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真正的文学艺术，总是与人类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层的关联。那些被信仰过的理念，那些被遵循过的习俗，那些被传颂过的神话传说，永远都不会湮灭，它们恒久地积淀于人类的精神深处，凝结成一个个坚硬的颗粒，犹如泥土中掩埋的宝石，等待与艺术家心灵相遇时的闪光。因此，在优秀文学作品表层的形象和故事之下，常常会隐藏着极富精神内涵的文化密码，发现它并且凝视它，你很可能会在瞬间打开一扇神秘之门，进入一种境界，与民族的乃至人类的历史与文化相沟通，获得巨大的精神升华和审美愉悦。当代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这一现象有过深刻的描述，理论家们把这种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引起“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回响”的独具特质的艺术形象，称为“原型意象”。原型批评理论大师荣格认为，原型意象的创造源于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
　　近来，读到陈应松的中篇小说新作《八里荒轶事》（《十月》2007年第5期），联想到他两年前那篇引起巨大反响的中篇《太平狗》（《人民文学》2005年第10期），感到在这两篇作品的表层故事背后，就隐藏着一个古老而深邃的原型。这两部表面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作品，分别在“背离”和“向往”两个维度上，对这一古老原型进行现代阐释。这个原型就是：土地。不过，我们在作品中所能隐约看到的，只是土地这个神?渐行渐远的背影。
　　
　　一、程大种：背离土地的悲哀
　　
　　两年多前，陈应松在《太平狗》里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残酷的故事：生活在神农架山区的农民程大种，为生活所迫，只身离开乡村去了长江边上的一座大都市，试图在那里“找点事做”挣钱养家。没想到，他家的那条名叫“太平”的狗——这是一条被称为“赶山狗”的神农架纯种猎狗——却悄悄跟着主人到了城里，程大种用了最残忍的手段，也没有赶走这条忠心耿耿的狗，而带着狗是找不到工作的，于是他就把太平卖给了贩狗肉的屠夫。由于一个极偶然的原因，太平逃离了屠刀，它历经磨难，遍体鳞伤，骨瘦如柴，但它仍然在追寻主人，居然神奇地在大都市的茫茫人海里找到了在一个修路工地上打工的程大种。过度劳累又吃不饱肚子的程大种，决定即使讨米要饭，也要把狗留下，一起完整地回家。但工地却容不下这条“乡狗”，程大种只好带着太平离开，他的下一步更为凄惨：被骗进了一家黑工厂，形同苦力、囚犯。太平再次在屠杀中逃出，它几次偷偷进入黑工厂，试图救出主人，都没有成功，程大种最终在那里被折磨致死。最后太平九死一生回到神农架的家中，女主人惊讶之际问它：“太平，太平！他爸呢？大种呢？他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而太平没有表情，一声不吭，眼睛里滚出一滴滴泪珠。
　　在这个离乡进城的悲剧故事中，土地——这个数千年来供给人们衣食、从而与世代中国百姓最为亲近的神?，若隐若现。时代不同了，他不再能通过耕种收获、自给自足那种生存方式给程大种们提供庇佑，程大种们对他也不再有虔诚的信仰。这导致程大种毅然离开他，去城市寻找生活的出路。似乎说不清，是程大种抛弃了土地，还是土地抛弃了程大种。
　　可是，失去土地这个神?的关照，农民将会怎样？当下许许多多的“打工文学”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以陈应松的描述最为严酷。在这篇写狗多于写人的作品中，太平这条狗的形象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首先，它是人的影子——是跟它的主人程大种相互映照的影子形象。当孤独受难的程大种在严寒中思念家里温暖的“火笼屋”时候，太平也在回忆自己在山村时自由豪迈的生活，并对城里那种远离自然的生活提出质疑：“为什么在城里无法狂吠和奔跑呢？为什么不敢奔跑？……”这条威风凛凛的猎狗从进入城市那一刻起，就被视为“乡狗”“病狗”失去了一切尊严，这实质上是在呼应程大种心中那句悲哀的自语：“人到城里就没有尊严了！”其次，它又是土地之神派在程大种身边的守护者。狗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是“柴门闻犬吠”那种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它一直跟在程大种身边，意味着程大种与乡村与土地有割不断的牵连。“现在，太平是他唯一的亲人，是唯一散发着神农架深山气息的东西，它的那从肚子里发出的温热在一阵阵安慰着程大种。”程大种在黑工厂里奄奄一息的时候，太平冒着生命危险，几次进入其中试图救出主人，也象征着土地之神的深切关怀，尽管他离百姓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依稀可辨的背影，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在尽力向程大种提供着最后的庇护。
