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看来，在爹爹农场的林子里闲逛的那些年头真好。像别的白人农场一样，地大多荒着，这里种了一点，那里种了一点，耕地之间到处是树，要不就是无人过问、长得很长的杂草，还有荆棘和仙人掌。在雨水冲出的沟壑里，也长满了草和荆棘，还有一些裸露的石包。不知道何年何代，有块石头从非洲温暖的泥土里冒了出来，后来经过来自千里万里之外的太阳和风的不断打磨，凿出无数的洞眼和蜗牛纹。石头正好托得起充满遐想的小姑娘。在她眼里只有一条朦胧的、杨柳夹护的河流，还有一座微微发光的城堡——有小姑娘在唱：
　　网飞起来了，越飘越宽，
　　镜子破了，这边，那边……
　　当她从玉米秆夹成的绿色巷道挤过去时，弯弯的叶子活像洒满了阳光的大教堂，脚下的红土踩上去实实在在的，有着美丽的红星花边的独脚金似乎正要传唤在那里呱呱地发出警告的黑驼子：从北方寒冷的森林里生出来巫婆会突然从玉米地里冒出来，站在她的面前，然后，玉米地会消失和逃跑，把她撇在橡树交错的根须里，又密、又软、又白的雪下了又下，樵夫的灶里堆满了柴火，发出迎客的红光。
　　睁开好奇的双眼看着阳光充盈，但是又荒凉而狂野的景色，白孩子本应以为这一切都是她的，因而视穆莎莎树和棘棘树为朋友，觉得心情舒畅，与四季的更替合拍。
　　可是这个孩子看不到穆莎莎树和棘棘树的真面目，因为她的书里装的是外国的仙女，她的河都缓慢而平静地流淌着，她知道?q树和橡树的样子，还有那些生活在英国溪流中的小动物的名字，而表示非洲南部处处可见的“veld”（草原）这个词倒是陌生的，尽管她只记得这个。
　　正是因为这样，有好些年，“草原”对她来说都不真切；太阳射来的是外国的阳光，风吹来的是异域的话儿。农场的黑人对她来说像周围的树木和石包一样疏远。他们并非人各有面，而是像蝌蚪黑乎乎的一片，难分彼此，只有当领钱的时候答的一声“到了，老爷”才能使人想起他们的存在。一个又一个季度，他们从数百甚至上千里以外的北方和东方来，在这里呆上几个月，然后会突然心血来潮，又到别的农场去。至于为什么，谁也用不着去打听；至于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或许远远地到了约翰内斯堡那些神奇的金矿，据说那里的工钱远远超过非洲这一带的每月几先令和一日两顿的几?g棒子面糊糊。
　　孩子被调教得对这些安之若素：遇到手里的书掉到地上，仆人会从百十码开外跑过来为她捡；任随人家，包括与她一般大小的黑孩子，叫她“小姐”。
　　后来，当感到农场太小，不能满足好奇心了，她经常夹着枪，带着两条狗，穿过一个个水塘，爬上一座座山峦，去老远的地方游逛。狗和枪都是壮胆的。有了这些，她就什么都不怕了。
　　每当有土著出现在一里开外的黑鬼便道上，狗就会一下子冲过去，把他像鸟一样赶到树上。他要是敢于用他那粗野而奇怪的话哄狗，就是脸厚。遇到高兴的时候，她会大笑一阵；不高兴的时候，就径直走了过去，对树上气得发疯的家伙看都懒得看一眼。
　　当几个白孩子难逢难遇地凑到一块，会冲着路过的土著大喊大叫取乐；要不就唆使狗去扑他，看他逃命的样子；要不弄一个小的黑孩子来，当小狗逗着玩——当然，前提是他们自知罪过，既不敢扔石头，又不敢拿棍子打狗。
　　再后来，孩子心头起了疑问；既然不易找到答案，这些疑问又被逐年增长的傲慢给压了下去。
　　即使把在家里做事的黑人当朋友也是不可能的。这不，一听她跟某人说话，她妈就会忧心忡忡地跑过来说：“走开，不准跟土著说话。”
　　经过长期的灌输，危险和不快的意识逐渐成形，以致听到仆人英语说错了，或者搞不懂命令，她都会毫不留情地大笑一阵——发出一阵令人感到恐惧、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恐惧的大笑。
　　大约在十四岁那年的某个黄昏时节，我沿着刚刚耕过的、露出大块大块新鲜红土的玉米地往前走，高一脚低一脚地朝对面红浪翻滚的雨塘走去。人畜已经静息，是倾听的时分，有鸟在树与树之间传递着连绵不绝的哀号，大地、天空、树叶的色泽有的暗淡，有的金黄。我的枪在臂弯里夹着，狗在脚后跟着。
