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苏轼：《游金山寺》
　　
　　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书中曾说：“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的确，苏轼是一位让后人无比推崇和喜爱的伟大诗人，这与其为我们留下的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作品息息相关，更与其博学多识、乐观旷达、诙谐幽默的人格魅力有直接密切之关系。苏轼堪称一位旷世奇才，他轻松游走于诗、文、词、书法、绘画、医学、烹饪乃至农田水利等多个领域，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中显露出的天才一般的创造力让后人无限赞叹、敬佩与仰慕；苏轼更是一位快乐的天才，他与自己的师友、学生、同僚之间的轶闻趣事，他任杭州太守时的诗酒风流的快乐自在，他在黄州、惠州等贬谪之所的潇洒旷达，至今仍流布众口，让我们在津津乐道中倍感一份亲切。苏轼似乎是一位特别受上天眷顾的人，然而上天赋予他汹涌澎湃的才情，却是以遍布荆棘和坎坷的人生来作为交换的。苏轼一生数次遭遇仕途上的大起大落，他曾被皇帝委以重任，被看作宰相人选，一度在数月内连越数级被擢升为朝中重臣，也曾反复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遭受一贬再贬，60多岁的时候还被贬至荒蛮艰苦的海南岛，几无生还希望。在这样的人生起伏之中，苏轼面对生命的磨折表现出了旷达乐观的一面，可是这种旷达却非天生而来，而是在痛苦的生活中逐渐锤炼而成，其流传至今的诗歌作品为我们清晰展现了诗人心态的转变过程。
　　我国文学史上向来有“诗言志”的传统，即诗歌应该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情感，苏诗正是苏轼“言志”的结果，记录着诗人人生各个阶段中的心路历程。《游金山寺》作为一首诗人心情颇不平静下的诗作，以其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波澜壮阔、开阖自如的高度艺术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一向被认作苏轼七言古诗成就的杰出代表。谈及此篇的思想内容，大家一般认为是表达诗人怀乡归隐的心志，可是联系苏轼的生平我们重新阅读此诗，却发现其中传递出诗人内心更丰富的情感，既有恋乡归思，又有淡淡愁绪，更值得的重视的却是欲归却始终不归，以及摆脱忧愁转向平静旷达的情调，而这正是伴随苏轼终身、成就苏轼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的关键因素。
　　《游金山寺》是苏轼36岁游览金山寺时所作。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去世，31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从京师返回四川。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和苏辙完成守孝返回朝廷，这时王安石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苏轼也曾向皇帝提出过一系列的改革建议，但主张循序渐进，希望改革要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进行。王安石推行新法则是从大刀阔斧地变更政治、经济制度着手，自然勇于直言的苏轼就站到反对派的一方，接连上书批评新法，逐渐引起王安石的不满。很快，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控告苏轼在扶丧返川时，曾利用官方的船运送私盐到四川贩卖。宋代朝廷对盐实行垄断管理，全面把持着盐的交易，规定私人不准擅自进行买卖，私自贩卖要被治罪。朝廷为此下令拷问苏轼返川途中的船工，想获得相关“罪”证，然而经过调查此事子虚乌有，苏轼保住了自己的清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其在朝中处处受新党排挤的境况。无中生有的政治诬告让苏轼切身体会到仕宦的风险，他身心俱疲，很快上书皇帝请求外调，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熙宁四年(1071)，36岁的苏轼到杭州赴任，十一月三日途经今天的镇江，游览金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七言古诗。
