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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善存 文选 ]   

欲寻言外

◇ 张善存


  所谓“冰山”艺术,就是文学创作中的“冰山”原理,它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1932年提出的文学创作理论。当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他说:“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
  其实不仅是散文作家,小说家在创作时也经常运用“冰山”原理以求作品的简约庄严,尤其是短篇小说,不可能像中长篇小说那样有充分的篇幅来完整地表现一个生活事件的全过程及其理性思考,它只能在极有限的篇幅中强有力地暗示出事件的心理效应,进而通过事件的叙述透视出人性的内涵。
  鲁迅先生的短篇名作《药》可谓运用“冰山”原理创作的典范。不仅表现在这篇小说的基本要素上,而且小说结构和语言表达无不独具匠心,意蕴深广,每每给人以“光景常新说不尽”的审美感受。具体赏析这篇小说的“冰山”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简约深刻的题目暗示
  
  独字标题《药》,省略无尽,寓意深刻。一个“药”字,不仅简明而集中地揭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尖锐地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更有作者匠心独运的暗示寓意: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急于要治的“病”不光是华小栓们肉体上的有形的痨病,还有整个国民的无形的“精神病”,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因此华老栓的人血馒头不是治病的“良药”;夏瑜的个人奋斗也不是治国的“良药”;革命者只有启蒙大众,唤醒民众,唤起人民的意识和觉悟,推翻整个封建制度,毁灭一切封建文化糟粕,建立起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文化理念,才是推翻黑暗社会、拯救国民的真正“良药”。
  作者以“药”为题赋有极其深刻的题旨,可谓著一“药”字而“尽得风流”。总括而言,作为题目的“药”在小说文本里面至少有三层意义:
  1.展示情节。人血馒头不是治命的良药,这迷信的结果,只会使人早日丧生。于是故事由此展开,步步深入。
  2.连接线索.。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也不是良药,救不了社会的病苦,唤不起愚昧群众的觉悟。而一剂苦“药”,贯穿始末,联接人事背景。
  3.揭示主题。要寻找能根治脱离群众这一症结从而真正疗救中国的新药,只有舍此“药”另觅他方。发人深思,启人心智。
  这里,作者否定了这有形的和无形的“药”,省略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正是只露“冰山”一角的手法。
  药是医病的手段,中国的“医”字本身就包含双重意蕴。如《国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我们都知道,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对“药”本身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情感的,他从小就因父亲的病而奔走于质铺和药店之间,尤其是那些老中医开的奇特的药方,更使少年时代的鲁迅心灵蒙上了阴影。而在本篇中,“药”作为文题和统摄全篇的中心意象,蕴藏着深深的悲剧性情感体验,这一独特意象,暗示着广阔的社会时代内容和深刻的历史悲剧,同时也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社会根源。文中的那味饱醮志士鲜血的“药”,就暗示着中国文字“医”的双重含义,即误用拯救民族危机的志士之血,去医治一个小百姓家中独根独苗的痨病,无辜者被伤害以及民族精华被糟践的悲哀,从而酿成国疾、人病两不治的社会悲剧和家庭悲剧。
  
  二、明暗并行的双线结构
  
  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简明独特,意蕴丰厚。简单勾勒如下图:
  
  双线连接、交织的人物:康大叔
  双线连接、交织的事物:人血馒头
  
  两条线索通过刑场、茶馆、坟地等场景由连结到交织,最后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场。作者把明线暗线交织在一起写,相互彰显,既使情节集中,结构严谨,又很好地突出了故事全貌。
  [情节的开端]明线写华老栓买“药”,暗写夏瑜牺牲,暗示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被群众所吃;
  [情节的发展]明线写华老栓夫妇煨“药”和华小栓吃药,暗写革命者夏瑜的血被吃,预示着华小栓的悲剧命运;
  [情节的高潮]明线写刽子手和茶客们谈“药”,暗写革命者在狱中的英勇斗争,暗示夏瑜的身份和牢中的斗争精神。同时,这一部分人物最集中,把不同人物都清晰地刻画出来了。在这么多人物中,竟然没有一个略表同情的,作者从深沉的悲痛中暗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革命者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克服脱离群众的弱点,发动群众起来共同斗争,这样才能推翻黑暗社会,这对于革命者无疑是一剂良药;
  [情节的结局] 明写夏四奶奶和华大妈上坟,暗写革命者死后的寂寞与悲凉,暗示“华夏”民族悲剧的原因——两位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究竟因何而死。这是怎样的悲哀呀!一个为革命献身,母亲不理解;一个被愚昧吞噬,母亲不明了。作者用暗示法设计了一条暗线,大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如果单写华家的故事,只能反映当时群众的愚昧落后;如果单写夏家的故事,只能赞扬当时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斗争精神;而用明暗线索结构则说明了革命者只有唤醒民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才是救治民众、救治社会的真正“良药”。从而使小说主旨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能引发读者进一步思索深层的寓意。
  这一匠心独运而又具有如此丰富暗示意义的情节结构,犹如一座缓缓移动的“冰山”,宏伟扩大,层层推移。《药》巧妙抓住了一些典型的情节,暗伏大事,自然地暗示出一些重大的故事情节,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张力阔满,读起来回味无穷。
  