　　土地之神没有忘记程大种们，其实，程大种们也不可能忘记土地。程大种对乡村的回忆，想与太平“完完整整地一起回丫鹊坳”的愿望，都表明他内心深处一直充满对土地的依恋。可惜的是，他已经误入城市这个巨大的黑洞，完全身不由己了。
　　由此可见，在这个进城打工的凄惨故事中，土地，依然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精神原型。
　　
　　二、端加荣：坚守土地的?j惶
　　
　　如果说《太平狗》展示的是农民背离土地之后的命运，那么，《八里荒轶事》就正好相反，它讲述了一个农妇不顾一切地追求土地、开垦土地，拼命也要将自己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故事。为了生存，她展示了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可是，她的遭遇依然是一场触目惊心的残酷悲剧。
　　端加荣的悲剧也是以贫穷为开端。她的丈夫王昌茂在贫穷中一步步堕落，为了得到300元贷款，逼端加荣色诱乡村信贷员——残了一条腿的洪大顺。以后又以此为由一次次毒打端加荣。后来，虽然离了婚，由于土地还在一起，端加荣仍然逃不出王昌茂的魔掌，不断受到前夫的毒打和强奸。端加荣期待村长和乡政府能给自己调换土地，可是她的愿望一次次落空。走投无路的端加荣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出路：到深山之中的八里荒开垦土地，来养活自己和判给自己的两个女儿。端加荣是个“石头一样在风中越锉越硬的女人”，“你就是把她打死，她也不会低头”。她在八里荒搭了个窝棚，带着两个女儿——八岁的二丫和更小的小丫，“在石头缝和荆棘丛里开荒寻地”。她坚信“你活着是你自己的事”，认定自己的辛苦劳动会换来幸福。八岁的女儿跟着她在风雪中劳作，手上长满了冻疮，“脚上的裂口深不见底，谁见了都会掉泪”。除了劳累，她还时时面临前夫的野蛮纠缠，以及大自然的残暴无情。当她在风雪之中忙于开荒的时候，狼咬死了她的小女儿。端加荣疯狂地追杀那只咬死女儿的老狼，直到第二天，她终于在搏斗中咬断了那条病狼的喉管。前夫带人烧了她的窝棚，她不屈服，又重新把窝棚搭起来。可她最终没有感动上帝，乡里来了干部，要她“马上停止毁林开荒”。端加荣试图以死相拼，仍然无济于事，于是她又疯狂地毁掉了自己的劳动成果。走投无路的端加荣后来怎样了？作者没有明说，只是告诉读者：有传言说她和洪大顺在十堰市开了一家副食品店，“她胖多了，脸上也有了红润”。这显然只是一个用来安慰读者的善良愿望而已。
　　在端加荣的心目中，土地是她和女儿生命的立足点，她曾无数次想象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播种收获、养活自己和两个女儿的“幸福生活”。可是，土地与民众之间早已不存在“谁开垦、谁占有”的那种原始关系了。当端加荣被生活抛离正常的轨道、试图复归人类始祖那种“土里刨食”的生活以求自存的时候，她并没有想到她的行为是所谓的“现代文明”所不能容许的。端加荣的悲惨结局不仅让我们感受到生存的残酷，还让我们看到了土地这一神圣原型在当代生活中的尴尬处境。远离时尚的土地之神已被充分边缘化了，即使他仍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无力向一个走投无路的农妇伸出援救之手了。“我以为这块自己开垦的土地会成为我幸福的归宿，它却成了比过去的一切都不幸的坟墓。”谁能想到，土地这一原型意象会成为一个盛满失望的容器！失去土地庇护的中国农民，该向谁祈求保佑？扩大一些，远离土地、远离自然，同样也远离本真的整个人类，到哪里寻找自我救赎之路？对此，作者也是茫然的，他的讲述揭露了现实的病况，却没能开出疗治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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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土地崇拜：永难化解的情结
