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原指人的大脑的“智能”或“创新精神”，欧洲在17世纪后，“机智”成为文艺理论的一个术语，特指文学家所具有的发掘出色的、令人惊叹的和似非而是的比喻的能力。现代的一般用法是从17世纪这个文体用法演变而来的，指的是一种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法，是作家有意用来产生一种滑稽的意外感的手段。①我们这里所讲的“机智”，是指中国现代随笔家在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创作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才智机敏、似非而是的语言表达法。随笔的机智文风，关键在于随笔家能否独具慧眼，发现事物的矛盾，并以出人意料之外的巧妙手段戏谑客体对象，从而赢得智慧之美。
　　现代随笔家的机智，首先表现在才智机敏上，对事物有特别的洞察力和鉴别力，能迅速发现矛盾、揭示矛盾，以言语的巧妙，立刻压倒对方，并产生逸趣横生的艺术效果。赫兹利特认为：“采用诙谐和幻想的方式，将那在表面上似乎相同的各种观念或者其中潜在矛盾丝毫未被觉察的事物细致地分解或区别开来，这就是机智，好比将那乍一看似乎是完全相异的事物混同起来同样都是机智。”②因此，陈瘦竹指出，机智的人就意味着善于“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旁敲侧击，出奇制胜”。梁遇春是一个特别喜欢做“反题”的随笔家。他以为真要得知识，求学问，不是上课堂听讲来的，而是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读书才能领略出味道来（《讲演》）；人们正忙于讨论“人生观”，他大唱反调，探讨起“人死观”，以为我们对生既然觉得十分的乏味，为什么不勇敢地放下一切对生留恋的心思，默想死的滋味（《人死观》）；社会中的人们一般都恭维“君子”，他却欣赏“流浪汉”，“流浪汉”富于幻想、勇往直前、生性快乐、个性特异，这种“流浪汉”精神，刚好能给麻木不仁的中国以一服极好的兴奋剂（《谈“流浪汉”》）；人们认为小孩子的天真最好，他却不同于流俗，以为这是把无知误解为天真，不晓得从经验里突围而出的天真才是可贵的（《天真与经验》）；他把整天一成不变地贩卖死知识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不客气称为是“智识贩卖所的伙计”，因为他们将知识的源泉——“怀疑精神”一笔勾销（《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梁遇春随笔让人感到“怪”和“新”，就在于他善于抓住事物的矛盾，把握矛盾的另一方，使两者之间相互比较、相互衬托，从而导引读者进入新的观念层面，给人以思辨的新奇感和睿智美。
　　钱钟书说，“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论快乐》）。他的机智也是表现在对事物矛盾的捕捉上。如他笔下“魔鬼”反客为主，滔滔不绝地大谈“你的识见竟平庸得可以做社论”、“自传就是别传”等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法语中的喜乐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的，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你要永久，就该向痛苦里去找。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钱钟书揭示了人生对快乐和痛苦抉择的悖论性问题（《论快乐》）；他认为，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说笑》）……这些都是随笔家的智慧的独语。在他笔下，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他可以发现其缝隙，发掘其矛盾；另一方面，人们以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他可以发挥奇思妙想，挖掘出类似点，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这就是随笔家智性的巧妙表达。如他的《吃饭》，一开头就一语惊人：“吃饭有时候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钱钟书以人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吃饭”为例，这是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的形而下的事，但他阐发的是一个形而上的道理，即“一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你看，钱钟书能从“吃饭”的社交功用里，发掘出背后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来：
　　
　　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与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
　　
　　钱钟书这一见解相当深刻和精警。如果说，“吃饭”这种人的自然本能需求，一旦被当作一种权谋来运作时，它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主权旁移”的异化现象。钱钟书的机智还表现在打破思维惯性，实现思维的大跨越，玩索差异，异中求同，化二为一。如《窗》中称：“哪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这是把情人幽会跳后窗与学者做学问之事联系在一起，从而顺带一枪讥讽了学者所谓做学问的捷径。又如《释文盲》里说：“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不懂文学鉴赏的“文盲”，与后宫的太监简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但钱钟书却“远取譬”，把相隔很远的事物出人意料地联系在一块，以激发读者丰富的联想，获得深刻的启迪。
