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相爱的日子》讲了一个十分平淡的故事。一对大学毕业的男女，在一次酒会上相识。校友之类的关系，双方都没有放在心上，倒是同样蹭饭、同样无人理睬的现实处境让两人迅速亲近起来。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那么两个孤单的人，在同一座并不属于他们的城市，用年轻的身体相互打发寂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他们的关系其实也稳定了一些时候，男的也从开始要解决实际问题转为想办法试图对她“好”一些。可以说，“事情正在起变化”。不过，也就仅此而已。当女的回了一趟老家，摆出两个丈夫候选人之后，他“反复地比较，反复地看”，替她选出一个她已经属意的角色。也许他们都知道结束的这一天总会到来，所以心平气和。没有期待，也就无所谓失望，不过，小小的失落也是难以避免的：“人去楼空，可空气里全是她。她真香啊。”
　　这一个无言的结局，倒让我想到《哺乳期的女人》。《哺乳期的女人》的结尾是一种呐喊，所有看似平静、轻松的叙述都在为这一刻的爆发积蓄力量，因此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戏剧化的。小说戏剧化的好处，在于作者极有分寸地将问题一步一步延宕，在读者的好奇达到燃点的时候，又自然而然地让情绪的火花点燃无限膨胀的好奇心，在振聋发聩的巨响中升华主题。写作《哺乳期的女人》的毕飞宇应该说是冷静的，但是这冷静掩饰不了他的激情，可是，《相爱的日子》不是这样。在这个短篇里，毕飞宇一如既往地操控着文字，让文字随着他的情绪宛转流动，因此他的思考在叙述的推移中就像时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流逝那样的不经意，而《相爱的日子》寓无形于形、寓无象于象，作者自觉地隐身于作品描述的生活之中，主要是在提出问题，诱发读者对生活进行思考。它的主旨虽然被隐没在字里行间，但又十分清晰、深刻地传达出来：生活第一，而人生价值不过是生活的衍生物——至于如何对待人生价值，这是作家和所有读者同样在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事实或如王彬彬所说，毕飞宇“是一个超越意识很强烈，超验追求很执著，形而上情思很丰富的人。在几乎每一篇作品里，毕飞宇都想要传达某种终极性的迷茫或感悟，某种超验性的困惑或求索”①。毕飞宇小说的一大品格，就在于这种智者的知性色彩，即对一些终极价值的思考。王彬彬说“叩问历史”是毕飞宇“超验追求”的主导指向，我以为，不如说“叩问历史”是他“超验追求”的一种途径或方式更为恰当。相较于毕飞宇对刚一逝去就成历史的题材的嗜好（比如《玉米》系列），《相爱的日子》无疑是直面当下的作品。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彻头彻尾的生活化——作者甚至连擅长的机智俏皮、清新隽永的画龙点睛式的插入语都弃置了。
　　我以为，这篇小说是毕飞宇创作稳中求变的一种体现。稳定或者说延续性在于，如果从毕飞宇的创作个性看，他对当下的这种观察和描摹，与他“叩问历史”的作品一起，最终都证明了他对探索超验的、形而上价值的迷恋和执著，而如果沿着毕飞宇的创作脉络看，不妨认为是他“超验追求”又多了一种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期的《彩虹》与《相爱的日子》共同表明了毕飞宇近期在所谓题材上的“转向”）；变化在于，毕飞宇从“叩问历史”转为“直面人生”，表明他的“超验追求”从作为终极价值的“真”趋向于作为社会伦理的“善”。因此，我将毕飞宇近期的创作变化概括为从“真”向“善”的位移。
　　“善”当然仅只存在于生活之中。小说题名冠以“相爱”，其实讲的主要是“日子”，也就是世俗生活。《相爱的日子》的特别，是让我看到了“近乎无事”的悲剧的再度上演：在中国，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以至于人人都快处之泰然了。鲁迅指出，“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②。而毕飞宇文字的畅达和情绪的平静，也仿佛《记念刘和珍君》里的“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一样，不动声色之中自有痛定思痛的沉郁。在这个意义上，毕飞宇正是一位诗人——一位摹写了生活并且让人无法不有震撼之感的艺术家。
