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第4期《随笔》杂志刊发了邵燕祥先生的《随笔》影像，共三副照片：72岁的邵燕祥；反右后马上要发配“沧州道”的25岁的邵燕祥；准备报考小学一年级的6岁的邵燕祥。我特别喜欢这张摄于6岁时的照片：端庄，自若，睿智，敏慧，锐利，那有神的目光，预示着一种无可置疑的信念和力量。
　　我之所以喜欢这张照片，乃是由于照片的神采酷似他的作品：那若有所思的眼神预示着深邃明智的思维和由此带来的高迈格调、鞭辟入里的论辩力量和诗性之美。至于那两张发配之前的“傻笑”和那张古稀之年的憨厚之笑的照片，显然没有这张童稚之照表现出那么多的凝重、敏捷、老辣、深刻和洞若观火。按说，比较成熟的个人风格应显现于人的晚年和中年，而邵燕祥的个人风格却显现于他童年的脸上，这一反常现象或许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从青年开始，无论在内质或外观上都遭受到某种曲折命运的异化，而童年却保持了他的本色或原色。虽然那“傻笑”表明了他磨难之前的脸不改色心不跳，但正如他在一篇名为《民间的、个体的记忆》的随笔中所说：“人，社会的人，是离不开历史的。”在那种恶质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在依赖于面具生活的“优孟中国”，在“会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指引下，每个成年人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了生活所必需的“优孟人格”，而没有了邵燕祥在6岁照片上那样的人格原色。
　　
　　二
　　
　　邵燕祥那张面带憨厚微笑的晚年之照，自然让我想起了古人的一段话：“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即在那成熟的憨厚的容貌中，显示出一种大智若愚的神色，而把智慧的敏捷和锋利、理性的坚强和新锐都隐藏起来了。
　　邵燕祥原来是个有成就的诗人，出版过《歌唱北京城》《给同志们》《如花怒放》《岁月与酒》《到远方去》和《在远方》等10余本诗集。但感性的诗无法容纳他在20年被发配的苦恨境遇中磨砺得愈来愈强大的理性时，他选择了杂文，选择了政论性的思想文化随笔。邵燕祥这一特殊的身份及其转向，形成了其杂文独有的特色与景观：如水般轻柔的感性与如冰般坚硬的理性相交融、强烈的爱与恨相汇聚、苦咸的泪与血凝成一片！他的杂文是诗性之树开出的理性之花！
　　
　　 三
　　
　　最近有人提问：不少杂文家原先是诗人或者小说家，为何转而成了杂文家（号称杂文八大家的邵燕祥、章明、蒋子龙三位就是诗歌、小说转而为杂文的）？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因了思想家的召唤”，“因为感愤于时艰，而挺起自己的脊梁”。万没想到，回家读邵燕祥的《黄裳的“散文王国”》，这话竟一语中的。邵燕祥是借黄裳的散文来表达这一理念和理性的：
　　
　　他于1957年5月26日写的《嗲》……感叹“这样表现出来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实在不免有些太嗲了”，感到厌恶，接着回溯了自屈原以来，中国文士习于以“美人香草”即女人身份做自抒身世的代号……；从而要求中国知识分子不要学古代女人的妾妇之态，而挺起自己的脊梁。
　　
　　紧接着，邵氏以“这个见识是深刻的，又是远远超前的”文字予以赞许。同时称道：“直到1982年他写的《漫笔》中‘物美价廉’一节，仍贯穿着对知识分子中残存的旧时士大夫臣民心态的批判。这是至今仍然足以发人深省的。”邵氏为何感佩于黄氏的散文？该文的后面一句话可视为结论：“1988年，黄裳有文曰《继续走鲁迅的路》。”什么是鲁迅之路？那就是感愤于时艰的思想家之路。
　　邵氏在这篇文章里，还称赞了黄氏 “广义的杂文”里的“杂文笔法”和“狭义的杂文”里的没有“淡话”，即直接地针砭时弊而又锋芒毕露，而且针砭的远不止一个穴位。因此，此文虽是一篇读后感，但也可以视为一篇杂文宣言。
　　
　　 四
　　
　　邵燕祥的“狭义的杂文”自然是没有“淡话”的。我们这里所谈的主要是他作为“广义的杂文”即政论性的思想文化随笔，其中的“杂文笔法”，也是没有“淡话”的。比如，他的文章《巴金是属于民间的》，它不是杂文，而是一则随笔，严格说是邵燕祥2005年10月 25日在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但是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发言，竟避开了巴金的文学成就这个最核心的内容，而紧紧围绕着“巴金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他毕生所追求、老而弥坚的愿望”做文章。于是讲到巴金希望建立的现代文学馆，现在硬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文学馆中没有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旗手胡适、陈独秀的形象，如果老人到过现场，自然会感到不安。其次是“真话受阻”，“他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真诚建议不被认可”，他希望中国人不再陷入“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逆境。但是，这一遗愿将会得到民间的响应，因为“巴金是属于民间的”。最后，作者动情地说：