　　其次，笔者以为，随笔家的机智还反映在修辞策略上。随笔家在进行艺术构思时，常表现出居高临下、游刃有余的主体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通常不是直接的表露，而是通过“修辞”行为而体现的，这就是随笔家的机智。弗洛伊德曾把机智分为“无害机智”（harmle  wit）和“意向机智”（tendency wit）。“无害机智”是一种不带恶意地引起听者的大笑或微笑；“意向机智”是一种挑衅性的机智。这种机智以辞令上的讥笑性变化，直接对某种特殊的物体或靶子发笑。在中国现代随笔作品中，既存在着“无害机智”，这反映在随笔家撰写大量的知识性、趣味性的作品里；但具有较深刻思想的作品，往往带有随笔家的“意向机智”，是以言语上的修辞策略而达到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周作人是一个极富机智的随笔家。他曾称：“我平常喜欢拨草寻蛇地说闲话，惹得几件小祸祟。”③不过，他“拨草寻蛇”功夫并不是许褚式的赤膊上阵，而是有巧智、有策略。《前门遇马队记》，便是他运用悖论式思维而表现出来的机智文风的典型例子。文章记录了1919年6月5日，他去前门买东西时，在路上被一队骑着高头大马的军警冲撞一事，反映了“五四”后北洋政府慌了阵脚，派遣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的事实。但在记述这一过程中，周作人故意用悖论式的思维，装痴卖傻，凸现文本内容的矛盾性，以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从表层上看，他颂扬“人”即“军警”，批评“无知的畜生”即“马”；然而字里行间却分明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就是周作人的机智之处。他后来回忆道：“这篇文章写的并不怎么的精彩，只是装痴假呆的说些讽刺的话，可是不意从相反的方面得到了赏音，因为警察所注意每周评论，时常派人到编辑处去查问，有一天他对守常说道：‘你们的评论不知怎么总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来，实际上全是要不得。’据守常说，所谓有些文章即是指的那篇‘遇马队记’，看来那骑在马上的人也隔衣觉着针刺了吧。”④显然，周作人学习了英国“狂生”斯威夫特的讽刺笔法，让警察“隔衣觉着针刺”。
　　这种挑衅性的“意向机智”，在中国可以称之为“春秋笔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游、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辞，不能改一字。”在严谨、准确的选词用语中，作者的思想倾向隐藏其间。刘熙载也指出：“《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艺概•文概》）后人把这种文笔曲折、寄寓微言大义的文字称为“春秋笔法”。中国现代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专制，促使中国现代随笔家常常机智地运用“春秋笔法”，曲折而犀利地传递出自己的言说主张和政治立场。鲁迅既撰写了不少直接批判社会，抨击当局的战斗性文章，但他也巧妙运用“春秋笔法”，撰写大量“文见于此，起义于彼”的随笔。如《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鲁迅几乎全篇都在对所谓的“考古”，大发妙论，逸趣横生，好像不指涉现实，然而篇末笔锋一转，却告诫人们他这些推定都是“读书得间”而来，这种方法不可与现实联系起来，妄加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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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
　　
　　所谓“忘八”，是封建时代流行的俗语，指忘记了概括封建道德要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也即“无耻”的意思。鲁迅在这里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反讽的色彩，国民党当局打着所谓遵循传统道德“八德”的匾额，却不敢提及封建道德要义的第八个字“耻”字，因而所谓“忘八”的正是这些当局的“无耻”要人。鲁迅只不过正话反说，显示了他过人的机智和才华。
　　建国后的特定历史语境，知识分子“春秋笔法”的运用，几近于绝迹。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张中晓，70年代末再次崛起的巴金，都是建国后随笔家中的佼佼者。《思路》，是巴金《随想录》中笔锋较为犀利的文章之一，其叙事策略就是属于“春秋笔法”。文章分两节，第一节开篇就在唠叨自己的“老化”，以为自己如果不多动脑筋，就会变成随风推动的“风车”，这是来自“文革”的深刻教训。因而，他提出思想要离开“风车”，走自己的轨道。接着来引出长期以来困扰他内心的一个疑惑：“‘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同一位外宾谈话，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四个人’会有那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始终讲不清楚。”至此，文章转入第二节记述，不过，巴金表面上暂时抛开这一敏感的话题，却把话锋转到自己十天前到西湖瞻仰岳王坟的事，谈起风波亭的冤狱：
　　
　　从十几岁读《说岳全传》时起我就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秦桧怎么有那样大的权力？我想了几十年，年轻的心是不怕鬼神的。我在思路上遇着了种种的障碍，但是顺着思路前进，我终于得到了解答。现在这样的解答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介绍西湖风景的电视片，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
　　