　　前面约莫几百码的地方出现了三个非洲人，正绕着巨大的蚁?V走。我吹口哨让狗回到跟前来，枪一甩一甩地继续往前走，等他们恭恭敬敬地闪到一边去给我让路。想不到他们竟然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两条狗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等候着扑击的命令。气一下子朝我冲上来。土著见了人不让路，这不是明摆着的脸厚吗？ 在他们中间打头的是个老头，头发已经斑白了，弯着腰拄着棍子，肩上搭着条像披风的猩红毯子。后面跟着两个年轻人，带着捆扎好了的锅、矛和斧子等。
　　这帮人与众不同：他们不是出来找活干的，神情里有一种目标明确的庄重。就是这种庄重使我没有骂出声来。我不声不响地往前走，轻轻地招呼着不停咆哮的狗，直到离他们只有十来步了。这时老头才停下来，把毯子提了提。
　　“日子过得好吗， 小姐？”他说，用的是当地人不分早晚的那种问候语。
　　“日子过得好吗？”我回了他的话。“你们到哪里去？”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尖。
　　老头讲的是土话，跟着他的一个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走上前来，用英语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头人过河去看兄弟。”
　　哦，怪不得，原来是个头人，我心里想，并且顿时明白了，老人为什么会骄傲地站在我面前，做出平起平坐的样子——岂止平起平坐，甚至高出一筹，因为他懂得礼貌，而我不懂。
　　老人又说话了，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庄重神情，仍然站在十步开外，一边站着一个随从，眼睛不看我的脸（这对他们来说很粗鲁），而是看着我头上的树。
　　“你是农场里乔丹老爷家的小姐吧？”
　　 “是的，”我说。
　　 “可能你爹已经记不得了，” 老人通过翻译说，“可是为羊的事我找过他。我还记得见过你。当然，那时候你还……”做翻译的年轻人把手在膝盖处比了比，笑起来。
　　我们都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这是穆什兰嘎头人，”年轻人说。
　　“我会对爹说见过你，”我说。
　　老人说：“替我问你爹好，小姐。”
　　“祝你日子过得好，”我客客气气地说，因为用的少，说起来很别扭。
　　“祝你日子过得好，小姐，”老人说，并且侧身给我让路。 我走了过去，觉得枪晃来晃去的，挺不自在，狗狺狺地叫着，对失去了一次把土著当野兽追赶的游戏感到失望。
　　没过多久，我读从前探矿的人写的书，发现了“穆什兰嘎头人的国度”。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目的地是河的北面穆什兰嘎头人的国度。上那里去是为了求他答应，让我们在他的领地里寻找黄金。”
　　对我这个从小习惯了把土著当作予取予夺对象的白孩子来说，“求他答应”这个说法太离奇了，使我以前的疑问不可抑制地又浮现了出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又有一次，来了个探矿的老手。他属于那些长期以来带着锤子、帐篷、锅儿在非洲到处游荡，并且至今仍然对找到未经开采的矿脉抱有希望，坚信可以从捣碎的岩石里筛出金子来的那帮人中间的一个。当聊到从前的时候，他又用了那句话：“这里曾经是老头人的国度。从对面那些大山一直延伸到大河边上，算起来总有几百上千里地吧。”“老头人的国度”，这就是他给我们这个地方取的名字；他没有用我们取的名字——一个新的、掩盖了对所有权的篡夺的名字。
　　随着读到有关五十来年前开发非洲这一带的书越来越多，我发现穆什兰嘎老头人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所有的探险家和探矿人都认识他。不过，那时候他还年轻，也许书里提到的是他爹，或者叔叔伯伯什么的——这一点我始终没有搞清楚。