　　
　　面对土地这个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职位最低、却又最贴近民众的神?，我们的感情相当复杂。
　　土地，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是一个重要的原型。西方有人类生于大地的传说，据说有些民族的祖先像植物一样，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古希腊神话中有地母该亚，有关她的后人普罗米修斯抟土造人的传说，与中国女娲造人的故事十分相像。在古罗马的神话中，这一故事演变成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与妻子皮拉将石头作为地母的骸骨抛掷造人的故事。还有，巨人安泰俄斯只要不离开大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因此力量永不枯竭。
　　中国文化中的土地崇拜比西方文化更明显。史书记载说，晋公子重耳逃亡途中，饥饿求食，农人献土，被视为吉兆，最终果然掌管晋国。明清两代的帝王，在北京设立“社稷坛”，中置五色土，时时拜祭，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或许，臧克家的诗《三代》最能表达中国人心目中土地与民生的关联：“儿子，在土里玩耍；父亲，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
　　陈应松的小说中也有明显的土地崇拜情结。他曾说过：“感恩大地，这是我们唯一向大地母亲俯首称臣和回馈的途径，一切从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蓬头垢面走向大地的人，都将得到从大地上生长的力量。” （《生活的馈赠——访陈应松及其作品印象》，《湖北日报》2005年10月25日）端加荣对土地那种极端执著的追求就不必说了，即使在《太平狗》中，大地也是作为神圣的意象反复出现的：“它是不会死的，神农架的狗有无穷的神力，因为它是在深厚的石头上长大的，生命与山冈和森林一样顽强，这是它故乡的大地赐给它的神奇力量！”“太平是在夜间逃跑的。因为被扔在地上，它的身子沾上了地气，就会从死亡中活过来。地气有一种让生命复活的伟力，只有在大地和山冈上生长的狗，才能接受这种地气的灌注，死而复生。”“大地说：你是不死的，你是罪恶城市的邪火中的金刚……”“太平依托着大地站了起来……”在《人瑞》中，陈应松也写到了大地与生命的关系。那位据说已105岁被称为“人瑞”的神农架山村老人，生活在土地之中的状态是：常年穿脏衣服，不洗澡，抽旱烟。可是当人们为了进一步延长他的寿命，给他洗澡穿漂亮衣服，给他抽过滤嘴的香烟，甚至给他喝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保健品的时候，他就像安泰俄斯脱离大地一样，生命很快枯竭了。陈应松坚信，土地赋予的生命才是本真的生命，因此，他才会“从客厅写作突围到面向社会面向大地的写作中去”（陈应松：《小说是一种学问》，《小说评论》，2007年第5期）。
　　陈应松说，他知道自己的有些作品是寓言，“但我不会把它当作纯寓言写，我要让它更像生活，更像生活本身，更具有真实性……”（周新民、陈应松：《灵魂的守望与救赎》，《小说评论》2007年第5期）之所以说自己的作品是寓言，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生存理念，故事和人物都在阐释这一理念。但陈应松的作品又绝不像寓言那样简单，他按自己的理解写出了当代生活逼真的质感，使其作品与寓言有了本质的区别。
　　无论如何，农耕生活中那些曾有的自由和温馨已在城市现代物质生活的强大诱惑之下随风飘散，土地中生长诗意的时代已经终结，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乡村中国”意象在整体上已经瓦解。内心深处的土地崇拜情结与当下社会中土地的神性日益沦落的现实境况形成的尖锐冲突，造成了陈应松复杂、矛盾、痛苦的心境，他的心肠已被磨砺得十分坚硬。有时，我们很难接受他独有的那种“展示生活本身无比惨烈和残酷”的叙事方式，因为我们善良的心会因此而疼痛，我们甚至有理由指责陈应松对时代的理解过于悲观。但是反过来想想，又觉得只有这样坚硬的叙事，才能保证批判的有效性——对那些远离自然而异化了的生活形态，对那些麻木机械，甚至充满堕落和罪恶的现代虚假文明的批判。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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