  三、人物符号的巧妙意蕴
  
  1907年,光复会的成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败被捕,恩铭的亲兵残酷地挖出徐的心肝炒食。不久,光复会的另一成员秋瑾女士也被人告发而被捕,7月15日于绍兴城的“古轩亭口”被杀害。一般认为这是小说《药》的创作背景。
  鲁迅对他们的被害很是悲痛,同时又结合自己的经验,深感人民不觉悟;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空想依靠少数人的力量(包括用恐怖手段)代替群众的革命运动,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秋瑾被杀害的事件为背景,“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4月25日写下了小说《药》,作者以爱憎分明的感情,塑造了几个不同类型而暗示意蕴特别深刻的人物形象,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主题,犹如黑夜霹雳,振聋发聩。
  笔者所谓人物符号,主要指对小说人物姓氏的理解和人物形象意义领悟。
  单从小说人物的姓氏上看,其暗示意义就非同一般:华夏两家,合称“华夏”,《书•武成》疏云:“华夏为中国也。”原来,鲁迅将“中国”这个古称“华夏”分别作为两户人家的姓,巧妙独特,既显示了他们之间合二为一的亲密关系,又揭示了他们之间一分为二的隔膜状况。中国那个时候就那样子,辛亥革命脱离人民,而人民落后不觉悟。但如果不是为着暗喻中国,“秋瑾”勿须叫“夏瑜”,华老栓一家不一定非姓“华”不可。
  而小说的其他人物也各有代表意义(举4人例析):
  
  华老栓——应该说勤劳善良是他性格本质的一面,但作者同时毫不留情地展示了其另一面:愚昧麻木!想想都使人感到怵目惊心。用人血馒头治病是一种迷信,他却深信不疑;他对人血馒头的来历毫无知觉,只关心自己的儿子,小说一再暗示他对革命者的死无动于衷,对凶恶的刽子手即敲诈他的骗子康大叔,毫无认识只知惟命是从,结果上当受骗,人财两空,确实令人同情;同时愚昧麻木得又令人憎恶。华老栓分明是当时社会中一部分没有觉悟的劳动群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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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老栓具体暗示了辛亥革命前的人民群众。栓,是塞子的意思。华老栓、华小栓,暗示当时广大群众(从父辈到儿辈)的脑子仍被封建的愚昧落后思想所塞住,尚未觉醒,所以作者对他既同情又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夏瑜——小说自始至终暗写的另一重要人物,他始终没有正面出场,但通过其他人物的言行读者完全能“看见”他,认识他。所以,夏瑜是小说中最“冰山”的一个人物。他在狱中坚持斗争,宣传革命,的确是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然而这是“夏瑜”式的革命,盲目性是其致命弱点,小说一再暗示和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对阿义声称“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无异于对牛弹琴,而群众在他眼里却是“可怜虫”;甚至在狱中劝极端顽固的牢头阿义造反,把阿义错当群众。对于如何造反,如何打天下,他是不清楚的。而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行动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更可悲的是他的鲜血竟被贫穷、善良的华老栓当作一剂“药”给儿子治病用。他宣传的革命道理,二十多岁的人“感到气愤”;他挨了打,驼背、花白胡子感到高兴;他说阿义可怜,茶客们说他疯了;他被杀害时,“潮一般”的人在看热闹。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他的革命脱离群众多么遥远,遥远。
  
  夏瑜的名字不由让人想起屈原《怀沙》中所言“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瑜、瑾都是美玉名,比喻某种高尚的品德,后人多有以“瑾”“瑜”取名者。夏对秋,瑜对瑾,这里“夏瑜”不仅暗指真实的革命者秋瑾,象征着革命队伍中的先行者,而且暗示他(们)是中国的精英,是华夏民族的希望。尽管他是一个在黑夜里寂寞奔驰的勇士,作者“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为之助威。
  
  康大叔——并不就如其称呼般慈祥安康,平易近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凶残、暴虐、贪婪无耻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十足的刽子手。他是作者用反意法塑造的一个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及其走狗的可憎面目。
  阿义——并不就如其称呼般的有半点“仁义”可言;相反地,他很凶残、贪婪、顽固,是一个十足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
  这些反面人物,作者并没有花费多少笔墨作系统描写,但一言一行,一鳞半爪足见其整个面貌和灵魂世界。
  