　　那一年，我在农场里土著时常穿过的地方碰到他好几次。听说百鸟欢歌的大红土地那边是公认的迁徙大路。说不定我心里老是在想，遇到他，听他跟我打招呼，同他寒暄几句，就当是解答了那些萦绕在我心头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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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我带枪的意图变了：它不是用来壮胆，而是用来打猎的了。狗也跟着变规矩了。遇到土著走过来，我们双方都会打招呼。慢慢地，长期存在于我心头的异域景色消退了，感觉自己的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非洲的土地上，山形树影均清清楚楚地浮现在面前，在我之外，黑人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大地与人亲密无间，对跳着一种古老而舒缓的舞蹈。而我成了旁观者，一个怎么也学不来他们的舞步的旁观者。 可是我又想：这是我也可以继承的；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它既是黑人的国度，也是我的国度；这里广阔无垠，足够我们大家生存，谁也用不着把别人从人行道和路上挤出去。
　　要和平共处很容易。其实，只需像我跟穆什兰嘎老头人说话时那样，双方都表示一点尊重，黑人和白人遇到时都和和气气的，对彼此的差异宽容点。
　　过了不久，出了件新鲜事。我们家总是有三个土著仆人：厨师、管家、花工。跟那些在地里干活的人一样，这些人老是换来换去，干几个月就走，或者回到家里的窝棚去了。提起土著，人们总是免不了要加上“好”或者“坏”的修饰语，评判的标准是：行为像不像仆人、懒不懒、手脚麻不麻利、听不听话、放不放肆等等。遇到家里人心情好，总能听到他们说：“你还能从未经教化的黑畜牲身上指望什么呢？”生气的时候则说：“该死的黑鬼，没有他们就好了。”
　　有一天，前来巡访的白人警察笑着说：“知道你们厨房里藏着个大人物吗？”
　　“什么？”我妈厉声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藏着头人的儿子。”警察似乎觉得很好玩。“等老家伙死了，他还要在部落里当家哩。”
　　 “他最好不要在我面前摆头人儿子的谱，” 我妈说。
　　警察去后，我们看厨师的眼光就不同了。他干活倒是把好手，只是周末的时候酒喝得太多——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看法。
　　他长得高高的，皮肤很黑，像金属一样发亮，贴着头皮长的黑头发像白人一样朝一边梳，上面别着把从商店里买的金属梳子；他对人非常客气，非常冷淡，执行命令飞快。既然知道了他的身世，我们大家都说 ：“你瞧，当然喽，毕竟流的血都不同。”
　　打知道了他的出生和前途后，妈对他就严厉了起来。遇到脾气不好的时候总是说：“你还没有当头人哩，明白吗？”他总是眼光朝下，轻声回答说：“明白了，太太。”
　　有一天下午，他要请整整一天假回家，而不是平常的半天。
　　“怎么要一天呢？”
　　“我骑车都要半个钟头，” 他解释说。
　　我注意到他走的方向，第二天就去找他的窝棚。我猜他准是穆什兰嘎头人的继承人，因为朝那个方向走，只有那么一处半个钟头可以到达的窝棚。
　　我从来没有从那个方向越出过农场的地界。我顺着陌生的小路往前走，穿过高低不平的岗丘，离家越来越远。这一带是还没有被白人种的政府的地；开始我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一经跨过边界，人就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地理环境。在宽阔碧绿的山谷里，有条波光粼粼的小河，活泼的水鸟急速从河里的苇草上空飞过。走在路上，柔密的荒草在我的小腿上擦过来，擦过去，树木长得高大而有风姿。
　　我对农场的风景早已习以为常。在那里，数百英亩遭受严重侵蚀的土地上原先长着的树已经被砍下来烧了矿炉，仍然长着的细小而弯曲；在那里，牛群已经把草地踏平，留下数不清纵横交错的沟槽，随着每个季节的雨水冲刷，变成深沟巨壑。
　　这一带从来没有被人动过，只有周游四方的探矿者的镐头在岩石表面留下了几个印子，以及流落四方的土著过夜烧火时留在树干上的一个燃痕。