　　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来看，苏轼外调杭州实际是其经受政治倾轧后的一种被动避祸之举，一种仕途上的挫折打击，这是才华横溢、聪明自信、前途一片光明的苏轼在仕宦生涯中第一次深切品尝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可想而知苏轼赴任杭州的路上势必不是兴高采烈，而是带有挥之不去的浓重失落感，这在其至镇江之前的《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诗中有所体现，诗中写道：“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枫叶芦花营造的萧飒秋景中，诗人将赶赴杭州看作奔赴无法确知的茫茫江海，由此可以窥见诗人内心深处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和茫然无助的忧伤情怀。带着这种情绪，闷闷不乐的苏轼来到镇江，薄暮时分登览金山，山下的长江水滚滚流淌，他很快想到江水是从家乡四川流淌过来的，不禁生出了强烈的思乡情绪，于是千言万语融会成开篇一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尚书•禹贡》记载说“岷山导江”，因此长时间以来古人一直认定长江发源于岷山脚下。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位于岷江上游，由此他将长江水称作我家江水。江水从四川经过了千难万险奔流到镇江汇入大海，而诗人则由四川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被任命为凤翔判官，再回到京师，再外调杭州，途经镇江，也是一路的辗转奔波，一句“宦游直送江入海”就将苏轼离家为官的百般感受融进江水奔流入海中，《唐宋诗醇》中清代著名学者纪昀为此评道：“万里路程，半生遭遇，一笔写尽。”显然，苏轼因江水而思家园，借乡情而道仕宦，写景抒情之中以发源于岷、东注于海的江水托喻自己的行程和仕途，在诗篇起处就确立了一种低沉的情感基调。
　　紧接着诗人转向眼前的所见，写江潮涨落和冲刷江岸的痕迹：“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写江石随波出没：“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随波出没的“石盘陀”暗示着政治命运的凶险，江潮涨落和江石出没则都带有一起一伏的感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生命的漂泊和仕途的浮沉，勾起诗人心中无比强烈的落寞心情。因此诗中接下来就写登高眺望，写思念家乡，“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种望乡之情是对开头“我家江水初发源”中思乡之意的明确和再次强化，然而诗人眺望家乡却只看到“江南江北青山多”，重重山峦之外家乡依然遥不可及，因此诗人心中那种抑郁的思乡之情没有得到舒解，反而更加强烈，愈发强化了漂泊在外的愁苦。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诗人由这两句自然过渡到写傍晚的江天景色，“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再写夜间的所见所闻，“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诗中描写了一种奇怪的“江中炬火”，这些傍晚的江天景色和夜晚的江中炬火让诗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诗人也在奇异景致的触动下生出了些许归隐之志，“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苏轼对神奇景观的迷惑之中,悚然猜想可能是自己对仕途的迷恋而招致江神的惊警,于是赶紧作出解释，要顺流而下的江水成为他发誓归田的见证。因此，整首诗的思想脉络是开篇就已渗透进浓浓的思乡之情，中间再用眺望故乡加以强化，最后这种思乡之情在江山风景的触动下演变为归隐之思，以志在“归田”来终结全篇。
　　古代诗歌中，怀乡和归隐主题常常和政治失意联系在一起，苏轼《游金山寺》中的怀乡和归隐情绪正是其遭受政治打击后的一种自然表现。儒家思想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顺利时就尽力兼济天下，仕途失意时就可以独善其身，甚至可以选择离开官场，失意归隐甚至成为士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比如李白《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就写“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典型的不得志即索性归隐的想法。苏轼带着政治中受到的伤害赶往杭州，他忧伤失意的心情在滔滔江水的刺激下骤然演变为强烈的怀乡和归隐情绪，进而不可遏止地发抒于诗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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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不止这么简单，我们注意到苏轼熙宁年间从家乡返京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归隐的想法，《游金山寺》中“江山如此不归山”一句也明确道出诗人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能率性地就此归隐，传达出诗人欲归却不能或不想归的矛盾心态和处境。