　　一对男女，“一个星期见一次，一次做两回爱”，这样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只为解决生理上的需求吗？显然不是。小说写道：“他们没有同居，但是，两个人却是越来越亲了，偶尔还说说家乡话什么的。”促使他们“越来越亲”的因素，就像开始的时候拉近他们距离的并不是什么校友那样，这里当然也不是偶尔说说的家乡话，甚至都不是肉体关系——虽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事情实际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了，让他们产生关联的，就是出于对温情的渴望。在钢筋水泥的世界之中，两颗孤独的心灵互相为对方取暖，所以说，这对男女用身体互相安慰，其实更多是各自对对方精神上的支撑。在“他”第二次找“她”的时候，她虽然感冒很重，可是“刚才还哭的，他一来似乎又好了，脸上都有笑容了”，而他“想起了上个月他熬在床上那几天，突然就是一阵酸楚”。且不说具体生活上的帮助，这种出于相似困境产生的对各自生存状况的理解，不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吗？假如这种精神上的相濡以沫都不算爱情的话，那它还能是什么呢？或者我们还可以反过来问，如果这不是爱情，所谓爱情又能是什么呢？
　　但是，男女主人公小心翼翼地不去谈论这个问题，这让他们的相处既自然又十分地不自然。说自然，是因为爱情也意味着相关的责任，如果他们不捅破这层窗户纸，那么所有的那些责任也不会落到他们头上，这让他们的每次相会都很轻松；说不自然，在于他们心中最深处都有一个结——每次都绕道而行，其实挺累人的——当然更可以说，正因为它的存在，两个人的交往彼此更具吸引力了。作者基本将两人相处中不自然的那一层面虚化，我们仅能从一个小地方窥视出他的用心良苦：“他对自己尽可能地控制，好让她更快乐一些。她好了，他也就好了。他就希望她能够早一点好起来。”“她好了，他也就好了”，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爱情的逻辑。
　　问题在于，爱情之于他们毕竟是奢侈的，而这一点他们两个都十分清楚，并自觉地守住这条界线，绝不跨越雷池半步。男的在欲望的驱动下第二次找她，打电话的时候，“他自己也听出来了，他的油腔滑调了”。这时有个插入语，既是男人内心的自我解嘲，也是作者恰如其分的点评，好就好在两重声音合而为一，衔接得极其自然：“这样的时候只有油滑才能保持他弱不禁风的体面。”与此相类，他们第一次相会以后的“对话”也在这种可进可退、模棱两可的情境中展开：
　　
　　她笑了，突然就有些不好意思，把她的脑袋埋在他的胸前，埋了好半天。她拽紧了他的衣领，抬起头来，说：“真好。都像恋爱了。”
　　又是一阵风。他的眼睛只好眯起来。等那阵风过去了，他的眼睛腾出来了，也笑了，“可不是嘛，”他说，“都像恋爱了。”
　　
　　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谈”“恋爱”，但是两个人都用了“像”字。如果我们注意到女的在“都像恋爱了”这句话前面有“真好”这两个字，那么，说她对恋爱存有几分向往之心也就不为过了。相比之下，男的说“可不是嘛”，只是对 “都像恋爱了”这个似是而非的判断的赞同，并没有像女的那样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一个“真好”，一个“可不是嘛”，作者的分寸在这个地方表达得相当到位、传神：爱情是什么呢？不知道，“像”就可以让人满足了；爱情之于他们又有什么作用呢？不是不也挺不错嘛，要是爱情是不是会很麻烦？基于这个共同的认识和立场，他们的关系似乎也就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么长的日子以来，撇开性，他们其实是像兄妹一样相处的，她在私下里已经把他看作哥哥了。”而他呢？“最初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私心的，一心只想着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不同了，他更像一个哥哥，要体贴得多。”其实，作者在这里是耍了一套花枪。看起来似乎作者也承认，既然爱情遥不可及，那么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兄妹之情不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吗？这是一个陷阱，也许还可以形象地说，这是作者为读者的理解故意铺设的歧路。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他们之间相互安慰、相互支持的情感联系就是那个称为爱情的东西——假如我们非得为它找个名称，那么爱情实在比兄妹之情要贴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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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就有必要说说这篇小说的结构。小说开始是以女子为视角的，在女子的目光牵引出男人之后，就纯以男人为基点叙述（后来男的面试失败，她耐心劝慰他时还有几处“心理描写”），两者所占篇幅比例大概在1:5左右。这个比例显然是不对称的。