　　
　　巴金的名字，不仅是标帜宇宙间一颗小行星，更代表了中国和世界上不可摧毁的一种伟大精神，那就是在巴金一生中，贯彻始终的反专制争自由的精神。
　　
　　这篇随笔，这篇文学研讨会的发言，完全堪称为典型的“广义的杂文”，而其“杂文笔法”的犀利和尖刻，是丝毫也没有“淡话”的。
　　另一个例子是《读高尔泰二则》。高尔泰是一位美学家，他著有论文集《论美》《再论美》，论文《艺术的觉醒》《什么是艺术》等美学著述。同纪念巴金他不谈其文学成就一样，邵燕祥谈高尔泰连“美”字都不沾边，而一心一意专注于历史和现实的病态和丑恶的揭露。
　　《读高尔泰二则》的第一则就高尔泰《寻找家园》一书中有一章《军人之死》加以驳难，当然高尔泰也是在驳难，但他远没有邵燕祥的老辣尖刻和鞭辟入里，高氏侧重于那位老红军因言贾祸而死的事实：“犯了事”的老红军上官锦文在劳教农场被指定带队劳动，于是有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像个大首长似的要大家打掉娇气，要敢于赤着脚下冰水里挖泥，他说：“当年我们，红军长征，比这苦多啦，不论伤号病号，一样地翻雪山过草地，不在话下，要是像你们这样，哪能有革命的胜利……”
　　这是因言贾祸的“言”，那么“祸”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蹲在我们地段上的韩干事一直在咬着牙签侧耳倾听，抬起下巴朝那边叫道，上官锦文，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停了一会儿，又说，自己穿着鞋子袜子，光叫别人下水，说得再好也没用。上官丢了脸面，回答不知分寸，丢过来一句：你不也是穿着鞋子袜子吗？韩干事取出牙签，慢慢站起来，一面朝那面走，一面说，给我捆起来！”被捆过之后，老红军上官锦文面子大跌了，带队劳动一职被撤了，跟大家一起做苦工了，身体日益衰弱了，有一天倒下去就再没有起来了。
　　以上就是高尔泰《军人之死》的基本事实。对于这样一件悲剧事例，杂文家应该怎样剖析、切割和开掘呢？如果思维方式因循守旧，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平庸，而平庸永远是与精品无缘的。邵燕祥先生不是这样，他运用一支热血充盈、正气逼人的理性之笔，纵横驰骋，痛快淋漓地剖析，切割了一些国人浸骨浃髓的社会病灶和精神病灶。邵先生深知，对于摸得着的病灶，当然需要进行“外科手术”，但更为需要的还得从“内科”入手，从体制、文化、心理等内里去防止病毒的传染和癌变的扩散，才能从根本上去克服这些社会顽症。而这，已成为作者一以贯之的“杂文笔法”和独特文风。这种笔法和这种文风，让读者联想到的不仅仅是战斗中的“思想者”的塑像，而且清晰地映现出“刑天舞干戚”的斗士风采。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邵氏是如何剖析和切割这一悲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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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犯事”的老红军和管教干部梳理成一种政治符号对另一种政治符号的关系。“劳教分子”有事招呼管教干部，是要喊一声“报告政府”的。不起眼的韩干事，他在劳教分子面前，也的确是政府权威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甚至致人死命。因为他是整个专政链条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他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体制、路线、政策。推而广之，当时的人民与非人民，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专政者与被专政者，都“是一种政治符号对另一种政治符号的关系，社会上各种人群的强势和弱势，乃由政治权力的占有和分享而划分”。
　　最后，邵氏揭示出这种制度的后果：“文革”中到医院看病，也要先问一下政治身份（何种成分），如果是黑五类和他们的“狗崽子”，往往该抢救的也不抢救了；至于某些品行恶劣的管理者和专政者，在执行任务时层层加码，灭绝人性，甚至作恶施暴，也至少不是立场问题。邵先生在这里所揭示的，实质上就是人性、文化是怎么被践踏殆尽的。
　　文章最后还有一个让人震惊的问题，即高尔泰书中有一处提到一个炊事员：“我们被揪斗以后，他常克扣欺辱我们……后来他自己被揪斗了，又变好了。”对此，邵先生是这样剖析的：“人性随着‘政治地位’的变更而变更，得势便坏，失势便好”，“我听人讲起过，说他们那里有人在任时简直不说人话，但一下台，就说人话了，似觉夸张，不知确否……”