这种矛盾心态在他到达杭州后曾再一次流露，《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中言道：“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感慨新党当政的政治环境下难以有所作为，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苏轼强调的仍是“未能”退。几年后，苏轼在中秋佳节怀念弟弟的《水调歌头》词中继续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坡仙集外纪》记载宋神宗读至此，叹曰：“苏轼终是爱君。”显然，皇帝也读出了苏轼内心深处对现实人间生活的执著，对朝廷君恩的念念不忘。可以说，这种欲归却不归的矛盾心态在苏轼诗词中反复出现，《昭君怨》词中甚至直截了当地道出：“欲去又还不去。”
　　苏轼“欲去又还不去”的矛盾心态为何如此突出？是其不能还是不想归去？诗人的作品已透露了答案。《游金山寺》最后说：“有田不归如江水”，苏轼指着江水发誓等有了田地后一定离开官场。《减字木兰花》中：“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抒发无田不能归的苦闷。此外，《寄题梅宣义园亭》中“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中“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则是诗人报恩未成不能归去的现实无奈。这种有田方归和报答君恩的思想是使苏轼留恋仕宦的主要原因，从中也道出诗人内心追求一种功成身退的美满结局，这正是古代士人融合“兼济”、“独善”而成的理想完美人生。
　　由此可见，苏轼其个人的归隐建立在功成而身退的逻辑起点上，只有实现“致君尧舜”，有为天下，才能毫无遗憾地谈及告老还乡。受这种强烈的事功“壮心”的驱使，苏轼尽管极度向往和渴望“归隐”，却别无选择地只能在无比残酷恶劣的政治漩涡里继续挣扎，希冀能够找到时机建功立业，贡献国家。《游金山寺》创作时苏轼的仕途人生刚刚展开画卷，他只能将其归隐之思偶然流露后再压入心底，整理心情迎接命运接下来的挑战，无奈背后其实已转变为积极、有为的入世态度。
　　伴随着苏轼内心深处“欲去又还不去”的斗争，《游金山寺》一诗的情绪色调也逐渐由失意落寞转变为平静旷达，这在其景色的描写中表现得最明显。“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的江潮涨落，“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的江石出没，“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的层峦叠嶂，登高眺望中的这些景色合力激荡起诗人心中望乡却不见乡的思乡之情，酝酿出诗人浓烈的“羁愁畏晚”之感。由此诗人丧失了游览的兴致，他一度想要“寻归楫”，却被“山僧苦留看落日”。在这一去一留的转折中诗歌自然过渡到写落日时的江天景色，“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一句用靴子的底纹形容水面波光粼粼的景象，一句用鱼尾来形容落日晚霞的景象，两个比喻既新颖又形象，描绘出一种安静祥和之美，也传达出诗人此前的羁愁之感经此已经逐渐平复。紧接着诗人描写“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目光所及有江水、炬火、青山和飞鸟，视野阔大，神思飞腾，这恰恰是诗人站在高处眺望长江、俯视寰宇的所见所闻所思，可以说诗人的心胸有多开阔，眼中的景色就有多壮观，至此苏轼已经完成由羁愁失落到平静旷达的心理转变。
　　如此看来，苏轼《游金山寺》这首诗中抒发了诗人在仕宦失意下的一种怀乡和归隐之思，然而却是一种“欲去又还不去”的矛盾心态，其中有现实束缚下的无奈之意，更主要的还是诗人心系魏阙与意在江湖两种思想较量后的理智选择。正因为如此，苏轼面对政治的失意没有一味消沉，而是很快转变为平静旷达。《游金山寺》中的旷达情绪只是初露端倪，苏轼后半生接连遭受愈来愈严酷的迫害打击，乌台诗案中被逮捕入狱，差点丧命；黄州、汝州、惠州、儋州等地的一贬再贬，境遇每况愈下，然而诗人的旷达乐观态度却挥洒得愈发淋漓尽致。苏轼这种愈挫愈勇、旷达乐观的情怀受到后人无限推崇，已然成为一种对待挫折的精神典范。所以林语堂先生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苏轼是“一位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旷古奇才乐天派”。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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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艳喜： “欲去又还不去”的归隐之思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