿命论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多次强调偶然因素在婚恋中所起的作用。《封锁》里的吕宗桢起初不过是为了在封锁其间的电车上躲避不愿搭理的妻侄，才偶然坐到了女教师吴翠远的身边，没想到这邂逅竟使两颗都不甚充实的心擦出了些许爱的火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因偶发的香港沦陷让她的婚姻之梦变成了现实，经历了死亡的恐怖，劫后余生的范柳原已筋疲力尽，需要过一点普通人的生活，于是他们结婚了。“生死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在这里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表达了对个体生命对外界力量的无奈与无助，这些偶然境遇中发生的“爱”，使读者发现张爱玲小说中对未可知的命运的感慨，人们的婚恋生活终究无法摆脱命运之神的摆弄，这也是张爱玲在后来那些创作明朗的作品中主人公依然摆脱不了宿命的原因。
　　奥斯丁小说虽然始终坚持理性选择的价值，但也赋予了偶然性即诸多巧合以重要意义，她没有把理性选择和偶然性切分成两股相互排斥的力量。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的偶然意识极大地丰富了其情节的发展，从而把几桩婚姻推向幸福的结局，这是诸多巧合共同演绎的结果。在《傲慢与偏见》中，吉英与彬格莱、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都是众多巧合的堆积。彬格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选择经常受未知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结合更是与巧合脱不了干系，伊丽莎白碰巧听到了达西对她的一番品头论足，引起了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偏见。到了小说的后半部，伊丽莎白与舅舅一起出游的路线和日程的重新安排，达西的早归与伊丽莎白的不期而遇，以及伊丽莎白未能及时向丽迪雅及父母揭露韦翰致使他们俩私奔等等都使她重新认识了达西。至小说的结尾他们俩走进婚姻的殿堂，经历了逐渐的相互理解和纯真的感情历程，这完全出乎他们自己的期待和努力，是巧合带他们走进了永远的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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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婚恋观在相似之中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正是这些同中之异才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她们婚恋观的认识。“相同性会使人们看到人性的闪光和共同的审美心理；相异性不仅使人们看到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差异，而且会使人们意识到中西文学各自的特点，因而也更有利于中西文学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下面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两者婚恋观的差异。
　　
　　不同人生态度下的婚恋观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由于其悲观的人生态度，她笔下的婚姻爱情以及整个人生都充满磨难与缺憾，其笔下的男女在婚恋中都是“欲”大于“情”，很少有纯洁浪漫的爱情。在她看来，爱情只不过是年轻人玩的游戏，短暂易逝，一碰到现实，幻想便会破灭。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非但没有产生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反而是以有利可图作为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她的创作中，真正由于双方吸引而产生的自发性相互爱慕状态是鲜见的。虽然在《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爱情是虚幻的，张爱玲用情感来领会世界，满眼都是悲剧，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透过张爱玲笔下不幸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她彻底的悲观，她认为人的意志力量是脆弱无力的，对于物质的诱惑与情欲的主宰，人的意志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而这正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这种婚恋观悲剧意识的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的双重失落感：家庭失落于时代，童年失落于家庭。这一切使她对人性，对历史甚至整个时代有着不可遏制的悲观。
　　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是，奥斯丁作品中的婚恋闪耀着喜剧光彩。虽然奥斯丁生活在一个物欲驱使下的经济婚姻社会，但她强调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理想婚姻的基石，即爱情是完美婚姻的先决条件，虽然婚姻幸福离不开金钱作基础，但爱情是幸福婚姻最基本的条件。伊丽莎白的家庭境况可谓与夏洛蒂的相似，但她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柯林斯先生和他的家产，而且还拒绝了达西先生和他一万英镑的年收入，这说明伊丽莎白首先看重的是感情而不是金钱，而是在思想、感情、志趣上的投合。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结合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相识相知过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而且还有爱情护航，从而使他们赢得了幸福的姻缘。奥斯丁本人虽然终生未嫁，但她笔下的婚恋除了财产，还有爱情，而且重要的是，无论经过什么挫折，永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此，奥斯丁不同与张爱玲，她凭着理智来领会世界，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写世态人情，从而创作出以喜剧结束的婚姻。
　　
　　婚恋中不同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长期形成的封建习俗禁锢。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通过心理分析，作者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无论是有知识的如白流苏，还是无知识的如霓喜；无论是为经济的如淳于敦，还是为爱情的如葛薇龙，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奥斯丁生活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已影响到文化的深层，连远离喧嚣城市的宁静乡村贵族、地主青年在婚姻问题上也部分反映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思想观念。伊丽莎白的婚姻观充分表现了奥斯丁所推崇的理想模式，在她与达西的交往中，始终坚持着自己人格的平等和尊严，把高尚的情操、情感的需要视为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婚姻态度的心理基础正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人格尊严、平等独立的坚持。所以奥斯丁笔下的理想婚姻包括有双方相互的理解、尊重、平等和自由，正是这些品质，人们才有可能超越家长制的束缚，实现自我。《劝导》中克罗夫特夫妇共驾一辆马车的方式让安妮设想到他们是怎样处理日常生活的。“她冷静地往旁边一拽缰绳，车子便侥幸脱险了。后来还有一次她急中生智地一伸手，车子既没掉到沟里，也没撞上粪车”。从描述中可以看出，克罗夫特太太并不是盲从丈夫，而是设法改正他的错误，激发其斗志。奥斯丁笔下的夫妻之间不是依赖与被依赖、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互助、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婚姻观念和行为反映了当时文化突变在乡村的影响，即乡村贵族青年思想已开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流相合拍。
　　
　　纵观张爱玲与奥斯丁的作品，她们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表达方式，但她们对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撞击。张爱玲凭着情感理解世界，其笔调是无奈的，作品整体风格充满着一种浓浓的苍凉，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透过张爱玲笔下不幸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她彻底的悲观。而奥斯丁凭着理智来领会世界，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写世态人情，从而创作出以喜剧结束的婚姻。张爱玲描述的多是女性在现实和情感双重折磨下的一种挣扎甚至是性格异化，因此她是独到、深刻的。奥斯丁作品中的婚恋观反映了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性对婚姻爱情的态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的婚恋众相，从而反映了作者本人理智、实用、注重女性爱情及自主的婚姻观。作为反映婚姻爱情主题的女作家，张爱玲和奥斯丁在字里行间发出了女性的呼喊，但她们又不同于那些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作家，都没有抛开自己熟悉的女性生活投身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品的表层叙述中也没有提出诸如自由、平等等女权主义的口号。相反的是，由于张爱玲与奥斯丁所处的具体时代与社会地位以及她们对社会各种压力的深刻体验，她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在婚姻爱情上对某些传统采取了主动趋附的态度，为笔下的女性选择了顺从现实、服从生存法则的实用主义婚恋观。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付明端（１９７０－ ），河南平顶山人，浙江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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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明端： 张爱玲与简·奥斯丁作品婚恋观的比较研究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