　　邵先生为了更加客观，故有“不知确否”之言。但是柏杨先生对这种观点早已作了肯定：“夫酱缸者……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也。”“有些官老爷，只要有一点点小权，面孔就像害有坐板疮的屁股一样，实在难看。”
　　
　　 五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邵燕祥那些“广义的杂文”的几个特点了。
　　其一，不管是作“序”或“跋”以及旅游记或作家作品记，他总是选取一个特别的角度，把话题与国运民瘼和社会弊病联系起来，在揭露和针砭中辨微知著，切割了浸骨浃髓的社会病灶，显示出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例如《〈公刘纪念文集〉序》，开头即以“千古文章未尽才”来总揽全文，于是一千字左右的序文，就大致围绕着“他的七十多年中，被迫用在无益于己，无益于人……浪费人们的生命”之中来展开。这难道仅仅是公刘一人的命运？推己度人，就让读者想到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白玫瑰：1943年的鲜血》是针对《当代》2004年第3期《永远的白玫瑰》所记叙的舒和兄妹——汉斯、索菲，为了“自由与尊严”而挑战希特勒，邵燕祥特别有感于“普通民众不畏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故而联想到鲁迅这样说到死尸（刘和珍们）的沉重：“中国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邵氏最后说，鲁迅这话“今天仍然令人感到沉重”，“抄书至此，怃然而叹”——所叹何来？当不言自明。想起历次那些不畏权威的以卵击石者的尸骨和对“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的屠杀，谁能不怃然而叹呢？
　　其二，邵氏著文，贯穿世道人心，既能剖析人心又能剖析自己，泪与血，恨与爱，凝成一片，实我写作一族中感化力最强之文人。例如上述《读高尔泰二则》，就说到自己当年成为右派之“幸”：
　　
　　……如果当时不成异类，依我的社会存在和思想状况，则我会积极响应所有号召，参与各项运动，而纵横冲杀，伤害好人，是不免的。划了右派，容或也偶有害人之心，但实现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一段话，可谓敞开胸怀，披肝沥胆，令人卒读诚不知声泪之何自来。在那样一个特定时期，谁不希求拥有左派或像韩干事那样保险的政治标签。对于这样一个普遍的心理事实，一些人却不愿承认。正如一位作家说过：“我曾经是一个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其实，忏悔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反思能力，当然也是一种勇气，表明能够直面自己的过错，而不是胆怯地予以回避。邵氏无可回避，在他很多文章中，都把自己摆进去，无情地予以解剖。
　　其三，邵氏的文章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是其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他的匕首和投枪，始终坚定不移地刺向一切专制、昏暴、特权、贪婪和奴性，记载着他百折不回的战斗韧性和独立高扬的批判精神。在这一方面他有一系列分量很重的杂文。《重过莫斯科》是一篇两万字左右的巨文，作品汪洋恣肆，结合自己两次对俄罗斯的访问和游历，全面透视了斯大林的暴政以及从1497年开始五百年来的始终贯彻军事扩张和封建专制这样两位一体的主线。其次如《无神论者的上帝》（《随笔》，2005年第3期）、《不仅是美国的事情》（《随笔》，2001年第1期）、《幸乎不幸乎，争乎不争乎》（《随笔》，2001年第6期）、《代笔》（《随笔》，2002年第3期）、《吴江老矣，犹著新书》（《随笔》，2002年第4期）等等，体现在这些文章中的启蒙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封建主义在表现形态上与过去不同了，它往往与斯大林模式，与毛泽东晚年的家长制作风以及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严重失误纠缠在一起。这就使得邵燕祥的启蒙理性呈现出新的特点，从而取得当代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认同和赞赏。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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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顺斌： 诗性之树绽放的理性之花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