　　四下里静极了。这是一个大热天的上午，斑鸠咕咕、咕咕地叫着，在风景如画的山谷里，一块块的阴影与被太阳照射着的光灿灿的地方交织在一起，除了我渺无人迹。
　　听着啄木鸟觅食时制造的迅速而均匀的咚咚声，我感觉慢慢地有股凉气从背心侵到肩胛，造成了一阵抽搐；头发根也开始发麻，一直传到身上，使人发冷，起了鸡皮疙瘩，尽管当时我正大汗淋漓。是发烧吗？我想。然后扭过头朝后面看，并且猛然意识到是害怕了。这就怪了，甚至使人感到难为情。这是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恐惧。我在这一带逛来逛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到过恐惧不安，开头因为有枪和狗壮胆，后来因为学会了礼貌地同遇到的非洲人打招呼。
　　这种感受我从书上读到过：在亘古的太阳照耀下，非洲的广袤和静寂变得令人窒息，以致觉得鸟语都具有威胁，觉得死鬼的魂会从树干和石头里走出来，使人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惊动某种老朽而邪恶，黝黑、巨大而怒气冲冲的东西，生怕它会蓦地站起来，冷不丁地从后面向你袭来。看着盘根错节的树丛，就会联想到潜藏在里面的动物；看着缓缓流淌的河水，就会想到它穿过那些由大雨造成的水洼子一层一层地往下流，最终散流进隐藏在荒野里的水塘里，夜里羚羊们去喝水，鳄鱼忽地从水里窜出来，咬住它们柔软的鼻子，拖到水下的洞穴里去。我完全被恐惧攫住了，禁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看，生怕无形的威胁会从后面赶上来抓住我。我把周围一道道的岗峦看了一眼又一眼。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似乎每走一步它们都在变化，以致熟悉的那些地标，比如从开头就一直驻守着我的世界的大山，露出山麓里一条陌生的阳光灿烂的山谷。我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完全被恐惧所俘虏。我感到头脑发昏，忐忑不安地盯着一棵棵树傻望，或者眯着眼睛看太阳。它好像已经斜到东边去了，散发出落日惨淡的余光。就这样，我猜想肯定过了几小时。等到看表，才发现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只持续了十来分钟。
　　关键的是这种感觉莫名其妙。我离家还不到十哩：如果必要，转身顺着山谷走，就能一直走到咱家的篱笆，就能脱离山麓，看到一户邻居家光闪闪的屋顶，然后走两三个钟头到达那里。这种恐惧与夜里使狗的肌肉紧张，并且令它对着满月哀号的那种相同。可是这并不是我的想法和真实感受；使人感到气恼的是，我竟然会被这种幻象所吓倒：想到这点，我平静了一些，继续惴惴不安地往前走，同时又替自己的紧张和张皇四望感到好笑。为了镇静，我有意去想正在找寻的村庄，去想进了村做什么——如果找得到的话。至于找不找得到，我还真的没有底。我不过是在漫无目的的乱走，而村子却在千百万亩荒林野草中的某个地方。想到村子，我才意识到，在自己的恐惧之外还有一种新的感觉：孤独。与世隔绝的孤独深入骨髓，使我提不起脚。要不是正好走到一座山脊上，已经看得到下面的村庄了，我肯定转身回去了。村庄由林间空地上的一些草房组成，旁边是整齐的田畴，种着玉米、南瓜和小米，远处有牛群在树下吃草，家禽在草房之间东啄西刨地觅食，狗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睡觉。赞比西河的一条支流，像大地母亲伸出的手臂，轻柔地搂着村庄。山羊布满了河对面凸起的山岗。
　　等走近我才看清楚，草房的墙壁上画有好看的图案，黄的、红的，还有赭红土色的，房顶的草被规规矩矩地编织成一束一束的。
　　这完全不像我们家无人收拾的邋遢的院子——没有根底的移民的临时住所。