  四、深沉独特的环境设置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具体环境中的,《药》无论是情节结构思路,还是各个人物言行描写,都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比如点油灯,用洋钱,士兵衣服上的大白圆圈,古□亭口……这些一般称之为社会环境,它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社会大舞台;但是我们也知道,对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起积极意义的是另一类——自然环境。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塑造自然环境时往往附加进人物的性格因素,不露痕迹地使自然景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物的性格特征,做到自然景物人格化,可以从中看出“人”来。《药》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创作原则,通过自然环境的描写巧妙地暗示出人物的精神世界。
  比如小说开头写“秋天的后半夜……什么都睡着”和后面的“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这两段景物描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暗示作用:①这种异常单调和阴暗的环境,与华老栓爽快和充满希望的心情,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暗示华老栓希望破灭的必然性;②为夏瑜的牺牲制造沉寂肃杀的气氛,暗示了革命者脱离群众的悲哀;③暗示当时的社会现实的阴暗、凄凉和恐怖。
  类似这样的景物描写小说中还有多处,而最能体现作者匠心和高超技艺的,也是历来为人们称道且言说不尽的精彩构思,是在小说第四部分两位母亲清明节上坟时对坟场的丛冢、冷风、枯草、秃枝、乌鸦的细腻描写上。那是一派萧条冷落、荒凉寂静的景象,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不难看出,鲁迅在这一节是有意突出这种“鬼气”的,以强调夏瑜死后的悲凉。知子莫若母,连母亲也认为儿子死得不光彩,这是怎样一种令人心寒至极的悲哀和残酷啊!从中我们也不难体味鲁迅暗示这种残酷性的深意。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下面这一段细腻的景物描写: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这是夏瑜的母亲看到花环后又幻想乌鸦显灵而等待它飞上坟顶那段时间里的景物特征——这是怎样惊心动魄的等待呀!其实景物特征只有一个字“静”,“是死一般静”,是周围的寂静,更是人物心理的沉寂,形象可感,似乎能用手触摸得到。这是由于作者运用了巧妙的比喻和高明的烘托,把枯草比作铜丝,形近神似,而且丝毫不会怀疑它在发出“愈颤愈细,细到没有”的声音,尽管“微风早经停息了”。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声音的,为什么偏这么说呢?完全是因为心理期待产生的幻觉。夏瑜母亲始终焦急地期待着那只乌鸦飞过来,并且坚信不疑,所以才恍恍惚惚感觉着枯草在颤抖,这是一段十分高超的心理描写。然而那只乌鸦却始终事与愿违地固执地“铁铸一般站着”,直到她们慢慢地走了,才“‘哑——’的一声大叫”而向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使刚才的静具有了另一层难以言说的意味,增加了期待者双倍的尴尬难堪。纯粹的景物描写,却又无不暗示着人物的心理活动,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的灵魂来。
  景物的暗示意义如此深刻而又真实可信,还在于作者为我们巧妙地安排了一个完全的见证人——华大妈,自始至终的景中人。她本身的暗示意义也非同寻常。
  至于那个花环,正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暗示笔法——尽管反动派对革命者进行残酷的镇压,还是有人在纪念革命烈士,“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在“五四”前夕那种社会现实情况下,确能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然而对此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解释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是“曲笔”,是“听了将令”而“平空添上一个花环”的,所以这个花环与整个小说的意味是不协调的。坟场的“鬼气”,夏瑜死后的悲凉,是鲁迅要表达的本意,这种悲凉,才能使小说主题得以表现并深化,小说的悲剧意义才更为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花环”也完全可以“平空拿掉”,这才能和小说前部分所展示的主题相一致、相贯通——强调小说一开始直至结尾都被强调了的残酷性与悲剧性。
  我们猜想这才是鲁迅先生的本意。
  
  “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见陈希我《什么是文学》一文)无疑地,鲁迅先生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他的短篇小说《药》对“冰山”艺术的独到运用,无论是题目拟定、情节设计,还是人物塑造、环境安排,抑或语言运用、思想蕴涵,无不呈现着这一艺术的伟大魅力。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经把现代短篇小说定义为“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注:引自胡适《论短篇小说》,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272页)。鲁迅先生的《药》正是这样的上乘作品。
  当年,海明威根据“冰山”原理来创作他的作品,比如只有五万多字的《老人与海》,比如《丧钟为谁而鸣》的宏伟历史画卷,再比如《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杀人者》等都是采取这种交相辉映、互为补充的艺术结构谋篇布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海明威作品中的“冰山风格”,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
  因此,英国评论家赫•欧•贝茨称海明威的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板斧的人”,“砍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通过疏疏落落,经受过锤炼的文字,眼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我想,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正具有这样的意义,以此评论他的小说创作成就亦中肯恰切,当之无愧。
  作者系山东省滕州二中语文级教师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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