我最初的猜测是这样：作者开始的构思可能像开头显示的那样，是以女子为视角的，后来放弃了，选择他更有把握的男人作为中心，但是这个开头却保留了下来。可是，更明白的事实在于，把整篇小说完全整合到男人的叙述之中并不是困难的事，作者为什么留下这样的痕迹呢？我想了想，以为这也可能是作者的一种暗示。像上面分析的那样，女子在对“像恋爱”的刹那感动发表过“真好”的感慨和评论之后，几乎完全被作者隐去了她的主观感受，我们能看到的，是男人情感的逐渐深沉，那么，女的是不是也像男的那样有一个变化呢？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女的正生病，男的要请她的客到医院，她的反应是这样的：“到底上过一次床，又太孤寂，她无缘无故地就拿他当了亲人，是‘一家子’才有的口气，‘唠叨死了你！’”这简直是情人间温馨的小打小闹了。到小说结尾，他们共同选定她的丈夫的这段描写十分精彩：
　　
　　他把手机拿过来，反复地比较，反复地看，最终说：“还是姓郝的吧。”她想了想，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还是收入多一些稳当。”她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商量的进程是如此的简单，结论马上就出来了。她就特别定心、特别疲惫地躺在了他的怀里，手牵着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后来她说：“哥，给我穿衣裳好不好嘛。”撒娇了。他就光着屁股给她穿好了衣裳，还替她把衣裤上的褶皱都拽了一遍。他想送送她，她说，还是别送了吧，还是赶紧地吃点东西去吧。她说，还有夜班呢。
　　
　　离别的时刻很平静，连送别的仪式都免了。女的撒娇，不过是她对这个特殊时刻的一种刻意的处理方式，而我们略加品味就嗅得出这里面味道：并不是她无动于衷。作者开头以女人为视角的那些书写，目的是在提醒读者：男、女两位主人公之间的凝视是双向的，一方的打量总有相同的“反作用力”聚集在本人身上。男的对女的有爱情，反过来同样如此。
　　一对男女在陌生的城市里相互安慰，是发乎“情”；而他们在情意正浓的时刻放弃这段感情，却也合乎“理”。只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呢？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生活逻辑，即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很明显，男女主人公在小说里都没有姓氏，没有面貌。这应该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种暗示。如果某种观念在一群人当中获得广泛的“认同”，那么从这群人当中随机抽取案例显然比指名道姓要更有说服力。毕飞宇此处隐去主人公的名姓，突出他们的年龄和家庭及教育背景等内容，正是意在强调这一群人相同的生活态度。在小说中，男的大学毕业没找到体面的工作，他那次失败的面试应该也代表了他其余若干次的尝试，这样自然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宁可在深夜做搬运蔬菜的体力活。女的呢，我们循着蛛丝马迹搜寻过去，也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同样地不尽如人意。我们只要怀有“同情的理解”之心，对这样的结局也就不能轻率地加以指责。我们毕竟站着说话腰不疼，而他们更不能将爱情当面包。所以，毕飞宇用轻盈、细腻的笔调记录下来的这段“相爱的日子”，其实正是在陈述爱情的消亡——而且，正如我们不乏同情那样，毕飞宇也赋予了善意的理解，但他更严峻的言外之意在于，爱情的消亡竟然是当事人事先、暗中的默契。这才是小说真正深刻的地方。
　　因此，说毕飞宇仅仅反映了一种社会问题，就是不准确的。《相爱的日子》要说的是，谋生如此艰难，爱情到底可以在这样的人生之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鲁迅在《伤逝》里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就小说来看，男女两位主人公尽管都很辛苦，活下去却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他们日后会不会后悔现在的轻率呢？根据小说的叙述，我以为不会。小说提及他们各自以前的感情经历，用了“无疾而终”这个词。正是这一次两次的“无疾而终”，抹平了他们感情的棱角，而假如他们在爱情上的迟疑和冷漠全是个性的原因也就罢了，可从他们后来的态度来看，显然并非如此。所以更可能的是，就像他们分别之际那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一样，他们日后思及这段经历，也只存有一种遥远而朦胧的简单的记忆而已，换句话说，其意义不过在于它曾经是自己人生的一块碎片罢了。因此，小说最终告诉我们，生活的重压造成现实中的人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美好价值的主动疏离和背叛，就构成了人的异化。不夸张地说，甚至我们对主人公境遇的“同情的理解”，究其实质就也是一种异化。