　　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在院子里空旷的地方，有个很小的黑孩子坐着玩穿了绳的葫芦。他什么都没穿，只是在脖子上挂了串蓝色的珠子。我对他说：“去告诉头人，说我来了。”他把拇指塞在嘴里，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我在那里站了好一阵，似乎置身于一个荒村的外面，感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最后小孩跑了，然后来了几个女人。她们身上都用鲜艳的布匹裹着，耳朵和手臂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铜饰物。她们也不声不响地盯着我看，然后转过身去议论。
　　我又说：“我可以见穆什兰嘎头人吗？”看样子她们听懂了我说的名字，但是不明白我找他干什么。岂止她们不明白，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找他干什么。
　　 [##]
　　最后，我从她们中间走过去，过了草房，看到林中空地的大树下有十来个男人盘腿坐着说话。穆什兰嘎头人背靠着树，手里端着刚刚喝过的葫芦。当他看到我时，连脸上的肌肉都没有抽搐一下。不过，我还是看得出来他不高兴了：或许是受了我不懂在这种场合的规矩，从而表现出来的羞涩的影响。在我们家的农场上遇到我是一回事，在这里接待我又是一回事。显而易见，我根本不该来。我来干什么呢？按照社会的规矩，我不能参与他们的谈话：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更为糟糕的是，我，一个白人姑娘，居然像白人男子一样，独自在草原上行走——须知只有政府官员才有权到这一带来。
　　我站在原地傻笑，身后站着衣着鲜艳、叽叽喳喳的妇女。从脸上可以看出来，她们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新鲜和好奇。面前的老人们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警觉，摆出一副冷漠的样子。村里只剩下老人、小孩和妇女了。就连那两个跪在头人身边伺候的年轻人都不是我看到过的那两个：年轻的都到白人农场和矿山干活去了，头人只有靠临时放假回来的亲戚伺候。
　　过了好半天，老人才开口说：“白小姐打大老远地从家里来了？”
　　我顺着他的话答道：“可不是吗，也真够远的。”我原本想说：“穆什兰嘎头人，我是来对你进行友好访问的。”可是说不出口。此时此刻，我也许真的巴不得要把那些男男女女当作真正的人来了解，要他们把我当做朋友来对待，可是当初出门的时候，除了好奇，并没有其他想法：我只是想看一看我家的厨师，那个在星期天喝得烂醉、平时温顺而少言寡语的年轻人，总有一天要去统治的地方。
　　“欢迎乔丹老爷的孩子，”穆什兰嘎头人说。
　　“谢谢。”我说。然后再也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双方都不言语，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只听得苍蝇在头上飞，只看到风轻轻地摇动老人头上枝叶茂密的大树。
　　“祝你日子过得好！”我最后说。“现在我该回家了。”
　　“祝你日子过得好！”穆什兰嘎头人说。
　　离开了对我的到来态度冷漠的村庄，走过了用琥珀色的眼睛怔怔地看着我的山羊吃草的坡头，穿过了威风凛凛的大树，下到了山环水抱的谷地，只听得斑鸠在咕哝着讲不完的故事，啄木鸟在轻轻地敲击着木弦。
　　恐惧消失了，孤独感为倔强的忍受精神所代替；环境中存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一种包含了冰冷、峻刻和怨怒的不可战胜精神跟着我，像墙壁一样坚实，像烟雾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它似乎在对我说：你是作为破坏者来的。我慢慢朝家里走，心里空落落的。我总算明白了，人不能随便使一个国度像狗一样顺从，也不能凭心血来潮时的一笑或者淡淡的一句话——我也是个受害者呀，有什么办法呢？——就把过去一笔勾销。
　　后来我只见过穆什兰嘎头人一次。
　　有天夜里，我爹农场的那块大红地被踩出了一些小小的蹄印。结果发现肇事者是从穆什兰嘎头人的圈里跑出来的羊。这种事前几年也发生过一次。爹把羊全部抓了，然后派人去通知老头人，如果要羊，就必须赔偿损失。