　　作者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前思考。巴金引述了明代诗人文征明撰写的《满江红》碑文，其中最后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他不禁赞叹文征明这位四百多年前的诗人竟有如此的胆量和智慧。由文征明的词，巴金联想到他小时候阅读过曾祖李?的《醉墨山房诗话》。他正是从这本诗话书中第一次读到文征明胆识超群的这首词。而他曾祖李?对文征明这首词特别赏识，认为“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一句，是“诛心之论，痛快淋漓，使高宋读之，亦当汗下”。巴金对他这位曾祖也是相当佩服：“我曾祖不过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他却理解、而且赞赏文征明的‘诛心之论’，这很不简单！”巴金由此得出结论：“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时，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文章戛然而止。表面上看，巴金没有回过头来重新探讨引起他困惑的“文革”问题。其实就其实质而言，他对造成风波亭冤狱原因的探究，已经解开了这个曾经盘踞在他内心多时的困惑。只不过，他以前不敢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不敢越过种种人为的障碍，自然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眼光敏锐、思想深刻的随笔家，往往能以简练紧凑的语言形式，表达那种对事物透过现象、直逼内里的看法。所谓“一字诛心之论”，就是这类语言形式的高度概括。因而，典型的机智是以“警句”（亦称“格言”）的形式表达的。这类“警句”在西方一些随笔大家的作品中时常出现。帕斯卡尔、培根、尼采是最擅长撰写这类作品的典型作家。在中国现代随笔家中，鲁迅、钱钟书、张中晓、王小波等是擅长用“警句”表达的随笔家。
　　鲁迅从战乱钞票折价换银元而引起心理震荡一事，悟出了“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灯下漫笔》），这是从日常生活里得到启发而引申出来的警句，是不折不扣的“诛心之论”。其他如：“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忽然想到》）；“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这也是生活”……》）。像这类型句式，浓缩着鲁迅丰富的人生经验，也凸显其非凡的洞察力。钱钟书笔下文章，常常是妙语连珠，警策动人，处处显示出其超凡拔俗的思想与智慧的光芒，如：“自传就是别传”（《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论快乐》）；“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谈教训》）。柯灵说钱钟书的文字里有“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⑤。张中晓，这位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在贫困的绝境下，他仍坚持思考和写作，如：“人们口中越是说绝对、完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人间根本不存在”（《无梦楼文史杂抄•二十》）；“历史的重复在于古今人心相同。称王道霸之情古今皆一，所不同的仅是手段（形式）”（《拾荒集•六二》）。可见，张中晓对历史与现实的洞悉和批判，是非常精警和深刻，难怪有位资深记者称道：“读张中晓的笔记就像读尼采的书。”王小波是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位自由撰稿人，他颇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赞成罗素讲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他以为大多数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他认为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在他的随笔作品中，我们同样也可以阅读到他那智慧火花迸射的“警句”，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思维的乐趣》）；“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知识分子的不幸》）。
　　我以为随笔中出现的“警句”形式，是随笔家典型机智的杰出表现，是他们深刻的人生内容与新颖尖锐的语言形式的完美统一。这种极致的言说方式，不是每个随笔家都能拥有的，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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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 .朱金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86-387 .
　　②转引自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89 .
　　③岂明（周作人）.闲话集成（五十三）•“何必”[J] .语丝，1927 .（118）.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256-257 .
　　⑤ 柯灵.促膝闲话钟书君[A] .钱钟书研究[C] .第1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223 .
　　

• 黄科安： 机智：中国现代随笔观念的艺术构建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6期
• 黄科安： 闲笔：中国现代随笔观念的艺术构建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