　　我这样理解，并不就认为作为善的存在的某些人生价值的绝对性，也就是并不将这些价值本质化。就像并没有一个尽善尽美的抽象的爱情一样，人生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是被经历的具体存在，它不应该被本质化，不可能和具体的、历史的人脱离联系。正是因为这些具体而实在的美好的东西，生活才值得期待，因此，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放弃人生的某种美好的东西，总是一种悲剧。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相爱的日子》之所以是书写了一个悲剧，正因为两位主人公经历并体验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却主动放弃了，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主动抓住这个东西，故事的悲剧色彩就更加沉重了。所以，虽然毕飞宇的叙述始终从容不迫，从头到尾都充盈着一股细腻的温情，只是我们实在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压在纸背的深沉的思考。生活本来就是“含泪的微笑”，我们应该抱怨吗？或者，难道我们不应该抱怨吗？前者是承认现世合理性的犬儒主义，后者则是追求价值的理想主义；仅有前者，我们生活在现实的每一天都有着情何以堪的痛苦，而失去了后者，人也就沦为沉溺于饮食男女的行尸走肉。毕飞宇仍然脱离不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但他把这种追求完全隐没在日常生活当中了。
　　生活总是再平凡不过的，毕飞宇的着眼点、着手处就是鲁迅意义上的“近乎无事”的日常生活——理所当然地，它反对的是那种对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处理，更反对对日常生活的庸俗主义态度。毕飞宇在最近的讲座当中说：“所谓技巧，在我的眼里无非就是作品反映出生活的质地、来龙和去脉，或形似，或神似。得‘像’。怎么才能‘像’，作家不通世俗人情是不行的。”④《相爱的日子》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理念。整篇小说，流水一般地记述两个年轻人相识、相聚、相别的过程，书写的是男女之情这样的“世俗人情”，却又言此意彼，浸淫于世俗生活而又超越世俗生活，从而达致对作为存在的人以及人生价值的拷问，既“形似”又“神似”，可以说臻于化境。米兰•昆德拉认为，“让一个人物‘生动’意味着，挖掘他存在问题。这就意味着：挖掘一些处境、一些动机，甚至一些构成他的词语。而非任何其他别的”⑤。毕飞宇所谓的“像”正是囊括了昆德拉让人物“生动”在内的更为全面的对小说特质的概括。它是集生活与创作为一体的一种人生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毕飞宇强调“‘我’就是依据”⑥，换句话说，“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依附于“我”，才能被经验、表达和升华。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说，《相爱的日子》是已经展现在众人眼中的一个最佳状态的毕飞宇。它是当之无愧的一篇杰作，也是毕飞宇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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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彬彬：《城墙下的夜游者》，毕飞宇，《祖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②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③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3页。
　　④⑥毕飞宇：《文学的拐杖》，《上海文学》，2007年第7期。
　　⑤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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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龙： “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