　　他是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来的。人看上去很老，背驼得很厉害，仍然披着那床显示高贵地位的毯子，走起路来腿也僵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拐棍上。我爹坐在房子前面台阶下面的大椅子上，老人小心翼翼地蹲在他面前的地上，一边站着一个年轻人。
　　因为替他做翻译的年轻人英语不好，我爹又只懂一点点家用的非洲话，谈判是漫长而令人感到痛苦的。
　　照我爹说的，他至少损失了价值两百英镑的庄稼。他很明白，自己不可能从老头那里拿到钱，所以有权扣押羊子。老头则不断地说：“二十头羊啊，我的人哪里丢得起二十头羊！我们可不像乔丹老爷这样有钱，一次丢得起二十头羊。”
　　我爹从来不认为自己富有，相反，倒是觉得很穷。他的气来了，话说得很快，说他的损失太大了，有权扣羊作为补偿。
　　最后他气得不得了，把厨师，也就是头人的儿子，从厨房叫出来为他翻译。这下厨师译得快，爹的英语说得也快，老头终于明白爹气坏了。年轻人说话的时候像台机器，脸上毫无表情，眼睛始终盯着地上，唯有肩膀的颤动显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有多么恨，有多么不舒服。
　　眼看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天上五彩交叠，鸟儿们正在谢幕，牛群一边朝过夜的棚子走去，一边不慌不忙地低声交语。这是非洲最美丽的时刻；而在我们这里，却正上演着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最凄惨、最丑陋的一幕。
　　最后，爹爹郑重其事地说：“我也不跟你争了，反正羊是不会还的。”
　　老人忽地说道：“这么说到了旱季，我的人就只有饿肚子了。”
　　“你要是不满意，可以找警察嘛。”爹洋洋自得地说。
　　都到了这份上，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老人不声不响地坐着，低着头，双手有气无力地搭在皱巴巴的膝盖上。然后由年轻人扶着站起来，面朝我爹，又狠狠地说了一句，转身回家去了。
　　“他说什么？”见做翻译的年轻人很不自在地笑了，眼睛不敢看他，爹问。
　　“他说什么？”爹逼着问。
　　厨师站得笔直，不笑了，眉头皱到一块，最后才说：“我爹说了：所有的这些土地，你称作是你的土地，其实都是他的，都属于我们的人民。”
　　声明完毕，他就走进林子，追赶父亲去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的厨子是从尼亚萨兰来的，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伟大特出之处。
　　警察又来巡视的时候，家里把这件事跟他讲了。他回答说：“按照法律，那个黑鬼棚根本就不该立在那里；早就该拆掉了。我就是搞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没人管。下个星期我会去跟土著事务专员讲。反正星期天我要上俱乐部去打网球。”
　　没过多久，我们就听说穆什兰嘎头人和他的族人被迁到东面六七百里以外的土著保留区去了；政府手里的地将很快被开发为白人定居点。
　　约莫过了一年，我又去看过那个村子：什么都没有了。在原来有房子的地方，只剩下一堆一堆的红土、一行一行的败草、一道一道的白蚁沟；草上、荆棘上、树的低枝上，到处布满了南瓜藤，硕大的金球有的在地上滚着，有的在头上悬着，一派丰收的景象。荒原犹存，覆盖着一片新绿。
　　如果有心在这一带种庄稼，有幸分到这块温暖而肥沃土地的移民会猛然发现，在一块玉米地的中间，有的秆会长到四五米高，结的穗大得把它们压得弯弯的。因此会禁不住去想，自己究竟交了什么好运。
　　 （颜治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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